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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日战争漫谈国家军事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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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2/20 出处： |
作者：马桶诗经
在春秋战国以及稍后的秦汉时期，炎黄后裔显示了较强的扩张实力：凡王命所出，贤达伺立；旌旗所指，壮士效力；礼乐所至，四方来仪；邦国之宾，雁行有序：着实也风光了一阵子的。岂料时光流转，物是人非，自秦汉以后，却锋锐渐失：少数民族政权的频频出击，令到中原政权大受侵扰，只有招架之功，几无还手之力，其中成吉思汗、努尔哈赤部属均以少胜多，登厥天子帝位；而民国期间爆发的中日战争，日本大和民族则横扫中华大地，大有袭取汉祚、另奉宗庙之势，中方伤亡两千万人之巨，连续作战八年之久，仍然只能采取守势。尽管海峡两岸各自大吹法螺，都宣称是自己战胜了日本，但明眼人都知道，设非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以及东南亚诸多盟国来解围，这战胜国的地位是大抵是要保不住的。有人想想这事心里窝火，就愤愤地在网上发贴子，说中日再战的话，一定要让日本惨败不可。这贴倒也看着解气，只可惜到底只是饭后闲谈罢了。
本贴主要想就国人为何如此羸弱不堪谈谈个人的看法。当然这见识不一定很正确，就只当是抛砖引玉，一问高贤吧。我认为造成炎黄世系军事力量虚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体制和生产方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是军事积弱的根本原因
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中将古中国分为九州：冀州、沇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粱州、雍州。皇甫謐《帝王世纪》中概算当时九州共24,308,024顷土地，人口13,553,923人。这样大一个地域，要管理起来是不容易的，因此最高当政者夏禹将天下州国分为“五服”来管理：天子之国五百里外甸服，属为天子之国纳税服役的地区；甸服五百里外侯服，诸侯所辖领地；侯服外五百里绥服，用绥靖的办法辖制；绥服外五百里要服，边远但仍可施王命；要服外五百里为荒服，系属蛮荒难管地带。九州五服之中，有上万个诸侯小国，管理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这带头大哥除经常走访巡游之外，还想出个开会（称为“会”或者“合”）的点子，让这些大小头头不管多远都来开会，以树立自己的威信，某次防风氏开会迟到，竟给这带头大哥不由分说给杀了。
这种政治管理体制的优点在于恩威并重，秩序井然，在显示自己绝对权威的同时，也给予各地较大的行政自决权，各路诸侯均有自己的土地产业，并按地位尊卑享有不同的税赋供养，所以相当长一个时期得以稳定政治，发展经济，蕴育文化。不足之处是存在安全隐患，因为假设诸侯当中若有人善于发展壮大自己，日后便可与天子一较长短。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夏桀当政时，汤私下修德，使得“诸侯皆归汤”，终于起兵逼天子败走鸣条之地，夏朝最后一个江湖大佬就这样倒了大霉。后来夏桀对人说：“吾悔不杀汤于夏台”。而其后周王朝的建立也是如此，借口商纣失德推翻商朝；此后照例又出来一些颇具实力的诸侯，挑战周天子的权威。总的来说夏、商、周的政治体制没有太大的变化。
随着夏、商、周三朝诸侯国之间的互相战争和兼并，到春秋战国时期，炎黄世系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书写了极为辉煌的历史一幕：政治上群雄并立，相互斗智周旋；军事上勇武刚烈，相互并吞征伐；文化上经史灿烂，相互照耀辉映；经济上求新图变，相互竞争遏制。其中诸子百家的兴起，成为民族繁荣的基本象征，这些前辈先贤如同一颗颗灿烂的星辰，在黑夜之中发出奇异耀眼的光芒，中华民族的不朽名著《诗经》、《尚书》、《国语》、《左传》、《庄子》、《论语》、《韩非子》、《战国策》、《三略》、《六韬》、《山海经》等等，基本都出自这一时期。当然兵家典籍更是少不了的，《司马兵法》、《吴子兵法》、《孙子兵法》全是攻城掠地的巅峰之作。同军事扩张相配合的，是那时的人们普遍勇武果敢，极具开拓进取精神：几乎所有的子民都为自己能够给国家争得领土和荣誉感到无上的光荣，那些忠诚的臣下甚至敢于为自己正确的决策意见死在君王面前，也敢于为自己的国家去舍命杀死别国的君王，象著名的刺客有荆苛、专诸、豫让等人，就凭这份大义赴险、以身犯难的胆识，那也是要光照千秋、咏传万代的。
但是这样灿烂的明星到了汉代以后，就越来越少了。尽管仍然有人在记史，记得越来越详细，却已找不到那块魄丽的星空。有不少人非常推崇秦汉两朝的雄伟壮阔，但实际上衰败恰恰就是从秦汉时期开始的：衰老总是在人们最强壮的时刻悄然降临。炎黄血系过早地步入了老年时期，那种开拓边疆、探究真理、经纶世务的蓬勃向上的精神越来越缺乏。强大的汉朝最抢眼的明星是名将卫青、霍去病、李广以及使者张骞等人被动地抗击匈奴，而不是国家经常性地主动扩张。国家不能够在各个领域进行扩张，即是国家衰落的基本特征。（关于这个问题，不再本文讨论之列）。因此秦汉时期是个重要的转折点。至于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这其中可能有几个原因：
一是国家已经实现了统一，统治者主观上不需要社会再产生这么多的贤才俊杰。秦汉以前，诸侯国之间混战不休，各国迫切需要产生大量的贤达人士，需要培育众多的政治精英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以与其余国家相抗衡甚至击败敌国，尽量夺取对方领土及子民。在这种长达数个世纪的拼搏过程中，各国都极为重视吸纳人才。例如《战国策•齐策》：“梁王虚上位，以故相为上将军，遣使者黄金千斤、车百乘，往聘孟尝君。”这可以算是比较突出的例子。至于这并非君王的孟尝君田文，则养有食客三千人，以备不时之需，其中比较有名的，便有那位高歌“长铗归来兮”的冯諼。但秦王扫六合之后，帝王们却是不再需要这些人的，只要有人担任他的官员就够了。凡有能力起兵造反的，全都给一一收拾掉，例如汉高除韩信，例如明太祖杀徐达，例如崇祯帝杀袁崇焕，就是生动的写照。一个王朝一个王朝数过来，一直数到民国以后，也都是这么个措施。这就是中国人的无聊政治。这样一来，虽然部队数量依然很庞大，但其实庸才碌碌，国家战争潜力大不如从前。
二是国家政治体制发生了改变，客观上影响了这些出类拔萃的顶峰人物的产生。秦朝建立以后，政治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属于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过去天子以外的诸候是极为显贵的君王，而秦制以后，实行郡县制，包括太尉、臣相、御史大夫“三公”在内的所有官员，都只不过是低贱的奴仆。此时帝王们为避免再出现诸候相争的局面，极大地剥夺了地方长官的行政自决权，而帝王则具有对其生杀予夺的无上权柄。而这些各级官员除了为他效命之外别无他途，完全不同于过去孔丘、伍员、吴起这些人可以在列国间来回游说，凭着自己的过人才华在别国寻求新的发展机遇的情况。这样一来，所谓的治国人才，只需要满足帝王和上级官员的基本要求和个人喜好就够了，根本不必要、也不能够具有惊人统兵作战的能力。因此秦始皇的统一中国，实际上在炎黄后裔身上埋下了由扩张走向没落的巨大隐患。
三是编户齐民的户籍政策越来越落后，极大地制约了杰出人才的培育和发展。在春秋以前，国家对人民的户籍管理并不是很严格。例如周宣王打了败仗，为增加兵源，想要“料民”，即调查人口，结果遭到大臣仲山甫的反对，说因为一直以来都有专职部门登记户口，不用清查就知道人口数目，料民之举大违常制，同时每年天子要进行收、耨、祢、狩活动，可以了解人口有关情况。这说明当时对人口的管理并不是非常的严格，连搞个户口调查也要受到反对的。后来齐国的管仲提出“三国五鄙”的制度，加强户口的制约作用，采用什伍之法，使人们互相监督，以达到“奔亡者无所匿，迁徒者无所容”的目的。应该说这是中国户籍管理真正走向专制主义的起始，但从春秋战国史来看，民众的确是可以在各地自由迁移的，例如儒家圣贤孔丘，就是经常在各国之间游说走动的。这说明管仲这一套户籍管理办法并没有在各国间广泛推广。各国人民能够较为自由地动进行流动，这为人才的交流和成长创造了较好的环境。以后秦孝公又起用了商鞅来实行变法，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沿承管仲那一套，“令民什伍”，限制人口自由流动，并且采用“连坐”之法，同伍同什之中出了作奸犯科之人，知情而不告发者，可处腰斩之刑，逼得人们之间互相监互相告发。这办法果然厉害，不久商鞅自己被指称谋反，结果逃到边关一家旅舍，主人不肯收留他，说按秦律收留陌生人是要受到严厉处罚的。商鞅叹息道：“唉，为法之弊，竟至如此！”旋即受拘捕入狱，车裂碎身而死。秦始皇以后，这种制度得到大面积推广，包括我们引以为荣的大唐时期，也是这付德行，区别只是处罚方式而已。这些限制措施令炎黄子孙从此远离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轨道：人不能够自由迁徒，就必然不能够主动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就必然地缺乏奋斗不息的动力，缺乏超越自我的思想理念。
四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影响了炎黄军事力量的发展。中国是比较早进入农耕社会的国家。应该说农耕方式相对于游牧生产更具竞争力。因此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中国的确是颇具实力的国家。但是倒霉的是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重农轻商，认为农业才是唯一的立国之本。这充分证明了这些统治者的愚蠢：如果一种生产方式较为先进，那他就到死都认定这是全世界唯一的生产方式。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新的统治者的愚蠢终于也有了新的突破：他们认为不识字、无田产、极贫困的农民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这简直令人啼笑皆非。要知道此前经过工业革命的英法等西方国家早就用知识武装起来的热兵器打败了清王朝，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也纵横东亚未遇强劲对手。居然这种血的教训都不能令中国人彻底清醒过来，你说这有多奇怪。同时，中国的农耕方式有个死穴：它不能够配合这种更为先进的生产机制给予人民以更多的私有土地和更大的迁徒自由。因此它没有能够激发起人民开拓边疆的积极性，终于连生产方式更为落后的成吉思汗、努尔哈赤部落都没能击败，清军以少胜多，入主中原近三百年。
五是高度稳定的社会系统缺乏危机应对能力。秦汉帝国建立起来的基本框架，虽然属于高度稳定的系统，使王朝通常可以持续两三百年时间，但却缺乏有效的应对机制，军事力量主要依靠极少数名将人杰的个人带兵能力，而不具备常年可提供优秀人才的选拔机制。同时因为炎黄世系宗族观念太强，大家比较喜欢任用亲属，即使通过考较武备能力来提拔人才，也大多会选择自己亲密的人，对其他家族、其它省区的人则怀有天然的抵触心理，所以真正有才干的军事人才是不容易持续接任的。中国人的特点是唯长官意志，最高长官说的都是真理，其余人说的都是谬误，即使是正确的事项，也要最高首领说出以后，才算是正确的事项。所以只要杀掉领兵的人员，其余人自然就成了乌合之众，很容易成批量地解决掉，部队会几万、几十万地投降，也比较好管理，不多的士兵就可以担负起看管成千上万中国人的任务。炎黄世系斗的是领袖个人能力，西方却比较注重个体的自由和发展，斗的是集体的力量。因此东方、西方的军事打击能力不在一个档次上。
二、传统的治军思想和作战方式是战争失利的重要方面。
军事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亡。顺便说一下，庸俗的政治家总是喜欢把军事上的胜利看成是人民的选择，然后再侨妆打扮一番，宣称没有他来治理，国家就没有前途。对这些无聊的真理我们没有多少兴趣，因为等到他们自己在军事打击中溃败时，我们自然可以讥讽地对他们说，现在没有你们大家也有前途的，因为新的政治流氓说的跟你们说的完全一样。
军事较量是政治角逐的双生兄弟。要是政治压力不能够强大的话，那就必然要使用军事力量。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较量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这些古圣先贤把军事打击的谋略和力量运用到了最高峰。而战国后期秦国的力量则是最强大的，以至其余各国要采取联合的方式集体抵抗。然而秦王嬴政终于通过十年大规模战争扫灭了六国，建立了封建制的强大秦王朝。从秦国建立到嬴政统一中国，秦人共花去了500多年的时间。
秦国军事力量何以如此强大呢？我们来看看秦国的政治变革。《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公元前375年，秦献公实施政治改革，采取“户籍相伍”的办法，即是将国中所有人口编制起来，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公元前359年，商鞅又实行了重要的变革：编制户籍，每五家为“伍”，每十家为“什”，便于征兵编伍；奖励军功，实行二十级爵位制，依军功大小受爵，凡斩敌首一个，则赐爵一级；奖励耕织，生产粟帛多者，免除赋役；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私有；实行县制，把全国划分为41个县；统一度量衡等。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军事力量逐渐超过其它六国。《战国策》是这样描述这支“虎狼之师”的：“……秦人捐徒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也；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以异于坠千钧之重，集于鸟卵之上，必无幸矣。”这支军队的凶猛顽强，至今可以想见。那么秦兵何以要“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呢？原来，秦法律规定，“斩一甲首，赐爵一级”，实行定额制，规定斩敌数量，凡在战场上杀敌达到国家要求的，不管原先是任何出身，都可按规定晋升获得军功和官爵。而“百将”、“屯长”在作战时若得不到敌人首级是要杀头的，如果得到敌人33颗首级，就算满了朝廷规定的数目，可以升爵一级。秦军实行"什伍连坐"的规定，如什伍中有人逃跑或者投降，其余人就都要受到处罚。因此秦兵作战都特别的勇猛。
但历史的发展令人大感意外：这支强大的军队在征服六国后，大约十五年的时间，便告土崩瓦解，帝国的大厦轰然倾颓。这样看起来，秦国军事上的强大其实是潜伏着深刻的危机的。秦国人奋勇好战，与其说是想建立军功，还不如说是出于对法律的恐惧。如果不能够杀敌，就要受到军法处置，这不是一个国家军队所应有的扩张动力。国家军队想要拥有持续的扩张力，那就不能够使军队的征战建立在刑罚的处分的基础上。这是炎黄世系军事走下坡路的根本诱因，而迄今为止我们看不到根本性质的转变。因此从短期效应上看，威胁逼迫民众去征战，或者会有所建树，但对于一个民族长期的演变而言，这种强大绝对不可能持久。实际上战争总动员比战争本身更重要，因为这种长期的积累和宣传关系到会有多少人为此积极效命，以及会有多少军备物资足够消耗，而战争只不过是胜负过程的预期开展。假若一个民族中甘愿为国家献身的英雄儿女不够的话，那么它就几乎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中国人的军事，比较注重智谋诡计，而不是很看重强大的军备实力；比较注重构筑城防驻守，而不强调进攻突破能力。《孙子兵法•始计篇》：“兵者，诡道也……此兵家之胜，未可先传也。”历代兵家把重点放在与敌人互斗智谋上，对战场上英勇献身的英勇行为则宣传得少，这一点与西方人大不相同。这可能和中国人内敛含蓄的性格有关。而即使是在进攻能力非常强大的秦王朝，中国也没有更主动地去掠夺西方、北方新的领土，而是派人建筑了防御性质的长城。这是炎黄世系闭关自守、处于防守地位的伟大象征。不过，嬴政时期秦国的扩张确实主要靠的是军事实力，否则就不会出现外连横而斗诸侯的局面。相比之下六国智谋之士如云，整天算计着合纵的谋略，智谋即使每天比秦国多六倍，结果仍然被秦王一一扫灭。秦始皇统一中国对炎黄子代的启示意义是重大的。它表明智慧谋略再如何高明诡诈，也要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只有两者充分结合，才可能产生巨大的突击能量。但后来大家却都比较偏向智慧谋略，忽视了国家军备建设，再加上天朝大国一向骄傲自满，因此不管我们有多么高深莫测的孙子兵法，也一样被人打得全无还手之力。实际上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并没有多少军事谋略可言，却可以凭借其一国之力，纵横亚洲各国多年，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再次是战争带来的利益问题。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在中国传统治军体制下，士兵的战争行为同自己并不密切相关，因为如果不考虑民族尊严方面的问题，其实对普通百姓而言谁来管理国家都是一样的，都只不过是在为君王们服役，他们没有必要为此过于努力。所以中国人始终没有解决战争究竟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打了两千多年的战争，是越打越不济事，越打越衰落。通过战争，普通士兵们不可能解决他们失去土地、丧失尊严的困境，也不能解决他家庭劳力的匮乏，只不过是在为那些所谓的达官贵人们在打仗罢了，只不过为了那所谓浩荡皇恩奔波罢了，运气好的话可以多活几年，运气不好的话上阵头一天就要死去。李华《吊古战场文》：“吾想夫北风振漠，胡兵伺便。主将骄敌，期门受战。野竖旄旗，川回组练，法重心骇，威尊命贱。利簇穿骨，惊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声析江河，势崩雷电。至若穷阴凝闭，凛冽海隅。积雪没胫，坚冰在须。鸷鸟休巢，征马踟蹰。缯纩无温，堕指裂肤。……伤心惨目，有如是哉！”这篇文章深刻画了战争环境的艰苦。要士兵们忍受如此的困难，可是又缺少驱使他们奋力杀敌的内在动因，你想要指望他们如何的英勇顽强，那怎么可能呢！？但我们看到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却大不相同。成吉思汗名言：“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到处追杀敌人，抢夺他们的土地财富，听着他们的妻儿哭泣。”“让天下所有的地方成为蒙古人的牧场”。成吉思汗并没有特殊的咒语，但他释放出了人性深处的欲望，让自己的人民看到了战争的快乐，看到了战争带来的巨大诱惑，于是蒙古人空前地凶悍顽强。只要取得了胜利，普通士兵都可以占有别国的女人和金银珠宝，获得可天然放牧的土地。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激发士兵作战的勇气的呢？还有什么比这更具有煸动性、更具诱惑力的战争总动员呢？估计是没有了。但这一点炎黄世系是做不到的，连十分之一都做不到。
再次是对待战斗集体成员的态度，极大地影响战争的进程。一般说中国人是容易搞小邦派的，如不属于自己的小集团，那么很容易受到排斥，而在实际作战中，又喜欢抢功争宠，千方百计抵制他人。同时，大家对普通士兵的生命并不关切，认为这些士兵应该为王室的利益而死。因此中国人往往杀自己的士兵非常的厉害，也不害怕自己的士兵死多少。并且凡炎黄世系，对双方战俘都非常的残忍，既高度轻视别人投降自己一方，也不能容忍自己的战士投降别人。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对降兵已经开始表现出血腥的一面。例如秦将白起在长平大败赵括，竟坑杀赵兵40万之众。这种缺乏宽仁王道的做法，大违国家稳定政治的需要。后来的战争也沿承这一做法，但凡是降兵降将，多半不会有好结果。但这一来招致中国人产生一个重要的倾向：如果不能够坚持到最后，就要想办法最先去投降或者逃民。最先降敌的称做臣邻辅翼，最后降敌的却叫做负隅顽抗，再投降时便成了战俘，其结局极为悲惨。不过先投降到底要好的多，尽管受些白眼，还大抵可保荣华富贵。这种民族品质是直接导致战斗力不强的重要因素。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战俘不会再成为战斗力，通常遣反后不被治罪杀死，已经是格外开恩了。
总结起来，中国人的战争，并不直接关系到普通人的利益，没有使人民产生为国家战争服务的积极性和荣誉感，相反只会给人带来令人不快的王朝压力，这当然不能使国家军事走向更强大的新阶段。
三、伪善的文化内核是影响民族持续开拓边疆的基本因素。
文化的因素是军事战略不能不考虑的。我们可以从文化的角度来略谈一下炎黄世系的战争潜力。
（一）炎黄世系的长期顺民管理是影响人民战争的一剂毒药
先说一个有趣的细节：在伊拉克战争期间，CCTV使劲挖苦的指责美军士兵，说他们很多人带走了伊拉克的财宝。当我看到这个新闻，不是象CCTV期待的那样义愤，而是有些莫名的悲哀：如今的炎黄后人是何等地堕落啊。作为一个长期受别国压迫的国家，特别是刚刚被日本人席卷中华大地的情况下，国家宣传机器不应该把宣传放在虚伪的道德谴责上，相反更应该乘此大好时机赶紧向国人暗示国家军事强大的好处，告诉公民办要国家军事足够有力量的话，就可以轻易地拿走敌国的美女和财富。我可以肯定地说，假设这些美军士兵居然不能够在敌国的领土上拿走一些财富，那么美国将不成为美国。
这里还有一个伪命题，就是战胜者总是历史上先进和文明的一方。这把戏很容易被戳穿：要真是那样的话，中国历史已经更换了十几个王朝，要是中国人不那么愚蠢，应该把国家建设得象天堂一样美妙了。并且真要这样假设的话，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都应该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情况却并非如此。还是西方的马基雅维里的巨著《君王论》说得实在：人民的性质是变动不居的，他们宁愿去推翻一个旧王朝，而不管新建立的王朝是不是更加暴政。人民乐于看到历史的变迁。当然他说的主要是国家内部政权更迭的情况，不是两国交战的国家破灭。但在许多时候我们却必须要考虑外国军事力量的打击引起国内崩溃的可能。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幽默的阿拉伯人上演了戏剧性的一幕：在全民投票得出100%的支持率之后，萨达姆总统被强大的美军迅速推翻，而其军队则集体消失得无影无踪，坦克部队甚至完好地将武器摆放在那里，没有多少人开着它参加战斗。战争结束后，我笑着对妻子说，你知道什么是人民战争吗？这就是真正的人民战争： 谁获得了100%的支持率，谁就将被人民抛弃！
中日战争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直到现在大家提到日本，莫不切齿痛恨。可是我要说，日本和炎黄子代历史上的其余侵略战争发动者相比，其实并不算太坏，同时和国内那些封建统治者、圣贤伟人相比，也绝对算不上太糟糕。算起来中日战争期间伤亡共计2000余万。而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伤亡总数则超过这一数字的。假设心情放愉快些，不提沉重的当代政治，向前推演历史画卷，秦将白起一次性就坑杀赵兵40万，秦王嬴政发动大规模的统一战争，六国军队的伤亡总数超过了200万。蒙古南侵战争及统治期间，中国丧失了几千万人口，1122年全国人口9347万，到元初1274年，人口仅为887万。满族征服炎黄中土，仅扬州城破便杀死高达80余万，江阴一县杀了17万人，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
然而中国人的观念仍然没有多少改变。特别是统治者们的矛盾人格更是表现得明显：一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教育管束一向是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核心内容的，千方百计要使人民丧失任何反抗意识；一方面，对敌国的战争又要求人民勇敢奉献生命来保卫他们的政权。这巨大的矛盾反差是任何统治者所没有料到的：他们忘记了他们既然培养出了人民的奴性，那么这些顺民就可能顺从任何强者，而不可能有多少战斗力。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最听话的人民恰恰是最没有战斗力的集体。你不能怪人民太软弱，要怪就怪统治者让他们太顺从。从古到今，炎黄世系国家都不容许人民非议统治者，也不容许人民拥有随身武器。这样的话实际上人民没有基本的武备经验，也不可能有战斗的意识，上了战场只不过是引颈就死罢了。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西方人允许人民持有武器，人民战斗意识积蓄千年，形成强大的战争潜力，同时西方人注重利益分配，只要有人招菲募，立即就会组建起一支凶猛的强盗军队。炎黄世系的统治者如同放羊人，而西方和一些游牧部落的统治者却是驱虎客，两者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面。
没有武器的人民，不是真正的人民。完颜阿骨打的部队、成吉思汗的部队、努尔哈赤的部队，大多数的兵员在未入伍时就与战马和武器一同生活，奔跑、拼搏、抢劫早已成为这些普通兵员社会生活的一部份，要想指望一向唯唯诺诺的民族击败他们，实在是办不到的。而击败这些凶悍民族是在什么时候呢？恰恰是在接受了炎黄世系文化之后。元朝如此，清朝也如此。可见炎黄世系文化中包含着自身不可清除的毒药，蕴育着自戕的种子。假设情况不是这样的话，炎黄世系不会沦落到如此地步，以至以上亿人民打不过清军几十万骑兵。其实，你实在不能指望一群弱小的羊来同一群凶猛的虎相搏击的。
春秋战国时期，炎黄世系各国人民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配备武器的。比如孟尝君养的门客冯谖，他就曾经弹着自己的长铗（长剑）高歌。实际上过去士大夫配剑是很荣耀的象征，楚三闾大夫屈原，那也是配剑吟诗的。至于侠客刺客一类的人，那更不用说了，著名的荆苛、专诸、豫让这些人，那是随身携带兵器的，否则他成不了刺客。这种全民尚武的精神，是当时民族扩张的动力，与后来国家的国家扩张是紧密相关联的。
（二）特有的伪善式和平是民族趋弱的潜在诱因。
与此相配合的是，炎黄世系对攻城掠地、开拓边疆持反对态度。比如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面就出现大量的厌战争、思念乡情的诗歌。著名的诗篇《采薇》：“……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王事糜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同时《东山》诗：“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还有许多，都是厌恶战争、思念故乡的内容。“王事糜盬”这句的意思是“王事总是没完没了”，“我徂东山，慆慆不归”的意思是前往东山守边，很多年没有回家。看来春秋战国时期大家就蕴育着厌战思想了。
而杜甫的《兵车行》：“车辚辚，马啸啸，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诗中描绘的战士出征，完全是一副凄惨悲凉的场面，把开拓边疆看成是悲哀的事情，指责说“武皇开边意未已”。实际上国家开拓边疆是防止外族侵略的最好方法，因为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而炎黄世系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国家版图的扩大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要死人不少的。比如那位诡称“山呼万岁”的汉武帝，在位五十多年，接连征讨匈奴，使帝国空前强大，但因为损失了大量人口（有人计算说是全国50%的人口），因此导致世人非议。前面提到的《吊古战场文》，写了大量艰苦残酷的情况，实际也是反对战争的，其文章后面紧跟着就是：“吾闻之：牧用赵卒，大破林胡，开地千里，循逃匈奴。汉倾天下，财殚力痡，任人而已，岂在多乎？……汉击匈奴，虽得阴山，枕骸遍野，功不补患。”
这有些奇怪：若不是汉武帝一力征伐，南征北战，国家哪里能有这么大的版图呢？我们今天自称汉人，那就是因为秦汉时期民族强盛的缘故。可是我们一方面自豪自己雄伟辽阔的汉朝，一方面却又指责汉武帝的开拓边疆。这种虚伪的道德观念真是令人困惑不解。哪个国家的扩大不是伴随着战争呢？如果不是你去征讨别国，那么别国就要来侵略你了，正如同当年清军入主中原、正如日本军队纵横中华大地时所做的那样。连失落无比的萨达姆政权，都知道千方百计占领科威特，要扩大自己的国家，而炎黄世系却从上到下非常反对国家的扩张。这种情绪反映在外表，就是反对一切国家对一切国家的战争，而不管这战争是否对自己国家有利益可图，结果是民族在军事上越来越孤独封闭，没有多少进取心可言。实际上只不过是萨达姆缺乏战略头脑，没有成功罢了，假设他成功了，伊拉克不是真的扩大了吗？！当然这里不是支持侵略战争，因为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过去任意进行战争的格局大不相同，但我们至少要守住国家原有领土，这是起码的要求。但事实恰恰相反：大家对此并不是很在乎，比如当前郭老先生就发表了代表国家意志的文章，对外蒙古的丢失大声叫好——你看，现在的炎黄世系统治者，都是些什么叽八玩意！居然把国民政府看得比侵略中国的日本鬼子还要坏，你不是想说日本人真是仁慈，在中国杀人还杀少了吧？！脑袋都被门框夹过吗？！
再说个巨搞笑的例子，中国人参与朝鲜战争的目的，既不是为国家争取领土，也不是为了国家更安全，而纯粹是为了哥们义气，要在苏联人面前示好，同他站在同一阵营。而那个支持发动战争的、分裂外蒙古的苏联，却只是藏在幕后操作，后来还要大家还债——唉呀我说，这事要搁在春秋战国那会子，只怕要给伍子胥、苏秦、张仪这些人笑得喷饭不可的。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当年蒋光头为了丢失外蒙古，还知道郑重向国民道歉，后来的那位，可真是令人瞠目结舌，居然在报纸上公然大声叫好了，而支持朝鲜战争时，白白伤亡上百万兵员，却连一丝利益也没争取到，惹得各国怒目相向，外交困难异常。对比一下当年合从连横的苏秦和张仪，你看看今天这些人这点出息，唉，真是伤心惨目啊。
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来看，炎黄世系已经是强弩之末，不可以与人争锋了。一般当代中国人出兵，都会假借一大堆借口，要把自己打扮成“正义之师”、“文明之师”的。我说那全是狗屁话。战争就是战争，战争是国家集体打家劫舍，根本不是什么文明观礼。文明之邦不敌虎狼之师，这是人类战争的内在规律，中国人的战争道德观念在全球争霸中是完全不合时宜的，特别要指出，战争中绝对正义是不存在的。在道德上中国人大多数会认为争斗的双方弱小的那一个更正义些。这意味着中国人比较倾向于保留弱者，而主张消灭强者。因此中国人一般不会同强者为伍，而更喜欢扮演弱小的角色，并且总是在不自觉地反对强者。这注定了中国人永远的沉沦：害怕强者一一吃掉弱者，然后轮到吃掉自己。可是，为什么不是你自己去吃掉弱者呢，这样的话你不就也逐渐成了强者，可以和真正的强者一决雌雄了吗？！只剩下自己和强者作战，成功的机会至少有50%，有什么可怕的呢？！
不过汉人果然聪明，最初大家全都说成吉思汗是非正义的，可是当他们统治汉人后，就成了历史学家眼中的英雄，有人更称之为民族英雄——得，我去吐一个先。这样推算下去，山本五十六也是不错的，假设日本征服中国的话。搞不好还有些人要拍一部惊人的历史大制作：《大和战神——山本五十六大将》。你信不信？！回到话题上来，战争本来就不是文明的，有些人抓住日本不放，句句不离日本的残忍。对这些人我很想问一句：假设日本当初不要杀这么多人，而是反过来一家发一袋大米吃，你是不是认为可以接受呢。事实是只要对方抢走家产时笑眯眯的亲切些，那中国人就认为他不错，要是抢走自己家产时踢自己几脚，那中国人就认为他不可原谅。苏俄抢走我们许多土地就是明证，日本人惹了一屁股骚也是明证。其实两个家伙一样的坏，没哪个是好东西。说起来，这些还是炎黄世系的文化心理在起作用。似乎只要能给中国人和平与稳定，你抢走他多少财富，他都不是很认真计较的。所以中国人区别善与恶的标准是很成问题的。
战争的成败，与国家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息息相关。当今正值全球争霸、世界东西合流的严峻时代。这是一个新的战国时期。苏秦、张仪死作枯骨太久，要想看到炎黄世系的军事强盛，可能性已经很小了。我看美国的合从连横，足可再称霸一个世纪之久。其余各国尚没有这样的大智慧和这样的军事实力。再过几十年俄国人或者可以一争长短。当然，中国人能吃饱饭，就已经是皇恩浩荡了，我们今天谈这些，只不过是网友茶余之资罢了。
文章有点长，聊与凯迪助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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