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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八事件与当时的台湾学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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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3/01 出处：搜狐读书 |
此文选自蓝博洲著：《寻访被湮灭的台湾史与台湾人》。蓝博洲先生，台湾苗栗人，辅仁大学法文系毕业。
台湾劳动党党员。长期以来，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搜集、研究台湾现代史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代表性著作有：《沉尸、流亡、二·二八》、《日据时期台湾的学生运动（1913——1945年）》、《寻访被湮灭的台湾史与台湾人》等。这些著作用大量活生生的史实表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人是中国人。《二·二八当时的台湾学运》是《寻访被湮灭的台湾史与台湾人》第五部分《在历史的荒烟中消失的野百合——重塑台湾学运的历史像（1945——1954年）》的第二章。主要内容是当时几位学生领袖的回忆，全章材料翔实，情节逼真。另，本文小标题是重拟的。
事件前的学运情况
1947年年初，经历了1月9日的一场“反美抗暴”示威游行之后，校园里的外省学生与本地学生不但打破了原先因为“语言隔阂”而生的陌生感，并且结合起来，通过搞读书会、办壁报及各种社团活动而开展校园里进步的学生运动，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开展全省性的学生联盟的组织。
至于，当时学生的活动细节，通过当年延平大学学生叶纪东（毕业于高雄中学）的回忆，大致可以理解一、二。
叶纪东：一般来说，我们的读书会，使用的教材还是以民主党派的刊物为主；只有那些确定要吸收到组织里来的学生，我们才让他看一些有关社会主义的书刊。记得，我曾经在台北图书馆借到一本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读过以后，我才对国共斗争以及红军长征的状况比较理解。因此，我就告诉其他同学，让大家轮流去图书馆借来读。在日据时期，当我们接触到孙文的《三民主义》的学说时，我们就已经非常兴奋了；一旦涉猎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时，我们当然也就更加振奋了！
后来，我们又通过吴克泰，拿到一本剧作家简国贤编写的剧本《赵梯》。简国贤是当时台湾最著名的剧作家，1946年5月，由他编写，宋非我导演的新剧《壁》，非常轰动。当时，我们刚好有扩大团结其他几个读书会的要求，于是就想藉着共同演一出戏的方式来完成这个要求。
那时候，通过就读于师范学院的高雄中学同学陈金木及台大学生杨建基的关系，我已经把读书会搞到这两个学校了。于是，我就把简国贤编写的剧本分发给这些读书会的成员，让他们先分头阅读，然后再分配角色。2月20日晚上，简国贤还特地从桃园赶来，为我们讲解剧情。据他说，“赵梯”其实是台湾话“核打”的谐音。它主要是想通过反映当时社会上司空见惯的种种无法、无理的事，激励人民起来抗争，打倒这些社会上的不平。
听完简国贤的解说后，我们就当场决定，从第二天起，也就是2月27日晚上，开始排练。怎知，当天晚上，我在延平大学上完课，就要赶去排练时，延平路上竟传出了发生暴动的消息，我们的演戏计划及其他读书会的活动也只好被迫取消了，大家都起来响应人民的起义。
“林江迈事件”为导火索
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二·二八的蜂起是以延平路上取缔女烟贩的“林江迈事件”为起因。当时，法商学院的学生领袖陈炳基与在《中外日报》兼任记者的台大学生吴克泰，恰巧在现场目睹了这一过程，并且积极地投入群众抗议的斗争行列。
事变后的43年，也就是1990年的早春，因为参与二·二八的斗争而在事变后不得不离开台湾，出走大陆的陈炳基、吴克泰、叶纪东……等当时各校的学生领袖，终于为我们作出事件当时学生斗争的第一手报告。
陈炳基：1947年2月27日晚上7点多，专卖局的6名武装查缉人员，在台北延平路三段口“天马茶房”附近，蛮横强夺女烟贩林江迈的全部货款，并且挥起枪托猛击跪地求饶的林江迈，使得她头破血流昏倒在地。当时，我正在事变现场斜对面一家由骆水源的妻子开的顺荣行店内看报纸，一听到事情发生的消息，我就立刻赶到现场。这时候，这伙恶棍已经被过往的群众围住。愤怒的指责、咒骂、呼打声四起。这伙恶棍看到情势不妙就冲破包围，跑进位于十字路口的一家冰淇淋店，然后把门反锁。数百名群众马上又团团围住冰淇淋店的小屋，怒吼声震天价响。我于是和愤怒的群众冲进店里去揪恶棍，但过道狭窄，小屋前只能挤站几个人，打不开房门，十来名武装警察赶到，挡在店门前面，不让我们上前。在他们掩护下，恶棍从后门溜走，沿着延平路向北逃跑，并回头开枪打死了紧追在后的群众陈文溪，最后躲藏在警察局北署。群众见打死无辜，更是怒气冲天，有的追去包围警察局，有的把恶棍丢弃的大卡车翻倒烧毁。群众愈集愈多，后又连夜涌去包围宪兵团、省《新生报》社，强烈要求严惩凶手，如实报导凶案。我预感到群众愤怒无比，一场大风暴就要来临。
《中外日报》记者首发事件消息
吴克泰：当时我是台大学生，又是《中外日报》记者。
这天晚上大约9点钟的时候，我在回报馆的路上遇上了追捕凶手的群众，就参加了群众的斗争，我同群众一起包围了警察局，并冲进了警察局长陈松坚的办公室，要求交出凶手，不许凶手溜掉。陈松坚此时在众多的群众面前完全失去了平时的威风，惊恐万状，支吾其词，他最后说凶手已经移交给了宪兵队，于是，我又和群众一起迅速包围了《新生报》馆对面的宪兵队，继续要求交出凶手严办。宪兵队要群众派代表进去谈判，我被推为代表之一进去交涉，但宪兵队没有一个负责人出来作答复。我们看到这样消磨时间毫无用处，便退出来继续包围宪兵队，不断喊口号，要求交出凶手严办。我在这里遇上了《中外日报》同事周青，两人决定合写一篇报导，在截稿前发了出去。
发完稿子，我和周青及该报两位同事一起回到宪兵队前面，参加群众的斗争。这天夜里的下着蒙蒙细雨，天气相当冷，但群众心中的怒火始终未减，始终包围着宪兵队，一直到天亮。我们《中外日报》的同仁也同群众一起坚持到天亮。
吴克泰：2月28日，天刚刚朦胧发白，在细雨薄雾中，我发现穿着黑色制服带着长枪的警察大队，静悄悄地从西面铁路线上向群众反包围起来。我告诉群众：情况危急，立即向相反的方向散开。
大约8点多钟的时候，我正在朋友家休息，突然被一片嘈杂声所惊醒。走出大街一看，到处是愤怒的人群，口号声、锣鼓声响成一片，整个台北市沸腾起来了，形成了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酝酿已久的火山终于爆发了。
群众首先把愤怒集中到肇事的专卖机构，砸烂了专卖局所属台北专卖（批发）公司，到新公园开群众大会，然后向长官公署请愿。
陈炳基：28日清早，我先赶去台大法学院（原法商学院），向同学们报告血案经过，鼓动大家投入抗议斗争。之后，和一批同学赶去台北专卖分局参加抗议斗争。成千上万的群众汇集此地，愤怒之极，痛打查缉人员，捣毁办公楼，又把分局所有的香烟、钱款、物品等统统抛到马路上焚烧，并在分局大楼墙上挂了“严惩凶手、厚恤死者遗属”、“撤销专卖局”两条长幅标语。
直到中午时分，我同几个积极分子，鼓动群众涌往电台，要求广播台北事件，号召全省响应抗议斗争。因台长溜走而未成。有几个群众高喊“到长官公署去！”我顺势跟着连连大呼，鼓动大家前往。请愿队伍，以载有大鼓的人力货车为前导，猛击大鼓、钹，浩浩荡荡，高呼口号前进。大约下午一时，先头队伍到达“长官公署”前院入口处。请愿群众正与阻挠前进的卫兵说理交涉时，“公署”屋顶突然响起猛烈的机关枪扫射，前头十来名群众应声倒地而亡。我正在牺牲者不远处，险些遭难，匍匐地上闪避。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群众竟遭如此惨杀，新仇旧恨，群众狂怒了。纷纷散开，四处追打官吏、士兵、大腹便便的商人。“打阿山”（指大陆来的贪官污吏）的怒吼声响彻街头。全市罢工、罢市、罢课，无数群众涌上街头，官办机构、外省人的企业公司、警察派出所统统遭到捣毁。昔日耀武扬威的贪官污吏、警察等仓皇逃命，警察所都被群众占领，革命风暴席卷了全市。当时，愤怒已极的群众一时分不清好、坏人，乱打外省人实属难免，后来明白过来，许多老实正派的外省籍公教人员都受到群众保护。
一起投身到斗争中去
叶纪东：在自发的群众性暴动中，误伤是会有的，“打倒阿山”一类含义不清的口号也出现过。
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看到起义斗争的矛头是直指国民党贪官污吏，要求政治民主、政治清廉。
“二·二八”当天早上，我照常上班。平常很安静的办公室显得乱哄哄，都在议论头天晚上发生的事。我还看到几台小轿车被推翻，四轮朝天，在着火。当时，台北市内小轿车不多，坐车的差不多是国民党的大官或大商人。群众主要找这些人打。群众并不是完全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外省人，而且第二天就根本被制止，我没有再见到类似情况。不少外省籍同学还参加我们起义的队伍。
方生：我是福建人，原名陈实。战后第二年来台湾教国语，并就读于台大农经系（1946年—1949年）。记得事件发生的前一天，即2月27日晚上，我正好住在台北城里一位福建同乡家里。第二天上午，全市已经罢市、罢工、罢课，气氛显得十分紧张。当天午后，突然有二、三名本省籍同胞冲进同乡家里。我和同乡一家人赶紧从后门跑出去，我因慢了一步被打了一下。跑出来后我躲到附近新公园假山后面。当时我在想，这完全是一场误会。因为，那些人冲进来的时候，还喊着“打倒国民党官僚”、“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这就很清楚，他们真正要反对的是谁。所以，当时我虽然挨了打，但并没有怨恨打我的人。我认为，这个账应记在国民党反动当局头上。其次，所以发生误打，是因为当天中午广大群众涌向台湾长官公署请愿，国民党卫兵用机枪扫射，当场打死打伤许多老百姓，这样才进一步激怒了广大台胞，他们把仇恨集中在国民党官僚身上，而这些官僚绝大多数是从外省去的。再说，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冲进来以后，对同乡家里的东西丝毫没有动，这就戳穿了所谓“暴民抢劫掳掠”的谎言。
当我安步弄清楚事件性质之后，开始下决心用实际行动表示对台湾同胞的支持，于是，我向台湾同学借来一套旧学生制服穿上，和他们一起投身到斗争中去。
2月28日国民党宣布戒严
吴克泰：2月28日大约下午两点，群众又冲进广播电台，向全台湾广播了台北事件的真相，号召全省人民起来，参与打倒贪官污吏的斗争。2月28日下午3点，国民党宣布戒严。许多群众不知道已经戒严，继续攻击市中心的新台公司。
3月1日起，台北的“二·二八”斗争在两条战线上进行。一条战线是以地方士绅如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参政员、省市参议员为主，部分群众团体代表参加组成的“处理委员会”。他们整天在中山堂开会，会场很乱，显然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只有王添灯等少数人代表民意，利用这个公开的讲坛，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争取作出有利于人民的决议。另一条战线是准备武装斗争的群众。他们认为非用武装斗争攻破国民党首脑机关和堡垒，不能解决问题。这时候，地下党台北市委站在群众中间，领导和组织他们发动武装进攻。我参加了其中的一部分工作。
准备学生武装起义
陈炳基：2月28日下午，“长官公署”惨案之后，我赶回台大法学院召开学生大会，报告惨案经过，抨击暴政，鼓动同学们投入战斗。之后赶到延平学院参加几个大专院校学生代表的会议。这些学生都是前几次反美、反内战学运的领导人和骨干。大家认为：绝不能妥协，必须坚持斗争到底。只有武装制服反动武装，才能取得真正胜利。会后，当我离开会场与一名师范学院姓郑的学生走下楼时，有两个人在楼梯口等着我们。
我记得，一个是李中志，另一个好像就是叶纪东。后来，我才知道，李中志这个人是地下党指派的台北地区武装起义总指挥，听说他在日据时期当过日本军队的炮兵；在50年代国民党“肃清”左翼时，他也牺牲了。
我们三个人然后就边走边谈，从延平学院（台大法学院操场对面）一路走到台北桥我家附近。在路上，他告诉我，如果要搞武装起义他可以供应我们。当时，我还不知道他的身份背景，但我猜他大概是地下党的人。因此，我就对他说，有武器就好，把它交给我们，我们就可以合作。从此以后，我就按照他的布置，串连各校的学生，组织地下的学生武装队伍。
三月二日举行的学生大会
林木顺在根据曾经领导或参加过这次民变的同志提供的资料编成的《台湾二月革命》一书中，记载道：“3月2日，上午10时，国立台湾大学、延平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及各中等学校高级生，约数千名聚集中山堂，举行学生大会。英勇的学生们对陈仪的腐败政治加以抨击，暴露教育界腐败不堪的各种事实，高呼‘政治民主’、‘教育自由’；并宣言拥护台北市民的义举；讨论学生自身的组织，以协力维持治安，整理交通，及应付意外的突发事变。一队担任宣传工作的学生，立即制成许多传单，散布市内，鼓励民众的团结。另一大群的进步学生，认清了陈仪的狡诈与欺骗，感觉只有武力组织，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因此暗地里纠合同志、强化组织、确保联络，并到处觅索武器。”
对于这场学生大会，陈炳基的看法大致如下：
陈炳基：由于上层士绅组成的“二·二八处理委员会”，天天在中山堂开大会，把已经奋起的人民群众吸引到中山堂。但是，他们没有认清国民党法西斯政权的狰狞面目，上了“缓兵之计”的当。“长官公署”一面谈判，一面急向南京发密电调兵遣将，还派特务四处进行破坏活动，调查黑名单，准备着一场大屠杀。台北市面，好似无政府状态，起义群众扬眉吐气；但反动武装没有解除，实质上，局面并没有真正控制在人民手中。台北大专院校学生，起义一爆发就占领了市区各个警察所。3月2日上午，几千名学生聚集中山堂开会，痛斥国民党暴政，做出积极投入斗争的宣言。但大部分学生队伍被编入“二·二八处理委员会”属下，维持治安和宣传。台湾警备司令部特务行动队大队长许德辉，组织“忠义服务队”控制这批学生队伍，学生卖命缴获的少量武器也被他缴光。因此，我们的学生动员和武器觅索都晚了一步。我们的地下队伍的组织工作，也因为中山堂的放送喇叭广播电台的号召而碰到了阻碍，许多参与过前面几次学运的学生都被搞迷糊了，他们不知道真正的领导机构在那里？后来，我听李中志说，在中山堂的那些学生都在喊着：“陈炳基！陈炳基！”因为前面几次运动都是我去动员的。我则因为骑着脚踏车到处觅索武器而始终没有到中山堂。
3月4日的作战计划流产
陈炳基：3月4日中午，我们在延平学院讨论李中志策划的“作战计划”。
按照他的计划，把动员而来的学生编组为三个大队。其中，第一大队在建中集结，由陈炳基带队；第二大队在师范学院集结，由郭琮指挥；第三大队则在台大集结，由李中志指挥。李中志同时也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副总指挥则是郭?琮；各校的负责人分别是：台大，杨建基；师范学院，陈金木；法商学院，陈炳基；延平学院，叶纪东。
我们的“作战计划”是这样的：3月5日凌晨二点，先由第三大队会合乌来部落的高山族同胞，攻打戒备较松的景尾军火库；然后，再与第二大队会攻戒备较严的马场町军火库；各队取得充分的武装后，再分头负责攻取市内所有的军、警、宪武装据点；拂晓时，各队总会攻“长官公署”。
叶纪东：当天的作战计划，我被指派的任务是总指挥部的联络员。总指挥部就设在警备司令部附近的廖瑞发（按：当时是‘省工委台北市委书记’）家里。
为了动员高山族同胞，陈金木已经与高山族的同学到乌来部落了。但是，5日凌晨，当发动起义的时间已经过了时，乌来那边的队伍却迟迟没有下山；李中志带领着杨建基及其他台大学生约略一百名左右的第三大队，埋伏在景尾军火库附近，当他们眼看着乌来的高山同胞迟迟没有下山时，立刻决定自行发动起义。他们于是把军火库的电源切断。为此，当场遭到守卫军队的盲目扫射。
陈炳基：3月4日傍晚，由我领导的第一大队的学生已经在建国中学集结了。之所以会选择建中作为集合地点，主要是因为建中校长陈文彬比较开明，所以第一大队以建中的学生为主。同时，我们预定的攻击目标陆军医院的军械库，就在建中附近。我们打算攻取陆军医院的军械库，夺取武装后再攻击警察大队与宪兵队，最后再与第二大队及第三大队总会攻“长官公署”。
当天晚上，入夜后即下着大雨。桃园方面的武器供给始终没有来。虽然没有拿到武器，但整个大队队员的斗志仍然昂扬，个个手持铁棒、木刀、木棍等武器，誓与反动武装决一死战。我眼看着担任第一大队联络员的北二中同学黄雨生始终没有回来，于是我就一个人骑着脚踏车，冒着倾盆大雨到北二中的学长林水旺的家，问他，今晚的武装起义是不是一定要执行？他说，一定要。因此，我又转往师范学院找郭琮。我看到他蒙着脸在给学生说话。我于是走上前问他，今晚的起义到底干不干？郭琮马上坚定地一口回答我说，干！于是我就骑车回建中，鼓励其他学生说，今晚的起义我们一定要干下去，否则，别的队伍都运行了，我们却没有动，那不是太对不起人家了吗？但队伍中有一名建中的体育老师却说，如果状况正好相反，别人都没动，只有我们动，那又怎么办？听他这么一说，我觉得也对，于是就把队伍交给他处理，自己又到警察大队侦察，然后再到小南门的指挥总部，看看桃园方面的武器运来了没有？
潜晨3点过了，新店方面第三大队的信号弹仍然有发射；这是新店的起义未能发动。总指挥部后来也发出了停止行动的指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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