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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芯事件通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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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3/01 出处：北京邮电大学网站 |
我是北京邮电大学一名博士研究生，在电信运营商跟踪3G数年，也是一名有1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之所以写以下内容，是为了反映在当前推行自主创新中存在的急功近利问题， 希望引起中央领导重视。在此仅代表个人的学术观点，但自己以党性保证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本着党的实事求是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原则来讲真话，以此希望为国尽匹夫之责。如有道理，恳请能够从谏如流，转交有关部门考证和研究；如有过激和不全之处，也希望言者无过。
十六届五中全会在“十一五”规划确立了把“自主创新”作为重要着力点的政策，这是党中央根据我国现阶段国情做出的正确决策，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改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也是在实事求是基础上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
然而在推行自主创新中，有的并非本着实事求是精神，而是片面在技术创新中追求做政绩工程，甚至在研发中大量弄虚作假，有的企业虽然在技术研发上存在很多缺陷，而一味希望利用政府力量，借推行所谓“民族技术”、“民族标准”的旗帜来干预市场，谋求不当利益，非常类似韩国前一阵出现的“黄禹锡”事件。这对国家推动自主创新战略其实是有患无利。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是中央对科技推动经济发展作用的深刻认识。欧美国家近10多年来未出现明显经济危机，出现战后最长的经济发展期，许多经济学家将其首先归功于科技发展，科技快速发展出新的市场和新的需求不断衍生，从而推动经济不断发展。3G作为一个信息产业平台，对于快速提升信息产业结构，推动国家信息化和刺激丰富的增值电信运营业发展，并吸引大量较高层次的大学生进入信息科技产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国际上大多国家包括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都已将主要电信投资转向3G，而像我国仍然大规模投资2G、固网和小灵通技术，几乎成为世界上一个独特现象。在我国当前有必要启动3G的时刻，TD-SCDMA成为3G发展的最大未知数。坚持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而非政治意气行事，才应是发展我国3G产业的根本立足点。
从TD-SCDMA标准诞生来看，本来是我国提倡自主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尝试，但是由于忽视了最基本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导致好心并不能办成好事，一些部门因不断投入大量金钱而不得不背负“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政治包袱，使得我国整个3G产业越来越走入歧途，被变成一场本不该有的赌注。从整个3G产业实际情况来看，由于TD-SCDMA标准存在自身专利数量过低、商用程度较差、前向演进问题，实际上给我国带来的利益可能远远大于损失。
(一)自有核心专利比例过低大大降低了TD-SCDMA标准自主意义
掌握标准的意义现在实际被抬高到不客观的高度。标准本身只是各种技术应用的组合，如果没有标准后面的技术专利和产业，标准本身并无多大价值。如果只谈“自主标准”、“民族标准”而回避标准的核心问题—技术专利问题，无疑是一种主次颠倒和形而上学。
TD-SCDMA虽然名为“自主标准”，但是我国迄今真正在此标准中拥有的核心专利仅不足20项，信息产业部研究院评估仅占总的核心专利数的7.3%，而其总的核心专利超过260项，也就是说其真正技术含量不足整个标准的十分之一，更像是一个“国外技术的国内标准”，虽然一些利益相关方极力想证明这也无碍大局，但如果说利用一个轮子专利也能左右一个汽车产业标准，那无疑是鸵鸟式的自欺欺人。在全国建设一个TD-SCDMA独立网络需要资金高达2000亿以上，用如此巨大的国家资金去如此保护所谓民族专利，并非一个理性民族所为。
有人主张用我国拥有的TD-SCDMA专利去和另2大标准互换专利，但实际上对于诺基亚、爱立信、西门子等厂商的主要收入来自设备，以其他方式让他们做出专利让步也相对较容易，因为对他们而言国内设备市场空间是比专利更好的谈判筹码。由于目前除西门子外其他厂商没未真正开发TD-SCDMA产品，这些厂商也反而可能会在TD-SCDMA专利谈判上抬高要价。
当前专利谈判最大的障碍—美国高通公司由于是纯技术商而非设备商，导致专利互换的策略无法奏效，因为我们需要人家的CDMA专利，而人家并不一定需要我们的TD-SCDMA专利，这就象要买绸缎，硬要拿着白布交换筹码，并非明智之举。专利费能降到何种程度，真正充当谈判筹码仍实际上是国内的市场空间支撑的行政力量，而TD-SCDMA真正充当专利谈判筹码的作用非常有限。
(二)3G技术开放性使TD-SCDMA标准缺少“自主”的实质意义
在目前3个3G主流国际标准中，由于都是在第二代的CDMA技术演进而来，有相当多技术是通用的，TD-SCDMA很多底层的算法和技术也是直接从CDMA2000或WCDMA移植过来。也正是因为3G技术的开放性，导致TD-SCDMA标准绝大多数专利仍然掌握在国外厂商手中。3G系统包括2个部分：核心网、无线网，TD-SCDMA核心网采用的是另一国际标准WCDMA，诺基亚、爱立信、西门子等既拥有WCDMA大部分专利同时也拥有TD-SCDMA大部分专利，而控制第二代CDMA技术的美国高通在另一3G国际标准CDMA2000专利中占有主导地位。由此TD-SCDMA既依赖WCDMA也离不开CDMA2000的主要拥有者专利，其技术专利实际就像叠加在另外两个标准上，TD-SCDMA标准所谓的“自主”实际上就失去大部分意义。
从TD-SCDMA标准演进看，即使现在能够暂时解决专利问题，将来仍难以在专利上做到“自主”。由于TD-SCDMA标准演进和WCDMA一样都是引入HSDPA和OFDM等2种技术，而国外这2种技术应用走在前面，尤其HSDPA已在商用中，我们甚至可能面临核心专利进一步稀释的窘境。
(三)行政推手下的TD-SCDMA市场赌注面临巨大风险
TD-SCDMA独立组网需动用数千亿的国有资产，这样去赌注一个自身拥有专利并不占优势、缺乏商用竞争力的TD-SCDMA标准不仅风险巨大而且并不能得到多少实际利益。
3G商用运营需要较长而复杂的产业链，涉及芯片、终端、业务平台、网管系统、测试仪表、网规软件、网优软件、业务平台、OSS/BSS系统以及各种配套和辅助设备等10余个环节，是个庞大系统工程，每个环节缺陷都会影响整个产业运营。这点从TD-SCDMA漫长开发进程就可以看出。大唐所声称TD-SCDMA成熟日期，从2003年变成2004年再变成2005年到今天，这种不客观地误导大众和政府，在业界实际产生恶劣影响，这种“大跃进”式的开发也自然引起国内电信运营商的极大疑虑。
由于一个新建3G移动网络都会面临初期网络服务质量较差的阶段，很容易让企业砸品牌，而技术不成熟会导致这段时期延长得捉摸不定，使TD-SCDMA运营风险无法估计。另外，像3G这样重大的决策必须考虑下一步产业演进战略，如果TD-SCDMA只能在国内形成封闭的产业，将很难与另一开放化国际标准WCDMA竞争，始终会面临很大的产业淘汰压力，而实事求是地讲，专利比例过低、商用落后等缺陷使TD-SCDMA标准并不具备走向世界实力和机遇。
TD-SCDMA发展不能依靠赌博式的主观意愿，而应当客观认识市场环境。2G时代出现多种技术制式并存，很大原因是因为2G市场的卖方特征和封闭特点。美国NEXTEL公司即使用并不先进的数字集群技术开展移动电话也取得成功，即使技术不完善，2G时代也仍然可以发展相当多的用户。但3G时代是个买方市场，国内用户有2G、3G多种技术选择，电信市场、技术的开放性、竞争性都远高于2G时代，国内高质量的2G网络使得用户已经对移动通信技术质量有非常高的敏感性，技术的不成熟会大大影响3G用户的发展。即使我国市场容量巨大，但国土辽阔导致网络建设成本高昂，而用户消费价值较低，使TD-SCDMA独立组网很可能留下出现巨大的国有电信烂摊子。
2G时代技术多样化也与当时封闭的市场特点有密切关系，韩国、日本在2G技术发展中都是如此。目前除非对国内几家有实力的大电信运营商都只发放TD-SCDMA牌照，否则规模经济效应有限、商用成熟欠缺TD-SCDMA取得市场成功将会困难重重，但这样形成的封闭市场会给国内产业带来许多弊端，也将面临很大国际压力，很可能被指责违反WTO协议规则，而对拥有过低自主专利的TD-SCDMA标准进行如此“保护”，也必然在国内受到普遍质疑。
过去很多官员为了出政绩，花了很多钱搞市政工程建设，完全不管市场效益，您可以到各地城市看看，看到很多市政建设公司和建筑公司被拖垮，留下很多烂摊子，现在不让地方官搞政绩建筑了，而 TD-SCDMA说白了又很可能是一个技术政绩工程，是国内大企业、大产业被迫为小企业、少数人赌注小专利、大面子的工程，最后可能给电信企业留下一堆烂帐而作决策官员却不用负责任。“允许失败”是自主创新战略所必要的，但如果背离了基本的实事求是原则，将会是无意义的损失。
(四)TD-SCDMA对国家军事安全意义不应被夸大
有人主张TD-SCDMA标准关系到国家安全。TD-SCDMA的核心网络是采用WCDMA，大部分专利也来自国外厂商，因此从技术上看是不客观地夸大TD-SCDMA安全意义。从安全角度看技术上不应该以“民族”和“非民族”来区分，保护国家安全应当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而不是排斥国外技术。
当初欧洲坚持采用WCDMA标准，其中原因之一是高通的CDMA2000技术必须依赖美国GPS卫星系统来实现系统同步，WCDMA可不采用GPS卫星进行同步，但TD-SCDMA仍需依赖美国的GPS卫星系统进行同步。采用保护国家安全的关键是国产设备，而不是拒绝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就TD-SCDMA而言，扶持国产设备商与采用TD-SCDMA标准没有必然联系，也无法达到保护国产技术的目的。因为技术并非文物，而是不断发展演进的，用保护文物的方式并不适用于技术。
有人把发展TD-SCDMA与国家发展神六、原子弹相比，这是根本错误的，因为神六、原子弹是军用产品，不必要遵循知识产权约束，用到国外的专利算本事，而TD-SCDMA是民用产品，必须遵循世界知识产权公约，摆开国外专利才算本事；神六、原子弹等开发风险是国家承担，客户对象也只是国家政府，而TD-SCDMA运营是企业承担，而客户是普通消费者，在市场中有多少民众会因为“民族标准”而选择它，并不是政治决策所能决定的。民用技术上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保持民用技术、民用产业开放合作，保持与世界技术标准接轨，更有利于推动军用技术的发展。
(五)标准战略需要由一流的企业主导
有人认为国内电信运营商不愿意承担TD-SCDMA是对国产设备商有歧视，这并不正确。华为、中兴等生产的电信传输设备、交换机设备已经占据国内大部市场份额，并在国外拓展很快，是首先来源于企业有很强的自主创新机制。如果企业没有一流创新机制的企业，也更谈不上所谓“一流的企业卖技术，超一流的企业卖标准”。对于开发3G这样一个庞大的系统来说，拥有强大的创新机制更为重要。
国际标准博弈与其说是各国政府，更主要是政府背后的一流国际大企业在主导，欧美、日本、韩国多是借助强大的跨国企业参加国际标准博弈，如在新一代光盘、3G、IPTV、手机电视、WIFI、WIMAX等标准博弈后面大都飞利浦、微软、索尼、松下、东芝、诺基亚、爱立信、三星、IBM、英特尔这些巨头，一流的跨国企业在国际标准领域的作用非常巨大，他们不仅对技术标准掌握非常透彻，而且能将技术标准与市场推广、产业资源调动有机衔接起来，在市场形成大量“事实标准”。而政府与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信息不对称作用，很难真正预测到某种技术的市场生命力，缺少一流的跨国企业支撑，政府的标准博弈会事倍功半。
从发展模式看，国内电信设备厂商的优势并不在于基础研发，而在于将技术与成本、服务、性能紧密地结合起来，模仿也是我们的优势，但基础专利领域短期内很难与国外竞争。现阶段更应当重视在引进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做到市场化抢先，不必非要“从零”开始。中国目前在基础研发领域的国际地位类似日本60年代，那时日本奉行技术“拿来主义”，虽然付出大笔专利费，但把将市场化与技术引进、吸收、创新紧密结合，获得很大成功。
在WCDMA和CDMA2000的研制开发上，华为和中兴在整套系统研发中表现出来中强大创新能力，尤其CDMA450占有了世界市场的80%，这种创新意义也非常重大，也应该受到鼓励。从国际上看，电信主体设备领域市场集中度很高，市场份额集中为10余家设备商掌握，除了美国2-3家外，其他几个国家大多为1家。当前可以通过重点支持2-4家实力雄厚、机制先进的电信制造商发展成一流跨国企业，将政府主导的标准竞争真正交由这些跨国企业主导，政府发挥支撑作用，是在标准领域谋取更大发言权的可行道路。
作为一个基础研发仍比较落后的国家(我国基础理论研究经费不及美国一个顶尖大学多)，在一场不对称技术战略竞争中，更需要讲究策略，可以通过更灵活的手段来弥补自身技术专利的不足。比如对外资本并购，IBM的专利数目连续多年全球第一，联想之所以能够并购IBM个人电脑部门，并不在拼专利或标准，而在于充分发挥自身市场优势。提倡自主创新不应过多借助行政命令，而更需市场配套机制，如建立更多科技风险基金，将政府承担的技术风险更多交给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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