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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的地位及其发展方向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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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2/28 出处：学报 |
□ 覃学岚 (通讯地址：100084 北京清华大学外语系)
盖天下语言所以称作语言，原因在于：(1)它们都是人类结群活动的产物同时又是活动赖以延续的工具；(2)它们的功能是相同的；(3)它们在语义层上是基本一致的；(4)它们都受着自然界中其他系统的影响和制约；(5)它们产生的生理机制和心理机制是基本相同的；(6)它们都是渐变和发展的；(7)它们都有自身的内部系统等等，这是人类语言的共性。语言学研究理应研究这些共性，然而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故此，我们说语言学研究除了研究语言的共性之外，还要研究语言的个性，而且共性的研究应当是建立在不同语言个性的比较研究之上的，与此同时，还要研究语言与人类思维、人类社会、人类文明发展史之间的关系等等。
语言学的研究发展到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语言学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认识上的缺陷和方法上的不足，如：为研究语言而研究语言、语言研究中以偏概全等等。语言学要求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必须解决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
虽然世界上千差万别的语言“都有独自的逻辑，独自的修辞方式，独自的美学价值”(胡壮麟，1988)，但它们都是人类的语言，执行着相同的功能。就这一点而言，语言是无优劣之分的，然而问题恰恰就出现在这里；语言学界公认语言无优劣之分，其理论根据便是它们行使着相同的功能，能够满足人们的交际需要。笔者以为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错误认识。综合而全面地看，人类语言是有优劣之分，先进与落后之别的。这是笔者拟在本文中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另外，语言学研究中还有一个亟待探讨的问题，语言学发展到今天忽略了一个研究语言发展方向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值得也是可以研究的。
1.汉语在人类自然语言中的地位
1.1语言是有优劣之分，先进与落后之别的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各不相同的语言就功能而论是相同的，即都能满足人们相互间的交际需要，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据此而得出语言无优劣之分，先进与落后之别的结论，就颇值得商榷了。
广义的语言包括自然语言和非自然语言，本文中的非自然语言指人类自然语言之外的一切语言，如计算机语言、数理语言和其他辅助性的语言等等。
自然语言又包括形体语言、有声语言和有形符号语言。本文所要探讨的是自然语言之间的比较，如英语和汉语，不涉及非自然语言。
从人类文明史来看，由于人类的认识水平的不断深化和提高，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始终循着一条简单—繁复—简单的路线发展，这一发展路线反映在人们的技能上则是由显性向隐性发展。如人们在学会了简单加法之后，又慢慢地学会了连加，高斯(Karl Friedrich Gauss，1777～1855)把繁复的连加简化了；加法向乘法的发展等等。又如现代社会高新技术不断推出新的产品，如无级调光灯、无级变速汽车、模糊洗衣机等等，这些新的先进的产品都使得人们对它们的操作简单化了。
上例足以表明人类认识水平推动着事物的不断进化发展，同时，我们应当看到这种经由原始向简单，再由简单向繁复，进而由繁复向高一级的简单的发展是人们向往和追求的目标。
语言这一人们须臾不可离的交际工具当然也势必遵循这一发展路线。任何一种自然语言，其发展与人类本身的进化是同步的。“人类在有声语言完善之前存在着以手势语为主的阶段。从澳洲猿人化石推测其上喉道形状，还不会说话。距今二十万年至十万年(旧石器中期)的尼安德特人(发现于德国西部杜塞尔多夫附近尼安德特河谷的一个小洞里)的头盖骨，现代人类学家据以模拟的上喉道，还不能够发出现代人的全部声音，只能发出简单的音节。”(刘志诚，1996)
英国语言学家M·斯旺在题为《语言向何处去》的文章中说到：“无论发生什幺情况，英国英语在未来的几个世纪似乎都不可能成为广泛使用的国际交往的通用语，当然我们也不敢说有任何一种英语的变体会担负起这一角色。无疑在未来的几百年里会有大的政治上的变化甚或会发生灾难性的战争。要是到那时我们能再回首2200年，我们或许会发现整个世界都在说一种汉语的变体，或者也许自动翻译的发展早已使得人们无需什么国际通用语了。”斯旺进一步指出即使英语能担负起国际通用语这一角色，它也不会是现在的英语，而会是美国英语的一种高度改进的衍生物。他认为随着英语使用范围或领域的扩大，人们可以看到一种去掉了许多使现在的英语难学的音位上和语法上的繁复的标准简化的语言的出现，这种语言的元音数量，语法形式都会大大少于现在的英语，疑问或否定句中的do将消失，复杂多祥的时态将变成简单的三时态系统。
斯旺的预言不是毫无依据的，19世纪以来，英语的语法朝着精炼简化的方向发展这一趋势就是有力的佐证。试看下列各例。
(1) 20-year-old film star Mary Smith(20岁的影星玛丽·史密斯)
(2) a 250-mile-an-hour train(一列时速为250英里的火车)
(3) If you ever w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study in a college or a university，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you would have to do is open a checking account. (English for Today，Book 3)(如果你到美国的一所学院或大学学习，你首先应做的事情之一是在银行开立活期存款帐户。)
(4) Turn off the tap was all I did. (Quirk et al，A Grammar of Contemporary English，p.743)(我们做的只是关掉水龙头罢了。)
(5) I go see them once a week，I miss them.(Mario Puzo，The God Father，p. 36)(我一周去看他们一次，我想念他们。)
(6) There was a man below wants to see you.(下面有个人想见你。)
(7) John is not the man he was. (Quirk )(约翰已经不是过去的约翰了。)
这就是说各民族的语言也都是在变化发展的。
各民族的语言之所以在语法系统、词汇系统(尤其是构词法方面)和文字系统方面存在着差异除了发生学方面的原因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是各民族的思维水平和认识能力发展的不平衡而带来的结果，如汉语中的所谓兼类词(如动词兼作名词或名词兼作动词)就是汉民族把某一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视为“事”(抽象概念)或将某一名词视为能产生该名词所表示的事物的动作的结果。如“劳动”既可以指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动作(这时多为动词)，也可指属于“劳动”这一类的事情(这时便成了名词)；又如“快乐”可以是一个名词，但若在其后加上一个表示动作进行情况和状态的“着”、“过”等，它又可用作动词跟同源宾语即“快乐着你的/他的快乐”等。而类似的情况在英语或其他语言中则很难找到。语言的发展往往落后于思维的发展，但不同的语言在程度上又是有差异的，跟上或接近人类思维水平和认识发展步伐的语言一般而言其进化程度也要高一些，因而语言也就有先进与落后之别了。
世界上的语言按形态分类法(morphologicalclassification)可以分为四类：现代汉语属于孤立语(isolating language)，亦称非形态语言(formless language)，其特点是词内不具专门表示语法意义的附加成分，缺少形态变化，词与词的语法关系是通过词序(word order)和一些为数不多的表示语法意义的功能词(functional word)表示的。另外的三类分别是屈折语(inflected language)、粘着语( agglutinative language或agglomerative language)和多式综合语(poly-synthetic language或incorporating language )。为了便于讨论和比较，这里我们把这三种语言的特点也作一简略的介绍。屈拆语，古英语即属此类，其特点是词内有专门表示语法意义的内部屈折变化(inflection)，词与词间的语法关系主要通过词形变化表示；粘着语(也有人译为胶着语)，土耳其语和日语都属这一类，这类语言的特点是句中词与词的语法关系是通过词后的粘着成分(一般而言，这种粘着成份形式固定且每一个粘着成份一般只表示一种语法意义)；多式综合语(也有人译作抱合语)，爱斯基摩语(Eskimo)及美洲的某些印第安语属于此类，其特点是其语法关系和词的结构是用粘着语素(bound morpheme)并排在一起，构成一个个单词表示的，如修饰成份可以同被修饰成份紧密连接，一个句子往往是一个复杂的单词形式。
由这些语言的不同特点可知，像诸如汉语这种非形态语言，因其句法关系(即句中词的语法功能)没有显性特征而只能靠分析才能弄清楚，因而语言学家又称之为分析语(analytic language)，现代英语由于缺少形态的屈折变化因而归于这一类；与此不同的另一类词与词之间的语法关系主要靠词本身的形态变化表示的语言，语言学家称之为综合语(synthetic language)。
为了说明语言有先进与落后之别和优劣之分又不致于引起以民族论语言之嫌，我们最好用同一种语言的不同发展阶段来探讨这个问题，而最适合这方面要求的语言自然是非英语莫属了，因为英语在其一千多年的历史中所经历的变化是最大的。英国Lancaster大学语言学与现代英语教授、英国学院院士、著名语言学家Geoffrey N.Leech 1994年9月在应聘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时的一次讲演中指出：“在从屈折语向孤立语过渡方面，英语比其他任何一种欧洲语言都更接近汉语。也就是说，比起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希腊语、俄语，英语较为彻底地摆脱了繁复的屈折词尾变化，而这种变化恰恰是印欧语系的主要特征之一。”“据我所知，在摆脱屈折词法方面，没有哪一种语言比汉语做得更彻底，汉语的‘孤立’表现在它的每一个词素都有一个独立的句法形式与之相对应”(Leech，1994)。
古英语属于屈折语(或综合语)，而现代英语由于缺少形态变化而只能化入分析语之列了。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古英语的一个指示词(相当于现代英语的the)，并将它和现代英语做一比较(见表1)。
表1 古英语中与现代英语的the意义相当的一个指示词
阳性 中性 阴性 复数
主格 se,se(→pe) pæt sēo pā
宾格 pone pæt pā pā
所有格 pæs pæs pære pare
与格 pæm(pām) pæm(pām) pære pæm(pām)
工具格 py,pon,pē py,pon,pē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现在所使用的the在古英语中要采取如此繁复的形式，而且这些繁复的形式还得注意与它搭配词的一致。
古英语中人称代词除了单复数之分外，还比现代英语多出一个表示“双数”的形式。
那么，这种显性而又复杂繁琐的形态变化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只能说明：在一千多年以前讲古英语的人们概括和分析能力还不够强，不借助这些显性特征人们很难把握事物的本质。这种繁琐的形态变化实质上是为了帮助人们借助显性特征机械地判断事物之间的联系的。这种机械定型的东西不是人类智力高度发达的标志，恰恰相反，它是人类智力水平还不够成熟的反映。不仅如此，这种东西还有可能限制人类智力的发展和进化。控制论的创始人N·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一书中这样写道：“昆虫的机械定型就是这样地限制了它的智力的，而人的机械可变性则为其智力发展提供了几乎毫无限制的前景”(中译本43页)。鲁迅也曾指出：“看生物，是一到专化，往往要灭亡的。未有人类以前的许多动植物，就因为太专化了，失其可变性，环境一改，无法应付，只好灭亡”(《门外文谈》)。
现代英语之所以成为当今国际通用语，除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摆脱了机械定型的语言模式，发展成了灵活的分析语。语言一产生就按着两条要求发展：一是准确，二是简约，二者不可偏废：只顾准确必然导致语言机械定型，为了准确而准确只能导致遭淘汰的悲惨结局。人类的思维水平发展了，抽象概括能力提高了，那种原始的打草结记事的方法早已不适应现代人的要求了，中国民间流传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上了几天学，学会了一、二、三之后，就以为自己找到了规律便不再上学了。后来，有一户人家办喜事请他管帐，不巧那天刚好来了一个姓万的，这下可难为他了，因为他以为数字是有几笔便画几横的，他一个劲儿地画，最后实在没办法，只好用梳子蘸墨水画。当然，谁也不会相信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尽管它是虚构的，却能给我们一点启示，那就是光有准确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学会概括，表现在语言上就是要在求准确的同时还要求简约。
我国文字学家袁晓园和徐德江(1988)指出：“简约是当今文字和语言发展的主要侧重面”，语言文字朝着“明确”“简约”的方向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如果说，人类语言文字在产生、发展时期，侧重面在于‘明确’，那么，随着社会的进步，信息发展的日益迅速，在‘明确’的前提下，就侧重于‘简约’了。”印度尼西亚的刘宏谟先生也曾指出“语言是由综合性进化到分析性的”。
1.2.汉语在人类语言中的地位
人们一方面拒不承认语言有优劣之分和先进与落后之别，另一方面却又硬要把某种语言说得一钱不值。对于这种自相矛盾的观点不知作何解释。
由于种种原因，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流行着一种观点：即汉语是落后的语言，汉字是落后的文字，其中有一条依据就是汉字难学、难认，汉语也因“语法太不严谨”而难学(这里暂且不去讨论持这种观点的人的“汉语语法太不严谨”的结论是如何得出来的)。如果说果真如这种观点持有者所说的汉语言文字难学的话，那么这一结论正好说明了汉语言文字是先进的语言文字，而不能证明其他。据汉语言文字难学而得出汉语言文字落后结论的人可以说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什么样的东西难学?我们说越简单越直观的东西越易学，越高深越先进的东西越难学，这样看来，难学的东西并不等于是落后的东西。其次，越先进的东西越难学这并不是先进东西本身的问题，而是人们对它的内在机制没有把握住所造成的，而这种内在机制往往不是能一目了然的，然而一旦我们弄懂了其内在机制(原理)，驾驭起来又绝对要比驾驭落后的东西更为简单轻松。如制造工艺简单的板车，因为不具备较为复杂的内在机制，两个把手一目了然.所以不经过任何训练，每个人都能把它拉着或推着走；汽车就不同了，它有着隐性的复杂的原理，不了解其操作原理，想驾驭就几乎不可能。然而一旦了解了其操作程序，即使它的结构比板车复杂得多，但驾驭起来却会比拉板车更简单轻松。
屈折语如前所述，其语法关系是靠内部屈折变化来体现的，因而对句子的理解只需靠死记硬背一些屈折变化形式(请注意这些变化形式也是极其繁复的)就可以了(语境的影响对任何语言都是共同的，在本文的讨论中我们将略去语境对话语的理解)，原因在于这些屈折变化形式虽然繁复但比较机械定型，这是人类语言由简单向繁复发展的阶段，也是人们追求准确的结果。
英语由综合性的古英语发展成为分析性的现代英语是一个不小的进步，这一变化的结果是把很多人为的繁琐的东西丢掉了，试比较下列两组句子。
英语：The black pen of the old gentleman is lost.
①法语：La plume noire du vieux monsieur est perdue.
汉语：老先生的黑钢笔丢了。
英语：The black pencil of the old gentleman is lost.
②法语：Le crayon noir di vieux monsieur est perdu.
汉语：老先生的黑铅笔丢了。
比较一下：我们发现汉语和当代英语都远远比法语简约多了，一词之易，法语竟会变化多达5处，这种人为的繁复是人类思维和认识能力处于低水平时期的产物。
当代英语从古英语脱胎而来，所以难免还存在一些屈折语的痕迹，如foot的复数为feet，be还有am，is，are，was，were，been以及I，me，my，mine的屈折变化，但就总体而论，它较其他屈折语而言是大大地进步了。在某些方面，其简约程度甚至超过了介于屈折语和孤立语之间的粘着语(如日语)。如当代英语中名词作主语、宾语、定语等已不需任何显性标记了，而日语中名词作相应的成分时就得加上一个粘着成分(显性标记)才行。尽管当代英语中人称代词还有主宾格之分，数词还有基数词与序数词之分，谓语动词还有时态变化，但总体看来，其发展水平至少已达到了粘着语的程度。
不少语言学家认为粘着语是介于屈折语与孤立语之间的一类语言，这是不无道理的。但迄今为止尚无人指出粘着语是较屈折语进化的语言。笔者通过比较研究发现，粘着语是人类语言由繁复向简单变化的开始，是较屈折语进化的语言。粘着语没有词内部的屈折变化，表示语法意义的粘着成分(在日语中一般称作“助词”如主格助词が和宾格助词を，它们粘着在某个词或词组的后面就表示该词或词组作相应的成分)已基本上获得独立，而这正是人类语言由繁复向简化方向发展的标志。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类语言势必进一步简化，其发展成熟的标志就是语法标记隐性化。汉语代表着这一发展方向。
施耐哈尔曾一度以汉语没有附加词缀而把汉语贬为原始语，这不仅是一种唯心论的观点，也是对语言发展规律无知的表现，苏联A·C·契科巴瓦教授在其《语言学概论》中曾对此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古代汉语并不缺乏附加成分，如果现代汉语没有的话，那么这就是长期发展的结果，绝不是发展的开始”。
如果人们承认简单繁复简单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规律的话，那么汉语在人类自然语言中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相信读者诸君自有结论了。事实胜于雄辩，还是让我们用当代英语与现代汉语的对比来说话吧。
1.2.1汉语是一种语法简约性灵活性非常强的语言
汉语是人类语言中最具分析性的语言，其语法的简约性和灵活性非常强，在这一点上，即便是已经发展成分析语的英语也无法比拟。试比较：
Look at the blackboard.
看黑板。
在这一句话中，我们发现英文比汉语多出了两个词，即at和the，其中at表示动词look与the blackboard的关系，要准确地译出来，可能是：朝/往…看，the指“说话者与听话者心目中都清楚的”那块黑板，这样，全句如果完全直译，则应该呈现为：朝/往这块黑板看。
分析一下，我们发现汉语中把一些不必要的东西简约掉了，因为在讲汉语的人看来，既然是祈使句(即要人看)本身就要求这个“看”有一定的指向，同样，既然是彼此心里都明白所指的那块黑板(环境已经限制了不可能指别的黑板)，故也可以省去不言明。汉语中将这类不必要的东西简约掉的情况是很多的。又如：
These words are borrowed from Chinese.
这些词是从汉语里借来的。
This word is borrowed from Chinese.
这个词是从汉语里借来的。
比较这两组句子，我们发现汉语更能反映人类的认识水平和概括能力的提高，操汉语的民族在表达上述两句的意思时，只更换了一词(即将“些”换成了“个”)，而与之对应的英语句子却更换了两个词，还多出了一个表示复数的后缀“-s”。值得指出的是“近代汉藏语系对比研究表明，原始汉语并不是孤立类型语言，形态变化较多。但就现在发现的最古老的汉字体系甲骨文时代观察，汉语的变化形态已经很少，并逐渐消失。现代汉语形态变化更是微乎其微，只有动词粘着成分‘着、了、过’、人称代词词尾‘们’及几个名词词尾了。”(刘志诚，1995)这就是说汉语也是逐渐发展成孤立语的。
英语句子除了祈使句中可以省略主语外，其他各种类型的句子(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主要是脱离上下文的英语句子，不包括有上下文的省略句)主语是不可或缺的成份，汉语可以省略主语(严格说来是隐性化了)的句子要多得多，原则是省略后意思仍然明白。如：
有事外出，有事请明天再来。
有趣吗？
到齐了吗?
吃饱了吗?
汉语中还有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即当施事或曰施动者(agent)是“我”的时候，由于“我”是说话者，所以在谈及“我”自己的某些情况时，往往省略，因为这在“我”看来，对听话者而言“我”是自不待言的(这种现象有的人牵强附会地解释为老庄的“天人合一”在语言中的反映，这种解释对“今天的事今天做”这样的句子是无能为力的，看来真正的原因还不是老庄的思想在起作用，而是语言的简约性的要求)，如：
烟早戒了，酒还在喝。
鸿书欣悉，大慰翘企之怀。
综上所述，汉语是高度简约的语言，可有可无的东西一般都会隐性化。除了简约这一特点外，汉语还有一大特点就是灵活，具有极强的可变性。请看下例：
四川人不怕辣，湖南人辣不怕，湖北人怕不辣。
三个字的不同组合便使得三个句子在意思上相去甚远，可谓奇妙！更值得玩味的是这三个句子合在一起有一个意思，如果把它们拆开，每个句子又有不同的意思：
“四川人不怕辣”(这句话如果抽出来后，把重音落在“四川人”上而“不”、“怕”、“辣”均稍轻读的话，这句话的意思可以理解为“四川人不怕辣，别地方的人怕辣”。)。
(现在把重音落到“辣”上，这句话就成了“四川人不怕辣，但怕别的东西”)(如果我们把“辣”读得短促而且重一点的话，这句话便可解析成：“四川人不怕辣”，我才不信呢！)
(最后，如果我们把“辣”读得稍长一些的话，便表示我们对此有怀疑，不敢轻易相信，但语气没有上句肯定.)。
此外，“不”、“怕”、“辣”三字除了以上三种组合方式外，我们还可以组合成“怕辣不”表示疑问，也即是说这三个字(词)的所有组合方式都是有意义的。难怪美国语言学家盖利·吉宁斯(Carry Gennings)在他的《世界语言》(英文版)一书中提及汉语时说，西方语言学家们经过长期多次交换看法之后，认为“汉语是智慧的语言”。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现在似乎可以谅解那些感叹“汉语语法太不严谨”的人了。你瞧，小小的三个字竟然可以魔术般地表达出这么多不同的意思来，这种奥妙无穷的语言要我们的语言学家们解释清楚其中道理，也确实太难为他们了。然而，我们的结论是抱怨“汉语语法太不严谨”的人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原因在于他们企图用现成的西方语言的语法框框来解释进化、复杂得多的汉语。到头来因黔驴技穷，不得已而称之为“语法太不严谨”了事，这实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同时，我们更不能企图用西方语法来规范我们的汉语，那只能是削足适履的愚蠢之举。其结果将如何呢？恐怕只能把我们都能理解的“晒太阳”、“烧开水”变成“到阳光下面让太阳晒我们”、“把生水烧成开水”之类的东西。然而这是不可能的，“规范汉语语法”已提出了很多年了，然而我们发现汉语语法并没有得到“规范”。1995年1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市教育局教学研究部编著的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试用课本《数学》第二册中有这样道题：“食堂上午吃了8棵白菜，下午吃了7棵，这一天吃了多少棵?”如果一定要“规范汉语语法”的话，恐怕这道题的语法也在“规范”之列吧?西方人曾一度误认为汉语言文字是落后的语言文字，原因在于他们对汉语不甚了解或其他一些超语言的因素，而中国人自己认为自己的语言文字落后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持这种观点的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受过良好教育而且是初通外语的人，他们才有“资格”进行比较。他们以为有显性标记的语言才是先进的语言，这也难怪，越是带显性特征的东西越易于为人们所把握。笔者以为作为一门学科，语言学理应概括人类一切语言的带规律性的东西，西方不少语言学家越来越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把汉语纳入了他们的研究范围。作为中国从事语言学研究的人更应该把汉语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学习现有西方语言学理论，积极吸收国外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借鉴他们的研究方法，密切结合汉语的实际，通过与西方语言的比较，在比较中揭示汉语的内在规律和运行操作机制。这是一项于语言学有贡献的事业，值得我们为之倾注心血。
1.2.2汉字是人类最优秀的文字
1.2.2.1关于文字的定义
中国近代学者陈澧在其《东塾读书记》中这样写道“盖天下事物之象，人目观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之者也。声者，象乎音而宣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古希腊文化之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322B·C.)在其《工具论·范畴篇》中给文字下的定义是：“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两相比较，我们发现“文字”的概念在中西学者中是有一定的分歧的。
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可以说概括性很强，概括了人类文字的共同特点，相比之下，我们认为陈澧的定义更适用于汉字。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也可能导致人们把文字与字母混为一谈。这里我们必须指出，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不仅应该记录语言的读音，而且应该记录语言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陈澄的文字者，所以意与声之迹是对“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的诠释。而符合这一定义的文字只有汉字，因为汉字才是音、形、义的有机统一体而拼音文字却只有形和音的统一。由此看来，文字的功能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记录语音的符号，而这正好是许多文字学家所共有的一个认识上的缺陷。
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理应能够用其形态记录语言所要表达的意义，而不是只能记录语言的声音(因为单纯记录语音的东西只能称作注音符号，如果那样的话，现存的拼音文字全部可以改用国际音标了)。据此，我们认为：理想的文字应当是具有单位形态的符号，这种单位形态的符号既能记录语音又能有机地体现语义。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把文字与字母区别开来，也才能让我们明确什么样的文字才是优秀的文字。
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一种错误的认识，即拼音文字是人类最优秀的文字，而把像汉字这样既能表意又能表音的意音文字斥之为落后的文字，其错误根源就在于拼音文字能更好地表音(或者说记录语音)，殊不知在形态单位相等的情况下，必然是负载信息量大的那一个单位形态更先进，更优越。
还有一点必须特别指出：文字不等于字母，字母是一种本身不具任何表征事物概念的符号，它们只是构成文字的部件而不是文字本身，这些“部件”只有按一定的规则线性组合起来才能表达一定的意义(而且这种意义与事物之间缺少有机的联系，彼此间的关系完全是任意的)，形成负载一定意义的形态单位，故此，我们说“字母”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顶多只相当于汉字的偏旁部首。
1.2.2.2.文字发展“三阶段说”质疑
语言学界普遍认定人类文字经历了三个阶段：“图画文字、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王钢1988)。由于三阶段说的影响，不少中外语言学家对以表意为主的汉字产生了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它是没有进化到第三阶段的落后文字。为了纠正这种错误的认识，我们认为有必要弄清“三阶段说”是否能自圆其说。
世界上的文字大都起源于图画文字，这是毋容置疑的，但是否所有的表音文字都是在经历和发展成了系统的表意文字之后才过渡到表音文字的阶段，这是一个值得考证的问题。从现有的资料看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字母史的研究表明世界上各种语言使用的字母，除极少数(如日语的假名和朝鲜谚文有其独特的来源外)，其他都同出一源，即公元前1600年左右古代腓尼基人所创制的一套字母，而这一套字母又是在古埃及文字的表音符号和原始塞姆语音节文字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现在的问题就是确定古埃及文字和原始塞姆语音节文字是否发展到了成熟的表意文字。为了弄清这个间题，我们又必须弄清楚表意文字与图画文字的区别。
语言学家认为“图画文字同语言的结构之间还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它对话语的记录很不精确”(王钢1988)。这也就是说表意文字要与图画文字区别开来，必然要求表意文字与语言结构之间具有严格的对应关系，它对话语的记录应当很精确。遗憾的是语言学家们并没有提供表音文字之前的表意文字所记录的话语材料来。他们在解释拉丁字母A的来源时，是这样说的：A来源于古代塞姆语系一些语言中用来表示“牛”的词字，读如Alef，字形就是画的一牛头。经过长期的发展，后来这个字只用来表示词的起首一个音，而字形也由牛头变成了一个抽象的线条符号。根据这样的解释，A以前的抽象化的图画文字便是“表意文字”，而这与我们今天所指的“表意文字”是完全不同的。这也就是说：在由图画文字发展成为表意文字的过程中分化出来了一种表音的文字。
我国最早的甲骨文产生于殷商时期(约公元前16世纪)，也就是说这种尚不成熟的表意文字(严格说来还只能称为象形文字)与已基本发育成熟的拼音文字的产生前后相差顶多不过几十年，故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表意文字(相对于表音文字而言的严格意义上的表意文字而不是象形文字)并不早于表音文字而属于所谓的文字发展的“第二阶段”。此外，迄今尚无考古发现采用拼音文字的语言有任何用表意文字记录的史迹，这也就是说表音文字应该是由抽象线条化了的图画文字(象形文字)而非从成熟的表意文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据此我们认为“三阶段说”的依据是不足的。根据这一推断，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世界上的文字在普遍经历了图画(包括抽象线条化了的象形)文字阶段之后分流了，即沿着以表意兼表音的意音字和纯表音的拼音文字这徉两条线路发展了。因而人类文字的发展只能是两个阶段：即图画文字单线发展阶段和拼音文字与意音文字并行发展的两个阶段。
当然评价文字的优劣仅以产生的先后为依据是不行的。文字优劣的标准取决于该文字与它所记录的语言的特点是否相适应以及一些其他外围因素。
1.2.2.3汉字是与汉语特点相适应的文字
一些持汉字是落后的文字观点的人一般是以下面一些“依据”为由的：(1)汉字不能像拼音文字那样记录语音；(2)汉字属于表意文字，是落后于属于“第三阶段”的表音文字的文字；(3)语言中音素比义素少，因而采用拼音文字比采用表意文字更具科学性；(4)汉语中没有附加成分(施耐哈尔)。所有这些依据或标准都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对于前两种观点我们已在前文中加以批判，这里我们只略加阐述。
对于第(1)种观点，我们认为文字的功能不能片面地概括为记录语音，相反，我们认为只能记录语音的文字是落后的文字，先进的文字应该是语言的视觉形式，它不仅应该能提供语音信息，而且应该能提供语义信息，因为单位形态所负载的信息量越大越好而不是越小越好。对于第(2)种观点，我们认为对事物优劣的评判标准不应该仅以形成的先后为依据，更何况表音文字并非所谓的“人类文字发展的最后阶段”。至于第(3)种观点，乍一看似乎不无道理，但细细考究起来，也是不能据作衡量表意文字与拼音文字孰优孰劣的标准的。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75～1913)认为“语言是任意的，”对此，笔者不完全赞同。诚然，就语音与意义的联系而言的确存在着任意性，但也不尽然，如采用汉字的汉语。表意兼表音的汉字使得汉语的发展中出现了书面语反过来作用于和影响汉语口语的情况，其结果是汉语中大量词汇即便在语音和意义的联系上也是非任意的，如：汉语中“bi”这个音与“我们能用来写字的工具”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但由于汉字书之为“笔”，后来的词汇如“水笔”、“圆珠笔”、“试电(工)笔”中的“bi”这个音与它所表示事物之间的联系就不是完全任意的了。所以我们认为索氏的语言任意性不能说明人类所有语言的性质：它顶多只能说明以拼音文字为文字的语言(注意：像汉语这种以汉字这种音义字为文字的口语词汇中也只有一些基本的词汇的语音与它们所表达的意义之间的联系才是任意的)的特点。而且我们认为语言的任意性并不是语言的长处，而是语言的短处，因为语言任意性的另一面是非任意性，即一个“任意”创造的词一旦进入交际，它就不再是任意的了，否则它就无法满足人类的交际需要。所以，语言的任意性是以人们对这种任意性的东西的死记硬背为代价的。故此，我们认为语言的任意性虽然一方面可以满足人们无限扩大词汇的需要，但另一方面，这些任意产生的新词汇必然增加人们的记忆负担。这些恶性膨胀的“任意”词汇必然是各具其音，从记录这些音义间不具有机联系的大量新词的语音这个意义上说，拼音文字的确优于表意文字。然而，即便是采用拼音文字的西方语言现在也发现这种任意生造词汇的办法是不妙的。实践证明，只有采取有限的义符与音符来合成新词(从而减小音义间的任意性)才是最可取、最先进的办法。所以，从长远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看，语言的任意性不是语言的长处而是短处，因而，我们不能以拼音文字便于记录语言中极其有限的音素为标准来认定拼音文字优于意音兼表的文字。至于以汉语没有附加成分而认为汉语是落后的语言，汉字是落后的文字的观点则更不值一驳了。
我们认为衡量文字的优劣标准必须与语言的优劣结合起来确定，能够适应优秀语言特点的文字才是优秀的文字。
汉语，如前所述，简约性强，语法关系隐性化，这些都是进化语言的标志。汉语还有一个其他语言无可比拟的优点，即汉语的构词法特别科学。斯大林曾指出“词汇反映着语言发展的状态。词汇越丰富，越纷繁，那么语言也就越丰富，越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1页)，其实，此话只讲对了一半，词汇的丰富必须与先进的造词手段结合起来才能反映语言的发展水平。汉语由于采用以表意为主、表音为辅的文字，因而学习汉语的人只要记住了一定量的字(这些汉字本身大多就是词，其数量约在3600左右)就基本上可以不花什么气力再记住数以亿计的词了。日本上智大学外语系教授、日本广播协会用语委员金田一春颜博士说认识“症、失、语”这三个字的中、日小学生初见“失语症”这一新名词时就能猜出是什么意思，但这个词的英文“如果不给美国的中、小学生解释”他们“就不懂它的意思”。
“人类已经历的语言，从构词学角度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人们只懂得赋予每一个别概念一个独特的语音形式(最初也只能如此，这也就是索绪尔所说的语言的任意性—笔者)，……经过长期的构词实践，人们才找到合数个既有词根为一新词根的构词法”(师作文1988)。师作文把第一阶段的语言称为直根语，把第二阶段的语言称为须根语，并且指出直根语是“用不断增加新语素的办法适应词汇量的扩大。因为这种语言的音节是有限的。所以其词汇语音形式也只有随语素量的增加而不断拉长音节数。”这就制约了处于这一发展阶段的语言不可能采用汉字一样的方块形文字，如果采用的话就势必导致大量的同义词，于是就不得不辅之以表意文字加以表意，朝鲜谚文便是一例。而“须根语是利用现成材料构造新词的，语素量少，相对来讲，其语音形式更简洁；并且意义相关的词有相同的语素，在语音形式上有明显的类比关系，变化有规律便于创新识记须根语是直根语的发展，是更高级的语言类型、由直根语进人须根语，是人类智慧发展的丰碑”。
基于以上的分析，师作文总结出了拼音文字的两大特点：即“一、人类所能发出的不同质的音素都只有几十个，其单音节形式只有几百个，显然不能适应表达之需，因而屈折语、粘着语很快成了多音节直根语。二、几乎在每个实词上都有表示语法意义的语音形式”。
由于人类早期的语言词汇量少，且几乎都是与口常生活有关的词，这类词人们在创造文字之前就在大脑中建立了音意间的任意性联系，故，人类早期的语言仅凭表音文字的形态就可以明示语义，依音拼词，甚为方便。在这里，表音字比表意字更具优越性。然而人类语言是不会永久停留在只有少量日常生活用词这一阶段的，随着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内容日益丰富，人类语言中新词与日俱增，这就迫使所有的语言寻求新的构词法。针对这种情况，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对策：没有拼音化的文字(如汉字)最初是采用音的四声变化，这样单音节的数量就成倍地增加了，然后便是采用同音假借的办法，但这些毕竟不是个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就在本字或借字上再添加上义符，最后新造字干脆采用了既表音又表意的形声造字法。而在这一阶段拼音文字则是主要靠扩展音节数量来生造新词。两种不同文字虽然都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但人们发现这些措施仍然不能应付词汇量增加之需，于是最后都不得不采用了用原有词根(汉语由于一直沿着表意为主的方向发展，在合成构词法产生之前，单个的汉字都是一个独立的词，所以这些单个的词字既可以是词又可以作为构成新词的语素)合成新词的办法。这时，意音兼表的文字的优越性就显示出来了。
柴门霍夫在创制世界语时遇到的头一大难题便是词汇问题，他曾回忆说：“那些巨灵似的词典还不能让我安心，有一次，我偶然注意到我已见过多次的俄文字зцеъсаязкаъа(门房)这个词，以后又注意到коидытоязкаъа(粮店)这个招牌,这个зкаъа突然引起我的兴趣，它告诉了我，后缀可以提供一种可能：从一个词造成另一个词，而这个词，人就无须单独学习了”。“这些可怕而庞大的词典，开始在我的眼前迅速缩小下去。”柴门霍夫正是利用这种汉语早已采用的先进的造词法借助40种形态结构使得他所创造的世界语能衍生出无穷的词汇来。可惜的是，采用拼音文字的语言因为在拼音化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以致要有效地利用这种先进的造词法只得像柴门霍夫那样另起炉灶才行。
此外，汉语之所以能发展成简约性最强的语言可以说也与汉字的使用是分不开的。汉字的表意功能不仅局限于表示具体的概念，而且慢慢地在和汉语口语的结合中找到了一些表抽象概念的汉字(主要是通过同音假借)，这就使得一些表示语法意义的形式或附加成分独立出来，而成为表示语法意义的功能词(这在名词的数、动词的时态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如一个“些”字加在名词前就表明了复数概念，一个“着”就把进行时的概念表明了，而且它也可以只起现在分词的作用)。而这类表抽象的语法意义的功能词的使用又促使汉语语法朝着进一步简化的方向发展。且看日语，日语有文字的历史不长，由于地域、文化、经济等原因而借用了汉字，但由于日语内在规律的要求(日语的口语与书面语存在很大差异，即口语多用敬体，敬体又有敬语和谦语之分，书面语多用简体等，而这些成系统的区别在汉语中是不存在的)使得它在长期发展中找到了适应日语这些特点的最佳书写系统汉字加假名(假名表音主要用于语法意义)，如日语中表示“写”这个意义的“書く”中的“書”便是借用的汉字，“く”表示语法意义(即标明它前面的这个词是哪一类动词，在具体的语境下应怎样变化)，而“書”仅表示脱离了语言环境的“写”。可以推断如果日语完全使用汉字，必然会促使其口语与书面语的统一，推动它向更简约的方向发展。
如前所述，汉字是以表意为主的文字，但它有表音的功能(特别是发展到形声字后)。如：姑、妈、娘、姨；潮、湖、涨；花、藤等等，这类形声字(又可称为意音字，在汉字中约占80%)的特点是在记录语音的同时，还揭示了语义，这就方便了记忆和阅读，减缓了由于表音文字音义任意性(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汉语的基本词汇在语音和意义关系上的任意性)而造成的记忆负担。有人认为汉字记录的是语言中的词或语素，从而得出符号数量太大，难学难认，不便于学习和使用的结论。其实这是一种偏见。汉字的数量的确可观，但这一现象在现代汉语中已经得到根本性的克服(其实《汉语大字典》收录的5万多字中有不少是古汉语以字为词留下的产物，现在除了阅读古代文献资料用得着外，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如骃、骊等，此外，哪怕现在人类文明飞速发展，新词层出不穷，汉字不仅没有新造而且原有的汉字有很多已经废弃不用了)。现在说汉语的人(除了专攻汉语言文学的人外)即便接受高等教育，他所要记的单字也不过三五千，而且学习汉字的任务早在中学阶段已经完成。汉语较少存在完全属于某一专业的词汇。与此相反，当代英语的词汇量已逾60多万，且新词与旧词联系不甚紧密或者根本就没有联系，词汇的专业性极强，仅就词汇而言，就能让人产生“隔行如隔山”之感。因而我们说汉语这一无与伦比的构词能力是符合人类语言的总特征的，即通一种语言的人“不仅能造出和听懂他所听到过的句子，而且能造出和听懂他从未听到过的句子”，这是著名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他的语言天赋假说(innateness hypothesis)中揭示出的语言的一个特点。然而笔者怀疑操西方语言的人能否真地做到这一点，如果词汇量不够，他压根儿就不可能听懂超出他词汇水平的句子，也绝不可能造出超出他词汇量的句子。他所能做到的充其量不过是对句子成分作出分析，仅此而已。而这并不是人们所需要的关键性的东西，人们利用语言进行交际的目的是提供或获取语言之外的信息。这一点并不是所有的人类语言都能做到的。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要求语言中的词汇(除了一些最基本的以外)也可以自由生成。汉语可以说正好是这类语言的代表。因为在积累了一定量的基本词汇(表现为单个的汉字)之后，便可以造出人们听得懂的新词来，在阅读中碰上新词能见形知义。试比较下列英、汉词汇：
公male 母female 小small/little 野wild 山mountain 肉meat 小山hill
公山羊billy/hegoat 母山羊manny/shegoat 小山羊kid 小母马filly
狗dog 公狗dog 母狗bitch 小狗puppy/pup 小公马colt
鸡chicken 公鸡cock 母鸡hen 小鸡chick 野鸡pheasant 鸡肉chicken 小公鸡cockerel
马horse 公马stallion 母马mare 小马foal 野马mustang 小母牛heifer
牛cattle/ox 公牛bull 母牛cow 小牛calf 野牛buffalo 牛肉beef 小母鸡chicken
羊sheep 公羊ram 母羊ewe 小羊lamb 山羊goat 羊肉mutton 小公牛steer
上面汉语共计43个词，英语一共才40个(同义词不计其内)，因为其中有的如chicken，属多义词(现在为了对比，我们姑且认为英语也是43个词。一个学习汉语的人记住1l个字(语素)就从音、形、义上全面掌握了这些词汇，而与此相反，英语则要一个一个地去学习识记，也就是说一个英语学习者要花三倍于记住这些汉语词汇的时间才能记住同样数量的英语单词。
综上所述，汉字是迄今为止能集音、形、义于一身，完全适应汉字特点的文字。这种文字由于有了表意这一大特点，所以在构词法方面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而且可以大大抑制新词音义间的任意性，降低学习新词的难度；此外，还会出现一种西方语言里所没有的现象，即“语言文字倒流的现象”，即某一词“先从书面语中产生出来，又扩展到口语中来。这种现象很多，也是很有利的”(张志公，1984)。据此，我们认为汉字是人类到目前为止所创制的最优秀的文字，当然这并不是说它就是十全十美无需进一步改进的文字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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