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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简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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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3/06 出处：世纪中国 |
高全喜
今天参加这个会议心情很是复杂。汪晖是我二十年前的老朋友，在研究生院我们一起生活、学习了多年，有着共同的经历，建立了很好的友谊，甚至曾经见证着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一段历史。后来我一病经年，退出了学界。十年后当我重返学界的时候，发现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有些变故使我错愕和感叹。记得当年在西八间房那幢颓败的小楼的二层，我住在中间，右边住的是刘军宁，左边住的是汪晖，朝夕相处，大家共同度过了艰难的岁月。没想到的是，十几年后，大家竟然成为当前思想界中所谓自由主义、新左派的各色人物，真不知道历史这个魔鬼为什么如此捉弄我们这一代人？我从来就不赞成思想领域所谓左中右的脸谱式的划分，思想家们对于社会、政治与人性的看法是多个维度的，充满张力的，任何简单的符号定性都是片面的，也是危险的。但是，尽管如此，也必须看到，思想和学术又是讲原则的，左派和自由主义的分野确实基于不同的价值立场，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我的观点是明确的。我自己认同自由主义，但是我的自由主义与时下的自由主义是不同的，属于古典的保守的自由主义。三年前，我在写完哈耶克的那本书后曾经与汪晖深谈过一个下午，我们谈哈耶克，谈黑格尔，谈马克思，谈世界历史和当前中国的社会问题和思想状况，我们有很多一致的看法，也有一些重大的分歧。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所说的那部总是写不完的已经写了十年的书，这是他的心血之所系，而我则说自己要研究休谟和黑格尔，并继续转向政治学和法学。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这次会议是我们的第二次碰头。
下面我来谈汪晖的这部四卷集的著述。我知道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所以当它一出版，我就认真阅读了一番，说实在的，对我震动很大。汪晖以前的多部书稿我都没有认真读过，对于以前的所谓新左派与自由派的争论，我也没有认真关注过，一是当时我还在病中，二是后来我看了有关的资料汇编感觉意思不大，论辩双方的学理深度和对中国问题症结处的把握，都显得薄弱和不到位。但是，汪晖的这部书却不同了，在我看来，它从层次上超出了前一个阶段的争论，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问题阈。它把三百年的中国历史置入一个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之下考量，对于政治、社会、观念和人物等思想“要素”的分析，在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已非当前中国教条化的自由主义所能把握，也非那些拘泥于西方古典古代的学问家们所能洞悉。所以，我不止一次地对朋友们谈起我的观点，我认为，在当今20年的学术思想领域，汪晖凭着这部书足以胜出。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虽然不是这个领域的专门研究家，但是我总有一些感觉，下面我的所谈不是对于书中众多相关知识的考辨，也不是对某些专门学科或相关问题的探讨，而是从方法、思想和结构等方面来谈。我知道，这种谈法很空，很多人会不以为然，确实我没有专业能力和资格去谈，甚至我也看到网上对于汪晖的有关指责也多基于此。不过我仍然认为这是搞错了问题，汪晖的这部书根本就不是学问之作，而是思想之作。如果从学问方面看，我敢说它的问题多着哪，但是，如果从思想方面看，这部书的价值和意义，乃至缺陷和失误，就非常值得重视了。实际上，这样的大书在西方历史上多得很，相当一批西方的学术经典都经不起当时所谓学问之人的考究。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我认为汪晖的这部书是非常重要的书，并不等于我赞同他的观点，甚至相反，我对于他的书有一些重大的质疑，下面我会谈的。我从一个关注国家建设的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于他的一系列结论，有着本质上不同的歧见，这些我在近期出版的几部书和几篇文章中曾给予过详尽的阐述。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对于这部书的高度评价和他的思想创造力的钦佩。下面，还是回到今天会议的主题上来，对汪晖的这部书我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是我赞赏的，认为非常高明的东西；一是我要向他质疑的，不认同的东西。
首先，我要说的是，汪晖的这部书属于宏大叙事，它勾勒了一个世界历史的现代图景，而他所处理的中国现代性问题，不过是这个世界图景的一个环节，一个生没沉浮的片段。所谓小小环球，几个跳蚤。能有这样的气魄，这是近些年间中国学术思想界少有的。李泽厚早就指出“学术凸显、思想淡出”的中国知识界语境，大家忙于经营精致的学问，很少有人敢于和愿意从事大思想的构建和探讨，而汪晖的这部书却针锋相对，上承宋明理学，下至后国家时代，炮制了一个重大的关于中国现代思想的宏大叙事。读他的书确实感到有点像读《战争与和平》、《威廉•麦菲斯特》、《浮士德》这类小说的感觉，可以说它是一部思想的小说，或“史诗式的论文写作”。或许有人不主张这样的写法，但是我认为思想著作是完全可以这样写的，司马迁的《史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乃至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等，其实可以不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都是可以有大历史的叙事的。关键是是否有这样的能力，能否在纷繁多绪的人和物中抽取出其中的经纬，把握时代的脉动。
克罗齐曾经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读汪晖的这部书我尤其感受到这一点。对于他所构建的历史叙事，我们不能从所谓客观史学的角度去看待。在他眼中，中国宋明以来的历史其实就是现代史，就是他心目中的世界史的一个分支。他在书中之所构建乃至瓦解这个中国现代史，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印证他的世界史图景，或者反过来说也可以，他基于对于当下世界状况以及中国与这个世界的关系阈的体认，而去重构中国三百年的思想观念历史，追踪它的起源、变迁以及内在的顿挫起伏，直至未来的流变和归宿。汪晖用洋洋四卷百万字的篇幅处理的就是这个宏大叙事，其中的“理与物”、“帝国与国家”、“公理与反公理”、“科学话语共同体”等，不过是从不同的维度和层次展现他的问题，论证他的主旨。对于汪晖的这种建构史学，我在大的方面是赞同的。古典古代的作品且不说，就是近代的作品，如维科的《新科学》、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霍布斯的《利维坦》、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等，都属于宏大的建构性的历史叙事，他们并没有因为“主义”之不同而舍弃这个维度。我们说古典的自由主义同样有着自己的历史叙事，它们并不是激进主义的专利。我们以前有共产主义的宏大历史叙事，再往前有以中国王朝政治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但是近些年的学术思想似乎回避了这个问题，理论家们只是就原理问题或学问专题下功夫，历史的维度没有了。汪晖的这部书向我们呈现了这个维度，并且达到了目前这样一个高度，这无疑对于自由主义是个挑战。固守原理的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看来是无法迎战的。
第二，我认为汪晖这部书最有价值的东西，是它的结构，即他提出并且阐释了一个关于王朝帝国和民族国家的二元的叙事逻辑结构。就像甘阳刚才所说的，汪晖在书中，特别是在“导论”中，明确地指出了一个贯穿中国现代思想的充满张力的二元主题。这个方面的论述对于我的触动是很大的。记得我当时读这部书的时候，尤其是在读完上卷第二部时，曾经掩卷长思。我认为，汪晖抓住了现代中国问题的症结。中国近二百年乃至上溯到三五百年的历史，都是贯穿这个对立的主题。前面我所指出的汪晖的宏大叙事，由于以这样一组二元主题为中心展开，就揭示了中国问题的独特性、复杂性乃至悲剧性意义。难能可贵的是，汪晖并没有简单图谱式地处理这个张力问题，而是从不同的层面，从外围到实质，从哲学义理到规则制度，等等，把这个问题的张力和难点展示得非常厚重和触目惊心。在上述世界历史的范围内来把握现代中国整个社会总体的演变，我个人感觉这样一种深层的逻辑结构是这部书里格外使人震撼的东西，我也是非常认同的。
汪晖在处理王朝帝国和民族国家的二元逻辑问题方面，有他独特的贡献，固然这部书大量吸收了西方现代以来的各种有关世界历史的理论，尤其是左派的各种世界理论，此外，日本京都学派有关中国近世史的论述对他也影响不小。但是，我仍然要说他的贡献是独特的和卓越的，因为他在西方人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历史观（即便是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各种新理论也是对于以欧洲中心为蓝本的颠覆）和日本人的中国中心的东亚主义两种不同的叙述路径中，找到了某种平衡，或者说开辟了一个中国人的视角。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是西方人，也不是日本人，而是进入现代的中国人，所谓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说到底是一个中国人的自我意识。汪晖的这部书尽管援引了上述各种理论资源，在我看来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底子，那就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以及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只不过黑格尔的城邦国家和民族国家的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辩证法被他置换为王朝帝国与民族国家的辩证法。在他看来，这是中国现代性的核心问题。
此外，汪晖这部书的另外一个突出的贡献，在于它在一些局部问题和个案研究方面，表现的非常精彩。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可能举出很多例子，但是，初步的感觉是由于上述的大框架，使得他的很多具体环节的论述很大气，切入点也很锐利和开阔，与一些专门的学问家的论述路径完全不一样。尽管从专业知识的角度可以挑出无数的毛病，但这部书是思想之作，学问是跟着思想走的。例如，他在上卷第二部第五章和第六章的论述，附录一中关于“民族形式”和“方言土语”的论述，等等。这样的例子很多，不同的学科都可以从他的这部书中发现一些富有启发性的和挑战性的思想。
总之，前面从大的方面我把自己这个门外汉有关这部书的几点肯定性的意见或感觉初步谈了出来，尽管很空泛，但这是真确的想法。不过，我刚才已经说了，我这次参加这个会议，主要的不是谈上面的观点，而是来提出我对于这部书的质疑的，由于我们是老朋友了，所以我会谈的尖锐一些。我不讳言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且是一个保守的对于宏大叙事持接纳态度的自由主义者，是一个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自由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我与汪晖的观点有着原则性分歧，但也与中国时下那些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有着重大的分歧。落实到汪晖的这部书，我大致要在两个方面提出我的质疑或提出我的不同的看法。当然这些都是大的宏观性的问题，具体的一些局部知识问题和由此引发的思想观点的异同，不在我的言说范围，我缺乏相关的知识，但是，我认为那些并没有影响到我们不能在一些原则和方法问题上展开论争。
首先，我要质疑的是这部书的政治哲学的立场，或者说汪晖的历史观的价值取向。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可以通过修辞学能够回避的问题，而是一个原则性的根本问题。因为，这部书处理的不是一个纯客观的自然科学问题，也不是一个局部社会学或观念史的考证问题，而是一个人类政治体的历史演变以及正当性问题。所谓思想的兴起与嬗变是伴随着这个政治文明体的现实进程而互动的，对此，作为一个思想家应该有一个政治的立场或原则，即政治是什么？应当是什么？政治历史的尺度是什么？应当是什么？现代中国政治在融入世界政治历史或者说（欧美民族国家为主的）世界秩序时所面对的撞击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关键点是什么？其内在的蕴涵是什么？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这部书的最大的问题在于，读罢全书，这样一个宏大的历史二元结构的叙事，我总是找不到，或者说难以发现汪晖的政治哲学的立场到底是什么，让人感觉他是一个第三者，一个宏大叙事的叙述者，或者说言说者。他把自己的立场隐藏在叙述之中，或者说放在一个局外的、有距离的审视之中。前面我谈到了汪晖的贡献在于找到了一个中国人的视角，但可惜的是，这个中国人是一个空心人，他没有心肝，在欧洲主义和亚洲主义的双重力量的碰撞之下的现代中国人究竟要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这些与中国生死攸关的问题上，汪晖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或者说他隐藏了自己的立场。我在自己的有关黑格尔的书中一再指出，《精神现象学》的历史过程的辩证法是左派激进主义的害人的东西，它把一切都销铄在叙述的过程之中了，一切二元对立的东西都是道具，最终是所谓的“世界精神”，而马克思则是共产主义，但汪晖这部书并不认同“世界精神”或者“共产主义”，其结果是把现代中国消解到一个后历史的虚无之中去了。
这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宏大历史（世界史与现代中国史叠合在一起的）叙事，从这个角度说汪晖没有政治哲学的立场是不确切的，他有立场和原则，但那是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与原则。当然，汪晖的这部书比那些浅薄的文学乃至文化后现代主义要真诚、高明、精巧和厚重，他为我们编织了一个庞大、丰满、富有历史内容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叙事。但令我慨叹的是，他的工作做的越好，这部书处理的问题越是深刻，展示的张力越是到位，叙述的越是全面，所给予我们的迷惑就越大，虚无主义的陷阱就越大。在这个政治哲学的立场和原则问题上，我与汪晖是对立的，我认为他的问题太超前了，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太奢侈了，历史主义过头了。我更欣赏休谟的《英国史》和黑格尔《法哲学》的政治立场，因为休谟的历史叙事是以英国人的利益、价值、传统道义和习俗惯例等为根本性尺度的，他的历史是为民族国家服务的，而不是相反；而黑格尔的法哲学之与现象学的实质区别在于，他提出了一个有关国家制度、正义和思想的一般普世原则，它们是拒斥绝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在我看来，现代中国问题的实质，它的政治制度、经济形态和思想观念的兴起与演变，其中的王朝帝国与民族国家的二元主题以及内在的张力和对立，不能用解构主义的后现代哲学来处理，只能用建设性的方法来实践，即建立一个自由、共和与民主的现代宪政国家才是根本的出路。当然，这个基本的政体形态由于系于中国传统的载体，所以要把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起来，把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原理与王朝帝国的经验和技艺结合在一起，但其底色是自由主义的。
这是我对于中国现代思想的政治哲学立场。如果贯穿这个立场，我想所看到的现代中国思想史与汪晖的这部书会有较大出入。也许汪晖会轻易地反驳说，你那个所谓的自由主义的哲学立场和历史观，不过只存在了500年而已，而且是西方的舶来品，至于把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起来，则是不可能的，在中国现代历史中从来没有成功过。难道中国的现代化之路非要重复西方500年来的老路吗？上述问题确实是严峻的挑战。我没有办法用历史的事实来回答。但是，这是一种哲学立场。我会反问汪晖，自由主义的内容而非词汇是西方人的专利吗？你的解构主义的有关现代中国的叙事只是叙述和描绘，同样没有提供建设性的方案。高调的批判是容易的，但历史在不同时期呈现的问题，特别是当今呈现的问题是实实在在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跨越民族国家的历史阶段，回避建设（融合了中国之天下主义的政治与文化的历史传统的）自由宪政国家的任务，中国的路在哪里呢？各种各样的左派乃至右派的后国家理论对于我们当前都是有毒刺的玫瑰。
第二，汪晖这部书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其贯穿全书结构上的不平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书中两个重要的部分，即开篇的“导论”与收尾的“总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和谐和不一致，乃至构成了内在的冲突。刚才杨念群和甘阳也分别谈到了这个问题，杨念群指出书中很多地方很精彩，但是也有一些断裂的地方。甘阳认为汪晖的“导论”部分是后面加写的，书的实际写作过程是处于“总论”的主导之下。全书确实是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导论”的王朝帝国与民族国家二元冲突的主线，一条是“总论”的解构公理世界观的主线，在我看来，这两条线索的对立，它们之间的不一致或不协调并不是技术性或专业性的，而是一个有关方法论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这部书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法。“导论”是一种政治史学的方法论，而“总论”则是一种知识社会学的方法论。书中之所以会出现很多断裂的地方，出现混乱的论述，主要是由于两种方法论的不一致造成的。我同意甘阳的看法，我们都认为“导论”部分写得精彩，由“导论”贯穿的地方处理得非常富有内容，当然，我并不同意汪晖“导论”思想的政治立场，它们是左派的观点，这我上面已经说的，这也是我与甘阳的不同（他几乎完全叹服汪晖“导论”的思想主旨），但这并不影响我认为汪晖抓住了现代中国的核心问题，政治史学的方法是处理上述问题的一个有效的工具。
而“总论”的知识社会学的方法论在我看来是成问题的，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个方法不好，而是说对于这部书所要处理的有关数百年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这个政治思想的重大主题来说，知识社会学的方法论是不可取的，甚至是危险的，它遮蔽了问题的实质或真相。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部书处理的问题是一个政治学乃至政治哲学的问题，它尽管是一种观念史的研究，但毕竟不是对于诸多观念的知识考据，而是把握观念背后的动因，或者基于在现代中国历史的动因支配之下的诸多观念的兴衰，关键在于揭示观念的生发机制。知识社会学恰恰回避这个机制问题和动因问题，而是属于一种观念之社会现象的考察，立足于知识本身的自主性。从这个方面看，一方面我们会感到这部书的内容宏大广博，另一方面又会感到它是一种平面的无味的扩张，这种东西看上去洋洋洒洒，但实际上都是知识学上的一些珍珠颗粒，多一些少一些又有什么关系呢？按照知识社会学的方法，还可以再增添几章内容也没有关系，反正只要是在知识观念的社会勾联性方面挂得上的东西都可以写进去。但是如果按照政治史学的方法论，则情况就不会如此，基于政治社会之机制上的观念谱系，它们是有一个层阶的划分标准的，而知识社会学无法给出这个标准，只有政治学才能给出这个标准。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所说的政治学指的是古典政治学，实际上就是政治法学和政治经济学。谈到这里实际上又回到了前面我与汪晖的分歧，我认为这部书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它的“导论”以及由“导论”的政治史学方法所贯穿的东西。不过在我看来，这个政治史学是由政治法学和政治经济学两个重要的部分构成的，它们是处理有关王朝帝国和民族国家二元主题的关键工具。但是，在这部书中汪晖并没有在上述两个方面展开，而是被大量的知识社会学的分析研究所置换了。这一方面是由于他选取的材料和研究对象所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的知识结构所致，在这部书中他没有向我们显示出驾驭这个问题的能力。这一点我在近来阅读《剑桥欧洲经济史》和《法国文明史》时感觉尤深。当然你可以说汪晖谈的是观念史，不是社会史、政治史或经济史，但观念固然有自己的运行轨迹，可是我强调的是观念生发的制度动因，是现代中国这个社会政治体、经济体在历史的制度变迁中对于观念的决定性意义。汪晖的观点很多是来自知识社会学的，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败笔，他的左派的消解主义与这个方法论不无关系。我之所以不赞同汪晖的结论，是由于我对于现代中国面临的实质问题的理解与他的理解不同，政治法学处理的是有关政治国家的宪法制度问题，政治经济学处理的是政治国家之市民社会的财富产生问题。在西方社会，几个主要国家在500年间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完成了这个过程，尽管法国、德国等大陆国家经历了非常曲折的嬗变，但毕竟走过来了，它们各自建立了自由民主的宪政制度，实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结合。至于当前欧洲和北美思想界中所出现的对于民族国家的反叛，只是一些观念上的新思潮，并非主流（尽管在学院势力很大），后现代主义并没有颠覆现行的国家制度和国际秩序。
当然，我也注意到刚才甘阳所说的有关英国历史上的几种帝国形态，其实不止英国，还有法国的拿破仑帝国，德国的普鲁士帝国，乃至当今美国的新帝国，在500年来的世界现代史中，曾经出现了多个帝国形态。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些西方帝国或新老殖民主义，就断然否定了民族国家的“国家理由”，确实西方的民族国家与帝国主义是叠合在一起的，但我们并不能因为其对外的帝国主义而否定其内部政治制度上的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应该看到，上述帝国在自身的制度形态上是法治主义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和民主宪政的，而这些则是属于民族国家之自由本性的实质所在。至于如何解决内部政治的自由主义与国际政治的帝国主义，那是西方理论家们的事情，而且像康德这样的思想家已经给出了卓越的应对，当前的欧盟也正在实践方面探索。而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实际上问题是很清楚的，我们不能因为西方各个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和我们自己的王朝帝国政治的传统，就把现代民族国家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等方面的制度建设这个根本问题掩盖起来了。现代中国的本质在我看来，是建设一个自由宪政的民族国家，在这个最根本的主线之下的两条副线才是反对西方的各种各样的帝国主义和继承传统上的各种各样的中华帝国遗产。这也是我和汪晖这部书关于中国现代政治史学上的根本分歧。
我认为汪晖因为没有抓住建设自由、共和、民主和宪政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个中国问题的惟一根本性的东西，所以不但忽视了与此相关的三百年尤其是一百五十年间的大量富有意义的思想、观念和学说上的内容，而且陷入了（国家）主体缺位的窘境。在他心目中也许大清帝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乃至未来的自由宪政的共和国，都属于民族国家谱系的短暂的云烟，它们最终都是要消失的，西方的各大民族国家最长不是才有不到500年的历史吗？但是，我要问的是，我们不是当今的西方人，我们是否有自己基于当今时代的历史任务？如果说没有，那么现代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无从谈起，就像联邦党人汉密尔顿所指出的，我们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现代中国的政制。如果说有，它是什么？是延续以前的王朝帝国的政制？是对抗当今世界的新帝国主义或霸权主义？问题是我们拿什么去继承，去对抗？我认为继承传统典章和反对西方霸权两个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意义十分重大的，但关键是首先要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政治主体，即我们现代中国“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体？”这个政体就是自由、共和、民主的宪政国家。遗憾的是，我在汪晖的这部大书里，即便从观念思想史的层面上，也还是没有明确地读出这个蕴涵。
就简单说这么多。在座的诸位大多是汪晖的同道，知我罪我，上述陋见还请指教。
（本文系作者2005年5月14日参加清华大学文学院召开的“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学术研讨会”的发言稿，并发表于《开放时代》2006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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