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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吴李邱的“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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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2/23 出处： |
舒 云
1971年9月12日，黄吴李邱都在干什么呢？
事发当晚只有黄永胜在人民大会堂
9月12日是星期天。黄永胜上午先到理发室理发，然后大儿子黄春光陪他散步聊天，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回来。接着就是看孙子。孙子1971年5月出生，已经四个月了，正是好玩的时候。这时就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饭后午睡，起床后看文件。
9月12日下午，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黄吴李邱并不知道。周恩来通知黄永胜晚上到人民大会堂来讨论政府工作报告。那时政治局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习惯，一般上午睡觉，中午起来吃早饭，下午三点开会或办公，晚上到人民大会堂吃中午饭，开会到夜里两、三点，然后回去睡觉。但那个晚上黄永胜就滞留在人民大会堂。
黄永胜的警卫参谋费四金回忆，那一天比较平静。直到晚上快八点，黄永胜才坐车从西山到人民大会堂。为什么晚上快八点才走？
因为周总理召集会议一般都是在八点半，提前五六分钟到就行了。黄永胜住在西山，路上要走40多分钟，时间由费四金掌握。
费四金随黄永胜到了人民大会堂，首长在里面开会，他在外面大厅坐着，看见周总理两次出来接保密电话，虽然福建厅里有电话，但没有加密。周总理第二次出来接保密电话时大约夜里十二点多。十二点以后，周恩来和警卫员走了，事后知道是到毛主席那里去了。夜里一、两点，华国锋从人民大会堂北门进来了，四、五点周恩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直到第三天我们才回家。
9月24日，黄永胜在人民大会堂被抓时，大叫冤枉，那声音惨极痛极，很多人都听到了。
邱家办家宴
9月12日，邱会作的孙女12天了，邱家十分热闹。按老百姓的说法，婴儿出生第十天要好好庆祝一番。但大家都忙，就挪到了星期天。孩子的姥姥来了，在西郊机场工作的孩子表舅一家来了，炊事员老刘师傅也来了。西山上还有个战士炊事员，做了一大桌子菜，又下挂面，又买馒头，吃了一顿热热闹闹的晚饭。
邱会作不在，那一段他心情不好。黄吴李邱在庐山上摔了跤，之后风声一阵紧似一阵。邱会作虽然按规定每天读马列的六本书，但心里却老是忐忑不安，不知命运如何。他上午在总后召开国防工办会议，下午在京西宾馆开会，会后约吴法宪在京西宾馆见面（后来没见成）。得到毛泽东南巡的消息后，几个人都没有跟吴法宪通气，怕他再捅漏子。家人吃完晚饭已经是下午六、七点钟，邱会作回来了，和大儿子邱路光说了会儿话，就送客人走。婴儿和邱路光的爱人留在西山，邱路光的部队在新乡，他是特意请假回来的，因为第二天要看牙，和母亲胡敏下山回了总后大院。
邱会作先走的。工作到半夜，他心里烦，多喝了几口酒，就睡了。黄吴李邱的睡眠都要靠安眠药“保驾”，睡前公务员小张给邱会作吃了两三片安眠药。刚睡着没多久，凌晨三点左右，邱会作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叫他立即到人民大会堂，说有个重要的会。邱会作晃晃悠悠到人民大会堂时，安眠药的劲还没过呢。
邱会作猜不出半夜召集紧急会议干什么，听说周总理、黄永胜他们在人民大会堂修改政府工作报告，那也用不着半夜开会啊，会不会是倒霉的“庐山”又发作了？从北戴河那边的情况看，也不大像。几个小时前，叶群还从北戴河打电话来祝贺邱家有了孙女，称赞他给孙女起的名字好，还说女儿豆豆订婚了，要邱夫人胡敏打个电话给豆豆祝贺。看来，不会有什么麻烦事，要不，叶群哪有心思给女儿办婚事……可是为什么半夜开紧急会议呢？狐疑的邱会作被服务员引到会议厅，也没注意是新疆厅还是四川厅。他小声问李作鹏，知道什么事吗？因为李作鹏接到过周恩来的电话，不让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起飞，所以他猜到一点情况，说可能是北戴河出事了。邱会作想，北戴河？林彪？能出什么事呢？
四点，周恩来宣布，今天晚上发生的事，你们几个不会感到突然吧？接着他提高嗓门说，林彪跑了，他坐飞机跑了！
对于“这一夜”，黄吴李邱四大将中只有邱会作最“干净”，另外三位多多少少都有些瓜葛，惟独邱会作对“这一夜”一无所知。
1980年审理“两案”，老战友万毅探监时对他说，你没什么事，宣判完你就会出去了。邱会作相信了，连律师也没请。谁知道并没有放过他。
李作鹏在海军大院种“自留地”
李作鹏9月12日晚上在海军大院，周恩来给他打电话，让通知山海关海军机场。这个关于三叉戟的电话是李作鹏、李作鹏夫人董其采和朱秘书三人记录的，核对后，还特意给周恩来复诵了一遍。复诵时用的是董其采的记录稿，周恩来肯定地回答对，传达也是按这个记录稿。以后审理“两案”时说李作鹏说一人让起飞就起飞，而李作鹏坚持说他说的是四人让起飞才起飞，他没有篡改。
不过话说回来，无论是“一人”还是“四人”，实际上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山海关机场的跑道灯并没有打开，调度室也没给起飞命令，不管是“一人”还是“四人”，都没有让三叉戟起飞。三叉戟是强行起飞，并没有经过调度室。李作鹏不服气，为什么把三叉戟起飞的责任推到我头上？如果林彪要起飞，我拦得住吗？既然是关系到副统帅，你周总理为什么不亲自打电话通知山海关机场？既然让我通知，为什么不告诉我事情的来龙去脉？如果命令警卫林彪的八三四一部队拦截，一百个林彪也走不成。为什么不下命令？七八个问号始终缠绕着李作鹏，他认为三叉戟起飞不应该由他来承担责任。
李作鹏一直在海军大院，根本不知道人民大会堂和北戴河的前前后后，林彪去哪？为什么不让林彪的飞机起飞？全没讲。李作鹏没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也根本想不到，他只是照本宣科，把总理指示传达给山海关机场。如果周恩来多透露一句话，李作鹏也会强调。以后李作鹏在关押期间给周恩来写了三四封信，全都石沉大海，周恩来生前没作任何解释。李作鹏说，以我在法庭上最后陈述的四个半小时录音带为准。
9月12日这一天，李作鹏在忙着种“自留地”。他的大儿子李冰天回忆，军委办事组没有集体活动，各自回去种“自留地”。所谓“自留地”，就是各自处理本单位的事情。黄吴李邱除军委办事组的职务外，还都兼着各大单位的第一把手。李作鹏8月陪江青到青岛去了一段时间，8月底到连云港处理两派的问题。回到北京，又陪朝鲜人民军代表团的吴振宇到长沙、武汉等地，9月7日、8日还在武汉。“文革”中的事情很多很乱，几天不在家，就会堆积山一样高的公文。好不容易碰上“空闲”的星期天，正是大种“自留地”的好时光。
李作鹏在海军大院47楼“种”了一天的“自留地”，很累。接周恩来电话时，他已经吃安眠药睡下了。总理亲自交代，李作鹏也要亲自处理。处理完山海关的电话，又吃了安眠药睡了，因为吃了双倍的药，睡得比较踏实。但一听说开会，他马上清醒了，政治局开会从来没有用过后半夜，是不是与昨晚总理那个不让飞机起飞的电话有关？
9月13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传达九一三事件，张、江、姚特别高兴，姚文元马上让工作人员拿茅台酒庆祝。叶剑英说，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是一种耻辱，你们还有心庆祝？姚文元这才罢了。李作鹏支持叶剑英的观点。
毛泽东曾经评价李作鹏不卑不亢。确实，李作鹏在法庭很硬，他认为是他的错都认，不是他的问题，他死也不认账。但是，放跑三叉戟的罪名最终还是算在了他的头上。
吴法宪吓得魂都没有了
9月12日，对于吴法宪来说是最混乱的一天。在黄吴李邱四个人中，他最知情，也吓得最厉害。9月11日晚上，周恩来召集会议，吴法宪参加了，这个会一直开到凌晨一点。这已经是9月12日了。吴法宪回到西郊驻地，打了一阵乒乓球。临睡前他告诉夫人陈绥圻，快要开三中全会了，我要准备在会上再检讨。因为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事情，黄永胜、邱会作和吴法宪都作了检讨，黄和邱的检讨过了关，只有吴法宪仍被吊在空中。中午吴法宪起床后，就叫车和陈绥圻、张秘书回到空军大院。因为写检讨的事情比较急，要马上动笔，吴法宪的前两个检讨稿和一些文件都在空军大院。陈绥圻找出吴法宪前两次的检讨材料，琢磨怎么帮助吴法宪写第三次检讨。而吴法宪按周恩来指示，仔细阅读印发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然后抽时间处理了一些空军事务。下午就这样紧紧张张过去了，晚上吴法宪还有一大堆事情。当时正开着一个会议，晚上八点，吴法宪约空军政委王辉球、副司令员薛少卿找开会的八航校校长政委谈话。约定的谈话结束，还有一些时间，吴法宪和王辉球就与空军文工团从部队调来的六个指导员谈话，解决派性问题。这个谈话结束已经是9月12日晚上十一点多，红机子响了，让吴法宪魂飞魄散的“事件”开始了……
吴法宪回忆，周总理来电话，问我是不是调一架大飞机到北戴河了？我很肯定地说没有。周总理又问，究竟有没有？我更加肯定地说，绝对没有。因为周总理已经从北戴河了解到来了一架大飞机，他说还是要查一查，我说好。放下电话，我马上给三十四师（专机师）师长时念堂打电话，时念堂正在家里睡觉。他也说不知道。第二次我又打电话问时念堂，时念堂说，可能胡萍知道。胡萍是空军副参谋长，还兼着三十四师党委书记。最后我了解是胡萍调的飞机。平时任何专机都经过我，这次我却不知道，而且又是总理查问，非同小可。胡萍说，飞机改装试飞，所以没有报告。我又问，为什么去山海关，而不去其它地方？胡萍没有答复。
吴法宪把调动三叉戟的责任全推到了胡萍身上。而胡萍则是另一种说法。吴法宪对他说，林彪在北戴河，他要专机就不要通过我了，你就以训练的名义，主要是为了保密。
吴法宪回忆，我提出立即去机场追查。周总理表示同意。我带张秘书和警卫员直接从办公室到了西郊机场。我要求把飞机调回北京，胡萍说好。五分钟后，胡萍打电话，说飞机发动机故障，等飞机修好立即回京。我马上报告周总理，飞机调回北京的措施，周总理表示同意，让飞机立即返回，返回时不准带任何人。周总理说要去北戴河与林彪谈话，我问要不要准备飞机，周总理说准备一下，我马上让时念堂准备了两架飞机。
不久，叶群打来电话，告诉我，等一会儿，周总理打电话叫你来，你能来也好。我说，胡萍在住院，还是时念堂来。叶群对时念堂不熟，提出还是胡萍来。在这种时候，关于调动飞机，我不能决定，我还要请示周总理。这时胡萍还没回医院，正与三十四师参谋长龙振泉说话。周总理打来电话，说林彪乘车离开北戴河，临走还开枪打伤了警卫员。我感到情况严重，北戴河到山海关还有个把小时的车程，我马上叫张秘书打电话给潘景寅，告诉他飞机不能起飞，潘景寅满口答应，可是飞机还是起飞了。
13日凌晨一点，周总理让我注意看飞机的航向，往哪儿飞，飞机降在哪儿。三叉戟开始向西，以后向东，最后突然向北，我一一报告。飞到赤峰附近，我提出是不是拦截？我说的拦截，不是打下来，而是要截回来。周总理说这要请示毛主席。毛主席的答复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飞机向西时，我要胡萍叫专机师用报话机喊话，命令潘景寅向北京飞，喊了15分钟，没有回答。周总理来电话问，飞机到什么地方了？我回答，离中蒙边境还有100多公里，高度3000公尺。……飞出国境，雷达看不见了。周总理又来电话，决不允许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有飞机来，你我都要掉脑袋，要我用脑袋担保，我给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打电话传达，打开所有的雷达，决不允许飞机到北京来。接着周总理下达了禁空令，不准任何飞机起飞。如起飞，要毛周李邱吴五人的命令。我将周总理的指示传达给北空、沈空，这是两个重要方向，其它军区空军由航行调度室传达。
我向时念堂交代，三个机场，都不准飞机起飞。凌晨两点，周总理打电话问我在什么地方，我说在西郊机场。周总理说我派警卫局局长杨德中去。我明白这是监视我了。这时，时念堂报告，沙河机场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我命令不准起飞，打下来，周总理表示同意。
小人物费四金
九一三之后，专案组只查到林立果“小舰队”的活动，却没有黄永胜等人的“大舰队”活动。如果林彪搞政变，怎么可能不依靠既是“死党”又掌握军队大权的“大舰队”呢？
专案组终于“查到”，9月12日白天黄永胜在京西宾馆接见林立果，要警卫参谋费四金证实。费四金是黄永胜的“贴身保镖”，黄永胜到哪，费四金就跟到哪，寸步不离。如果黄永胜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与林立果见面，这可是一次极其关键的“接见”。说明黄永胜百分之百地知道九一三事件的内幕。但当时费四金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重大，他每小时每分钟地认真回忆那一天。因为没有过去几天，费四金实事求是地说，黄永胜这一天没有去过京西宾馆。林立果我认识，9月12日，黄永胜也没在别的地方见过林立果。
专案组本来要抱个“大金娃娃”，顿时大失所望。以后又多次审问费四金，先给“糖衣炮弹”，无非是封官许愿、政治前途一类。如果骨头软，就会“顺杆爬”，反正黄永胜已经倒了，再多泼点“脏水”又算什么？但费四金坚决地说，黄永胜没接见林立果，我是党员，是军人，我要对中央负责，对黄永胜负责，也对我自己负责。专案组还不死心，吹胡子瞪眼，拍桌子，各种高压手段都用上了。费四金非常明白，黄永胜被抓起来了，不可能再给他什么好处。坚持说真话，很可能自己的结局会很悲惨。如果作伪证，马上会被释放，还将有一个很“光明”很“灿烂”的前途。可是，一个人即使被开除党籍军籍，他也应该有良心！
为了攻下费四金这个“堡垒”，专案组把他押到京西宾馆对质。京西宾馆的干部、服务员众口一辞，说黄永胜和林立果9月12日确实见面了，还拿出当时的值班记录。费四金是保卫干部，学过专业知识。他一看，马上说这不是当时的记录，是事后补记的。这个值班日记跨度好几个月，不仅钢笔水颜色一样，就是字迹也一样，一眼可以看出是一个人抄的，不可能好几个月都是一个人值班吧？费四金说，我认为这不是原始记录，不符合当时的情况。
最后，专案组组长纪登奎使出“杀手锏”，对费四金说，别人都揭发了，就你没揭发。费四金说，我懂，我是组织上调来的，过去与黄永胜并不认识，我没有理由保他。但也不能因为黄永胜出事了，就落井下石，把根本没有的事情说成有。如果黄永胜9月12日见了林立果，我决不会包庇他。
不管有多大的压力，不管有多严重的后果，费四金始终不改口：黄永胜在9月12日这天没到京西宾馆，更没有见林立果。由于费四金始终说真话，最后在黄永胜的起诉书上，没有“两谋”这一条。要不然，大小“舰队”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见面就有了“铁证”，黄永胜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至于黄永胜到广州“另立中央”，费四金也坚决否认。专案组拿出缴获的飞机编组名单，上面有黄吴李邱的名字。费四金说不知道去广州这回事，黄永胜根本没说要出差。一般黄永胜出差，都要提前告诉费四金，瞒谁也瞒不过费四金，因为出差在外，黄永胜起码要带换洗衣服以及吃的一堆药。每次出差前黄永胜都要说，小费，要出差。费四金就准备行李，把要带的装进旅行箱。但这一次，黄永胜一句话也没说。费四金肯定地说，黄永胜不知道到广州，也没想到广州。其实专案组已经从“小舰队”那里搞清了，黄吴李邱都不知道要去广州，准备第二天一早再“通知”他们，说林彪要在广州召开会议。如果他们不走，就两个人“招呼”一个。
费四金原来是广州军区41军121师的，跟黄永胜从广州到北京，是黄永胜办公室工作人员中时间最长的，1968年跟黄永胜调到北京的工作人员先后都走了，费四金也在交班，准备到军委办公厅警卫处。接班的小汤基本上都接了，只剩下账本没接，如果费四金早两天走也就走了，没想到九一三事件不期而遇，再也没走成。费四金交完班准备回苏州老家结婚，结婚证领了，回家的火车票也拿到手了，喜糖什么的也买了，却被突然关了起来。专案组认为费四金是黄永胜的心腹，把他当成重点。
黄永胜从人民大会堂回到西山，费四金觉得他情绪低落，也知道跑了一架大飞机，以为吴法宪跑了，因为没看见吴法宪来。直到进了学习班，才知道黄永胜有问题。逮捕黄永胜时费四金不在，小汤跟着去的人民大会堂。费四金住在城里，临走头一天，黄春光抱着孩子来了，说首长有事走了，我们没有生活费，首长还有没有生活费？费四金说有是有，都在西山。就领他们到西山取，看门上贴着封条，知道事情不好。警卫不让进，后来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建飞专门请示中央，才让他进了。进去以后费四金就失去了自由。
费四金告诉家里临时出差。哪知道“临时”了四年，为结婚买的喜糖全长了毛。解除关押后费四金在基层部队过渡一下，转业到地方，最后的职务“升”到北京汽车制造厂再就业中心主任。不管在部队还是在地方，背着黄永胜这个“大包袱”，人家都不敢用。如果费四金承认9月12日黄永胜见了林立果，那就立了“大功”，决不会是这种待遇，但费四金至今不悔。
黄春光的回忆
黄永胜的大儿子黄春光（时任北京军区空军防止突然袭击办公室副主任）回忆，9月13日一上班，值班参谋报告，主任，出大事了，跑了一架三叉戟，是林家的，机上有谁不知道。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事？我马上问我家秘书，也不知道。又问父亲回来没有，没有回来，我搞不清怎么回事。
9月24日通知我们回家。我妈来电话，说父亲出事了，让搬家。过完10月1日，我在办公室，把我弄起来，参加学习班，老有人跟着。我分析，帮助父亲烧照片是抓我的原因。为什么烧？主要是怕说不清楚，有些东西就清理了，我帮着烧了很多照片。因为走廊有两个门，晚上十一点多，秘书看见，就揭发了，说我划不清界限。纪登奎、郭玉峰找我谈话，9月16日晚，你帮你父亲烧什么东西？我说我没帮。你父亲烧了很多东西，把花盆都烧裂了。烧的是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的专案，还有一些策反信。纪登奎说，心不虚，烧它干什么？
和费四金一样，我也被关了四年。李作鹏的女婿，王秉璋的秘书，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我们都在一起。为什么不放我？因为对父亲定不了罪，还想从我这里“挖”东西。
父亲一直没有消息，1976年我们才知道他被关在秦城。我们反复要求去看。终于说可以看，母亲在外地劳改，去不了。我们兄弟四人约好，老婆孩子十几口人，浩浩荡荡到了秦城。父亲不见，说，我不能以这种身份见孩子，还我清白以后再见。
不见到父亲我们不走，就在秦城住下了。我写了一封信，恳求父亲，说你可以不见儿子，应该见见儿媳妇，你都没有见过，更没有见过孙子孙女。父亲终于同意了。我第一个进去，父亲非常苍老，说你不该给我写这样的信，摧毁了我的感情防线。以后我们又去探过父亲几次，每次半天。
父亲后来说，我怎么知道他们要跑？请律师有什么用？他不相信律师。其实应该请律师，父亲不懂，没请，他自己为自己辩护。他始终认为自己没事——我们是真心反江青的，抵制江青的，怎么会与他们是一伙？从我们到北京来就抵制。在“两案”公开审理的现场，父亲还和江青互相瞪眼睛。
1983年春节前父亲被发现肺癌，4月去世。
我问过父亲，一生中最好的领导是谁？当然是林彪。跟林彪打仗多痛快！我打仗怎么样？有史可查，父亲最后没有写东西，不写！写什么？人家相信吗？关于九一三事件我都说了，我写有什么用？有个录音带，留给儿女，算遗嘱吧。
临死父亲只讲了两句话，我没有反毛主席，我没有反党！
（转自“五柳村”网站）
作者简介：
舒云，安徽宿县人，中国作协会员。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著作：《聂荣臻传》（与人合作）、《开国纪事》、《从西柏坡到中南海》、《红都纪事》、《石破天惊》、《大将罗瑞卿》、《百战将星杨勇》、《噩梦九一三》、《再探五七一工程》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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