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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皮：新右派是谁的“护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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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3/07 出处：中华工商时报 |
“郎顾之争”的2004年8月31日，水皮杂谈发表了一篇分为上下两次刊出的长文“新左派是谁的紧箍咒”，指出，正是大陆特殊的学者文化，造就了郎咸平这个一个外来的念经和尚。
水皮在最后一段是这样总结学者文化的：学者文化和官场文化是不一样的，官场讲究“宁左勿右”，经济学家中间却流行“宁右勿左”。
大陆经济学家的集体沉默，一个很大的心结就是害怕被人划成“新左派”。可以说“新左派”已经成为大陆知识分子自己给自己戴上的紧箍咒，郎咸平给自己戴的是大国家主义的红帽子，大陆经济学家给自己缝制的是“新左派”的绿帽子。
郎咸平是一个台湾人，生在台湾，长在台湾，成年后赴美留学，学成后在香港教书，是一个优秀财务学教授。要说郎咸平在大陆的作为是因为爱国主义使然，不但牵强，而且恐怕也得不到郎咸平本人的认同。在水皮的认识中，郎咸平对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评论基本上是出于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立场，之所以能得到舆论的广泛认同，并不在于郎咸平有什么正确的理论，而是恰恰相反。郎咸平是那个在“皇帝的新装”中说真话的小孩，说真话又需要什么理论呢？
但是，不管怎么说，郎咸平正是因为对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评价而一跃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人经济学家，在诺贝尔奖得主蒙代尔主持的华人经济学家排名中和吴敬琏并列榜首。个人商业价值也得到充分的开发。2004年8月28日，杨帆等人在北京为郎咸平组织研讨会，大陆经济学家无人捧场，而一年以后，当一个叫李肃的学者公开要和郎咸平在清华摆擂台的时候，郎咸平5万人民币的出场费叫价让李肃的表演成了独角戏。
“郎咸平教授是不是中国改革历史和产业大势的无知者，郎咸平教授是不是国企改革大局和效率追求的破坏者，郎咸平教授是不是金融工具创新大事的阻挠者，郎咸平先生是不是经理人股权激励机制的扼杀者，郎咸平教授是不是企业家群体的恶意攻击者。”
这就是那位叫李肃的先生要和郎咸平辩论的五个问题。郎咸平的缺席使李肃辩无可辩，于是，李肃就在报纸上把他的5个疑问公布于众。结论是，如果让郎咸平执掌国资委，国企改革也许更糟糕。
水皮不认识李肃，不知道李肃多大的年龄，长的又是什么样子，更不知道这5个质问是其怒发冲冠，拍案而起之作，还是深思熟虑，字斟句酌的产物。从时间上看，想必不是一时的即兴，而是有过沉淀的。
李肃还称郎咸平为教授，水皮倒是为郎咸平捏了把汗。幸亏郎咸平没有到场，如果到场的话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下场。作为一个无知者、破坏者、阻挠者，扼杀者和攻击者，不将其打倒在场，再踏上一万只脚，更待何时？
李肃的质问其实是不用郎咸平来回答的，当然郎咸平是什么人也不是李肃说了算的。水皮想知道的是，如果李肃的指控都成立，那又怎么样？
比如讲，郎咸平对中国改革的历史的确无知，对于产业大势也的确无知，那么是不是就没有资格对改革说三道四？
比如讲，郎咸平就是反对国有企业改革，反对效率优先，是不是凭他一个人的声音就能毁掉改革？
比如讲，郎咸平就是金融工具创新的阻挠者，是不是一个教授的不同意风就能让金融当局如鲠在喉如芒在背？
比如讲，郎咸平就是反对经理人股权激励，是不是就能扼杀了这项创新？
比如讲，郎咸平就是对企业家群体恶言相向，企业家们是不是就此噤若寒蝉，名声扫地？
如果讲，李肃的这些担心都会出现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真该想一想的恰恰是：一郎咸平是那方神仙，为什么危害会那么大？二我们现在所倡导的改革理论和创新又是不是太脆弱，经不起一个香港教授的抨击？三我们的管理层是不是太无能，太没有主见，太容易被舆论牵着鼻子走？
郎咸平是左派还是右派？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杨帆、左大培和韩德新等非主流经济学家不反对人们给他们贴上新左派的标签，但是这张标签如果贴到郎咸平的身上就会不伦不类。
不错，郎咸平也批判新自由主义，但那是因为他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已经过时了，更不适用于中国。但是，作为一种学派，郎咸平是尊敬新自由主义的。更何况，郎咸平并没有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研究的指导思想，尽管他也会在演讲中将资本主义精神和中国的改革实践相比较。
郎咸平来自资本主义社会，受的是西方经济学教育，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应该比我们这些在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中成长起来的，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更有切身感受。
正如资本主义的形态是多样的一样，市场经济也是有好坏之分的。有缺陷的资本主义培育下的市场经济只会出现“坏”的形态，而不会出现那种自由、平等、公平、竞争的“好”的形态。
需要指出的是，郎咸平所谓的大国家主义实际上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与之相对立的是市场资本主义。
与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生长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环境中一样，郎咸平这个经济学家也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中，他对于这个形态下的国有企业的认识同样也没有主流经济学家那么的切实，所以才会得出国有企业搞不好不是制度因素，不是产权问题而是信托责任缺失的结论。这是郎咸平作为一个“外人”的软肋。
真理往前一步就是谬误。所以水皮一直认为，对郎咸平要一分为二，他对于国企改革中的丑恶现象的批判是对的，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但是开出的药方却是错的，南辕北辙的。
提到新自由主义，就不能不提及皇甫平以及“改革不可动摇”这篇文章。
皇甫平是周瑞金先生的笔名，周瑞金先生早年担任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在1992年至1993年间用皇甫平为笔名发表过系列评论，对于推动当时的改革局面是有贡献的。周瑞金先生后来在人民日报社副总编位子上退休，退休后的周先生思维依然活跃，笔锋依然犀利，经常发表“不同政见”。2006年春节前后，周先生对于社会上关于改革的反思忧心忡忡，不顾家人反对，提笔疾书，写下“改革不可动摇”一文，经人鼓励，又以皇甫平的名义发表在《财经(相关:理财证券)》杂志上。
一个退休的老人，一个视改革为己任的报人，担心反思改革会走向否定改革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人们不能理解的是周先生何以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同否定改革画上等号。也许周先生只是笔意畅快，殊不知将这两者画等号，反过来岂不就等于承认新自由主义等于改革？或者确切地讲，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新自由主义？
那么，中国的改革实践能和新自由主义画等号吗？
不能！
和前苏联激进的休克疗法改革不一样，中国一直遵循的就是渐进的改革路线，不但规避制度转轨出现的经济衰退，而且还保持平均9％以上的高速增长，这是俄罗斯和前东欧地区都不可想象的。中国改革成就举世瞩目，但是理论总结却不尽如人意。确切地讲，指导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既不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现代西方的经济理论，而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本能。中国社会现在的问题与其说是改革造成的，不如说是改革不彻底、不配套造成的。比如贫富差异，问题不是出在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而在于政府没有相应的制度设计保证让其他人群尽可能多地分享到财富增长的成果。要减少贫富差异，不是停止改革，回到从前，而是深化改革，让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让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适应。
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奉行三化，即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在政治上奉行三个否定，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
对比新自由主义和中国的改革实践可以发现，市场化的确是两者的共同取向。引起社会反思的改革领域也正是市场化过度或者讲不当介入的结果，比如教育，比如医疗等公共事业，这是连号称吴市场的吴敬琏都反思认可的缺陷。
中国的改革和新自由主义不是一回事，那么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又怎么扯得上否定改革呢？这不是右倾又是什么呢？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新左派还是新右派，现在都只是意识形态的分野，而不再是打人的帽子和棍子。
主席说，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只有充分的表达、沟通和交流，这个社会才谈得上理解与和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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