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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来谈谈蒙元王朝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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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3/16 出处：中国书院 |
近日看了这里论坛上，关于蒙元王朝以及民族性的一些讨论，我觉得也有必要发表一点我的意见。先讲一点题外话，有关历史的讨论，首先应该讲历史，民族意识也罢，政治觉悟也好，针对历史问题的讨论，都应该在评论历史事件的前提上，才有意义，否则这样的讨论只能陷于无知和盲目的状态。
同车对元朝历史一直也是很感兴趣的，但对于元朝这个王朝的性质，确实很难有比较明确的结论。这里想就元王朝的性质问题，以及元王朝给中国以后的历史发展带来的影响问题，找一点历史史实以及作一些初步判断，给诸位网友继续讨论多一点话题 ：）
发表意见前，先谈一点新中国史家研究元王朝的误区。新中国史家对蒙古帝国对中国征服统治的性质以及元王朝各民族间的文化隔阂，一般都是采取小心回避的态度，为了怕被扣上“挑起民族矛盾”“制造民族分裂”的帽子，即使偶尔提及，也都是作为反面观点，斥之为“别有用心”、“居心叵测”。但在现在这个“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年代，必须先打破这个禁区，才能更客观地认识元王朝。
首先，有关元王朝的王朝性质问题，这里有网友认为它是中国的亡国史，有的则认为，元王朝就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不存在民族征服的问题。这两个观点在我看来，都是很片面的极端观点。 我比较认同在西方，港台学术界非常重视的观点，就是元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典型的“征服王朝”。
所谓“征服王朝”，有几个涵义，一是，这个王朝不是由中国王朝的内部历史演变而形成的，这一点即承认它的起源和发迹不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二是它确实成为了中国及中国人历史的一部分。三是在中国人的历史中，他和中国原文化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融合或同化的概念，而是征服者主动吸收或强行抵制的关系，其选择主导在征服王朝的征服者手里。元和清，在“征服王朝”上这一性质上一致，所区别的是第三点，清对原文化偏向于主动吸收，而元则是强行抵制。
那为什么元要称为“征服王朝”呢？让我们看看五胡乱华时候的北方游牧民族，那时候的五胡，在进入“中国”王朝前（请注意，笔者所说的是“中国”王朝，请区别于21世纪的中国地理和政治概念），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国家和政权形式，他们是趁着中国王朝历史中的混乱机会，渗透入中国，在中国王朝的土地上，形成了他们的国家，并得以统一和强盛起来。
而蒙古帝国的元王朝则完全不同，他们在进入中国王朝前，已经独立形成了一个迥异于中国王朝的草原帝国，要作为世界历史上各国各民族间普遍存在的典型的“征服王朝”，元王朝必须体现了以下三个“征服王朝”的公认特点：
一、 作为征服者的蒙古民族在“征服”“中国”王朝以前，必须已经是一个经济生活与汉族（或者说是当时的“中华”民族，这时候的“中华”民族肯定不包括蒙古族，原因后面讲。）农业社会判然迥异的（注意要“迥异”的）、比较纯粹的草原游牧民族。
二、 蒙古民族在开始“征服”“中国”王朝以前，必须已对漠北草原实施了相当有效的统治，建立了强大的草原游牧帝国。（如何有效法，后面再说。）
三、 蒙古民族必须充分实现了对“中国”王朝的“征服”，尽可能大部分、乃至全部占有了汉族（或“中华”民族）聚居地区。
元王朝完全符合这三个条件。
一， 蒙古族最初活动于大兴安岭北段，后迁至蒙古高原中部偏东的不儿罕山（今肯特山）地区，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直到 成吉思汗建国和南下伐金时为止，几乎看不到任何蒙古人从事农业经营的材料。甚至在建国近二十年、基本平定中原以后，还有贵族提出将汉族农业区“悉空其人以 为牧地”的主张。
二， 元朝的前身——大蒙古国立国漠北半个世纪，实施了分封制、怯薛制、千户百户制等一系列游牧国家的政治制度，对漠北草原控制的强化程度超出以前任何 一个北方民族。
三， 而这样一个游牧帝国最终又完成了统一全中国的任务，建立了“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 的大一统王朝。
仅此三点，就可以充分说明了蒙古帝国的元王朝的“征服王朝”性质，但新中国史家自有狡辩的理由，他们的理由就是，第一点不成立，蒙古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阿，怎么能说蒙古民族成了中华民族的征服者了？ 这个理由完全是一种混淆历史、偷换现代概念而置于古代的狡辩逻辑。很显然，蒙古人成为中华民族“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是其征服及统治中原江南后的结果，而不是先存的事实。这么平实通达的历史道理，在新中国蒙元史家那里，却要故意回避，乃至偷换概念，实在是令人费解的事情。
以上对于元王朝是“征服王朝”的认同，也就是笔者不同意元王朝“亡国论”以及元王朝“源出中华”论的理由。
接下来讨论元王朝征服后的统治，这也许可以进一步认识元王朝的性质。
自1206年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建立， 在对外征服完成后相当长时间里，蒙古帝国仍然像最初一样维持着漠北作为统治中心和国家本位的地位，对所占有的农耕地区仅采 取间接统治的方式加以控制。这是“征服王朝”特性在蒙元帝国初期的显著表现，也是理解蒙元历史的一个关键因素。从成吉思汗到蒙哥的四任大汗，都坚持实 行草原本位政策，“视居庸以北为内地” ，而将征服后的金王朝中原只看作帝国的东南一隅，从未考虑过针对汉地的特殊状况，采用历代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加以统治和管理。在蒙古帝国统治下的半个世纪中，中原法制不 立，缺乏秩序和稳定感，蒙古贵族剥削残酷，竭泽而渔，平民百姓“虐政所加，无从控告” ，其根源就在于这种间接统治方式和草原本位政策。窝阔台时耶律楚材当权，试图改变上述状况，但以失败告终。直到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后，定都汉地，改行汉法，并击败其弟阿里不哥的竞争，夺回漠北，才将蒙古国家的统治政策由草原本位变为汉地本位。
蒙古帝国半个世纪的草原本位统治，深刻地影响了以后蒙元王朝的历史。首都虽然南迁，但漠北草原作为“祖宗龙兴之地”，在国家 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统治集团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农业地区的角度出发看问题，草原本位政策的阴影长期笼罩不散。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元王朝早衰的原因之一。
元朝的这种草原本位的统治，进入中原后，最直接的反映，就是体现在了政治制度上。
唐宋以来，中国的专制皇权日渐削弱，宋代的官僚制度非常宽松。宋代是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期，皇权受到官僚体制的极大约束，颇有“开明专制”色彩，对政治领域中的各种非理性因素的抑制也比较成功，所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 一千年纪元之后，东西方的文明国家似乎都不约而同地在寻求一种制度来平衡皇权（或王权）。但草原本位的蒙古人进入中国后，彻底打断了中国的这一政治文明的成长。
在草原“家产制国家”色彩浓重的蒙古帝国以及蒙元王朝，由家长权力发展而来的汗权至高无上。出使蒙古的欧洲传教士曾说：“鞑靼皇帝 对于每一个人具有一种惊人的权力。一切东西都掌握在皇帝手中，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因此没有一个人胆敢说这是我的或是他的，而是任何东西都是属于皇帝 的。”元朝的专制远较前朝少于约束，甚至可以说元朝的专制制度没有继承以前中国王朝的任何内核部分，最多是官制礼仪之类的表面的结构，朝廷重臣与皇帝的关系“也就是主奴关系”，所有这些，都导致皇帝的尊严愈增，专制主义皇权也进一步膨胀，这对于明初极端专制主义皇权制度的成形无疑有它的影响。 的确，从元朝历史来看，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并非偶然。明代很多皇帝恣意妄为、我家天下任我为之的蛮横心理，应当就直接来自元朝“家产制国家”的皇权观念。
元朝的其他制度，比如世袭的军户和匠户制度、驱奴制度、诸王分封制度、以军户为基础的军事制度等等，几乎全传给了明朝。宋代的募兵制，已经非常接近现代的兵役制度，在蒙元后完全中断；宋代以后取消了的诸王分封制度，在明代又大行其道；而明代从蒙元继承的蓄奴制度让中华文明倒退到了纪元前。从严格的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从这些可以看出，蒙元的统治对中国王朝内部上千年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延续，起到了颠覆性的作用，这种颠覆性，和他“征服王朝”的面目是一致的。
蒙元作为征服王朝，当然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但作为征服的后果，深深影响了中华历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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