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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敬琏：反思改革 明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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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3/11 出处：凤凰周刊 |
问题在于，某些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老近卫军"利用大众对我国社会中消极黑暗现象的正当不满和学界人士对改革和发展中一些问题的有理有据的质疑，重倡他们在十几年前提出过的"取消计划经济，实行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命题，指称过去20多年的中国改革是由"西方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主导的，执行的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或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路线"，力图把人们引向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并且取得了某些成功。
反思改革 明确方向
文/特约撰稿人 吴敬琏
2006年2月11日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提出了十分有意义的主题，即"新阶段中国改革发展的特征与挑战"。目前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的确面临着崭新的阶段，需要对过去进行认真的反思，对未来进行慎重细致的规划。在社会各界人士参与的大讨论中，作为经济学人，我们也有责任为这种反思和规划提供自己的专业性的思考。
说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正面临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因为，经过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增强；但与此同时，经济社会体系需要提升、经济社会改革需要推进的情况下，改革却存在不少重大的缺陷和不足：第一，中共"十五大"确定的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即"有进有退"的方针，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如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国家垄断的基本经济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等障碍重重，甚至遭到扭曲；第二，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须的民主法治环境迟迟未能建立；第三，政府必须提供的教育、基本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不但没有加强，相反有削弱的趋势；最后，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体制相适应、基于高投入的粗放增长方式也难于向基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集约增长方式转变。由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行政腐败扩散等造成的社会矛盾呈现日益加剧的趋势。我们一直关注这些社会经济现象，也一直试图从经济学的视角提出我们的见解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例如，在1988年"官倒"腐败盛行之际，一些经济学家用"寻租"理论说明权钱交易、"权力搅买卖"乃是"官倒"的根源，为了"从源头上反腐败"，必须限制政府官员配置经济资源的权力。又如90年代中后期，体育、教育"产业化"的口号开始走红时，一些经济学家根据现代经济学划分公共品、准公共品和私用品的原理指出，体育文化教育的许多领域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公共品应当由政府提供而不应产业化（商业化），"一概提倡市场导向将会使整个社会文化沦落"。但是，由于这些改革都触及既有的利益格局和公共治理的根本性问题，自然就会阻力重重。随着矛盾的积累，人民群众的疑惑和不满也日益增多。在这种情况下，2004－2005年期间爆发了关于我国改革和发展问题及中国应当何去何从的大争论。认真反思我国改革的成就和不足，明确它所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前进的方向，已经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
2004－2005年的大争论集中在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中国过去改革的成败得失这两大主题上：在第一个主题的争论中，由于绝大多数参与者都能够采取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态度，而不是把学术问题政治化、采取随便"贴标签""扣帽子"的办法，应当说大多数人在许多问题上逐渐取得了共识；即使在保留着较大分歧的问题上，至少也使问题的症结和学者们各自的观点、论据得到了明确和澄清。这就为制定"十一五规划"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至于后一个主题，虽然它较之前一个主题具有更加基础性的意义，但是这方面的讨论却并不像前一主题那样，已经可以看到建设性的成果。大众对种种消极现象的广泛存在感到迷惑不解，甚至强烈不满。学界人士对这些消极现象产生的原因作出了很不相同的解读。这些都是十分正常的。问题在于，某些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老近卫军"利用大众对我国社会中消极黑暗现象的正当不满和学界人士对改革和发展中一些问题的有理有据的质疑，重倡他们在十几年前提出过的"取消计划经济，实行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命题，指称过去20多年的中国改革是由"西方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主导的，执行的是一条 "修正主义路线"，或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路线"，力图把人们引向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并且取得了某些成功。
改革开放25年来，像这样的争论已经有过很多次。举其大者，1981－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一次，1989－1992年的十四大一次，这已经是第三次。前两次争论的经验表明，只要这种争论能够按照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来进行，支持争论各方把自己的观点摆到桌面上来辩论，真理总是越辩越明，是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的。
除了这种关系改革整体路线上的争议需要进行政治层面上大是大非的辩论外，对于改革各方面的具体问题，哪些是由改革受阻造成的，哪些是由改革本身的缺点造成的，包括一些改革做法和措施是否存在"泛市场化"和向个别利益集团倾斜的偏向，某些提法是否带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色彩，都是可以通过针对问题、实事求是的讨论得到符合实际的结论，有益于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成果的。对于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只有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争论的各个参与者之间进行平等的切磋与辩驳，达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共同提高的目的。
以至今仍然争议很大的如何评价"三医联动"（即医疗保险、医疗机构和医药产品生产流通体制的改革）的医疗改革为例。我看了一些争论文章，得到的印象是，无论是认为医改因为以市场化为方向而失败，还是认为医改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文章，似乎都存在一个过分笼统，或者全称否定地判定市场化是错误的，或者全称肯定市场化是正确的，而没有对问题做具体的分析。事实上，不但以上"三医"的性质各个不同，每一大类中的具体项目究竟是公共品、准公共品还是私用品，也有很大差别。对于它们是否应当市场化，无法一概而论。而且即使得出了应由政府提供，或者由市场提供的结论，也还有一个如何监督政府或者如何解决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需要深入地进行讨论。如果能够针对具体门类进行具体分析，即使不能达成共识，也能够明确分歧的症结所在，为进一步辩明是非创造前提。
在我国改革开放开始时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就曾向我们介绍过他们自己的经验：自由而切实的学术讨论，乃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前提。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学家对此也有深切的体会。经济学家作为知识人，应当秉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对它是否符合学术规范独立地承担责任。我希望经济学家同仁也都能秉持这种精神参加当前的讨论，在和专业内外人士共同切磋中，取得经济学学术上的进展，为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贡献出自己的一分力量。
来源：凤凰周刊2006年第7期 总第21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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