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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水山：新农村建设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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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3/20 出处：中国改革报 |
如今换位思考要比起上传下达更为深入人心，是建设和谐、诚信社会的思想基础。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本来是利国利民的千秋伟绩，各级政府的官员和学者激情满怀，纷纷参加讨论、积极发表见解，准备投入到这一如火如荼的现实生活中去，然而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了学者们忧虑的诸多问题：大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过去的错误做法又死灰复燃。有时，靠一个学者和官员解决不了社会上的根本问题，而需要社会舆论、政府领导、人民群众对一些错误苗头和潜在隐患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评判，建立有效的防范制度，才能防微杜渐。建国5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我们有太多的苦涩、痛苦的经历和回忆，然而我们又很容易健忘历史，这是官本位的社会特性所决定，使本来一件非常美好的社稷附之东流，夭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和形象工程上，造成重大失误和损失。
我们不妨换掉身上的身份外衣，去当一次农民、市民、学生、士兵、教师，感受一下他们对一些事物的亲身感悟，然后再去思考你要满腔热忱地想要做的“大事”，这要比那些轰轰烈烈的发起和组织实施要实在得多，这是文明社会的门槛。
1.开大会、发文件、做报告：这是不太喜欢搞调查研究的干部的惯性做法，紧锣密鼓地用发文件、开大会、做报告的形式，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方针和政策，从其历史和现实意义、提高认识、理清思路、措施到位、增加投入到加强检查监督、宣传评比，无一不是折腾老百姓的举措，这“提高认识”和“理清思路”都讲了几十年了，群众永远理不清思路，认识上不去，措施跟不上，投入不到位，是群众的问题还是干部思想的问题。大家都很忙，又到了农忙时分，没有太多的时间听长篇报告。
2.强行动员、硬性摊派：因为一直把群众看成素质不高、认识水平、思路和措施跟不上，就需要惯用的自上而下的“注入式”和“下乡式”做法，规划、计划都由上边定，群众或下级单位只需贯彻执行就可以了，不需要讨论和征求意见。于是下达指标、落实计划，出工出力出资就理所当然。农民既没有参与讨论、决定，也没有看到能带来什么好处，还要被动出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真是劳民伤财。笔者作为当事者清楚地记得20多年前因县政府和水利局的瞎指挥，每个村强行动员100多个壮劳力，挖了60多天10多米深的大水渠，足足动员和摊派了全县（20多万人口）3万多农民工，在11月的北大荒能看见星辰的半地窖里住着，超负荷劳役，按一个劳力5元算仅劳力成本就达900多万元，后来因设计有问题全部作废，对这个巨大损失有关部门始终没有任何解释。我们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劳民伤财，不记成本、不追究政府官员渎职和犯罪行为，只追求敲锣打鼓、红旗招展、人群涌动的浮夸做法已经成为过去，每个干部策划设计的每一件“工程”、“行动计划”都要纳入成本与时效预算和核算，各级政府要成为责任政府，还需要引入问责制，这是对人民群众最有说服力的做法，也是对纳税人负责的制度。
3.强行占地和拆迁：对农民来说，土地和房屋是他们的全部家产，是生命线，是最不能逾越的红线，这是中央政府反复强调过的，然而政绩和利益的驱使，使一些部门和干部忘乎所以，轻易地动用政府权威，官商勾结，占用农民的耕地和房屋，迫使农民在几周内拆迁。曾经遇到过诸多农民和市民因强行拆迁和占用他们的居屋和耕地而抱头痛哭，他们也申诉无门，最终积怨成疾。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农村、农民中，城镇、城市居民也多有这种遭遇。被强行拆迁和占地的农民或市民曾苦求学者、记者帮他们呼吁：政府不要再朝令夕改和折腾老百姓啦！
4.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准确地说，这是干部的政绩考核、升迁制度和部门、个人利益驱使造成。“新官上任三把火”，要体现新领导的魄力和能力，于是在看得见的马路、街道、高楼、标语、景观、会议、宣传、机构、人事上下血本功夫，组织、人事部门看得见，记得着，打分有依据，于是本来谁都知道根本学不了、做不到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样板工程、马路工程纷至沓来、源源不断、防不胜防。烧的是纳税人的钱，提拔的是烧钱和折腾老百姓的人，使政务工作朝令夕改，毫无连续性和持久性，行政置信度被大大折扣，人民群众因劳民伤财而怨声载道。
5.朝令夕改：和上述现象互相关联，不是孤立、个别存在的现象，正因为干部考核、升迁制度的弊端，新一届领导班子一来，“烧三把火”，既断送了科学的发展，也没有继承性和连续性，经常是朝令夕改，和“马路拉锁”现象一样，今天埋、明天挖。是我们的干部太多，还是部门职能交叉、重复、多头，还没有做就开始来检查、评比，就要有人升迁了。刘乡长来了，修了一条“富民路”，这潘乡长来了又重来，另修一条“致富路”，明天贾乡长来说不定还要另修一条“爱民路”，农民说：这么宽的柏油路我们一时还用不上，是县里的大干部们来参观指导用的。
6.“部门利益效应”：很多年来，各种名堂很多，但很多农民和农村并没有多大变化，就是由这种“部门利益效应”所致。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行政战线太长”。国家巨额集中投入做一件事情，可能做得很好，但是从中央到乡村，战线太长，中间环节太多，路途消耗太大，导致雷声大、雨点小。每年几千亿的投入，到了农民那里就寥寥无几，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这就是很多国家富民政策，最终导致“政府热闹、部门积极、学者赞扬、媒体宣传、群众观望”的结局。对多数农民来说，比起地市、县市政府，乡村政府更是看得见、摸得着，近在眼前，所受影响大一些。
7.假农资和假信息泛滥：如今像过去那样的农民负担少多了，农业税也被取消，这是中央政府的德政，但是在多数农民没有正确的分析和判断能力的情况下，很多部门、企业的真假信息泛滥，假农药、假化肥、假农资趁机而入，各种商业欺诈、蒙骗、诱惑接踵而至，政府缺乏正确的引导和打假也不力，不能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平台。有些地方政府的引导又搞一刀切，一阵风，种什么、养什么，发展什么，全村、全乡一个模式，往往容易引起本来狭小的市场饱和、价格下跌，甚至产品积压。因此，各级政府的职能从过去的“催种催收”向提供信息平台和各种有效服务转变更为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推广同一种新技术却卖不出去农产品而积压亏损的缘故。假农资和假信息泛滥的延长线，就是对广大农民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过度包装和伪劣加工，国家失去食品安全网，对城乡消费者带来了巨大的身心危害和不安。
8.城市也经不起折腾：对农村、农民来说有这么多忌讳和顾虑的话，对城市居民来说也有种种忌讳。对新农村建设，城市居民可以以多种不同方式支援，如到农村旅游、建立城乡姊妹关系、开展支援贫困家庭和助学活动。但是，城市居民也有看病难、看病贵、上学贵、出门难等都市问题，甚至还有环境污染、人口拥挤、疑难疾病多等城市独有的问题，还很严重。但比起农村，城市的综合生活条件好一些，各级政府如果不是用强制动员和硬性摊派的方法支援农村，而是更加志愿、发自内心而有效的方式、方法，来激发城市居民对农村和农民的爱心互助活动，更为有实效，还受人民群众的欢迎，产生城乡互动双赢效果。人们还记忆犹新，在文革期间的农忙季节，动员城乡所有学生、教师、工人、解放军志愿农村，帮助农民锄草、插秧、收割。当千万计的农民纷纷涌向城市的今天，已经不大可能再敲锣打鼓送大批城里人下乡务农。
9.学者不能盲目迎合：对广大学者来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无疑是一次转变学风和文风的好时机，可以转变脱离实际的宅院式研究方法，可以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发展观，可以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奉献自己的学识和才华。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和文风要求我们，即使是正确的蓝图，在实际运作中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惑，出现偏差和错误，还可能发现原来认为是正确的理论或结论还需要重新论证、补充和发展，发现其中的偏差，并提出矫正的必要。有错必纠也是马克思主义。今天，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不断追寻科学和真理的过程。追求科学与真理，不能粉饰、迎合与弄虚作假，应扭转“上边定调、学者论证、群众执行”的错误决策机制。需要画圆就画圆，需要画方块就画方块，这是和科学与真理背道而驰的行经。
10.不搞“定调新闻”：党的新闻工作者要忠实履行党的方针、政策，贯彻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树立总书记所倡导的“八荣八耻”观，弘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反映客观现实，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反映人民群众的真实想法与要求，介绍学者讨论中的不同观点和争议，纠正错误做法和风气，杜绝有偿新闻，杜绝片面、错误的宣传，忌讳和防止“车接车送，管吃管喝，一好百好”的“定调新闻”和“有偿新闻”。明明是方的却说成是圆的，最后使大家都认为是圆的，这是我国纠正一种错误思想观念和做法，周期长、成本高、危害大的原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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