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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尼黑》的迷雾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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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3/30 出处：光明网 |
◎ 吴戈 2006-03-21
1972年9月5日，24岁的斯皮尔伯格正在看“世界体育”，镜头突然变成了慕尼黑恐怖事件现场，此后几小时他寸步不离电视，感叹:“我无法相信我看到的不是一部电影。”
虽然得到了本届奥斯卡奖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等五项提名，《慕尼黑》引起的争议却比提名更引人注目。斯皮尔伯格“并不认为任何一部电影能够解决今天中东的僵局”，但阿以双方都有一部分人对影片同样不满，也许恰好证明了他的观点“这一地区最大的敌人是不妥协”。
慕尼黑事件的策划者阿布·达乌德对当年的行动一点也不后悔，他坚持:“他们中的一些人(遇害的以色列运动员)参加过战争，杀害了许多巴勒斯坦人。无论是钢琴家还是运动员，任何以色列人都是士兵。”以色列和美国的一些舆论则批评斯皮尔伯格在道德上将摩萨德特工与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相提并论的骑墙立场。《纽约时报》称:似乎现实中就没有恶人，“首先连邪恶也没有”。美国《评论》月刊说他“急于避免对凶手表现出偏见和狭隘”。本片编剧托尼·库什纳的左翼观点也引起抨击，他认为:慕尼黑事件是个可怕的事情，但“一个问题是它为什么会发生？是什么样的恐怖产生了这个恐怖？”
正因为这个政治雷场涉及太多的判断，恐怖活动与反恐、巴勒斯坦和犹太人，以至于联想到伊斯兰世界与美国，斯皮尔伯格1998年初次接触这个题材时回避了。多年酝酿后，他才开始尝试“讲述一个源自真实事件的故事”，3个月的拍摄和随后的推广都极为低调。
斯皮尔伯格最自豪的一点是:“我们在影片中没有妖魔化任何人，包括被暗杀的目标。”2006年1月底，他对《明镜》周刊说:“恐怖分子罪不可恕，但了解一个杀人者的背景，探求他们的动机，揭示他们也是有家庭有故事的人，并不是为他们开脱，不表明你接受和原谅他，更不是软弱。我并不是用电影为中东提供和平计划，但这就是把它留给那些简单化的人的理由吗？我希望用电影强大的媒介力量来积极地挑战观众。”
目前，斯皮尔伯格有一个计划——给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儿童各125台摄像机，让他们拍摄自己的真实生活:他们是谁，信仰什么，父母是谁，在哪儿上学，平时吃什么，看什么电影，听什么CD……然后交换录像带。
道德挑战
《慕尼黑》一片的核心主题在于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决定采取报复行动时说的一句话:“人们说我们当不起文明人，我总是反对这些人。现在我有了新的感受。每个文明都有必要与自己的价值观谈判，做出妥协。”的确，以色列所做的甚至超出了传统的犹太价值观，困难在于:在与不道德斗争时应该保持一些基本的道德。
事实证明这种尺度的把握实在太难。首先是双方长期敌对的复杂心态。影片中暗杀小组组长阿夫纳的母亲说过:“我们在地球上有一个地方了，终于。”而巴勒斯坦人说:“24年了，我们都是世界上最大的难民群体，家园被夺走，没有未来，没有食物，没有任何像样的东西给孩子。”“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书记乔治·哈巴什曾经声称:“被剥夺了权利的人的愤怒和损失，使他们有权摧毁所有的道德界限。”但对运动员的杀戮深深刺激了有过受难史的以色列，片中梅厄夫人自问:“这些巴勒斯坦人是什么人?”又自答:“同埃希曼（注:纳粹战犯）一样。”于是我们看到，巴勒斯坦的暴力无畏而残忍，但潜藏着势不如人的绝望，以色列的同样无情，但并非个人冲动，而是情报机关系统的行动。
其次，慕尼黑及以色列的报复都并非孤立事件。1970年2月巴解组织一个分支在一架瑞士航空公司飞往特拉维夫的班机上安装了炸弹，炸死47人。1972年5月，4名“黑九月”成员将一架比利时班机劫持到特拉维夫，要求交换以色列狱中317名巴勒斯坦游击队员，被以军特种部队挫败，但同月以色列卢德机场遭袭，27人身亡。慕尼黑事件后10天内，巴勒斯坦人就发出了51封炸弹信件，炸死了以色列驻伦敦使馆农业参赞沙苏里。10月29日，两名“黑九月”分子又劫持一架汉莎航空公司班机，用13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将慕尼黑事件中被俘的3名同伙从西德监狱中交换出来。据说双方还有以后不再劫持德国飞机的私下交易。
无疑，斯皮尔伯格高超的叙事也解不开这些事件的纠结，他擅长的还是人性的解读，他认为:“原则上以色列总理是对的……但复仇也会有想不到的后果，可以改变人，变成人的负担，使人残酷，伦理下降。”即使必要的正当暴力，也会同时侵蚀复仇者和作恶者。斯皮尔伯格说:“也许（你的牺牲者）过着双重生活，但他们很多人是理性而文明的。这注定要拷问一个人的灵魂。”在影片中，斯皮尔伯格多次用牛奶、阿夫纳怀孕的妻子和她的孩子来表现创造与夺走生命之间的不断冲突，更不乏人性场景:受害者和恐怖分子的照片交替出现，被不同的人轻声念着;小女孩去接已经装好炸弹，将把她父亲炸得身首异处的电话。
更加激烈的冲突在阿夫纳的内心:“每个被杀的人都被更坏的人代替。我们杀人只是为了替换恐怖分子的领导人，或者巴勒斯坦人的领导人吗？”他上司的回答是:“这是你父亲和母亲生长的国家，是你出生的国家，你杀他们是为了慕尼黑，为了未来，为了和平。”阿夫纳仍然疑惑:“不管你相不相信，到最终没有和平。你知道这是真的。”
影片最后的场景是纽约，天际线上出现了世贸中心的轮廓。《时代》周刊评论说:双塔是我们新的无尽的高度焦虑时代的象征。不管什么渠道，像阿夫纳那样的人仍将被派出去回击恐怖主义，并与挥之不去的后果相伴终生。如果一部电影微妙而有力地揭示了当今世界这一现实，还是值得一看，值得思索的。
虚构与现实
《慕尼黑》改编自加拿大作家乔治·乔纳斯的《复仇》，虽然此书1984年在英国一出版，就奇怪地同时登上小说类和非小说类两个畅销书排行榜，但其来源毕竟是暗杀小组组长阿夫纳。完成任务并与摩萨德产生纠葛后，阿夫纳与一家英国出版公司联系，这家公司推荐了以司法题材研究性报道闻名的乔纳斯。在6个月的接触中，阿夫纳提供了愿意并被允许披露的所有细节，包括培养情报来源的过程，车辆、武器弹药和爆炸装置类型，还有现场的描述，加上自己对现场的重访，乔纳斯相信阿夫纳是可信的。斯皮尔伯格和库什纳也不止一次见过阿夫纳。
慕尼黑事件的其他当事人近年也打破了沉默。首先是当年逃脱的三名恐怖分子在法国和德国接受了采访，然后“黑九月”领导人阿布·伊亚德出版了回忆录，介绍了如何精心挑选两名首要分子——首席谈判者伊萨和矮小暴躁、负责行动的托尼。1992年，一份长期被禁的巴伐利亚州检察官办公室报告浮出水面，这是一位匿名者了解到德国政府一直阻碍以色列受害者家属了解真相后泄露的。1999年，逃脱的恐怖分子之一亚马尔·加谢向《九月的一天》的制片人开了口，由阿瑟·科恩和凯文·麦克唐纳拍摄的这部纪录片2000年获得奥斯卡奖。也许是受1993年巴以奥斯陆协议带来的暂时和平感染，阿布·达乌德也出版了回忆录，描述了他和伊亚德如何策划这起行动。
2005年12月20日，《时代》周刊驻耶路撒冷记者亚伦·克莱因出版了《反击: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屠杀与以色列的致命反应》一书。据称，克莱因接触到50多位当事人，揭开了复仇背后的神话。由于情报的局限和难以在阿拉伯或东欧国家活动，摩萨德暗杀的往往是与慕尼黑事件联系有限的小目标。但以色列的反应并不限于复仇，而是形成了系统的反恐战役，目的是预防和威慑。现在，摩萨德承认:暗杀名单上的目标并不都直接参与了慕尼黑事件，原副局长基姆奇说:任务不只是复仇，而是使恐怖分子感到害怕。“我们尽量不在街上打死一个人，这很容易。在他的电话里装炸弹，传递了一个信息，他可能在任何时间和地点被杀死，这使他惶惶不可终日。”但对暗杀的效率和威慑的真正效果，克莱因持怀疑态度，他引用一位情报官员的话说:“我们热血沸腾，当又有一个人的消息时，我们并不会用放大镜去检查一番。”
第一个被暗杀的瓦埃勒·兹怀伊特据说是“黑九月”在罗马的领导人，支持了慕尼黑事件，但克莱因认为关于此人的情报“未经证实，并被错误参照，现在看来，他的暗杀是个错误”。克莱因相信摩萨德只抓到一个与慕尼黑直接有关的人——1992年才在巴黎被打死的阿提夫·贝赛索，他是伊亚德的心腹。伊亚德1991年被自己的一名保镖打死，而慕尼黑事件中3名幸存的恐怖分子中，一名70年代死于心脏病，加谢仍在非洲某地活着，摩萨德从未找到他。2004年夏，一名巴解资深人士告诉克莱因，第三位、他的朋友穆罕默德·萨法蒂“像你一样活得好好的”。
2006年1月24和26日，英国BBC2和四频道分别播出了电视纪录片《刺刀行动》和《慕尼黑:摩萨德的复仇》。后一个节目采访了原摩萨德副局长大卫·基姆奇、原摩萨德局长埃弗拉姆·哈勒维、以色列前总理和“少年之春”行动参加者埃胡德·巴拉克，以及两位据说参与过暗杀的匿名特工——军官K和G。制作方大西洋制片公司称:这是真正参加行动的特工首次愿意在镜头前说话。这些特工认为:电影《慕尼黑》的人物是虚构的，有一位特工甚至曾奉命核实阿夫纳的身份，“发现他与这个秘密机构最贴近的工作是特拉维夫机场的行李员”。
与电影不同，在《复仇》一书中阿夫纳就对任务没有任何动摇和怀疑，在2005年再版前言中他又明确表示了对任务的坚定和自豪。但如果连阿夫纳的真实性都可能被推翻，《慕尼黑》一片中诸如摩萨德派特工出去还要花钱的发票，爆炸装置性能不稳等不真实之处就实在不算什么了。
其实，斯皮尔伯格已经为以色列保全了面子，有意忽略了摩萨德1973年在挪威利勒哈默尔误杀一位摩洛哥侍者的败绩。有趣的是，这部电影的官方网站提供的链接中，竟有一篇专业文章《反恐怖主义:以色列对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屠杀的反应及独立秘密行动小组的发展》，这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指挥参谋学院学员亚历山大·卡拉汉1995年4月的军事学硕士论文。
卡拉汉提出:通过公开渠道研究情报活动总是有疑点的，有些事永远也得不到证实。他发现:摩萨德同时组建了多个暗杀小组，从不同角度和方法入手，形成交叉的信息网。这些小组相互不认识，阿夫纳小组也是1973年底获悉利勒哈默尔事件后才首次知道还有其他小组在对付同样的目标。至于摩萨德行动部门Metsada中专门负责绑架和暗杀的3个“刺刀”（Kidon）小组，以及以色列特种部队是否参加，都无从猜测。卡拉汉只了解到:摩萨德总部组建的小组通过常规程序指挥，由地区情报站招募人员支援，结果毫无建树，反而在利勒哈默尔惨败。而阿夫纳小组在慕尼黑事件后6周就首战告捷，12个月内得手7次。■
慕尼黑事件的尴尬细节
毫无准备是慕尼黑事件的最大特点之一，但实际上它事前就被准确地预料到了。西德奥运会组委会曾要求39岁的警方心理学家乔治·西伯尔博士设想最坏的情况。根据对从爱尔兰共和军到巴解组织，从西班牙的埃塔到西德自己的巴德尔-迈因霍夫帮等各种派别的研究，西伯尔详细地设想了26种情况，多数以奥运村为背景，包括绑架、劫持人质、武器走私、劫机和遥控炸弹，甚至包括一架被瑞典右翼集团雇用的喷气飞机坠入一个拥挤的奥运会体育场。
西伯尔的第21种情况是:凌晨5点，十几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翻过奥运村围栏，闯入以色列代表团住所，杀死一两名人质，要求释放以色列狱中的同伴，并提供飞机送他们到阿拉伯国家。即使无法达到目的，他们也会把奥运会变成一场政治示威。
然而，当时的世界，越战在降级，中东暂无战事，欧美国内的反叛浪潮正归于冷静，9月初的《经济学家》杂志封面写着“火焰熄灭的夏天”。为了与1936年纳粹的柏林奥运会划清界限，慕尼黑奥运会刻意突出和平形象，保安资金不到200万美元，最多打算对付一下票贩子和醉鬼。对西伯尔的惊险故事，组委会问他能否想点不那么可怕的威胁，与他们想办的运动会更加相称。开幕之初就有数百名左派青年聚集在奥林匹克公园一座小山上示威，警方用分发糖果的办法打发他们散开。滑稽演员、变戏法的和摇滚乐队在奥运村进进出出，不愿走正门的运动员都能轻松翻过两米高的围栏。
“黑九月”翻围栏的时间只比西伯尔预想的早了50分钟，除了没用炸药破门，其余的细节惊人地相似。恐怖事件发生后几小时，奥运会保安主管、慕尼黑警察总监曼弗雷德·施赖伯告诉西伯尔:“梅厄夫人都卷进来了，这已经不是心理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西伯尔愤而辞职，他后来才知道，他设想到慕尼黑事件甚至比“黑九月”的策划还要早。
1972年7月15日，阿布·达乌德、阿布·伊亚德与另一位“黑九月”领导人阿布·穆罕默德在罗马一家咖啡馆会面，看到一份阿拉伯文报纸说巴勒斯坦青年联盟两次要求组织代表团参加慕尼黑奥运会都被国际奥委会拒之门外，阿布·穆罕默德说:“既然他们不让我们去，我们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方式去？”
两天后，达乌德就前往慕尼黑建设中的奥运村勘察地形。开幕式两天前的8月24日，伊亚德带着一男一女和5个一模一样的皮箱从阿尔及尔飞抵法兰克福。海关官员只打开了女士的箱子，只有内衣。在一家饭店，达乌德、伊亚德等人将皮箱内的东西组装起来，原来是6只AK-47步枪和两支冲锋枪。当天达乌德就乘火车将武器运到慕尼黑，寄存在火车站，此后又运来两支AK-47和一批手榴弹。
很快，达乌德和一个到慕尼黑探亲的叙利亚女子出现在奥运村，谎称一群巴西运动员中有熟人，他们借机了解了奥运村房屋布局。两天后，达乌德又和托尼、伊萨用同样的伎俩混入奥运村。达乌德在回忆录中写道:“开头没法更顺利了，但更好的还在后头。5分钟后我们到了31栋，我看到以色列代表团一位褐色皮肤的姑娘走出来。”一番攀谈之后，姑娘陪他们参观了这栋复式套房，却不知他们记下了每个房间的细节，包括电话和电视的位置，每个窗户的视线。
在利比亚，从黎巴嫩难民营挑出来的6名巴勒斯坦青年正在训练，重点是徒手格斗。奥运会开始不久，他们两人一组，利用假护照抵达慕尼黑，但直到袭击前夕才了解了任务细节。当夜，在火车站附近的旅馆房间内，达乌德给8个绘有奥运标志的行李袋装满了子弹、手榴弹、食物和急救用品，还准备了蒙面的尼龙长袜、绳索和保持清醒用的安非他明。晚上21点，他们在火车站一家饭馆集中，伊萨说:“从现在起，就当你已经死了，已经为巴勒斯坦事业阵亡了。”
正如电影《慕尼黑》的开头一样，几个美国运动员还帮恐怖分子翻围栏，达乌德写道:“这真是超现实的场景，看着美国人，谁能想象他们正在帮‘黑九月’进入奥运村。”
在谈判中，慕尼黑警察总监施赖伯、巴伐利亚州内务部长布鲁诺·梅尔克、奥运村村长沃瑟尔·特略格等人以自己代替人质的要求均被拒绝。国际奥委会主席阿弗瑞·布伦戴奇想起20年代芝加哥警方曾向建筑物内灌入致晕毒气来制服歹徒，也被德方拒绝。下午警方又提出派13名警察沿暖气管道爬进楼去的计划，穿着运动服的警察刚开始拆开屋顶通风口，就发现自己的动作正被电视台向全世界直播，观众当然包括屋里的人。
在人质登上直升机时，警方也没有得到下手的机会。施赖伯后来说:“我们99%地确信无法达到目的了，就像医生要把死人起死回生。”施赖伯的副手格罗格·沃尔夫决定在送恐怖分子和人质去埃及的停机坪上动手。
沃尔夫只安排了5名狙击手，其实都没有经过特种训练，被选中只是因为他们喜欢周末比试一下枪法。塔台上的沃尔夫下令开火，但他们没有无线电，只有3名狙击手听到了命令，另两名听到枪声后一开火，很快发现自己处在战友的火力之下，不得不寻找隐蔽。3支枪打8个目标的结果是，看得见的6名恐怖分子2人被打死，1人重伤，另外3人和伊萨、托尼一起迅速躲到直升机下方和后方，并打灭了尽可能多的机场灯光。
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僵持后，一支从未经历过实战的警方“特种突击队”被直升机降落在机场另一端距现场足有2公里的位置，调往现场的6辆装甲车也被好奇的围观者堵在机场外，其中有一辆还和几十个警察错误地开向慕尼黑城另一端的里姆民用机场，直到一辆警车的驾驶员碰巧从无线电中听清了地点，一脚刹车，又是一串追尾事故。
正是这些装甲车临近午夜的鲁莽冲锋让恐怖分子杀死了全部人质。
后来，受害者家属一直指控德国当局疏忽大意，而且将营救人质作为次要目标，重要的是将危机移出奥运村。德国人的想法是:我们没有办法拯救人质，让我们至少拯救奥运会吧。慕尼黑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威利·道默起初想停止奥运会，但在联邦政府坚持下，“无忧奥运会”继续进行。即使在9月6日这一天的纪念中，在10个本来就不承认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的抗议中，已经降到一半的这几面国旗只好又升了上去。观看西德队与匈牙利队足球赛的8万观众依旧鼓乐喧天，旗帜翻飞，有几个观众打出标语“死了17个人，已经忘了吗”，却被赶出场外。
在奥运会后主办方的例行报告中，慕尼黑面面俱到的报告除了赞扬体育明星，只是以平静甚至辩护的语言叙述了恐怖事件，反而称颂自由的奥运村对本届奥运会无拘无束的气氛的贡献，甚至认为:“9月5日的可怕事件后，正是奥运村的气氛再次对保持镇定，保持运动员中的和平起到了重大作用。”
实际上，在此前10个月内，“黑九月”已经在欧洲策划了5次行动，其中3次在西德。德国情报机构在8月21到9月2日间至少收到3份关于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进入该地区的报告。2001年初，一直不承认有这样报告的德国最终与家属和解，提供300万美元的补偿，由联邦、巴伐利亚州和慕尼黑市政府各负担1/3，事件后德国红十字会也曾捐赠100万美元抚恤金。
虽然西伯尔再也不想参加什么运动会的策划，但慕尼黑还是永远改变了奥运会的组织方式。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的运动员村后来稍加改动，就成了监狱。同年的莫斯科奥运会检查了每一件行李，还部署了24万民兵。1997年国际奥委会正式建立了奥运会经验交流计划，从汉城的食品检验师到亚特兰大的掌纹识别技术都得以共享，悉尼奥运会预想了800种紧急情况。“你无法对一切都做好准备。”国际奥委会的以色列委员阿列克赛·吉拉迪说。■
阿夫纳小组的复仇之路
阿夫纳小组代号Caesarea，也被媒体称为“上帝的愤怒”小组，包括热血的南非职业杀手和车手史蒂夫、小心翼翼的艺术家卡尔、玩具和炸弹制造专家罗伯特、文件伪造专家汉斯。他们的成功得益于大胆的策略，摩萨德局长扎米尔相信：这个与后方切断了任何联系的小组能完全独立地活动在欧洲，自主寻找情报来源、武器和掩护，泄密和被错误指挥所累的可能性都降到了最低。他们与后方唯一的联系是通过瑞士银行提供资金，只有在最必要时，阿夫纳才会通过暗号要求与上级接触。
1972年10月16日，诗人、“黑九月”驻罗马代表瓦埃勒·兹怀伊特在公寓被命中12枪。12月8日，“黑九月”驻巴黎代表、巴解发言人穆罕默德·哈姆沙里被电话里的炸弹炸伤，次年1月9日在医院死去。1973年1月24日夜，巴解与克格勃联络员侯赛因·阿巴德·希尔在塞浦路斯尼科西亚的奥林匹克饭店被床垫下的炸弹炸死。1973年4月6日，伊拉克律师、为“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提供过武器的巴西尔·达乌德·库拜西博士在巴黎街头被枪杀。
4月10日，暗杀名单上的法塔赫对外联络负责人卡马勒·纳赛尔、法塔赫在以占区破坏活动负责人凯末尔·阿德万和法塔赫与“黑九月”联络人阿布·尤素福三人被以军有史以来最大的联合特种作战行动“少年之春”一并解决，此役出动了包括总参侦察营、伞兵旅侦察连、海军第13中队在内的全部特种精锐，阿夫纳小组提供了情报配合。
4月12日，阿夫纳小组准备在雅典阿里斯迪兹饭店用装在电视里的燃烧弹杀死希尔的继任者，不在目标名单上的赛义德·穆查西。遥控器失灵后，汉斯冒险带着备用炸弹上楼，亲自炸死了穆查西，撤离时又和阿夫纳打死了在楼下等待穆查西的一名克格勃。6月21日，小组在巴黎盯上了阿尔及利亚戏剧导演、“黑九月”欧洲联络人穆罕默德·布迪亚。28日早上，史蒂夫和罗伯特在巴黎大学一个停车场给他的雷诺车座位底下安装了遥控炸弹，布迪亚谨慎地检查了发动机、排气管等关键部位后，坐到炸弹上送了命。
1974年1月12日，阿夫纳等人得到“黑九月”重要领导人、阿拉法特的得力助手阿里·侯赛因·萨拉米将与慕尼黑事件的另一名策划者阿布·达乌德见面的消息，结果在靠近列支敦士登边境的瑞士小镇萨尔根斯的一座天主教堂里打倒了3个武装的阿拉伯保镖，但在地下室只找到3个呆若木鸡的教士。这是他们的首次失败。5月，在伦敦的欧罗巴饭店，阿夫纳小组的卡尔被一个不明来历的金发女杀手勾引后杀死，8月21日小组在荷兰霍恩的一条船上将女杀手打死。9月14日，另一组员与他的比利时武器供应人联系时身亡。11月11日，阿夫纳小组最后3人渗透到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塔里法海边悬崖上一所房子附近，也只打死了萨拉米的一名卫兵，就此整个任务告终。
1978年初，从不离开中东和东欧国家的“黑九月”军事领导人瓦迪埃·哈达德博士在东德医院里死于癌症。至于阿布·达乌德，1973年3月在企图绑架约旦内阁成员时被捕，在约旦电视上公开承认法塔赫与“黑九月”的联系。达乌德后来被约旦国王侯赛因赦免释放。1981年在波兰被摩萨德特工认出遭枪击，但最终逃脱。现在的达乌德是位和平主义者，1996年还被允许去加沙地带参加一个巴解组织会议，废除其宪章中关于铲除以色列的号召。
失足利勒哈默尔
1973年7月，经过一年的搜索，摩萨德终于获得萨拉米在挪威策划劫机行动的可靠情报，负责直接指挥暗杀行动的哈拉里挑选了5名摩萨德军官，经挪威政府允许进入该国。7月19日，摩萨德跟踪据说将成为萨拉米联络官的凯麦尔·本纳马内从日内瓦直到挪威小城利勒哈默尔。20日上午，两名特工辨认出与本纳马内在小广场咖啡馆见面的阿拉伯帅哥正是萨拉米，其实这位是当地饭店的服务员阿赫迈德·布希基，此人除了美女和钞票之外胸无大志。本纳马内也只是阿尔及利亚驻日内瓦使馆的雇员，因与妻子吵翻来挪威散心，两人纯属无聊才攀谈了一阵。
21日早上，布希基送怀孕的老婆去医院上班，自己先去了咖啡馆，又去露天游泳场上救生员训练班，结果又被一位女特工偷听到与一位朋友说法语，再添一条萨拉米的特征。晚上，看完电影的布希基刚刚走下公共汽车，就被当着老婆的面干净利落地打死。
两名特工在预定地点扔下马自达汽车，换上另一辆租来的标致，却不料在出城的路上被警方发现了踪迹。24小时后，特工丹·阿贝尔和提供协助的当地情报员玛丽安娜·格兰德尼科夫又开着这辆车去机场，自投罗网。不争气的格兰德尼科夫很快承认为以色列政府工作，还供出一个隐藏点，阿贝尔身上的电话号码也暴露了线索。在隐藏点，警察找到了特工伊加·齐加尔、兹维·斯泰伯格和米切尔·多夫。尽管齐加尔拿出以色列安全官员的证件抗议警察侵犯外交官，多夫身上却被搜出摩萨德指示撤离途径的密电。可笑的是，这份电报要求他们不要携带任何暴露身份的东西，斯泰伯格身上的两把钥匙却有个蓝标签，使法国警方找到巴黎的一套公寓。更多的钥匙和标签将他们在巴黎几乎全部隐藏处暴露无遗，外加证明以色列政府与其他暗杀巴解恐怖分子行动有关的证据。经审判，6名特工除多夫外均被判处两到五年半监禁，实际上都不到22个月就被释放了。
两年后，摩萨德局长扎米尔才获悉，萨拉米当时的确在利勒哈默尔，只是他的手下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十分成功地杀错了人。1974年阿夫纳小组的两次努力也未得手。直到1975年12月，摩萨德的步枪从窗外穿透的也是一个假人。1976年10月8日，只身在贝鲁特散步的萨拉米身中两弹，却大难不死。
1978年11月，以色列总理贝京下达了“追杀红色王子”的计划。不久，一位英国老处女住进了贝鲁特凡尔登大街萨拉米新房对面的公寓，整日以收养小猫和临窗画街景为乐。1979年1月，一位英国商人斯克里弗和一位加拿大商人科尔伯格也来到贝鲁特，22日两人在郊区为租来的大众轿车装上了50公斤炸药，停到凡尔登大街上。下午15点35分，萨拉米的4个保镖检查了他的防弹车和街上的动静，护送萨拉米登车。就在经过大众轿车的一瞬，对面楼上作画的英国女子按下了遥控器，车上的5人连同4名行人全部丧生，还有18人受伤。
少年之春
1973年3月，以色列国防部制订了代号“少年之春”的联合特种作战计划，由以军步伞兵司令沙凯德将军全盘指挥，主要目标是干掉3名恐怖分子核心人物:“黑九月”主要领导人、慕尼黑事件策划者之一阿布·尤素福，法塔赫对外联络负责人卡迈勒·纳赛尔，以及法塔赫在以占区破坏活动负责人凯末尔·阿德万。
以军这次行动把几乎所有精锐特种部队渗透到邻国首都，堪称孤注一掷。当时的贝鲁特不光有政府军和警察，还有巴解总部和数千部队。但对握有最后决策权的总理梅厄夫人来说，这种事情并非不可想象，越是不可能的行动越有可能成功，正是以军的思维方式。
为了隐蔽，总参侦察营的突击队员们身穿牛仔裤和肥大的皮夹克，以便隐藏武器。长着一张娃娃脸的营长埃胡德·伯鲁格还与小个子战士列文和罗尼一起男扮女装。各部队用木板搭起了目标建筑的模型，展开了秘密的战前演练。
1973年4月9日晚，以色列海军的导弹艇载着突击队离开海法港，7小时后抵达贝鲁特外海。海军突击队员轻轻放下橡皮艇，突击队员裹着塑料布坐上去。离岸数百米时，橡皮艇关掉马达，队员们拿起船桨向海滩划去。
空无一人的海滩上只有6名摩萨德特工在租来的车里等候，突击队很快乘车向目标驶去。凌晨1点29分，3辆车到达维尔丹大街附近，队员们按分好的小组三三两两地向目标走去，巴拉克的身旁是扮成“男友”的穆基中尉。黑暗中只有两个黎巴嫩警察在人行道上点烟。
在阿布·尤素福的公寓楼前，门厅里空无一人。穆基、兹维卡、罗尼和副营长约尼·内塔尼亚胡一起屏息冲上六楼。兹维卡在门把上悄悄装好塑性炸药。刚刚收到埃胡德发出的动手信号，街道上突然响起枪声。房门在爆炸中轰然倒下，穆基和兹维卡冲进去，已经在照片上熟悉的尤素福在他们眼前一晃，就逃进了卧室。两支冲锋枪紧跟着隔着房门扫过去，子弹穿透了想用身体挡住丈夫的尤素福的妻子，将他击毙。
另一组突击队员也在炸开房门的巨响中冲进纳赛尔的房间。正在写字台边敲着打字机的诗人当即倒地。阿德万的戒备要高一些，但也只来得及抄起手边的AK-47冲锋枪打出一梭子，就饮弹身亡。3个目标都顺利消灭，突击队员立刻用原先装炸药的箱子装满了在3间屋子里找到的文件，撤到街上。
街道上最早的枪声来自一辆被忽略的雷诺轿车，队员们在公寓前的出现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就在突击小组在楼上安装炸药时，一名巴解的警卫从车上下来，伸手掏枪。埃胡德等人的贝雷塔无声手枪杀伤力有限，那个警卫在断气之前仍打出了两枪。
枪响不到两分钟，一辆黎巴嫩警察的吉普车就赶到现场，被埃胡德等人近距离伏击，一头撞到路边燃烧起来。完成任务的穆基小组刚回到街上，正好将第二辆增援的警车打翻。一阵沉寂过后，远处突然传来枪声、警报声和巨大的爆炸声，那是伞兵侦察连开始进攻喀土穆大街上七层的巴解民阵总部。
摩萨德特工接应的三辆别克“云雀”轿车“吱”地一声刹住，燃烧的吉普车突然爆炸，映亮了第三辆赶来送死的吉普车。穆基向来车一个点射，然后扔出一颗手榴弹，随即和埃胡德最后钻进车内。3辆车拐弯抹角一阵猛冲后，减到一本正经的速度，向海边驶去。当橡皮艇载着突击队员和摩萨德特工在夜色中驶离海岸时，距登陆仅仅过了29分钟。
巴解民阵总部驻有约150人，难度要大一些。沙哈克中校的伞兵侦察连分成4个小组下车后，第一组在向大楼哨兵借火时用贝雷塔无声手枪开了火，可惜这种手枪又只打死2人，另2名受伤的哨兵挣扎着发出了警报。
楼上的巴解战士纷纷涌到窗前射击，甚至打响了12.7毫米机枪。伞兵们两人阵亡，但他们立刻用FN FAL步枪短促准确掉地点射和反坦克枪榴弹还击。几名伞兵冲进楼里，向楼梯间投进了发烟榴弹，迫使楼上的人乘电梯下来。电梯门刚打开，里面的人就被打倒。伞兵们把尸体拖出来，把空电梯放上去。奇怪的是，楼上的人不顾电梯里越来越多的血迹，一次又一次地乘电梯下来，一个也没有冲出电梯。5分钟激战后，被无线电呼叫来的一架以色列空军救援直升机掠过贝鲁特上空，接走了两名阵亡伞兵的遗体和3名重伤员，伞兵突击队在巴解民阵总部大楼崩塌的烟尘中撤离。
次日早上，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和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在海法港欢迎归来的突击队。事后贝鲁特的报纸一直说是两个女人指挥了维尔丹大街的战斗。大约一年后，营长埃胡德改名埃胡德·巴拉克，17年后出任以军总参谋长，1999年出任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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