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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谈汪精卫的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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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3/03 出处：人民时空 |
一、汪精卫一派对日讲和的想法和目的
有人认为日本偷袭珍珠港，向人口、资源、工业生产能力比自己大很多倍的美国发动战争，是一种失去理智的疯狂行为。但这种观点有很大的片面性，是“事后诸葛亮”。要知道战争的胜利不仅仅取决于“物”的方面，还取决于更重要的“人”的方面。如果战争总是“物”的方面占优势的，人多、枪多、钱多的一方取胜的话，人类的历史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古今中外的战争历史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比比皆是。这些战例的成功都是依靠发挥“人”的优势来弥补“物”不足。
赤壁之战时，孙权以５万兵力向曹操７１万大军挑战，是不是失去理智的疯狂行为？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向清国、俄国宣战时，日本的国力都远远逊于中国和俄国，日本是依靠“人”的优势取得了以弱胜强的胜利。二战时日本的国力固然远远逊于美国，但绝不是说日本就没有战胜美国的可能，只能说美国战胜日本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日本发动对美偷袭，其实就是现在中国所谓的“超限战”思想，弱者要想战胜强者，就不能遵守强者们制定的所谓“战争规范”。
二战前世界上有两大阵营：“英法美”和“德意日”。从人口、资源、工业生产能力等“物”的方面来看，自然是“英法美”的同盟国占绝对优势。但战争就是一种赌博，在“物”方面的劣势者就象口袋里没有多少钱的赌徒，他们要想赌赢腰缠万贯的阔佬，只能采用“孤注一掷”的赌法：要不大嬴，要不大输。“德意日”孤注一掷向“英法美”挑战，也就抱着这种大嬴大输的心里。当然“德意日”的确有战胜“英法美”的可能，如果“德意日”的将领们少犯一些错误，如果“英法美”的将领们多犯一些错误，二次大战的胜者就是“德意日”一方，“英法美”的胜利其实不过是一种“险胜”。
在中日战争爆发的１９３７年，“英法美”和“德意日”阵营正处于紧张的对峙中，当时人们根本无法预测哪个阵营会取胜。蒋介石赌“英法美”取胜，坚持抗日战争；汪精卫赌“德意日”取胜，主张对日讲和。如果我们不以“胜者王侯败者贼”的历史观来评判汪精卫的话，当时汪精卫对日讲和的行动并不是什么卖国行为。如果二战是“德意日”阵营取胜的话，中国如果站在“英法美”阵营一边，就不可避免要作为战败国受到割地赔款的惨烈制裁，那时中国可能真要被并入日本的一个省，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就要划上休止符了。如果趁早与日本讲和，中国就可以避免成为战败国的割地赔款苛刻制裁，还可以让中华文化苟延残喘下去。这就是汪精卫一派对日讲和的想法和目的。
二、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的转变
汪精卫是１９０５年发起成立同盟会的元老，是最早跟随孙中山的信徒之一。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威信一直很高，孙中山逝世后接任国民党主席。虽然被掌握军权的后起之秀蒋介石夺取了实权，但汪精卫在党内的政治地位一直在蒋介石之上。汪精卫并不是一开始就主张对日讲和的。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相比，汪精卫是主张抵抗的主战派。当时的爱国学生把汪精卫当**国领袖，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５日全国爱国学生到南京请愿时，请当时正下野的汪精卫还政，他们打出的标语是：“欢迎护党救国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欢迎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即日收复东北失地的汪先生”等等。
１２月６日汪精卫在接见全国高校学生代表时说：“应付目前局势的方法，兄弟认为有八个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汪精卫进一步阐述他的对日方针说：“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之上不唱高调，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汪精卫在高呼抗战的民意之下，再次还政担任行政院长。
汪精卫上台后公开发表讲话，主张惩罚不抵抗而退却的张学良，蒋介石等人不同意惩罚张学良。汪精卫一怒之下提出辞职，但国民党中委会不同意汪的辞职。由于汪精卫不掌握军队，无法插手军事方面的“抵抗”，此后汪只好专门负责“交涉”的方面。汪精卫批评张学良的不抵抗退却时说：“榆关以一日而失，河以七日而陷，实不成话。须先有抵抗然后有交涉，今后再不抵抗必影响外交。今日以后抵抗愈得力，交涉愈有希望”。
当时汪精卫本指望中国军队的积极抵抗，会引起英美法等列强的出面干涉，谴责日本违反保证中国领土完整的“九国条约”，制止日本的露骨侵略行为。然而英美法只是口头上谴责了一下日本，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制裁措施。这也变相地鼓励了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使日本更加无所顾忌地侵略中国。此后汪精卫开始对英美法等民主国家失望，同时中国军队在“九一八”后的怯战表现，也让汪精卫深深失望，使汪精卫的对日方针从“主战”一百八十度转变为“主和”。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日，汪精卫被刺受伤后，暂时离开政坛出国疗养。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变发生后，汪精卫应国民党中央之邀紧急归国。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全面入侵中国。英美法等国不但没有干涉日本的侵略行为，甚至还拒绝向中国提供武器。由于中国是穷国，没有现钱买武器，只能通过借款的方式买武器。当时只有德、意和苏联肯向中国提供借款，卖给中国武器。
１９３８年汪精卫在对某军事院校的师生演讲时说：“外交的问题，看起来很复杂，说起来又很简单。有人怀疑我们和德、意的关系，对于这种怀疑，值得去解释，也不值得去解释。我的说明只有一点：就是我们只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已足够我们对付了，我们不必再惹第二个。如果墨索里尼愿意帮助我们建立空军，希特勒肯卖军火给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和德、意做朋友？”。“各位同志都是自己人，我不妨把秘密向大家公开一下，各位不要以为有钱就可以向民主国家买到军火。上次国联开会之后，我们拍电报派郭泰祺、顾维钧、王正廷三人向欧美各国接洽，结果并没有得到收获。有人告诉我们的外交官，说他们现在没有军火出售，等到三年以后，他们自己准备齐全了，再让一些给我们。这不是很好笑的回答吗？罗斯福更是滑稽，他说他可以卖军火给我们，但是要现钱。我们的大使说：中国是个穷国呀，哪有金子呢？罗斯福说：没有金子，拿白银来好了。咳！白银不是钱吗？”
抗战爆发后英美法对中国的冷漠态度，以及中国军队的屡战屡败，使汪精卫产生了只有对日妥协才能救中国的思想。在１９３８年，中国的抗战根本看不到胜利的影子。当时谁能预料到１９４０年美国会经济制裁日本？谁能预料１９４１年美国会向日本宣战？谁能预料１９４５年日本会战败投降？
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６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声明：今后不再把国民政府作为交涉对手，蒋介石则宣布抗战到底。此后汪精卫屡屡试图说服蒋介石与日本讲和，连续给蒋介石写了十几封信，力主对日讲和。其实蒋介石也并非绝对不愿意和日本讲和，只是客观形势不允许他唱讲和的低调。蒋介石在举国上下高唱抗战到底的爱国风云中，不得不附和民意，而且还要把爱国的调子比别人唱得更高。汪精卫认为蒋介石高唱抗日和他以往的所为格格不入，是被逼迫走上了他所不愿走的道路。
周佛海后来说：“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战是倒蒋的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着蒋先生钻牛角尖。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在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
１９３８年６月武汉广州陷落后，国民政府退守重庆。汪精卫开始公开批评抗日派，他说抗日派是“不说老实话，不负责任”。汪精卫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地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地承认打败仗，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当爱国华侨陈嘉庚提出：“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的提案时，汪精卫争辩说：“总理（孙中山）常说和平救国。如果谈和就是汉奸国贼，那么总理也是汉奸国贼了”。汪精卫说：“抗战一个是丢，一个是烧，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给了共产党游击队。抗战只有一条路：亡国。此外还有一条”和“的道路，我们应该拿出抗战的决心和勇气来讲和。”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日本政府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修改了先前不把国民政府作为交涉对手的方针，提出在蒋介石下台，承认“满洲国”的条件下，日本即与国民政府谈判停战。汪精卫在日本政府的第二次对华声明后，要求蒋介石辞职，以争取和日本实现停战。汪说：“我们应迅速连袂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则说：“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在说服不了蒋介石的情况下，汪精卫决定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单独搞“和平救国”。汪精卫乘蒋介石去陕西参加军事会议不在重庆的时机，１２月１８日以外出演讲为由乘飞机离开重庆到昆明，然后飞往当时作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河内。
汪精卫离开时给蒋介石留下了长文的诀别信，表示他和蒋介石虽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救国。汪精卫最后写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在当时的爱国气氛下，走高唱抗战的道路当然比较容易，而走与日本讲和的道路就比较艰难。所以汪精卫对蒋介石说：你去领导容易的抗战吧，我来承担艰难的和平工作。
不少人以为汪精卫投靠日本人是因为贪生怕死，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汪精卫本来已和蒋介石一起撤退到安全的大后方重庆。如果汪精卫和蒋介石一起高唱抗战的话，绝不会有任何生命危险。相反汪精卫要逃出重庆和日本人合作，倒是要冒生命的危险。汪精卫逃到河内后，被蒋介石派来的特务打死了他的秘书。如果不是汪精卫的秘书主动要求和汪对调房间的话，汪精卫早就丧命河内了。所以汪精卫的“和平工作”，是冒着生命危险的赌博，绝非一般贪生怕死之徒敢为的。
三、汪精卫政府的客观作用
汪精卫在日本人支持下成立了维新政府，使中国在国际处于非常绝妙的位置。一半中国人参加英美法阵营，另一半中国人参加德意日阵营。如果英美法取胜，蒋介石代表中国作为战胜国，接受汪精卫政权；如果德意日取胜，汪精卫代表中国作为战胜国，接受蒋介石政权。中国是二战中唯一的无论如何都不会战败的“双保险”国家，这使中国避免了万一战败而陷于割地赔款、甚至被分割亡国的绝境。大概也只有中国人才能想出这种绝顶聪明的生存之道，让洋人们叹服。
汪精卫的维新政府除了使中国成为不会战败的“双保险”国家外，还从侧面拯救了蒋介石和共产党。因为汪精卫代表中国和日本签订了和平条约，满足了日本人所要求的停战条件，才使日本没有继续向蒋介石发动进攻。如果没有汪精卫代表中国和日本签订和平条约，日军不可能找到一个有面子的停战理由，必须继续进攻直到消灭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日本在１９３９年后再没有对退居重庆的蒋介石政府发动大规模进攻，就是因为汪精卫已经代表中国与日本讲和。
有人说１９３９年后日本没有发动大规模对华军事行动，是因为日本的战线太长，兵力不足。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后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几百万兵力全线出击，大举进攻东南亚。而日本在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３８年的侵华战争中，投入的最多兵力不过七、八十万。只要日本再投入２００万军队，打下重庆延安根本不是什么问题。正因为汪精卫代表中国与日本建立了“和平友好”关系，日本才没有继续进攻重庆。蒋介石和共产党能在８年抗战中生存下来，靠的并不是国共两党军队的顽强抵抗，而是靠汪精卫的“卖国”解围。
另外汪精卫政府除了“双保险救国”方面的意义外，在“救民”方面也有不少作为。战后国民政府号召敌占区老百姓“忆苦思甜”，揭发汪精卫政府为虎作伥，迫害人民的罪行，但实在没有找到什么值得搬上桌面的东西。相反敌占区人民在汪精卫政权下的生活还过的去，基本生活物质供应稳定，市场物价平稳，没有听说老百姓吃不上饭，大量饿死人的事件发生。而蒋介石“还都”以后，倒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老百姓的生活比汪精卫时代还下降了一块。后来共产党在文革时搞“忆苦思甜”的诉苦大会，也很少听说有人控诉日伪时代的生活最苦。
汪精卫统治下的北京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老百姓的生活均得到保证，没有出现发行粮票布票的限吃限穿，也没有“知青”市民下放农村的拆散家庭。没有汪精卫政府和日本人争物资，保证敌占区人民的吃饭穿衣，敌占区人民怎么可能捱过八年的漫长岁月？假如当时没有汪精卫等人和日本人合作，日本兵把敌占区的物资全部抢光烧光，敌占区老百姓即使逃过日本兵的子弹，也逃不过饿死冻死的命运。汪精卫政府与日本人争物资，至少拯救了上千万中国老百姓的性命。
人的本性是追求自由与独立的，从来没有人主动要求当别人的奴隶，也没有人会主动要求做他民族的傀儡和走狗。任何人成为奴隶，成为傀儡和走狗，都是出于迫不得已。如果认为汪精卫是自愿主动地、心甘情愿地当日本人的傀儡和走狗，那将是对普遍人性的错误理解。
客观地讲，汪精卫成为汉奸是他把赌注压错了地方。如果二战是德意日阵营胜利的话，汪精卫就会把蒋介石作为美国走狗汉奸推上审判台，我们今天也要认真学习《汪主席文选》了。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客观地评判历史人物，一定要本着一个最基本原则：“不以成败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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