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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耀邦两次谈毛泽东邓小平
    时间:2006/02/19 出处:
    作者:王仲方

    我的日记里记录了与胡耀邦同志的两次谈心,现整理出来以纪念耀邦同志九十诞辰。

    当选总书记后的一次谈心

    1980年3月1日,报纸发表了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3月2日发表召开十二大的决议,成立中央书记处的决议,公布了书记处成员十一人的简历。这一天是星期日,上午我去看耀邦同志,他正在家里独自一人读《东华录》。我们做了一次长谈,将近两小时。谈兴未尽,我告辞了。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交心之谈,当然主要是他谈的。

    我首先谈到五中全会开得好,公报也写得好。耀邦说,这个公报是下了功夫的,在写法上不按议程一项一项地写,而是集中起来写。突出了五中全会的主题,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公报中,为少奇同志平反占了两大段,篇幅最多。但是并不影响主题,并不使人认为五中全会就是解决少奇同志平反问题。其实五中全会上议论最多的是汪东兴等四位同志的问题,但公报上对四个人的问题就是几句话。本来对汪还可以说得好一些,但他在政治局检查时,总想把总理拉下水,这就不好了。他不听我的意见。总理当时的处境,大家是理解的。

    公报定稿时,已是2月29日下午七时四十二分,离广播只有18分钟。有人建议推迟发表,这怎么能行呢?已经事先打过招呼,国内外都在等着,不能按时广播,人家会发生各种猜测,说五中全会有分歧啦!公报意见不一致啦!等等。必须按时广播,这是一个战略眼光问题。

    公报一公布,国内外反应非常强烈。总的反应是好的,都认为中国政治局面更稳定了,保证了政策和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

    公报一些重要的论点,可以开出若干题目,写一批文章,如不搞终身制等等。宣传部要抓好五中全会的宣传。

    耀邦接着说:小平同志的战略眼光是很高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提前召开十二大。这些重大战略部署都是他提的,抓得很紧。按照小平同志的战略部署,再有三年,即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什么三长两短,也不致出什么大问题,政策和领导的连续性就有保证了。三年,经济工作大的发展,也在三年以后。1983年,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我们的情况会比现在更好。我们大家一定要发奋图强,好好干。

    耀邦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不论在哪里工作,做什么工作,都要力求有所建树。政治上的建树,思想上的建树,理论上的建树,改革上的建树,工作上的建树,总之要有所建树。你在某件事情上提出一个好的意见,做了一件工作,写了一篇文章,起了好的作用,也是一种建树。比如北京市,首都所在,搞好市容的美化,种树、种花、种草,把服务行业搞好,既可美化首都面貌,又可解决就业问题。抓住这一条,带动各方面,也是一种建树。不抓这一条,老是想搞重工业,搞钢铁,搞石油化工,搞得首都污染越来越严重,街道市容越来越脏,社会秩序很乱,就看不到有什么建树。

    耀邦接着说:要有建树,就要敢闯。我个人有什么?就是敢闯。小平同志是了解我的。这次要我出来工作,我看至少有三条:第一,我虽然没有他那样高的战略眼光,但是他提出的主张,我能理解,能够跟得上;第二,我能够进行各项组织工作,实现他的战略布局;第三,他知道我这个人是正派的,不搞歪门邪道。

    耀邦同志回忆起过去,说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是了解我的,后来对我不满意,生我的气。我在解放后团中央那一段工作,抓的面太宽,经常发急,没有搞出什么特殊的建树,是我自己不争气。罗(瑞卿)最了解我,他很早就说我是有希望的,贺老总也了解我,甚至林彪也还是看重我的。比较起来,总理不大了解我,先念也不大了解我。谈到罗瑞卿,耀邦激动地说,罗是水平很高的,能力很强的。如果罗不死,这次很可能是政治局常委。有罗、赵,我们三个人合作,事情更好做。

    接着我们两人评论起耀邦去年一年的几次讲话。耀邦说,去年一年,从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一篇算起,再有理论务虚会的两篇,新闻工作会议一篇,上访工作会议上一篇,农村宣传工作会议一篇,再加上中纪委会上一篇,大块文章,大概有九篇,小的讲话不算。中纪委那一篇我讲了中纪委的任务首先要抓政治路线,看你是执行还是违反党的政治路线,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生产目的那一篇,讲平衡,还是讲得好的,那是帮助修改加上的。这九篇总有十几万字,其他不算。今年恐怕也要有四、五篇,当了总书记,免不了要讲几篇的。

    耀邦说,我的东西,总要讲一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方法论。要抓住现实存在的问题,把它集中起来,讲点方法论,才能讲得深。

    耀邦认为当年多少篇讲话,比较起来,剧本创作座谈会这一篇水平最高。耀邦说,这一篇我是用了功夫的,不仅是对文艺,对其他方面也是有影响的,可以发得宽一些,文艺工作者可以人手一篇。这篇东西讲了怎样看待自己,怎样看待阴暗面,也讲了马克思基本观点,方法论。比如讲了思想认识的规律由统一到不统一,又到统一;一致到不一致,又到一致。可以就这些观点写点文章。耀邦说,这篇东西文风也是好的,一气呵成,没有老套。讲起文风,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好。你看《论持久战》、《实践论》写得多么好呀!又深刻,又生动,简直增减一个字都不行。可惜,到晚年就差了,包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作,文风也比不上过去,真有些“江郎才尽”了。鲁迅的文风也好,每一个字都是用了功夫的。

    这次五中全会公报,包括去年邓、叶几篇讲话,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都是好的,但是不够生动。乔木同志现在搞的东西,文风也不如过去,他很注意科学性、逻辑性,但生动性不够。

    社会科学院出那么多刊物,我很少看,或者不看,没有讲出什么东西。我看,说理论,还是数《理论动态》。抓住当前重要问题,理论联系实际。

    现在看,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水平并不高。真正有分量的是第二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罗瑞卿亲自抓的,是吴江他们起草的,罗改了几遍,给我打过三次电话。当时我的处境有困难,罗挺身而出,这篇文章的影响大。可是吴江他们后来的文章也差了。

    耀邦同志说,过去公安部的东西写的比较好,上中。特点是比较稳定,有些部门也有好东西,但不稳定,有时好,有时又下去了。公安部东西比较稳定,当然也是一分为二,也有些神秘主义。接着又联系到我说,罗同我说过多次,说你是能写东西的,为什么现在不写了?我看你是有思想水平的,有能力的,但是没有搞出应有的成果来,我看你的闯劲不够。

    最后,我们的话题又转到五中全会。我说五中全会是得人心的,中央书记处人选是符合众望的,大家对这个领导班子寄以很大希望。要密切联系群众,要树立新的一代领袖的新风。耀邦说,说不上什么领袖。我说这个领袖是复数的。耀邦说,我们就是搞集体领导,不搞划圈圈,有事大家商量,就地解决。

    我告诉他,有人议论,胡耀邦当了政治局委员,不搬房子,不搞特殊。这次当了总书记,会不会搬房子,搞特殊呢?耀邦说,我一辈子不搬房子,不搞那些庸俗的东西。我说,不搬房子,当然好,一辈子恐怕难。耀邦说,至少五年不搬家。我说,安全还是要注意。他说,极个别的坏人要打黑枪当然是可能的,但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脱离大多数群众,不为广大人民群众办好事。

    耀邦最后说,今年工作十分紧张,要分秒必争,还要讲究工作艺术,才能把事情办好。

    1989年3月18日晚上,李昭同志来电话,说耀邦同志已回到北京。第二天上午,我和史洛明去胡寓。李昭同志接待我们,谈他们去年12月去广西、湖南,逗留了四个月。两人休息都有成绩,胡得过一次肺炎,也康复了。正谈着,胡耀邦进来,畅谈了一个小时,还照了相。

    耀邦同志谈到广西缺粮,人民生活很困难。王恩茂同志也到了广西,谈到他去了一趟河南宣化店,这里是1947年359旅的驻地。旧地重游,四十二年,一点未变。耀邦对一点未变不大相信。四十多年了,总有一点变化吧。恩茂同志肯定地说,确实一点都没有变。要谈变,只是过去他住过的一家院子,如今已挤进好几户人家。过去的鄂豫皖老根据地,群众温饱问题没有解决,人民生活仍然贫困。当然,湖北有的地区,如荆州地区,比较富裕。谈起这种情况,耀邦同志的心情比较沉重,虽然很着急,又没有办法。

    谈着谈着,耀邦的情绪开朗了。他说,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1980年,想不到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自己走上了党主席(后来是总书记)的职位。当时就表示,虽然担任了党的最高职位,但是胡耀邦还是胡耀邦,并没有因为职位高了,本事就大了。第二个意想不到是,1987年初,下台以后,反而威信未减,影响更大了。要重视这两个意想不到,度好晚年。不过问工作,到下面,不要省的领导汇报工作,作为同志,谈谈也就很好了。

    我对耀邦说,你当总书记时,也不是没有缺点和失误,党内外对你也不是没有意见。但是,让你下台的方式很不正常,反而使党内外,以至国外,对你的同情和支持更高了。我认为1987年你下台,最大的损失不是你胡耀邦本人,而是损害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树立起来的党的形象,党并不如领导人再三表示的,在“文革”之后,党的生活,特别是领导层的政治生活已经正常了,倒是使党内外沉重地看到,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阴影似乎又重现了。耀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心境一直是振奋的。多次谈到1958年毛主席提出的党内那种良好的政治局面,终于可以实现了。他谈得多么真诚、多么深信不疑。可是严酷的历史,再次教训了他。正如杨西光同志说的,耀邦太天真了。

    交谈中,我深为耀邦的心境担忧。他这个人是把全部生命都奉献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他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福利。他看到的问题,特别是关系群众疾苦的事,不让他表示态度,无动于衷,是绝对不可能的。他是一个有感即发的人,如今他却有感不能说,有话不便说,闷在心里。这对于耀邦,再也没有什么让他更难受的了。我看到他的神情之忧,知道他的心境之苦,又无言以对。只好劝他放宽些,保重身体。过去再忙,也不放松读书,今后可以更安静地读书了。我以前给他送过他喜欢看的书,以后会继续给他送去。耀邦笑着点点头。也许是长途旅行归来,神情显得有些困乏。在告辞之前,我忽然想起,同耀邦照了一张像。万万想不到这竟是一张“绝照”,是我同耀邦的最后一张照片,距耀邦逝世仅28天。

    1989年4月15日,耀邦去世。据说是由于心脏血管破裂致死,真可谓是心碎了。耀邦逝世前四天,我去医院探望。李昭同志悄悄告诉我,耀邦刚睡着了。我没有进病房见他一面,真是又后悔,又悲痛。继罗瑞卿同志去世之后,我又失去了一位相知很深,从心里感到极其亲近,最为敬爱的良师、益友。耀邦不是完人,但却实实在在是一位好人,一个极其真实、极其善良、心地透亮、大公无私的人。他没有死,他活在我的心里。

    后来知道耀邦的墓修建在共青城,这可能不是耀邦生前所交待的,但应该是耀邦所能同意的。我认为这是最佳的安排。

    (作者系罗瑞卿秘书,原中国法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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