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迪希 公元330年, 位于现今土耳其伊斯坦堡, 从荒地建起的新罗马 (君士坦丁堡) 正式成为东罗马帝国 (拜占庭) 的政治中心。(1) 罗马帝国以位处帝国边陲的内陆城市古罗马为首都, 意大利半岛地理环境十分特别, 整条海岸线上并无适合建设海港的环境, 意大利北部后来兴起的海港城市热那亚 (Genoa) 及威尼斯在公元五, 六世纪仍未发展, 所以罗马帝国 (西罗马) 对促进地中海航海贸易起不了很大作用。
而握黑海咽喉的伊斯坦堡位处欧亚要冲, 极适合作为希腊, 小亚细亚与现今约旦, 以色列, 埃及地区组成的地中海贸易区的枢纽。
罗马人拥有武力, 却无成熟的哲学, 文化水平较希腊人低许多,(2) 面对帝国内不同文化语言环境, 需以一神教统一国家。基督教便正好被这强于法律及建筑, 但对促进地中海贸易无甚建树的罗马用作为统一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基督教会发源于中东现今以色列地区, 和回教 (伊斯兰教) 一样, 是犹太教的变种。开始时是社会低下层、穷人的教会。 其特点如犹太教、 回教一样, 标榜 “一神”。但由于罗马人原本信奉多神教, 故此确立基督教为国教的过程花了很长的时间, 至西罗马帝国公元四世纪临近崩溃才完成。迟来的基督教拯救不了罗马。
使用拉丁语的罗马帝国带给人类的遗产主要为 “罗马法”及 “建筑”。政治制度特点在于皇帝由帝国统治核心选举产生。所以西罗马便由使用拉丁语, 由罗马主教中央集权的天主教会以 “罗马法” (教会法), 建筑 (教堂) 及众 “枢基”选举教皇制度而继承下来 ( 此制度在十一世纪后确立) (3), 而在东罗马则由 “拜占庭” 这以贸易中心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帝国继承。东部教会较 “世俗化”, 宗教权力亦由皇帝所统领。(4)
公元五世纪, 天主教会出现了“聂斯脱利” (Nestorian) 异端。该派提出两元论神学, 和天主教正统的 “三位一体” 神学相违背。该派流亡波斯后发展壮大, 传入印度及中国, 即唐朝时曾传入中国, 在上层社会甚为流行的基督教 “景教”。(5)
东方教会如东正教、景教等与罗马天主教有一稍有人注意的分别, 就是东方教会在教堂内都是较少用圣像, 有些甚至完全不用雕像, 只用符号, 例如十字架等。(6) 在罗马天主教会的教堂内, 我们可以看见很多大大小小的的耶稣、圣母玛利亚、天神、门徒等的立体雕像。东方教会一般少用圣像, 如有, 亦只是平面而非立体的, 如东正教会 ( Orthodox) 教堂内的圣像都是平面的. (7)
其实这特点和十六世纪马丁路德宗教革命后产生的各基督教 (新教) 教会类似。(8) 为何这些传教地域甚广的的教会都少用 “圣像”? 有趣的是, 在阿拉伯中东世界十分盛行, 中世纪对人类文明贡献甚大的回教更是禁绝圣像的宗教, 最近西方国家报章出现先知穆罕默德的 “画像”更引起一些国家的回教徒激烈反应。而在中国及日本流行较广, 但在西方社会不算普遍的道教、佛教等却是许多雕像的。(虽然中国释迦牟尼的雕像通常都肥头大耳, 样似汉人, 和佛教故事中佛祖本来为一印度皇子, 后来出家, 以 “化缘” 解决两餐的情节不大吻合。)
这反映罗马天主教这中央集权教会和其它许多近似 “联邦制” 宗教组织的重大分别。一个用雕像的教会容易确立其中央 ( 尤其是主要由某个种族控制 ) 的权威, 但却为教会要把教义传遍世上不同国度带来困难.
教会一旦要用雕像的话, 便不免要回答以下问题: 雕像以何种族, 服饰的人外形为参考? 究竟应是一个金头发或黑头发的圣母玛利亚? 眼珠应是何种颜色? 这些问题便无可避免地带上种族的考虑, 以致教会中那种族的人应占主导地位等问题。平面化的圣像则有助一定程度上把圣像 “非真人化”, 避免这种族问题。世界上第一个高级一神教, 犹太教便是反对一切偶像崇拜的, 天主教内保罗派亦反对偶像崇拜, 因为使徒保罗生前曾明确表示过, 基督徒不应崇拜偶像 (9)。一神教, 尤其是伊斯兰教的兴起是要取代多神教, 令不同地域内的不同民族透过共同信仰避免战争。在统一的 “意识形态” 下建成同一的国家或贸易集团, 减少壁垒, 促进经济发展。要不同民族, 文化, 地域内的既得利益集团接纳, 便要打倒对偶像的崇拜, 以避免雕像上的人种问题。
在大部份中国人心目中, 被明朝皇帝派到东南亚, 远至非洲传扬中国文化, 七海下西洋的太监郑和是汉人, 其实他是回族穆斯林。(10)
同样是 “一神教”的犹太教及印度教, 无法发展成普世宗教, 原因是犹太教排除以色列人外的其它民族, 而印度教则和印度的 “种姓” 制度挂勾。(11) 相反基督教(尤指新教) 及伊斯兰教因其对各民族, 阶级较平等, 所以便在广泛的地区传播起来。
在公元八、九世纪, 拜占庭帝国爆发了一场十分激烈的关于教堂应否有圣像的宗教及政治斗争 (Icon Controversy)。而当时拜占庭帝国及天主教会便正面对在公元六, 七世纪兴起, 不用圣像的伊斯兰教在中东以至小亚细亚地区迅速发展的挑战。(12) 回教这一神教以集宗教、 法律、经济、日常生活知识于一书的古兰经(13)的巨大魔力, 统一了阿拉伯世界, 因而带动贸易, 经济迅速发展, 并为拜占庭帝国带来巨大的军事压力。面对这新兴力量的挑战, 拜占庭帝国便大致分为包括希腊在内的西方省份支持使用圣像, 而东方省份则支持破坏圣像。持续斗争百多年, 结果为支持使用圣像的一派获胜。(14) 这反映天主教会宁愿维持中央集权, 由欧洲人领导, 而放弃在亚洲发展。相信这便是天主教会后来难以普遍发展至亚洲的原因之一。虽然相比罗马教会, 东正教会不用立体圣像, 而以平面的人像装饰教堂, 但始终不如回教等在 “雕像问题” 上的解决上来得干凈利落。而在工业革命前, 东方文明大致上比西方先进, 因此很难吸引大量亚洲信众接受一个崇拜神的形象为 “外邦人” 的宗教。
实际上, 太平天国中的拜上帝会, 亦是一没有雕像或画像, 只用符号的宗教。(15)
在这有关使用圣像的斗争结束后, 基督教会东西分裂日益明显, 罗马天主教会在公元9世纪中期完全摆脱了拜占庭皇帝的影响, 在梵蒂冈发展独立教皇国(16)。公元1084年, 东西教会正式分裂。互相 “罚绝”。罗马天主教拉丁化, 中央集权化, 教皇地位至高无上, 而东正教会希腊化及有较大地区差异, 臣服于皇帝。同时间, 西欧封建时代进入扩张期 (17) 。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 而少有人谈及的是, 罗马天主教会在公元十一、十二世纪间开始执行的强制全部教士独身。(18) 在此之前, 只有修道院修士必须独身, 教士 (即参予管理教会者) 则可结婚。而东正教会则除高层教士外, 其它大部份均可结婚。(19) 这奉行至今的独身制其实是罗马天主教会在过去近千年间面对历史变迁、科学文明强大挑战, 而仍然能独一地维持其中央集权 (20), 具独立国家身份的 “超俗世” 组织的重要原因!
罗马天主教会过去近千年间在不同地区不断发展。近代在工业国家发展减慢, 而在非洲发展中地区吸引到越来越多信众。过去近五百年中, 在出现若望保罗二世这波兰藉教宗前, 教皇都由意大利人担任, (21) 教会集权于 “罗马”。这些与 “独身制” 其实都有很重要的关系。近年不少人提倡罗马教会应容许教士结婚。美国天主教徒亦要求俗世的信徒可参予更多的管理天主教会事务。但持这些意见的都似乎忽略重要的一点: 如罗马天主教会容许教士结婚, 容许已婚教徒管理教会, 那么罗马天主教会便不再是一中央集权于 “罗马” 的教会了, 它只会变成基督教新教的其中一个分支!
一个奉行 “独身制” 的组织, 由于成员晚年生活都只能依靠组织提供, 故此成员的向心力特别强, 特别团结。罗马天主教的神父, 修女因而实际半脱离了本国国藉, 而从属于梵蒂冈。 奉行 “独身制” 的宗教组织, 在历史上常演变成世俗政府难以驾驭。中国历史上便出现了几次皇帝与佛教僧人的冲突 (22) 。
十六世纪, 马丁路德提出宗教改革, 后来就出现了众多不同的基督教新教教会, 他们和罗马天主教会最大的分别除反修道制, 即没有独身修士而且教士可结婚外, 还有基督教的各个新教教会实际上都从属于民族国家,而不再听命于一个非本国的组织 (罗马教会)。基督教新教的诞生加速了民族国家的出现。国家因而有了一个从属于政府, 管理和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的机构。而从属于国家机器的宗教组织都倾向 “非独身制”。
除基督教 (新教) 牧师, 回教教士可结婚外,东正教教士, 除最上层以外, 一般都可结婚。印度教作为一个和俗世统治者合谋维持印度“种姓” 制度的宗教, 它的教士亦可结婚, 但僧侣则独身 (23) 。 所以这些宗教都不如罗马天主教般有强烈的“中央集权”特性, 而基本上都从属于世俗政权, 美军中就有“随军牧师”。
在中国传统社会扮演近似 “国教”角色的儒家, 就像与世俗政权紧密合作的 “非独身制” 宗教。少数有机会读书识字的平民百姓, 透过学习儒家经典, 科举考试, 获得晋身权力阶层的机会。为了确保上层官僚系统不断有优秀份子加入, 免除既得利益份子为子女提供特别的晋升机会而破坏官僚系统的更新能力, 皇帝都十分注重科举考试, 要亲自主持殿试。故此儒家一旦脱离统冶者的保护和约束, 便难以独自发展。
相比之下, “独身制” 的组织除向心力特强外, 由于成员都没有子女, 只有徒弟, 所以在选拔接班人上, 相对于由 “非独身” 成员组成的组织, 便来得更接近 “唯材是用”, 避免了成员们对子女的袒护。再者这种 “独身制” 组织的新成员不少都来自多生家庭。天主教会, 佛寺等可择优选之, 对他们来说更是一种 “优生” 的方法。而多生的低下层由于有子女加入高高在上的教会, 可间接带来家庭在社会地位上的提升, 所以在以前不少都很愿意子女当神父, 修女。一个组织的新成员天资较社会一般成员平均高, 而人材选拔方法又较世俗社会 “唯材是用”, 那么该组织的潜力巨大是可想而知的!
但这种奉行 “独身制” 的组织很难在近代家庭子女数目较少的现代化国家大规模发展. 因为父母若子女数目少, 自然不愿意子女担任神父或修女, 免得晚年无人照料。而且家庭只有一、两名子女, 大都可把大量资源放在子女教育上, 无需再依赖教会培养。
所以天主教会近数十年间在发达国家的发展倒退, 而在贫穷落后但出生率高的地方, 如非洲则蓬勃发展。坚持教士独身的罗马天主教会, 面对世界众多穷国因人口负担过多而越来越穷, 仍顽固地反对避孕, 其实和教会的生存有关。因为人人避孕, 人人少生, 便缺少了愿意让子女成为神父, 修女, 修士的父母, 教会便有 “绝种” 的危机!
相比之下, 新教教会便因其组织和收入来源不同而较“顺应民情”。罗马天主教会许多物业收入, 教会便是全球最大的地产业主。而新教众多教会在中世纪则依赖什一 (10%) 税收入, 近代则需教友捐献, 许多新教教会都要求教友把收入的一定比例捐献给教会。罗马天主教的教友不少都是出生不久便被父母安排 “受冼” 入教, 但新教教友许多都是成年后才被传道人 “感召”, 自愿 “决志”入教。(24)所以新教在招募信众, 聚会, 提供社会服务方面便特别跟得上 “潮流” 和 “市场”。这多少反映新教为工业革命, 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社会的共生物, 有别于从封建社会中过渡到现代社会的天主教会。新教着重信众自我选择, 决志, 为工业社会, 大部份是城市居民提供信仰、心灵的服务, 结交朋友, 建立关系的聚会场所, 而定期收取教友的自动捐献, 运作形式和市场经济下的各种产品和服务着重消费者选择, 市民 “投票” 其实很类似。
实际上, 美国不少有名的传销公司, 创办人是以盐湖城为根据地的 “摩门教”教徒, 而他们的经营集会方式和摩门教类似。只不过 “贩卖” 的 “梦” 不是 “永生”, 而是 “永远年青”, “退休生活无忧”。传销公司对其 “信众” 提供的同样是家人般的友爱, 互相尊重, 向他们灌输热诚的工作态度, 为年青人提供远方旅游的机会 ( 这是摩门教吸引众多年青信徒到世界各角落传教的秘技 )。
不少世界闻名的美国零售或服务企业,都有引用基督教的宣传集会方法。沃尔玛 (Walmart) 零售集团的星期六早会就有摩门教集会的影子, “麦当劳” 等成功的零售企业亦引用了不少基督教的方法。
管理学书藉很少以教会为研究案例, 但其实历史上成功的宗教组织有许多值得现代机构学习借镜之处。列宁组建的布尔什维克政党和教会在组织上就有些近似, 其继承者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年青时原来是东正教修道院修士!
另外许多中国人可能不知道的, 现代日本佛教僧人都结婚生子, 食荤。这其实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开始强制施行的。(25)
十六世纪, 从事贸易的葡萄牙人从海路来到日本后, 带来了天主教, 引起九州, 长畸储候与天主教徒联合对本州幕府政府的叛乱. 德川幕府断然禁教,1614-1635年间因拒绝弃教而遭屠杀的天主教徒多达28万. (26) 平息叛乱后, 幕府政权则给佛教接近 “国教” 的地位, 强制所有日本人须在佛寺注册登记成为信徒, 以消灭天主教在日本的影响.
但在德川幕府倒台, 日本1876年开始明治维新后, “出世” 的佛教无法再配合日本国家工业化的目标, 日本政府便扶殖了 “神道教” 为国教。为了削弱佛教的发展, 国家便要求佛教僧人结婚, 生子。当时许多年青僧人都赞成, 但年纪大的僧侣便反对, 这除了因为大家都想到的原因外, 亦因为一旦年轻僧人结婚生子, 老僧高高在上的地位便难以继续。始后, 佛寺在日本便变为一父传子的生意, 经营的 “业务” 主要为各种仪式。在没有精英人才加入的情况下, 佛教再不如以前般能发挥很大的影响力。
基督教新教牧师可结婚生子, 但却似乎没有如日本佛教般走向没落, 一方面反映民族国家政府需要鼓励新教发展, 以抗衡来自 “罗马” 天主教的影响, 另一方面亦反映西方 “股份制” 企业组织互相在市场竞争下拼发出的强大生命力。由于新教收入较依赖教友奉献, 而不同教派间又有剧烈竞争。争取不到足够教友 “决志” 的教派会后继无人, 牧师们的生活, 地位便受影响。所以可跨州过省, 甚至到别国传教, 互相争取信众的各基督教教会便一定程度避免了 “家族企业” 的毛病。
这带出一重要启示: 一些庞大而占近乎垄断地位的组织若要维持旺盛的生命力, 可改变子组织全依地域划分的做法, 而鼓励一些子组织跨地域发展, 互相竞逐争取顾客, 服务对象, 会员。例如对依赖政府拨款发展的医疗和教育团体, 鼓励较发达地区内的组织以向较落后地区发展, 扩阔“客源”和服务, 来获取更多拨款。美国国土面积广阔, 但国内矛盾主要突显于种族和阶级, 而非不同州份的对立上, 可能和美国国内有许多“跨州竞争经营”的企业、社会、宗教、政冶组织有关。众多主流宗教组织虽然各有不同, 但背后都是 “一神”。民主、共和两党表面看似理念不一, 但选举经费无上限, 背后其实都是“财主教会”。 表面上选择的多样性其实无损其主流意识形态的同一性。
既然非独身制宗教组织较独身制宗教组织容易和俗世政权结合一起, 大家可能会问, 为何天主教会以前在欧洲得以壮大?为何历史上不少俗世政权都曾在不同时代鼓励独身制宗教组织的发展 ? 为何公元845年唐武宗灭佛前的近八百年间, 中国是一个佛教影响甚深的社会?
答案可能是在以前粮食生产能力低下, 但可靠的避孕方法在1870年未出现前, 俗世政权周期性地需要鼓励提倡禁欲的独身制宗教组织发展, 以令部份人口“自觉”避孕或绝育, 避免突然过高的人口增长造成庞大年青人失业大军或甚至粮食不够分配, 诱发动乱而致政权倒台。(历史上中外的动乱大部份均由粮荒触发。)
独身制的宗教组织其实为许多人提供了以 “放弃生育权利”来换取“税务优惠”及较稳定的生活条件的机会 (教会及寺庙是免税的)。禁欲思想, 以前欧洲在许多人终身不婚下仍禁止一夫多妻及离婚, 同样又降低了出生率。强行征收人头税, 结婚税及离婚税非最佳降低出生率办法, 因可能即时引起动乱。
在一千年前的世界各主要宗教 (包括中国儒家)中, 天主教是唯一不容许一夫多妻及离婚的宗教。原因并非在于天主教要保障女权 (实际上, 中世纪欧洲的女权一点都不比中国高), 而是要减少有机会结婚妇女的数目, 以减慢人口增长。这和欧洲高纬度地理环境有关。(南欧的纬度和北京差不多)
信奉回教、犹太教、印度教、儒教的中东、亚洲国家都处于比欧洲纬度低许多的地区。热带的作物易生长, 而居民亦无需吸收许多的热量以应付冬天。古代中国的农耕方法亦令粮食出产较多 (27) , 较能负担多的人口。在西欧这高纬度而多山的地区, 古代农业技术不发达情况下, 粮产和中国华中, 华东, 华南等相比自然差很远。但因冬天较寒冷, 人需要更多热量, 所以很难为大量人口提供足够食物。(28)欧洲南面是地中海, 和盛产粮食的非洲一海之隔, 更增加欧洲扩展农业以支持更多人口的困难。罗马帝国便是在其 “粮仓”非洲行省衰落下灭亡的。事实上,古代欧洲先发展的意大利南部及希腊都是纬度较低的地区。但从前欧洲人口密度比中国高, (29) 所以欧洲的统治者们比亚洲的统治者更需要关心控制人口增长。现今欧盟的大量预算用于农业补贴, 亦是和农业产量比欧洲高, 而纬度比欧洲低许多的美国难以化解的贸易矛盾。
罗马天主教及拜占庭皇帝们在公元十一世纪开始严格执行一夫一妻和不容许离婚, (30)在此之前, 拜占庭皇帝是容许人民离婚的。而在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纪期间, 教会开始严格实行教士独身制, 和发动十字军东征。这些其实都和公元十世纪后欧洲因人口增加而开始诱发动乱有关。很多研究都显示,当时欧洲人口急剧增长, 出现许多“游民”。(31) 教会透过 “十字军”东征, 解决了西欧人口过剩而带来对统治者的挑战。而另一方面, 教会开始执行的强制全部教士独身,和宣扬些稀奇古怪的性禁忌, 例如对婚姻中性生活进行的时间, 日子, 以致姿势的指导,亦令教会在调控人口增长上发挥很重大的作用。
巧合的是, 中国道教的道士一般是“非独身”的, (32) 但出现于“金”, 在元朝这农业生产低落, 汉人地区人口大幅下降的朝代, 蒙古皇帝大力支持下蓬勃发展的“全真教”, 道士却是必需独身的. (33) 道教“名著”素女经, 内提到的房中术部份亦具有避孕的效果。(34)
许多人以为近年在发达国家出现的较多人晚婚, 独身现象和社会富裕, 女性地位提高有关, 但其实相比亚洲人, 欧洲人近数百年间一直较晚婚, 较多独身。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 有约三分之一人终身不婚, 结婚年龄平均在二十五岁以上, (35) 许多人都因为财产未有达到一定标准而不被容许结婚。在十九世纪前的欧洲, 结婚都要得到父母, 教会的批准。同期间的中国绝少人二十岁仍未婚。
在工业革命前的欧洲, 人口增长便一直十分缓慢, 1500年全欧洲约六千万人口, 二百年后的1700年, 人口才增至八千三百万。在这粮食生产发展的年代, 二百年间只增长50%, 主要集中在本来人口较少的国家。1600年, 法国有人口二千万, 而当时法国已有 “人满之患”。(36) 到十九世纪中叶, 法国人口才增至三千万, 但同期间中国人口已从一亿三千万上升至四亿。(37)
十六世纪宗教改革, 主张容许离婚、教士不独身的基督教新教诞生及发展的地方都是人口较少的国家, 例如英国, 德意志统一前各小邦, 荷兰和北欧国家等。而人口当时较多的法国、西班牙及意大利则现在仍是以天主教徒为主。这和小国要鼓励人口增长以抗衡大国, 而大国则较注重内部秩序有关。实际上, 过去三百年间的欧洲, 基督教新教国家的人口增长就比天主教国家高许多 (附录1显示基督教新教国家约为七至八倍, 英国超过九倍, 天主教国家约为四至五倍, 法国低至2.7倍) 。 其实新教的兴起是小国要透过从天主教蜕变过来, 但从属于民族国家, 而且有助于提高出生率的宗教组织来反抗“罗马中央”及大国。十五世纪起新海路的开拓打破了意大利人对中亚贸易的垄断, 为这些反抗带来契机。新贸易机会带来的经济增长亦令小国不害怕新增的人口会因失业而作乱 (反正人口本来就少)。1450年时人口只有约三百万, 不到法国25%的英国, (38) 带头“宗教造反”成功, 率先工业化而可养活更多人口 (1800年约为1300万), 更逼使欧洲各国只能加速新教化, 工业化以应对英国。
二次大战后各大国间似乎曾进行了一场由美国这产粮大国挑起的人口竞赛。美国可能想透过这场人口竞赛来压倒正从二战废墟中恢愎过来的欧洲及苏联。美国二战后不少政策, 例如有关退伍军人的法例都鼓励多生, 形成了有名的“婴儿潮”, 即1946-1964间出生率甚高的情况。(39) 因而在1964年高峰时, 美国人口中超过40%低于20岁, 令60年代出现所谓“青年膨胀”(Youth Bulge)现象。意思指因年青人反权威的本性, 急剧增加的年青人口和引来的年青人失业问题, 严重削弱建制的权威, 冲击了既得利益的统冶基础, 造成动荡的社会及政冶环境。美国这以前完全由男性主导的国家, 似乎在自食其果情况下, 1963年便推出了像征女权的口服避孕药 (其技术早在30年代己开始出现)。1965年口服避孕药在美国全面风行起来, (40) 而这场欧美间的人口竞赛亦随之落幕。毛泽东当年提出“人多好办事”,其实有其国家战略意义。
天主教传统禁欲、节制, 坚持一夫一妻, 禁止离婚, 反映在历史上欧洲的较晚婚, 许多人独身。其实这是欧洲控制人口增长的方法。(41, 42) 而伊斯兰及中华文化, 则无强调禁欲节制, (起码对男性而言), 鼓励多生, 早婚, 容许多妻, 这反映在大一统社会, 统治者希望增加人口, 扩展徭役及税收基础, 以增强应付天灾, 河流泛滥的能力。
伊斯兰在公元七世纪出现后, 阿拉伯国家在这人烟稀少的地区对外扩张征战要有大量兵源。 而中国由于有长江黄河流域泛滥的问题, 广泛地区要应付水灾, (43) 再加上中国的农耕方法依赖灌溉, 便需有系统地调动各地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催生了一个大一统国家。(44) 这大一统国家需要修筑运河, 首都及为首都提供粮食 (元朝首都北京的粮食便全由南方经运河北运), 亦要求有大量人力。
但因中国晋朝至唐初皇帝的根据地都位处偏北. 南北朝间非大一统时代, 更无南方的粮食供应可以依赖. 而中国在南方的粮产大增是在公元八世纪唐中叶后才出现的 (45)。所以晋朝至唐初的众多统治者面对的粮食供应情况和欧洲有点类似, 因而亦要借助佛教这 “出世”的思想来减轻人口压力。北朝时佛教便十分盛行,高达10%人口出家。南北朝间, 佛教普及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 隋唐间为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鼎盛时期。(46) 后来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灭佛, 波及其它宗教 (47), 很可能是因为公元八世纪后南方的粮产大增, 一方面令唐帝国可养活更多人口, 另一方面亦需增加人口以扩展生产。唐武宗灭佛后, 中国人口在10~13世纪期间经历了其历史上的第2次增长高潮, 人口从8世纪中叶5300万增长到宋朝末年高峰的一亿多。(48) 佛寺内的佛像多为铜器及金银等贵金属, 而铜亦为主要的货币工具 (铜钱)。佛教的兴盛, 佛寺占用过多的铜和贵金属, 亦会导致货币供应短缺, 通货收缩, 不利经济发展 (49) 。
唐朝统治者作为西边来的 “异族”, 在唐朝建立二百多年后已经汉化, 不再需要“西来”佛家的帮助。而伊斯兰在中亚兴起后, 唐朝统治者很需要限制宗教对社会的影响, 以避免“西来”影响威胁其权力。早在836年, 一道诏令就禁止汉人与 “色目人”有任何联系。(50) 唐武宗灭佛后, 佛教开始衰退。其后过千年间佛教没再有突破性发展。(51) 这反映在大一统国家下, 世俗政权选择儒家而非佛家或其它宗教作为提供 “意识形态”的 “合作伙伴”。这除因为儒家在中国历史较佛教及基督教长外, 亦因佛教及基督教在僧侣独身制下很容易演变成俗世政权无法驾驭的组织, 而非独身儒生没有此令世俗政权担心的倾向。
由此观之, 古代欧洲, 亚洲的世俗政府所以在某些时候要鼓励一些提倡 “出世”, “禁欲”主义宗教组织的发展, 但在另一些时候却要打压这些因其 “独身制” 特质, 很容易结合成对抗政府的力量, 其实有是其对立而统一的原因。
国家为了对付天灾、外敌, 要鼓励经济发展或一定的人口增长。但短时间内过高的人口增长, 许多年青人没工作或甚至粮食不够分配, 便很容易诱发动乱。在这 “外患与内乱”之间求得平衡, 便要求世俗政权不停地在 “入世”的生产单位与 “出世”的宗教组织之间左右摇摆。 其中亦涉及 “一神”宗教在统一国民 “意识形态”上的功能。
而在近代社会, 由于工业文明导致生产及经济发展, 近代避孕, 绝育方法的出现及普及, 使这些 “独身性”、“出世”宗教组织失去在 “人口增长调控”上的重要性。国家政权便可摆脱对这些组织的依赖。工业文明、市场经济下产生出对金钱的膜拜, 社会思想由“天主教会”变为“财主教会”主导, 亦减弱宗教组织的影响。所以教会便部份转为注重教友间互相共济支持, 建立人际关系的网络。
在意识形态领域, 西方工业国便以 “民主”(有时他们形象化为 “女神”)来取代 “天主”。 “民主”就成了他们共同的意识形态。但和中世纪的上层社会声称 “信天主”,往往只是在众人面前做做样子一样, 对一些西方的统治阶层来说, “民主”往往只是一个幌子, 表面的把戏。实质上, 是“财主教会”取代了“天主教会”。 华盛顿的美联储白石建筑就相当于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 上届美联储主席, 常对公众说些“凡人”难以理解的“梵音”的格林斯潘便是“教皇”。 金融资本家群便是“枢基”, 而各常常出镜的财经分析师便是“传道人”, 天天在电视, 电脑屏前盯着外汇, 股价上落, 博覧群(股)经, 希望早日达成逍遥退休梦的股民便如同以前天天祈祷, 勤读圣经, 希望身后得上天堂的善众。
有些人认为当今世界注重经济发展, 谈论“意识形态”己是过时. 但他们忘记, 膜拜金钱的 “财主教会”本身便是一种意识形态。
而罗马天主教会为继续发展, 便一方面到多生的非洲及南美 “拓展市场”, 另一方面改变过往 “反民主”的特性, 结合西方工业化社会的 “民主力量”, 与世俗政权组成在教育、社会福利事业上的合作伙伴关系, 以和基督教新教竞争。在60、70年代, 罗马天主教会甚至有点 “左倾”, 意图树立教会应关心劳苦大众的形像。但70年代后期, 原藉波兰的若望保罗二世担任教宗后, 因波兰历史上与俄罗斯及苏联有很深的仇恨, 梵蒂冈便压制了教会内, 尤其拉美国家天主教会的 “左倾”解放神学路线。在与美国为首的阵营对抗苏联的斗争中, 罗马和波兰天主教会便结合西方力量拖垮苏联, 当然这亦涉及在东欧和俄罗斯主要由东正教占据的 “市场之争”。
对罗马天主教来说, 由于其生存有赖于 “教友”及 “教士”的增加, 所以他们终归愿意和让他们传教的国家合作. 但对各国政府来说, “罗马”天主教的教士独身制带来的中央集权, 国家性, 必然反对计划生育, 仍是令许多政府无法鼓励其大规模发展的原因。
大国工业化历程中, 二十世纪“后起之秀”的列宁党式社会主义国家“不谈鬼神而远之”的特质, 部份因为各基督教新教教会实质从属各欧美工业化国家, 而以前回教, 东正教的上层组织又和封建制度有一定关连。
源于德文的Realpolitik, 中译“现实政冶”, 强调从国家利益而非道德或理想考虑政冶问题。从这方面思考, 处身不同地缘政冶环境的个别国家, 在相异的历史条件底下, 由不同阶级背景的精英掌握政权, 便会拥抱不同的意识形态, 如各种宗教的互相对迭, 天主教会对“财主教会”, 种族优越对肤色平等, 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 自由主义对平等主义等,以达成不同的国家目标。一天“国家’存在, 意识形态的差异及争论便会一天以不同形式出现。
资料来源: http://www.library.uu.nl/wesp/populstat/popul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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