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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摘：中国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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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3/07 出处：光明观察 |
缘起：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中国弱势群体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版
作者：沈立人 定价：20.00元
垂暮之年，终于下决心要写这本书，经历了一个理性与感性相互激荡的过程，内含震惊、反思、忧患、犹豫和锁定，有一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心境，夹杂着痛苦、省悟和解脱。这要首先梳理清楚，然后执笔才有眉目。
20世纪末，我曾建议南京出版社编辑一套《中国现代化丛书》，得到批准，列为重点，由胡福明教授任主编，共有10本，我承担了《邓小平现代化理论与实践》，都只印5 000本，没有下文。接着，我想写一本《民富论》，倒不是出于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启发，而是追踪形势，小康在望，充满着喜悦和兴奋，对这个主题怀有热烈的期待。当时，沿海几个先发展的省市先后提出“富民”口号和规划，学术界也有响应，如远在黑龙江的老朋友熊映梧教授就推出了一本《中华富民论》。但是，官方的策划比较简单，老熊的阐述比较概括。我写信给他，希望进一步研究下去；然而不幸的是，比我晚生两年的他却先我去见马克思了。我好像拿了接力棒，并得到广东一个出版社的预约，很快开题。原来打算写20章，每章约1万字，从理论到事实，从回顾到展望，从问题到对策。不久草拟了7章，到《解决温饱、实现小康的回顾和总结》，就打住了，写不下去。因为面对现实，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穷人，扶贫有进展，脱贫则艰难。怎样让这些人，大多是我们党的“基本群众”，也真正富起来，共享发展成果，实在是障碍重重。与此同时，弱势群体或困难群众的新词出现，成为热门话题，赢得党和政府、社会各界、媒体和学者的凝眸。我顺势转个弯，拟写一本关于弱势群体的书。搜集资料，纷至沓来；写些文章，短小为主，积数十篇。
2004年春，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来信，约我写此题材，并附了两年前我曾寄去的一则“内容提要”。使我忆及，两年前他们来约稿，我已有此设想。当时立题是：《弱势群体：怎样走出边缘化？》，开宗明义地说：“经济发展，贫富分化，出现弱势群体，城镇下岗、失业者和相当多数的农民处于边缘化，成为当前社会博得朝野高度关注的一个紧迫课题。其原因有多种，其影响很深远。处在现阶段和转轨（型）期，在所难免，又非适当调度不可。这有不同议论，也曾有若干对策，而事态尚在演变。进行系统研讨，求觅可行办法，政府有职责，学者该倾心，出版界要提供论坛。”事情正是如此，两年过去，问题依然。要写此书，属于夙愿，今又得约，欣然接受。
上述的话，过于简略，不足以表达我的整个思绪。因此，有必要加以补充，作为本书的“缘起”，也可以代替“绪论”或“自序”。
我们这一辈人，或称旧知识分子、老知识分子和脑力劳动者，生长于旧中国、旧社会，所以先后走上革命道路，迟早参加或没有参加共产党，多多少少关心政治或投入政治斗争，最根本的或在不同程度上，是目睹旧中国的状况，贫富两极分明，绝大多数人以工人、农民为主体，千百年来陷于贫穷而无法自拔。为什么要依靠共产党搞革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无非是要“拯生民于水火”。共和国建立了，人民站起来了；转向建设，生活不断改善。总体地讲，老百姓富起来，天下归心。虽然有过挫折和中断，而进入改革开放，回归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提高为起点和归宿，大家是高兴的。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本人成分是学生的，所谓“三门干部”，真正洞悉国情，要经过“再教育”。这里，有必要简述一下我的亲历。
一是对农村和农民，从抽象了解到实际接触，体验大不一样。20世纪60年代初中期，我从机关被抽调搞农村“四清”，在南京附近的句容县，从扎根串连、访贫问苦入手，第一次感悉到中国农民的贫（穷）困（难）。不讲别的，只讲要求工作队员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吃的是一天两餐，稀粥为主，伴以杂粮，副食是咸菜和萝卜干；住的多数是茅草房，“厅堂”也是泥地，睡铺靠稻草垫底。连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动，短短几个月，由衷而生了自惭甚至自责，省悟到为人民服务就是要使广大农民脱离贫困。经过“文革”，下放农村，我提出去苏北的困难地区，到了老区泗阳的边缘社队。那里也是一天两餐，玉米糊加山芋干；穿的衣服不少是一件两用，秋冬把棉絮塞进去，春夏把棉絮抽出来；我们每餐有青菜、萝卜或加豆腐，他们就羡慕地说“天天在过年了”；见到橡胶套鞋，当是“皮鞋”，城里人才有。耳濡目染，我督促自己成为“重农学派”，并对梁漱溟先生怀着深深的敬意。
二是对城镇居民即市民，从前和后来，理解也有不同。本来，在平均主义制度下，大家按粮票、布证生活，彼此过着不相上下的低水平生活，无怨无悔，有也不大。改革开放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出现了“万元户”；大家心安，认为“有为者，亦若是”，机会是平等的。再后来，“万元户”上升了，虽来源不同，有的不明，还能相忍为安；但是，有人下岗、失业，各家难免有亲朋在内，诉苦之声就不绝于耳。有一年国庆前后，我在等公交车，发现车站附近一位老太婆坐地上，面前放着10多把折扇；问她，原来是卖的，再问为什么，答“儿子下岗了，只能做做这个小生意”；我向她买了10把，每把2元，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又一次在朝天宫，看一伙退休老人下棋，一个叹口气说“媳妇下岗了，上了前线”，另一个也摇摇头说“女儿也下岗了，也上了前线”；问什么是“上前线”，原来当了“三陪小姐”，使我大吃一惊，心痛不已。城市有这样的人，出这样的“下策”，无论如何在意料之外，不仅使人同情，更是怜悯万分，欲哭无泪。
现实的多样化，远远不止这些。后来到西北和西南，从农村到城市，所见所闻，愈加严峻。就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显得繁荣，而豪华背后，仍有凄凉。这几年搞城市化，高楼林立，广场开阔，海外亲友来访，认为不亚欧美。但是，他们也看到省、市政府门前有人排队或静坐，问是什么，只能搪塞。实际上是另外情况。一次，我见到有几十人跪在那里，后来一问，是拆迁户，为什么上访，有人说，本来开个夫妻老婆店，响应拆墙营业，可维生计；现在要拆，迁往城外，不宜开店了，补贴也不够，连装修至少要赔10万元以上，借贷无门
。过几天，正好开“高层论坛”，省、市有主要负责人听取学者咨询建议；我离开主题，直奔此事，顺便提到整顿市容的踢翻和没收无证小贩的篮子和秤；哪知引起反感，下一天报纸载市领导发话：“拆迁有阻力，坚决要排除，宁可失去一些选票”，我知道白说了；又哪知不久，发生拆迁户自焚之事，才有所转折，出台了拆迁办法。另一次，有亲戚告诉我：公有企业转制后，处理大批职工，有早退、内退，更多的是“买断”，就是按照工龄给些钱，从一二万元到三万多元，斩断与企业的关联，要自谋生计。这是又一种下岗、失业，人数较多，困难较大，不少也上访了；我写内参稿，居然刊印了，但是未闻行动，可能只是“知道了”。
并不否认，这几年来，党和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不断加强，并制定、采取和实施了一系列对策，获得了积极效应。有人说，新一届领导的新政之一是更加向弱者倾斜，这是“以人为本”的重点和底线；也可以理解，这是适应了地区、部门和人群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以致弱者浮出而该尽一切努力给以调解的需要。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包括城乡、地区、经济和社会之间的统筹协调，无不与之有关。扶贫始终未懈，贫困县和贫困户明显减少。“三农”问题列为重中之重，当然又是难中之难，核心在增加农民收入，寻找了许多办法，有的开始见效。就业作为人生之本，同时在城市工作中处于突出位置；并且大力推行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覆盖面渐渐扩大，进而向农民延伸。这都表明，弱势群体是全党和全民的扶助对象，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和优越性。
但是另一方面，与形势的艰巨性及其走向相对照，已有的行动和认识还嫌不够。同时，人们也常听到又一种声音，不尽和谐。大概在2002年，一份报纸理论版约我写一则为弱势群体呼吁的文章；写了后未能发，据告，不再用“弱势群体”的名词，在此前后的扶贫工作会议上只有“困难群众”字样。这是一次误识，因为既是客观存在，不少人在其中，称谓已无所谓，集群为体不见得有害，泛称群众不见得有利。至今，大家仍是照用弱势群体，觉得这更确切。特别是以扶贫为己任的有些部门，往往夸大成绩，讳言问题，继续保留“报喜不报忧”的恶习。总是强调就业和再就业取得多大成就，尽量回避登记失业率在上升，更不触及隐性失业了。对基尼系数的评估也一样，常是吞吞吐吐。这就引起社会的疑虑。因此，进一步面对弱势群体这个社会问题，摆出事实，分析义理，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的正视和重视，决不能掉以轻心，这对更好地解决问题、克服难点、钝化矛盾，应当是必要的、有益的。
也不否认，较多年来，理论界特别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弱势群体的问题倾注了心力，有不少研讨成果，对问题的处理和解决作出了贡献。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大量论述和对策建议外，有相当人数关心分配、收入和人民福利，既引入外论，又输入己见，有的不同凡响，颇具中国特色。老一辈的，如冯兰瑞、赵人伟等教授，较早以此题为重点，屡见真知；中青一辈，如胡鞍钢、朱玲到秦晖、杨帆，都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析其根源，觅其出路。尤其在“三农”问题上，从杜润生、吴象、陆学艺到陈锡文、温铁军，孜孜以求，呼声响亮。还有小说，如军旅作家阎连科的《受活》。这些是随便举例，不全，并且没有包括来自基层的实际工作者和转化为理论工作者如李昌平。更要提到，如卢周来写出《穷人经济学》，自成一家。所谓“造舆论”，他们尽心竭力，对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和设法解决此一问题，功不可没，堪垂青史。
但是另一方面，与上述不无分歧的，也有另一种声音，很不协调。如对贫富差距的扩大，有人总肯定是必然的经济、社会和历史现象，还将持续和扩大，叫人们不要大惊小怪。在众多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热衷于为企业家献计献策，这不是不应该；只是相对而言，对蓝领和无领者则十分冷淡，几乎完全置之脑后。尤其是有人参与了某些先得利益集团，或其子女亲友下了海、发了财，或者本人担任了实际上不独立的独立董事，屁股指挥脑袋，利欲支配灵魂，脸色和声调都变了，扬言富人嫌少、房价嫌低，对公私企业中职工权益的缺失，如加班加点不给工资和不缴社保基金，认为是有利于中国资本的原始积累，无伤大雅。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更是一味崇尚新自由主义，鼓吹效率优先，把蛋糕做大；至于做大后怎样分割，却放言讲了公平不利于提高效率，把两者绝对地对立起来。
两种声音，两种主张，两种做法，彼此冲突和消长。连是否要有一个平衡点，也有不同的看法和想法。我们该听谁的？不能取决于哪种声音洪亮，就臣服于谁。这里，听上边的和下边的，常有参差；或者听多数的和少数的，出入很大。我在调查中，听了不同层次的干部介绍，再找群众聊聊，每有针尖对麦芒的异见。再三权衡，认定应该多听下边的、多数的即群众的话，虽然他们说的不系统，零零碎碎；缺乏理论，只是现象；有人会编顺口溜，带有牢骚、埋怨和愤怒。但是相对而言，他们说的是老实话、太上老君的真言。听多了，亦被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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