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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以“领有满蒙”条件求日本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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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3/07 出处：中山大学学报 |
傅国涌 简介
自由撰稿人，1967年1月生，现居杭州。近年来曾在《读书》、《书屋》、《博览群书》、《社会科学论坛》等报刊发表文章（笔名骆驼刺、付阳等）。
本文指出这位伟大人物的四个历史性遗憾。
遗憾一枪杆子里出政权
辛亥革命正是因为袁世凯凭借了手中掌握的暴力工具--北洋军，既迫使清帝退位，又迫使革命军妥协让步的。袁氏称帝则不但面临着西南的武力反抗，而且他嫡系的北洋大将段虎、冯狗等也纷纷投了反对票，因此他才不得不脱下皇袍，在一片叫骂声中死去的。
孙中山去世前并没有选择蒋介石为接班人，他当时的安排是由胡汉民负责民政，汪精卫负责党务，廖仲恺负责财政，蒋介石则是掌握军事的人选。但在一个枪杆子决定一切的时代，注定了蒋介石这个黄埔军校校长将成为国民党的头号强人，这是中国式的必然逻辑。孙中山对此无可奈何。
同样，共产党如果不紧紧依靠枪杆子，就根本谈不上1949年赶跑蒋介石。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当时还年轻的毛泽东在"四一二"的血泊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走上井冈山，开创了一条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暴力夺取政权的道路。
"五四"的重大意义之一就在于它给中国提供了另一种有别于暴力革命传统的先例。它并不诉诸武力，它的力量是思想的力量、思潮的力量，立足于文化启蒙，唤醒青年、号召民众。它反对旧思想、旧文化、旧势力，倡导新思想、新文化。并不是从政治入手，以夺取权力为目标。这一些是一辈子从事暴力革命、政治革命的孙中山所不能理解的。他虽然在"五四"运动后也领悟到思想的重要性，但在他这里思想永远是服务于政治的，是第二位的，不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他的"心理建设"--"知难行易"也仅仅是为了政治的需要提出来的。在近代社会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以孙中山锐利的现代眼光也没有发现西方近代文明的进步首先是建立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基础上的。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到遗憾！
遗憾二向日本借款的条件
1915年底（或1916年初）孙中山秘密会见了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他在和上原勇作的谈话中要求日本支援中国革命，承诺"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
1918年11月16日，孙中山和日本松永安左卫门的谈话中再次提到以"领有满蒙"为条件寻求日本的援助。
他说："目前中国南北对立是日本助长起来的，日本如果改变援助北方派的政策，北方派就会不攻自灭。
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10
孙中山虽然是明确反对《二十一条》的，但他愿意给予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和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第二部分有关满蒙的要求相比又有多大的差别呢？只不过《二十一条》更加具体而已--
（一）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扩展至九十九年为期。
（二）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东内蒙古，盖造商工业应用之厂房，或为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
（三）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东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
（四）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内蒙古各矿开采权。......11
《二十一条》所提出的有关在满蒙的权利和孙中山的许诺大同小异，不知道为什么日本政府始终不接受他的条件，支持其革命事业。这恐怕还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这也是长期以来被我们所忽略的问题。孙中山是伟大的政治家，但对于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许多史实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
遗憾三中华革命党
正因为如此，孙中山要重建一个秘密的革命党，而不是一个公开的政党。这次立党"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14 要全体党员服从党魁命令，各具誓约，誓愿牺牲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命令，尽忠职守，誓共生死。《中华革命党总章》第七条即明确规定"凡进本党者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久遵守。"15 在孙中山手订的入党誓约中有"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这样的誓词，16 还要在上面加印右手中指指摸。第十条规定"凡党员有叛党行为，除处罚本人之外，介绍人应负过失之责"。17
党章第十一至十四条按照入党时间先后进一步把党员分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在革命成功以后分别为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的优先权利，有功公民有选举、被选举的权利，先进公民则仅有选举权利。"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18 就这样这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了大部分人的公民资格，他试图通过对党员的严格约束，划分等级，论功行赏来实现他的理想，实际上和他追求的民主、共和理想背道而驰、越走越远。据他当时的主要助手居正回忆，他还发表了这样的谈话：
"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
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
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有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我绝对对同志负责任，决不会领导同志向专制失败路上走。我是要以一身结束数千年专制人治之陈迹，而开亿万年民主法治之宏基。
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时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导师。"19
作为当事人和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他的回忆是真实可信的。从这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打江山、坐江山的中国式逻辑都已经呼之欲出。
。二次革命所以中华革命党成立之初就遭到革命党人内部的强烈反对，黄兴坚决不加入，并远走美国的风云人物李烈钧、柏文蔚等都拒绝参加，连老同盟会员谭人凤等也远离了孙中山。黄兴批评服从一人是违背了孙中山自己倡导的自由平等主义，加盖指摸"迹近污辱"。
没有人权概念的广泛普及，没有形成公民社会，当然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孙中山先生试图赋予革命党人以参政、执政的特权来确保革命理想的实行也是空洞、不可靠的。他在中华革命党时期最得力的助手陈其美当初在上海主政，一样是滥杀无辜，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并不是死在"官僚劣绅"的手里，而是陈其美这个响当当的老革命党人指使另一个革命党人蒋介石干的。这样的例子在民国之初也不是孤立的。阎锡山、唐继尧、陈炯明等也都是老革命党，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都很清楚，和北洋军阀又有什么区别？！ 人权没有保障，即使是"真心原始之革命党"当政，也同样没有真正的共和可言。孙中山先生没有看到问题的要害所在，只能以指摸、誓约（所谓"甘受极刑"）来推动革命，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大败笔。所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在反对袁世凯帝制的护国运动中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已经不是站在历史的浪尖上。
十几年后，在蒋介石的南京政权身上我们就能看到当年中华革命党的影子，所谓革命只是给了少数人分赃的机会，这是孙中山始料不及的。如果他本人活着，他的人格、威望、无可比拟的号召力，革命成功之后建立的新政府不至于马上堕落为一个腐败、专制、黑暗的政权。一个没有了孙中山的国民党一旦取得政权，他们能够做的当然首先就是按等级分封职位，而孙中山理想中的宪政目标则可以被无限期地拖延。
遗憾四党在国上的苏俄模式
1921年底，孙中山在桂林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开始联俄外交，向新生的苏联寻求帮助，逐步走上一条"联俄联共"的道路，并以苏俄模式改组中国国民党。在1924年1月20日召开的中国革命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首次提出"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在国上"。也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提出要将大元帅府变为国民党政府，"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他"。22 明确提出"应该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以党建国"，"把党放在国上"。23
这就是后来蒋介石的党国的由来，蒋介石正是利用了孙中山的理论和他《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的三时期说，以国民党训政的名义实行一党专政，把民国变成了党国。这是孙中山晚年学习苏联的结果。
1924年1月25日，孙中山在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中说得很明白，二次革命后"在日本虽想改组，未能成功，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现在有俄国的方法以为模范，虽不能完全仿效其办法，也应仿效其精神，才能学得其成功。"24 他的建军思想也是要"按照苏联式样建立一支军队"，25 蒋介石曾到莫斯科学习过军事。所以孙中山留下的国民党是仿效苏联党的模式重建起来的，军队最初也是搬用了苏联的一套。
1924年改组的国民党引入了苏联"一党专政"模式，仅仅一年后孙中山先生就黯然去世，在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领导集团中再也没有人能深切理解"民权主义"的意义。虽然孙中山在国事遗嘱中要求他的同志们依照他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继续努力，但他的后继者在继承孙中山的遗产方面除了把他的"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在国上"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以外，其他的大部分都被置之脑后了，所以我们在大陆看到的只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权，最终导致了败退孤岛的结局。
这恐怕不是孙中山的原意，但孙中山晚年源自苏俄的"党在国上"思想无疑为蒋介石将民国变成党国铺平了道路。在这块有着深厚帝王传统的土壤上，由"家天下"到"党天下"仿佛顺水推舟。对于身后出现的一党专政局面，虽然是孙中山先生始料未及的，但却是他留下的最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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