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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越没有文化的人得到的掌声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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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6/02/26 出处:解放日报 |
地点:上海解放日报“文化论坛” 主讲人:崔永元
吴建民先生在他的演讲中提到,1999年8月2日法国希拉克总统请他去总统府吃饭。在交谈的过程中,希拉克说,他正在写一个关于李白的电影脚本,而且正在找演员来出演这个角色。
吴先生不愧当过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我觉得他的每一句话都可以原封不动地登在报纸上,(全场笑声)这样会是一篇很好的报道。可惜的是,现在我们的新闻界不流行这种做法,大家总是在每个人的演讲或者讲话中提炼。比如吴先生的讲话,就可以提炼出这样一条新闻,标题是《法国总统正在写关于李白的剧本----—大诗人李白初步拟定由央视主持人崔永元扮演》。(全场大笑)到网站上一发这个帖子,大家立刻打成一气:有人说崔永元演合适,有人说不合适,还有人说,从法国得到最新消息,李白是由阿兰·德龙饰演的。(全场笑声)最后,吴先生就只能出来澄清有没有说过这个话。这样,各家报纸的发行量都可以很大。
大家可以当笑话听,但是我要很沉重地告诉大家:这是中国报业的一种现状。(全场笑声)
中国电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今天的题目设置得非常有意思,龙永图先生讲的是“文化较量”,吴建民先生讲的是“文化体验”,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的同志非常体谅我,给我设置的题目是“文化观察”。(全场笑声)文化观察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看到什么,就说点什么。(全场大笑)我比较喜欢看电影,我就说说电影。
我觉得中国电影很了不起、很有意思。比如我们大家都唱的国歌,它就是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义勇军进行曲》。国歌里面唱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现在,我们可以理解成中国电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揪着电影不放呢?其实,前一段很多关于我的议论,矛头都直指电视,大家知道,我现在还在电视台工作呢,这样工作起来不是特别方便。(全场笑声)但是还是要讲,我想了想那就讲电影,这样我的同事们的日子可能好过点儿。(全场笑声)
我可以先告诉大家一个数字,是2003年的,也是权威部门发布的----—中国电影2000块银幕,票房收入是十亿元人民币。十亿元人民币是什么概念呢?韩国有一部电影《太极旗飘扬》,就是这一部电影在韩国的票房收入的数字。我们出过李白,出过诸葛亮,这么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号称一年拍一百到两百部电影,只能和人口4800万的韩国的一部电影去作比较,这对我们喜爱电影的人来说是很悲愤的。在2003年还有一个官方统计的数字,就是中国人每五年才进一次电影院。今年中国拍的电影也不下300部,现在大家可以在心里数一数,你们今年看了几部国产电影?你们又知道今年上映了几部国产电影?这就是中国电影目前的现状。 Onmoon.net
最早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因为我过于愤怒了,我觉得我的观点没有问题,但是表述很有问题。我的表述和一种说法不谋而合,我认为,好莱坞在搞“和平演变”,于是遭到了很多人的抨击。大家可能会想,一个“文化大革命”时刚三岁的人,怎么会受那场运动影响那么深!(全场笑声)后来我就转变了一下思路,因为我发现,我身边很多的中国人现在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非常喜欢钱,我就转而从商业的角度来研究好莱坞电影,来研究中国电影。简单地说就是,该我们挣的钱被别人挣走了。很快,这个观点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认可。(全场笑声)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中国文化可以回旋的部分吧,同一件事至少能找到十个方面去说。
电影的不景气我亲身体验过,那是非常痛苦的体验。
有一回,报纸上说,有部电影是宁瀛拍的,叫《民警故事》,非常好看。那天中午,我就约了同事,我们两个开着车去电影院看。路上堵车,到那儿电影已经开始五分钟了,我就很着急地去买票,但是卖票的那位女同志动作特别慢,一会儿动动她的耳环,一会儿捋捋她的头发。我就说:“请您快一点儿,电影已经开始五分钟了。”她就白了我一眼,然后拿起电话机,往影院里面打了一个电话:“金师傅,电影院来了两个人看电影,咱们卖票不卖票?”(全场大笑,鼓掌)结果就我和我同事俩人,看了那场电影。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民警故事》真的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但就是没人看,很令人费解。
我想起小时候看电影,真的是万人空巷,在我们的部队大院里,看电影就像过节一样。很多女孩子对电影没兴趣,但是那天会穿上新衣服,在露天电影院旁边绕来绕去。(全场笑声)我们看电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摆放电影放映机,挂电影银幕,对焦,打出第一束光,放加片,到放正片,都是看电影的过程,一个享受的过程。小时候,我父母管我们特别严,不让我们早去占地方,经常去得很晚,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在银幕后面看电影,以至于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董存瑞炸碉堡用的是左手还是右手。(全场大笑)
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我早早就知道了要放映一部新电影,我跟母亲说我要很早去占位置,我母亲说不行,你去早了就会跟人打架。我说不会的,她就同意了。那部电影晚上七点开始放,我中午12点就去了。(全场笑声)操场上一个人都没有,就我一把凳子,我占了个最好的位置。我就冒着酷暑一直等着,到了下午四点多钟,慢慢地开始有人来了。大家把我围在中间,所有人都羡慕我的地方,说老崔家的小儿子占的那个地方太好了!(全场笑声)到了六点多钟,来了几个黑大汉,直奔我这个地方。他们让我起来,我说我不能起来,这是最好的位置,我12点就来占地方了。他们说你必须躲开,这是放电影机的地方!(全场大笑,鼓掌)为了放电影机,最后我就跑到银幕后面看电影去了。(全场笑声)
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看电影的。
美国大片改变观众欣赏口味的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挑战
但是现在为什么把大家叫到电影院那么难呢?这个问题一定要研究研究。
我认为这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那时候美国大片开始进入中国市场。美国影片有一个特点,它叫“大片”。现在美国电影的拍摄量是每年800到1000部,其中大片有多少呢?不超过20部。但是在中国的银幕上放映的,恰恰就是这20部。
十年的过程完全改变了中国观众的电影欣赏习惯。现在观众们认为什么叫电影?只有大片才叫电影。看看我们现在正在热映的电影是如何宣传的呢?有几个特点:要有精美的、不惜工本的电脑特技;要有大明星,而且要不是一个国家的人,说话都对不上,(全场笑声)还可以演感情戏,有明星效应,大家会去看这些明星;第三,要有大场面,动用了多少头牛,多少头驴,多少头熊。(全场笑声)我是吸收了吴大使的看法,都把它们并列在一起的,都是朋友啊。(全场笑声)这些成了片子的卖点。所以我们仔细想一想,现在我们进电影院的时候,大家都是奔着这些去的,宣传也都是这样宣传的,还要比音响效果。如果今天下午我要请大家看一部电影,这个电影讲述的故事在一间屋子里发生,只有两个人,是一位老奶奶和她的小孙子相依为命的故事,非常感人,恐怕没有人愿意看。因为大家觉得这是电视剧的题材,电影几十块钱一张票,怎么能只看两个人,还在一间屋子里?如果非要看两个人在一间屋子里,那两个人也得年龄相仿才行。(全场笑声)我觉得,大家看电影的口味变了。当然我们的电影也有问题。比如,如果你说请一个朋友去看电影,告诉他说今天请你看主旋律的电影,他会不会觉得你有问题?(全场笑声)。我不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个社会需要主旋律。我是1963年出生的。我们那个年代出生的人,是喜欢雷锋,喜欢焦裕禄,喜欢江姐,不允许有人玷污他们。但是现在个别主旋律电影确实有些问题,我把它总结为:凡是英雄模范一上主旋律电影就不是人了,就是神了,他们没有任何缺点。
我也认识一些导演,他们拍的时候想法就特别简单,拍这个电影就可以得什么奖,就可以拿到一百万的补贴,卖给电影频道再能卖一百万,这个电影基本上就不赔本了。
同样的问题在俄罗斯,在印度,在英国,在意大利,在西班牙,在这些电影业比较发达的国家,都遇到过,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和对策。比如说,俄罗斯当时抑制不住的时候,就取消了电影配额。非常简单的做法,美国电影都可以进来,最多的时候一年上映的320部电影里有280部是美国电影,很快俄罗斯观众看烦了,又开始怀念自己的俄罗斯电影。这两年俄罗斯电影在复苏,他们也拍了自己的大片,非常受俄罗斯观众的欢迎。
印度电影非常有意思,这是他们的支柱产业之一。如果去看印度电影院门口的海报,没有主要演员的介绍,都是介绍谁唱的歌,谁跳的舞,因为他们的电影里必须要有三段歌、五段舞。(全场笑声)这是印度电影的特点,好莱坞电影很难在那里施展。好莱坞也想过办法,就是和他们合拍电影,像《印度往事》这样的电影。合拍电影的投资非常多,印度电影人都很聪明,他们把这些钱全花掉了,他们是怎么花的呢?原来是20人跳舞,现在改成200人跳舞。(全场笑声)200个人跳舞也花不了多少钱,那就做电脑特技。美国人试了这一把以后就退了。
我见到印度驻中国的文化参赞的时候,我问他好莱坞电影对他们影响大不大?他说没什么影响,印度人不爱看他们的,印度人喜欢看印度的电影。我还听说,这两年,印巴电影在英国也有复苏的趋势。
我认为,好莱坞用电影大片改变一个国家电影观众的欣赏习惯,这是有预谋的。我们不敢说这是文化侵略。但是,从商业市场的划分,或者利润的最大获取上讲,好莱坞电影应该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是一套完整的市场营销体系,这跟卖肯德基、麦当劳没有什么区别。顺便告诉大家,印度麦当劳的汉堡包都是羊肉的,它的蔬菜都有很浓的咖喱味,都是经过改造的。但是我们在中国吃到的,和在美国吃到的没有什么区别。
在用大片改变口味的同时,好莱坞会盯住国内的著名导演。哪些电影人有名,好莱坞就会在他们身上下工夫,由好莱坞投资,由那些著名导演来拍中国题材的、给外国人看的中国电影。如果这个导演不屈服怎么办?还有办法,他们再改造院线,也就是控制院线。像台湾有骨头很硬的电影人,杨德昌、侯孝贤就遇到了这样的麻烦,他们拍的电影院线不给你排片,就算排了,也是星期一早上九点一场,星期二下午四点一场,这下就完了。
用控制院线的办法,来扼杀你的国产电影。在美国也有学者研究这个问题,他们提出这个叫“软权力”,叫“第三种势力”。现在好莱坞有很多有识之士,他们也反对这种做法。因为他们认为,电影作为一种产业或者一种文化,像森林一样,是需要生态保护的。什么叫世界电影之林?就是除了有美国电影,还有印度电影,还有中国电影,还有越南电影,还有伊朗电影,还有西班牙电影,还有俄罗斯电影,还有意大利电影,这就叫世界电影生态之林。而当全世界的银幕上只有好莱坞电影,那就相当于全世界的森林里只有一种树,树的名字就叫好莱坞,那不是一个健康的生态。
所以我就认为,无论是做电影还是做电视,在这个方面都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有了认识,才会有行动。
最好的致敬就是思考我们的影视文化的发展方向
我过去在大学讲的时候也有一些朋友说,好,我们同意你的观点,那现在我们怎么办?我告诉他们,我没什么办法。我确实没办法,我能做到的就是把这个事说出来,然后做好我的电视节目。我觉得,从事电影事业的人,尤其是电影圈里有能力、有声望、有办法的人,应该把这个当成重要的课题来研究,因为这不仅破坏了中国电影的市场,同时破坏了中国电影的文化。
我看过的好莱坞电影基本上都是爱国主义题材的,他们的一位英雄就可以拯救一个国家,都是大团圆结尾,这个很有意思。在上个世纪40年代,导演蔡楚生、郑君里拍了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立刻被哥伦比亚公司买断了在欧美的放映权,但是美国人要求改成大团圆的结尾。因为美国人不希望他们的观众看完电影出门的时候心情很沮丧,希望观众们即便享受了悲剧的过程,在影片结束的时候,也要带着笑脸,迎着太阳走出电影院,他们觉得这才是一种享受,观众才愿意反复地来电影院。所以美国人要求蔡楚生把电影结尾改成张忠良回心转意了,带着老婆孩子回家了。当时导演非常痛苦,但是最后没办法,为了能进入欧美市场,就改成了这样的结尾。
这是上个世纪40年代的事了,到今天,我们和美国的合拍片也还是以这样的方式操作的。
合拍片中,我们的导演大部分都没有剪辑权,最终的剪辑权都在好莱坞剪辑者手里,要按照他们的口味来剪辑。每当说到这儿我是很伤感的,因为我对电影太有感情了,看着电影长大的,电影影响了自己的世界观。现在眼看着中国电影一天一天地不行了,我心里真的很难受。
现在电影不行了,拍电影的过程还是“很行”的。我说过现在电影不好看,但是只要和电影沾边的电视节目都好看,因为电影拍摄的过程出现的事儿太多了,有绯闻,有打架,有换角,有罢演,有涨薪,有换导演……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些是剧组策划的,有些是剧组没有办法解决的。每一次大的电影拍摄,就像一个大八卦阵,在这里面会产生无数的新闻,让大家炒个够。这些大片都会不遗余力花巨资打造一个首映式,通常首映式的影响要比电影本身的影响大得多,拍电影的经历远比电影表现的情节复杂得多,这个就是中国电影的现状。
2005年是中国电影100周年,大家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向中国电影致敬。我觉得,最好的致敬,就是我们要思考,我们要警醒,思考我们的电影、电视文化,要向哪个方向去。现在大家聚在一起谈文化,听上去都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谈文化也不会谈这样的文化,谈文化可能会去谈挣钱的文化,会谈作秀的文化,像这样有很深刻思考的文化是许多人不愿意谈的,因为它很难带来直接见到的经济效益。所以我更希望你们这个“文化讲坛”,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也希望更多的学者在这里出现。如果到时候有“农民”不愿来,我可以老做这个“农民”。(全场大笑,热烈鼓掌)
演讲者小传:崔永元,籍贯河北,1963年生于天津,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现为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主持《电影传奇》、《小崔说事》等栏目。自认为书法“香山”二字写得很好;爱好收集电影连环画,现在有400本左右。
我就说:“请您快一点儿,电影已经开始五分钟了。”她就白了我一眼,然后拿起电话机,往影院里面打了一个电话:“金师傅,电影院来了两个人看电影,咱们卖票不卖票?”(全场大笑,鼓掌)结果就我和我同事俩人,看了那场电影。
正在热映的电影是如何宣传的呢?有几个特点:要有精美的、不惜工本的电脑特技;要有大明星,而且要不是一个国家的人,说话都对不上,(全场笑声)还可以演感情戏,有明星效应,大家会去看这些明星;第三,要有大场面,动用了多少头牛,多少头驴,多少头熊。
我对电影太有感情了,看着电影长大的,电影影响了自己的世界观。现在眼看着中国电影一天一天地不行了,我心里真的很难受。
编者按
解放日报“文化论坛”关注的是中国当代文化现象,至今已经举行了三届。崔永元参加的是2005年12月19日举行的第二届。那一届“文化论坛”邀请了龙永图、吴建民和崔永元三位嘉宾,探讨的话题是“世界眼光与文化思维”。
在崔永元之前,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首先以《唇枪舌剑中的文化较量》为题,畅谈了自己在国际交往中感受到的文化碰撞和文化融合;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则以他多年担任驻法大使的经验,向观众讲解《“中国风”背后的文化体验》。而崔永元演讲的题目是《中外影视的文化观察》。
演讲完之后,崔永元还现场客串了主持人并先做了如下即兴发言:
(接受邀请之后很高兴)看到和我同台演讲的是吴建民先生和龙永图先生,我心里就打鼓。然后,我看了第一届文化讲坛三位嘉宾的名单:余秋雨、曹景行和赵本山,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全场大笑)
每次组合都是“两个学者加一个农民”。学者可以把事情讲得精辟一点,农民可以讲得通俗一点,一旦大家听学者听得比较劳累了,农民的作用就能充分发挥出来。希望在今天这个现场,我,包括我的演讲也能像赵本山一样受欢迎。(全场鼓掌)
让我们把热烈的掌声给龙永图先生,因为他让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知道了三个英文字母W-T-O。(全场鼓掌)我再提议把热烈的掌声给吴建民先生,因为他让数以亿计的外国人知道了两个汉字“中-国”。(全场鼓掌)第三,我再提议大家把最热烈的掌声给我。(全场鼓掌)确实比给刚才两位的热烈,这就印证了我的观点,越没有文化的人得到的掌声越多。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现状。
现场答问
睡不好,就想想国家的前途
问:前一段时间媒体报道说,崔永元先生您生病了。所以广大读者都非常关注您的健康问题,今天看到您觉得您气色很好。我想问问,您这个病到底是身体上的病,还是文化上的病?
答:你可以和读者说,我得的是精神病。这个精神病的特征就是有时好,有时坏,到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来作演讲这天还挺好的。(全场大笑)其实我的病倒不是特别严重,就是睡眠障碍,是祖上传下来的,也算是“传统文化”。姥姥得了,妈妈就得,妈妈得了,儿子就得,祖祖辈辈就睡不好觉。睡不好的时候我就在想事情,想国家的前途。(全场笑声)不知道我姥姥当年睡不着觉的时候在想什么,现在无从考证了。
请大家放心,我现在按时服药,抓紧锻炼身体,希望有一个好的面貌能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读者对我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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