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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老人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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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3/01 出处：散仙谷 |
有人把中国老人在美国的境遇形容为“五子登科”：听不懂英语是聋子，看不懂是瞎子，不会说话是哑子，不会开车是拐子，拿起电话不会答，手抖得像呆子。
中国老人赴美定居往往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他们的子女大部分是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独生子女，他们选择留美工作意味着父母别无选择。
这些中国老人们，从上飞机起就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自己去美国不是游山玩水，而是照顾儿孙。
一个老人的十年去留
纽约肯尼迪机场。10年前到这里，邱素琴身上穿的崭新的雪花呢外套是出国前特意请一个出名的裁缝量身定做的。10年后离开这里，她穿的仍然是这件外套，舍不得扔掉，袖口和衣角处都已经磨破了。
这是邱素琴第二次来到这个机场，10年前是刚到美国。当时她53岁，从河南郑州的一个纺织厂提前退休，来美国照顾即将出世的孙子。直到排队进入安检口时，邱素琴仍然不停地扭头向门口张望。儿子薛伟心里一阵发酸，他知道母亲想最后再看一眼两个孙子，他也知道妻子是不会带他们来送行了，一大早，妻子就借口带孩子们游泳离开了家。
在美国10年，邱素琴帮忙带大的两个孙子都已经上了小学，她也从刚来时“不懂英语连自家公寓都不敢出”，锻炼成了可以独立转两次地铁到华人超市买菜的“老纽约”。更重要的，她终于在去年拿到了绿卡成为美国的永久居民，但她却决定这一走就不再回来。“我妈是怕影响我的家庭，她和我太太处得不好。”薛伟说。
邱素琴的故事对身在美国的中国老人来说几乎是司空见惯，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老人。短期来访的老人无论对美国本身满意或失望，大部分还能在儿女的簇拥下笑脸盈盈地离开。而对于长期留下来与儿女同住的老人，生活的主线就不再是走马观花的“美国印象”，而恢复到家长里短、锅碗瓢盆之间的周旋。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与国内不同的是，面对已经多少有些西化的儿子女儿媳妇女婿，“常驻父母”的这本经就更加难念。
“希望我也有中国父母”
张德铭和郭月娟夫妇登上飞机前对美国的全部印象来自为数不多的几部电影，所以刚刚抵达坦帕市，美国南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小城时，他们有点怀疑自己搭错了飞机。女儿6年没见，样子倒是没变，可一路看不见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的繁华，倒是稀疏的小洋房散落在蜿蜒的河湖之间。
这对习惯了中国城市拥挤人潮的老夫妇一下子就爱上了这儿。“以前看到的天从来都是灰蒙蒙的，到了坦帕就觉得天怎么这么蓝呀。”
佛州房价便宜，张家女儿刚刚工作两年就贷款买了一幢洋房。房子大事情也多，老两口照看外孙之余也包下了所有的家务。郭月娟每天最开心的工作就是把连接一楼客厅和二楼卧室的木楼梯擦得能照见人影。而房顶上换瓦、院子里割草这样的活，都被张德铭揽下来。退休前做过木工的张德铭还用捡来的废木板钉了一张野餐桌，傍晚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吃饭，其乐融融。
一个白人邻居曾经悄悄问张家的女儿，一月付给父母多少工资。得知中国的父母为儿女做事从来不计报酬，邻居羡慕地说：“我希望我也有中国父母。”事实是她的父母即使临时帮忙做babysitter（看小孩）都要收取比市场价还高的报酬。
寂寞是一种说不出的痛
新鲜感总会过去，常驻老人们不久就会遇到另一种挑战，挑战来自自己的内心，是一种空谷投石却没有回音的寂寞。出国前曾在北京一所大学教生物学的刘教授和夫人，7年里已经跟随女儿一家辗转了4个州5个城市。去年夏天，刘老夫妇又随女儿搬到了威斯康星州。女儿在城郊置办了价值几十万的豪宅，景色绝佳，但几乎与世隔绝。“现在我们白天最大的乐趣是喂松鼠，边喂边跟它们唠叨，周围的松鼠都认识我们了。”刘教授电话中说。
62 岁的赵兴贵老汉做梦也没想到，在陕西老家种了一辈子的地，来了美国还是种地。赵老汉的儿子在大学物理实验室做研究员，儿媳妇在一家公司做会计，两口子还没计划要小孩。前年赵兴贵的老伴去世后，儿子就把父亲接到美国，但小两口太忙了，根本没时间陪老人聊天。大部分时间老人是独自缩在沙发上，以电视上叽里呱啦的洋文为背景打盹度过的，他说经常梦见家乡农闲时一起喝酒打牌的哥们，醒了好长时间都回不过神。“美国好是好，就是太闷了。”本来就寡言的赵老汉变得更加沉默，直到去年夏天他重新拿起锄头。
伊利诺伊州香槟城是美国中部典型的地广人稀的大学城，无边无际的玉米地是外来客进入小城地界的第一批欢迎队伍。像很多建立在农业地区的大学一样，空置的大片土地成了大学经济来源的一部分。10美元一季的租金就可以让师生们在一亩三分地上享受一下“种豆南山下”的乐趣。
中国家庭占了租户的绝大部分。春夏天早上或傍晚，田里到处是挥舞着锄头的中国面孔，虽然美国在农用机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但大家用的都是最简单的农具。如果不是偶尔有高鼻蓝眼的老外兴致起时在田中搭起纱棚，坐在摇椅上观赏田中落日，真会让人误以为到了中国农村。
在老家，赵老汉的地种得不好也不差，但与伊大这些从没摸过锄头的同胞们比，他就完全是专业水平了。经常有人到他的地头讨教“菜经”，整个夏天成了他来美国三年讲话最多的一段时间。成熟季节一茬接一茬长出来的菜往往超过自家的消费能力，很多中国老人就摆起路边摊现种现卖，说是卖菜，更多是凑在一起唠唠家常。
“种庄稼就像养娃儿，不花工夫可不行。”提起那几个月的辉煌，赵老汉仍然难掩自豪。今年开了春，他打算再多租一块地。
一家人，两家话
对于新移民来说，不断改变自我，适应西方文化，融入主流永远都是生活的主题。而大部分活动局限在自家院墙中的老人，早就过了对新事物充满好奇的年龄。眼看着自己亲手带大的儿孙在异族文化的熏陶下变得越来越陌生的失落，加上两代或三代人间本来就难以弥合的代沟，成了坚信“家和万事兴”的中国老人们心上一块最沉重的石头。
帮助孙辈学习中文是很多老人日程表上重要的一环。在国内曾是小学语文教师的薛苏玲来美之前为外孙设计了一套教学方案，后来才慢慢发现情况比自己想象的复杂得多。事情出现转机是从薛苏玲跟外孙学英语开始的。孙子爱吃苹果，可每次问外婆要苹果吃时，薛苏玲都听不明白。她让外孙每次要苹果时都念叨一句“苹果， Apple.Apple，苹果”。又向外孙讨教家里各种器物的英文单词。试了半年，外孙已经可以用中文说出大部分日常用语，而她也无心插柳地记住了很多英文单词。“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从小就对个人价值看得很重，你向他学习，他会觉得自己很有价值，反而会帮助他的学习。”
邢老先生的文化冲突就激烈得多了。现年10岁的孙子本是外公外婆帮着带大的。几年前邢先生的老伴去世，两家老人来了个大换班，他接替两位亲家来美国。邢先生是东北人急脾气，坚信不打不成材的老理儿。一次孙子吃午饭时把蔬菜全都捡出来扔掉，邢先生的巴掌忍不住落了下来。孙子不哭不闹，拿起电话叽里呱啦讲了一通。以为他是向儿子媳妇告状呢，15分钟后，一辆车停在了门口，原来他报了警。
对于本文一开始提及的登机回国的邱素琴，中国家庭中最敏感的婆媳关系在美国文化这个催化剂下就更加难以驾驭了。矛盾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对于像邱素琴一样在孙辈出生前赶来的中国老人，孙辈出生到进入幼儿园的四五年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光。在华人少的地区，刚出生的亚洲娃娃往往在医院引起明星效应，看着老美医生护士对自己的孙子稀罕得爱不释手，邱素琴也曾沉浸在“没我哪有他”的自豪之中。之后的日子一家三代挤在租来的小公寓，白天各司其职，晚上凑到一起，其乐融融。
但天伦之乐随着孩子们的成长一天天消逝，到第二个孙子进了幼儿园，邱素琴的生活中几乎就不再有欢笑了。老师说孩子少言寡语不爱和小朋友玩，媳妇坚决认为是平时孩子和奶奶讲了太多中文影响了语言发育，家中官方语言从此变成了英语，邱素琴感到她完全成了这个家的局外人。
媳妇开始抱怨她煮菜的口味甚至上菜的顺序，“我就不明白，怎么就突然要学美国人先上汤后上菜。”邱素琴说。隔三差五媳妇还拐弯抹角地吹吹风，像是：“您来了这么久不想回去看看吗？”或是“其实也就是中国家庭，在美国哪见过父母跟结了婚的儿女一起住的呀。”直到有一个周末，她披上外套，准备跟往常一样全家一起到超市买菜时，媳妇阴着脸把儿子叫到一旁嘀咕了半晌，儿子转过头来为难地说：“妈，您就在家歇歇吧。”在那个盛夏的晌午，邱素琴一下子从里到外发凉，她知道这个家已经不再需要她了。
走出家门又是一片天
“老人们在美国要想过得好就必须独立，经济上和生活上都要独立，走出家门又是一片天。”60岁的侯君梅说。一次儿子的一位朋友来家做客时聊到家里新请的中国保姆。
“在中文报纸登广告请的，58岁了，干活特别利索。”侯君梅清楚地听到了这句话。“58岁也可以当保姆？”她这样想，从此开始留意中文报纸上的分类广告。一天傍晚趁儿子媳妇晚饭后去散步，手心出汗、声音发抖的侯君梅拨通了她这辈子第一个应聘电话，老老实实地告诉雇主自己在国内时是制药厂的技师，家里呆不下去才来找这份工。雇主没听完说了句“不感兴趣”就挂断了电话，侯君梅坐在客厅里流了很久的泪。
第二次流泪是第一个雇主开车到儿子家来接她上班的时候。那是个刚刚当爹的北方小伙子，人很热情，一见面就叫大妈。但侯君梅牢记着自己的身份。在车上，她怯生生地问：“我没做过保姆不懂规矩，以后是不是得叫您老爷？”小伙子哈哈大笑：“我姓张，就叫我小张吧。”侯君梅心里一下子暖暖的。现在的她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职业保姆，每月1200美元的工资让她的口袋渐渐丰满起来。
其实，即使是不愿或不能打工的老人，依靠美国政府为低收入老年人提供的福利也可以做到自立，当然前提是拿到绿卡。美国人两代人之间亲情的淡漠使美国的福利完全按照老人自己的而不是儿女的收入水平衡量申请人资格，按这个标准，中国老人大部分都可以享受这些福利。专门为老年人提供的政府公寓，每月只收几十美元房租，老人们还可以申请免费医疗和每月四五百美元的粮食补助。对于习惯了简朴的老人，这已经足够支撑起衣食无忧的独立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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