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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德体育留下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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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3/23 出处：新浪博客 |
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曾经是世界上竞技体育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在它短暂的41年历史中，东德运动员在各种世界大赛上不断摘金夺银，缔造出一个为世人仰首兴叹的东德奇迹。
数据显示，从1968年墨西哥城夏季奥运会到1988年汉城奥运会，短短20年间里，东德共获得了519枚奖牌，成为自苏联（774枚）和美国（624枚）之后，获得奖牌数量最多的国家。而如果按照人口平均计算，东德所获得的奖牌数量是苏联的10倍，是美国的13倍。对于这个人口只有一千六百多万的欧洲小国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惊诧的“奇迹”。
这一奇迹的造就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东德所实行的竞技体育体制。东德的体育体制脱胎于苏联所实行的“全运会体制”。这是一个从选材、训练，到参赛等各个环节均获得政府全额买单，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垄断体制。只是，东德人在继承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改良与浓缩，建立起异常发达的国内体育组织。作为东德体育组织主导的“全国体操和体育联合会”，曾经拥有多达364万多成员，占东德人口的20%多。其下设的体育俱乐部达10600个，体育干部人数高达40余万。这些遍布全国的基层教练和运动员，支撑着东德竞技体育的“金字塔”。对此，作家莱思立·考立特在自己的书中有着非常贴切的描述：“体育是东德仅有的几小块可以拿来向西方炫耀自身优越性的地方”。
然而，东德体育的造梦机器后来竟然分崩离析，其速度之快，烈度之严重，远远高于其他任何行业。而随着好奇心接踵而至的深入调查，为世人揭示了东德体育截然不同的另外的面孔。
违禁药物腐蚀了东德体育。随着原东德内部档案的解禁，东德竞技体育的禁药问题浮出水面。经调查，至少有10000名东德运动员，其中很大部分为青少年运动员，在东德体育机构的指使下长期服用各类禁药，并且造成了至少100名运动员的死亡。后续调查更显示，大部分前东德的奥运会奖牌获得者都涉嫌服药。在长达20年间，东德运动员在医生的监护下定期注射合成代谢类固醇和口服激素等违禁药物，并设法避过了各种主要赛事的药检。更有甚者，东德的药物研究机构为了研制出更为先进的药物，不惜利用国内的青少年运动员进行秘密药物试验。这种有违人伦的做法所造成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很多运动员在长期服用禁药后身体发生异变，女性选手声带变粗、毛发增多、卵巢性痛经、肝功能失常、更有甚者发生癌症，以及生育畸形儿等生理问题。根据后来的统计，在1972年到1988年之间，前东德每年给运动员派发至少两百万片合成代谢类固醇，这期间东德总共获得了384枚奥运会奖牌。稍微计算一下，也就是每个奖牌要消耗掉88000多颗类固醇，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
运动员特权化成为众矢之的。长时间以来，东德运动员享受比一般公务员好得多的生活水准，特权化和贵族化现象普遍。特别是精英运动员，他们不但有比普通人大的多的房子和更好的汽车，还另外享有国家的特殊津贴。而获得奥运会冠军的运动员更可以除基本津贴外在获得至少35000马克的额外补贴，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个东德普通工人三年的收入。奥运会银牌则获得大约20000马克的奖励，甚至第六名也可以获得3000马克的奖励。同时，他们还可以通过特殊渠道获得更好品牌的酒和国外日用品，这在一个任何商品都需要配给的社会中是非常奢侈的事情。但是，尽管如此，并不是所有运动员都可以顺利得到这些奖励，很多运动员指责自己的教练和领队贪污和霸占运动员的津贴。
不但如此，东德长时间对高水平竞技体育的偏爱更致使本国群众体育开展的严重滞后。为了更好的服务于高水平竞技体育，东德耗巨资在国内修建了数量众多的体育设施，条件优越，但这些设施基本上不对公众开放，常年处于半封闭式的管理运行之中。同时，东德的普通老百姓却得不到基本的锻炼休闲设施和指导。柏林墙倒塌后，一些市民甚至采取焚烧体育明星的汽车和在公共场所闹事来直接发泄对东德体育制度的不满。
回首整个东德体育，我们看到以国家的中央集权为主导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以选材、集训、竞赛和奖励的体系的确行之有效、立竿见影，且在一定时间内为国家民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荣誉。遗憾的是，东德没有为这种竞技体育国家垄断体制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更没有将竞技体育所能产生的社会效益反馈到整个国家的体育事业的持续发展上来，而一味追求竞技体育的成功对国家制度优越性的表达，以及它对民众短期的精神振奋效益。这不能不说是东德体育最终走向悲剧的必然结果，给世人留下了太多的思考与启示，东德体育表面上穿上了华丽的成功外衣，而本质上却是一具失败的文化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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