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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来兮，我们的外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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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2/18 出处： |
一。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 -- 徐树铮将军兵临库仑
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有一次鲜为人知的军事行动，那就是北洋军阀政府的出兵外蒙和西伯利亚。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苏俄一片混乱，十月革命后，红军节节胜利，俄罗斯远东领土落入无政府状态，原来由俄国支持的外蒙古独立势力也顿失重心。中国北洋政府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一方面派遣徐树铮将军出兵西北，伺机收复外蒙古，一方面于1918年决定出兵俄国西伯利亚，参加联合干涉军，屏护三江，并进一步设法收复东北失地。
说起来，那时的中国，虽然积贫积弱，内战不休，但是面对国家大义，依然不乏一腔热血的爱国志士。
徐树铮，江苏萧县人。秀才出身。北洋军阀皖系名将，文武双全，1905年被保送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任段祺瑞部第六镇军事参议及第一军总参谋。是段琪瑞的得力助手。此人风流自赏，豪气干云，曾赋诗曰：““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张学良对其敬佩有加，称为“上马杀贼，下马露布”。
徐颇有政治头脑，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党素来具有亲近之情。他和北洋老将徐世昌并称“两徐”，徐世昌被称为老徐，而徐树铮被称为小徐。袁世凯称帝时，他力劝段抵制，一度被袁免职。1917年他主导策动了张勋赶走黎元洪，事后又讨平张勋的军事行动，任陆军部次长。积极主张武力统一全国。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外蒙古在沙俄的威逼利诱和卖国王公的唆使下，宣布独立，脱离祖国。孙中山、徐树铮等对此都表示强烈的愤怒，报界称为“当时中国唯一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复外蒙失土的两个爱国者”。但是当时中国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边疆，所以除了抗议之外只能坐视。到十月革命前夕中国在外蒙的主权几乎丧失殆尽，外蒙已沦为沙俄的殖民地！
十月革命造成的混乱把外蒙古送回到了中国面前。
但是，如何在不刺激列强的前提下，依靠有限的力量夺回这片领土呢？这就是北洋政府考虑的一个重要题目。实际上，从一战爆发，中国政府就在考虑利用俄国在远东力量的削弱收复外蒙，具体的执行者，就是徐树铮将军。当时，中国宣布参加一战。徐毛遂自荐，编练中国参战军，驻屯西北，他认为，收复外蒙只是个时机的问题，因此名义上准备投入对德作战，实际上随时准备出兵库仑（乌兰巴托）。
1919年，德国战败，中国政府将参战军改为西北边防军。1919年2月，徐树铮派出一个旅的兵力，在大青山北进行军事演习，并从西北边防军中选拔精锐积极备战，他本人在多伦建立前进指挥所。在中国方面的军事压力之下，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王公贵族失去了靠山，被迫遣使多伦，表示愿意回归中华祖国。
折布尊丹巴，蒙古活佛，被称为蒙古国的开创者，实际上大权从一开始就掌握在苏联顾问和苏联建立的“蒙古革命党”手中。他沉于酒色，追求享乐，对国家，民族等概念全无原则，后冯玉祥过库仑曾经准备和他会晤，却发现他身染性病，闭门不出，大权旁落，所有的事务一律交给苏俄人员处理，上演塞北版的“此间乐，不思蜀”。思想蒙古民族的历史，对此人只有浩叹。他表示“愿意回归中华祖国”，只不过是缓兵之计，根本没有诚意，实际意图首鼠两端，以为得利。因此，北京政府派都护使陈毅总督 -- 可不是后来的陈毅元帅 -- 到库仑与外蒙王公谈判，经过艰苦努力达成的《改善蒙古未来地位六十三条》，（这个艰苦谈判的成果，给了外蒙相当优越的民族自治地位）却遭到外蒙“议会”的否决。
1919年10月，徐树铮率领中国东北边防军第一师，计步兵二旅，骑兵一团，挥师出塞，向库伦进发，拉开了中国军队收复外蒙的战幕。
徐树铮是典型的中国谋略型将领，外蒙古地域辽阔，中国军队实际上兵力不足，且军械皆来自国外贷款，徐定谋于“柔不可守”，“弱者示以强”，虚张声势，效仿孔明增灶，一路上旌旗招展、大肆张扬，自谓作左宗棠收复新疆之第二，直取库仑。
库仑当局和战不定，加上中国军队为西北参战军精选的劲旅，因此在路上，蒙古哨卡对这支军队基本不敢抵抗，对于异动者，徐轻袍缓带，于门哥托草原摆下鸿门宴，杀一儆百，从而造成了当地蒙古高层人士的臣服。唯一敢于和中国军队交战的是原俄国顾问变成的白俄股匪，但是他们只是劫掠物资，并无政治目的，因此无法阻挡中国军队的前进。中国骑兵曾经和俄军交手，对所谓哥萨克骑兵的骑术也并不恭维，他们唯一比中国军队厉害的地方是下坡的时候敢于双手放开，依靠双脚控马，依然能够持枪还击。而中国军队只有上坡的时候敢做这个动作。一路上徐树铮记录日记，对在外蒙古看到长城非常诧异，怀疑是秦代长城的余脉。并认为应该为外蒙古修建公路，加强中华文化教育。（参见中华书局《徐铁珊公日记》）但他主要的精力还是在军事上，他认为外蒙威胁西伯利亚交通，如苏俄稍有缓遐，必进占我边疆领土，便占领库仑，不得全功，因此随即命令高在田团等部队离开主力，攻取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因为中国军队进展迅速，俄国方面内乱重重，猝不及防，因此未及做出反应，只能坐视中国军队占领外蒙各要点。
徐树铮自帅主力一旅兵临库伦。1919年11月，徐树铮将军的部队开进了乌兰巴托，外蒙王公俯首称臣。
局势初定，徐树铮毫不手软，随即命令陈毅返回内地，否定《六十三条》（陈毅为此后半生牢骚满腹，认为徐夺其功），把外蒙古伪政权的“内阁总理”巴德玛.多尔济“请”到了自己的司令部，对哲布尊丹巴加以软禁。在威风凛凛的中国军队面前，外蒙古伪政权的高官们顿时没了威风。
1919年11月17日，历史永远记住这一天，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回到中华民国怀抱！蒙古全境重归祖国，尤其是唐努乌梁海，早已被沙俄侵占，也在这时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中国的版图在辛亥革命后达到最大的顶点！徐同时向当时的总理段琪瑞和南方革命政府孙中山先生发电述职，孙中山先生收到来电后异常喜悦，不顾国民党内某些人的反对回电庆贺他的大功。
中国政府随即开始在外蒙古开始实施如引种蔬菜、修建公路、开办银行、创刊日报、加强中华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有益于当地的事业。尽管有五四运动归还青岛的阴影，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的回归祖国，应是当年中国最可庆祝的大事。
二。白山黑水铁甲雄师 -- 中国海陆军出兵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方面，北洋政府在24日发表出兵西伯利亚宣言。
中国决定派遣海陆军两路挺进西伯利亚，陆军第九师先遣部队官兵661人，在团长宋焕章带领下，18日从北京出发，24日，营长苏炳文带官兵667人搭乘海军军舰开往海参崴。至10月26日，先后共有6批2000多名官兵，乘火车经哈尔滨赴海参崴，参加对苏俄干涉。
陆军宋焕章支队分驻于海参崴、伯力，庙街等地，保护当地华侨，维护社会秩序，并清剿白俄溃军变成的土匪，中国驻西伯利亚军的司令部设在海参葳。
注：海参葳，原来是中国的领土，当地中国人称为“银窝子，金葳子”，以言其富庶，19世纪末被沙俄吞并。
北洋陆军进驻西伯利亚的同时，中国海军海容号巡洋舰也到达海参葳。海军部队由林建章（颂庄）海军代将率领海容号巡洋舰及其附属部队组成，也开往海参葳。林建章海军代将（相当准将），节制全局。
中国军队在西伯利亚的作用，接近于现在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只不过那时候国际社会的安全体系还没有那样健全罢了。
当时舆论对各国军队的评价是：
军纪最差的：日军
供应最好的：美军
军容最整者：华军
战绩最好者：华军
前两项不难理解，后两项就有缘由了。
这是因为宋焕章的部队出身非常奇特。宋支队由第9师33团配属炮兵两连、骑兵机枪各一连组成，由33团长宋焕章任支队长。中国陆军第9师的前身是袁世凯委托蒋百里组建的第二期陆军模范团，在中国军队中装备最好，部队人员素质也最高，在当时世界上也可算是一流的精兵。
这支部队的诞生，要追溯到徐树铮和蒋百里将军的恩怨了。蒋百里就是后来抗战持久战的提出者蒋方震将军。
蒋和徐两个人都是国家栋梁，而且都风度翩翩，才华横溢，可惜不能相容。这是因为蒋百里和段琪瑞有宿仇，蒋在日本陆校第三期独占鳌头，从三百多名日本毕业生手中夺去日本天皇赐剑，日人引为奇耻大辱 -- 其实就算没有蒋百里，日本人也拿不了第一，第二名是中国另一名将：蔡锷 -- 因此回国的时候极受重视。恰好此时，袁世凯对段开始跋扈作势不满，新归国的蒋百里意气风发，锐意革新，袁就按照蒋的意见办模范团，依次为基础改革北洋陆军。并借故罢免了段陆军部长的职务，大有用蒋代之的准备，那是段一生最为凄惶的时刻。
段徐一体，皖系上台后对蒋百里极为压制，使蒋准备通过模范团中心开花建设新式国防军的努力付诸东流。但是，模范团却保留了下来，确实精锐，后来扩编为第9师。
中国难得有派兵出国露脸的机会，故段政府派了这支仪仗队式的部队出国，军容整齐哪有奇怪。至于战绩，苏俄忙于内战，不想和干涉军发生冲突，在远东只有游击队进行牵制。俄人素恨日人，常有零散日军小分队遭红党游击队消灭之事。红党和华军关系却不错，从无冲突，最多也是朝天放枪应付一下。所以华军基本上没什么战斗损失，是以“战绩最好”。实际上，华军和苏俄红军相处可以说得上融洽，双方人员还常互相来往坐坐。
可是，后续的接应却久久不到，徐树铮将军奉命率军离开外蒙返回。一年后宋支队也只好后撤回国，虽然保障三江主权的基本目标达到，规复北方失地却无从谈起，留下的只有海军部队。林建章将军很奇怪，为什么后续部队迟迟不来呢？
原来，中国又闹内乱了。
三。板荡识忠臣 冰窖冻倭寇 -- 江防舰队与庙街事件
1920年6月，直系发表为驱除徐氏、解散安福系而致边防军西北军书，其中有这样的话：徐氏"乃野心权利者，利用愚民政策，采取军阀主义，拥我数十万朔方健儿，以为同室.戈之用。不以防边，而以防内。"
真不明白收复外蒙属于同室戈，而直系和皖系之争倒不算？！在国内政治压力下，总统徐世昌不得不将徐树铮免职下野，但直皖战争还是未能避免，结果段氏皖系大败；7月9日，段琪瑞下台，徐树铮遭通缉，逃入外国使馆。此时中国陷入军阀政客们的新一轮权力角逐，民族大局在他们个人和派系利益面前，变得微乎其微。
徐树铮部离开后不久，他留在库仑的一个旅（实为一个团）被俄国准军事部队击溃，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很快又落入他人之手。虽然张作霖派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击败巴尔扎布，维护了内蒙古东部各旗的主权，井岳秀轻骑草原，稳定内蒙古西部各王公，但外蒙终于在1949年正式独立。苏俄更赤裸裸地将唐努乌梁海吞并。
徐将军的一番功业，只是短暂的辉煌。
外蒙一路在胜利之后走向黯淡，西伯利亚方面却还远远没有到收尾。
林建章的部队着急，其实，比他们更着急的是中国海军奉命增援的陈世英，他的舰队应该乘热打铁很快赶去和林舰队会合，却迟迟不能开动。
1919年夏，虽然西伯利亚红军依然只有游击队，白俄参军已经自料不敌，大部从海上向南方撤逃。苏维埃政权即将建立确凿无疑。海容舰携载大部分官兵离开海参葳，和其他主要干涉国一起撤军。只有日军乘机在这里驻留了下来。
这个时候，陈世英的接应舰队还在如热锅蚂蚁一样研究怎样组成和北上呢。他的旗舰是原来属于长江舰队的江享号海防炮舰，其任务是建立一支中国政府的北方水上力量 -- 江防舰队，永久性驻扎黑龙江上。
这时，江防舰队的北上实际关系到了中国北部领土的完整，因为日本正对那里虎视眈眈，他们不但不肯撤兵，反而增兵。略谓：“日本处境，与美国不同。就俄国过激派现势观察，实足危及日本安全，故日政府决定增派五千补充队，驻防西伯利亚东端”
甚至日本二次宣言，谓：“西伯利亚的政局，影响波及满洲、朝鲜，危及日本侨民，所以不便撤兵。”已视满洲为朝鲜第二了！“必待满洲、朝鲜，脱除危险，日侨生命财产，可得安全，并由俄政府担保交通自由，方好撤回西伯利亚屯兵。”
中国政府在内乱之中，自知无力收复江北丧失领土，但依然针锋相对，决议克服困难，坚决派遣舰队北上。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严正抗议日本：“贵国关于西伯利亚撤退之时机，有满洲、朝鲜并称之名词，查朝鲜系与日合邦者，本国不应过问，而满洲系东三省，系吾国行省之一部，岂容有此连续之记载？实属蔑视吾国主权，特此抗议！”北京方面决定，由海军部派出王崇文为吉黑江防筹办处处长，并饬海军总司令，命令陈世英指挥调驶利绥、利捷、江亨、靖安等舰，由沪北往松、黑二江驻防。
至此，中国海军各舰统称辽吉黑江防舰队，生火待发，再次北上西伯利亚。
江防舰队包括旗舰江享号海防炮舰，浅水炮舰利捷，利绥，以及靖安号运输舰，因为利捷等舰为浅水炮舰，不耐航海，故此由该舰拖带行驶，前往北方。除了江享号外，其他各舰都是原来德国海军在华舰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参战后被中国海军缴获，这也是中国海军历史上第一次的战利舰艇。
1920年3月，排除了日俄的阻碍，陈世英的舰队进驻庙街，就在这时，苏联红军也来到了这里。
那时候的红军也是挺简陋的，没有后来那样气派。这一段历史的记述有些令人啼笑皆非，比如当时的报告中记载：“越数日，有红军自北边来，皆骑四不象兽。。”晕啊，红军都是姜子牙么？！ 这可不是野史，是陈世英给政府正式报告里的原话。红军的到来，使试图长期占领西伯利亚的日军极为恼怒，和红军的武装冲突不断爆发。
后来萨考证，这个记载应该是对的，记述80年代初鄂伦春猎人生活的书说明（作者与猎人一起生活了一年多），当地鄂伦春人就用麋鹿做交通工具，运货、载人兼生产鹿茸。麋鹿就是古书里传说的四不象。 冰天雪地里麋鹿应该比马更实用。不过四不象这玩意儿，萨还是不能想象，一来这东西是国家特级保护动物，二来这东西就算能骑吧，苏联人可都是大个儿。。。
1920年8月，某一日，庙街（俄国名称尼古拉耶夫斯克，简称尼港）当地居民与日侨发生殴斗，日俄“尼港事件”爆发，苏联红军和日干涉军发生激战。苏军作战勇敢，很快将日军封锁在据点之中，但红军的确武器低劣，围困了日军据守的领事馆和邮电局，却无法攻进去，于是，红军一名政委亲自找陈世英，登舰访问，要求借炮轰击日军。
陈世英为著名爱国将领，就是后来的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抗战中江阴海空大战的司令官。他当即同意借炮给红军，把江享舰侧部的4.7公厘大炮和格林炮借出，同时将另一侧的火炮藏过，以免泄密。
苏军得到重型武器，当即猛攻，日军全军崩溃，击毙被俘者数百人。日军领事馆中弹起火，邮电局炮毁，苏军一举控制尼港。
当时的中国海军都是闽系，北洋舰队的直接后人，因此切齿甲午之仇。陈世英对日人恨之入骨，在日本领事馆被攻破后，有逃来的日本兵，陈下令将他们缴械，丢进冰窖里活活冻死。有人说这陈世英脑子有毛病啊，处置鬼子的招儿多得很，为什么要用这么不保险的办法？！主要是不明白干吗不直接毙了他，冻死，得多长时间啊，夜长梦多。敢情说话的是南方人，不知道东北的冰窖怎么个冷法，抓耗子都用铁锹沾舌头就行的地方。日本兵看来体格不错，扛冻 -- 不过也扛不了这种冻法吧，估计有一个钟头就成冰棍了。
但日军毕竟兵力雄厚，增援部队赶来后将红军击败。
糟糕的是被中国军队冻死的日军有人在冻毙前留下文字，被日军后续部队发现，中日顿起冲突，陈一方面抵死不承认，一方面在黑龙江生火亮械，和日军舰队炮口对峙，毫不示弱。日军见中国舰队准备充分，不敢贸然动手，转而采用围困手段，封锁江口，隔断陈将军的舰队达半年之久。陈部粮弹断绝，所属都是南方人，在北方海区生活极为不便，但是为国家计，皆冒死坚持，严阵以待，每日在甲板擦洗炮弹，以不示弱，当地华侨也想方设法接济祖国军队。日军终不敢动手，无可奈何。
日本人一贯是欺软怕硬的 -- 您明白九一八为什么错了吧？
这时，北洋政府正疲于国内军阀混战，而欧美各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也无余力他顾。中国方面只能设法通过法律手段解决这一争端。中国海军后来的名将沈鸿烈和外交家王鸿年奉命北上，和日军谈判，沈是留学日本的东洋通，王则以巧于外交应对闻名，王鸿年到达庙街后，先做好当地居民的工作，于是在会审中，各方提供的证词，都有利于我，日方代表理屈词穷。经过激烈的辩论和谈判，最后，日本方面同意因查无实据，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但提出罢免陈将军永不录用的条件，以此解决了这起争端。（实际上陈改用字季良继续在海军中服务。）
自此，中国军舰进入黑龙江内河，开始执行对北方界河的巡逻和保卫任务。从此，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开始出现了蒸汽铁甲的中国海军舰艇。
北洋政府出兵外蒙古和西伯利亚，不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军事行动，但是在二十世纪初期，极贫积弱的中国确是为保卫国家主权，维护国际地位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他们的功绩和历史地位，是应该被后人所纪念的。
四.国共合作与外蒙之回归
我中华古国自始皇帝消灭六国，开疆拓土，建立秦帝国始，历经两千余年，终于形成了一个北起飞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和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及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拥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辽阔国土的空前统一的国家。然而，近一百余年来，特别是自一八四零年起，由于内忧外患，中国又失去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仰视一七七五年的中国地图，让人感慨万千。在那失去控制的数百万平方公里国土中，外蒙因其地域之辽阔，渊源之悠久，位置之重要，物产之丰富让国人心痛不已。
外蒙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土地，蒙古族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之一。上溯到秦汉时代，自北匈奴被远驱欧洲，南匈奴降汉以来，阿尔泰山以东，贝加尔湖以南，额尔古纳河以西的大片地区就已经是中国的土地了。那时，还没有蒙古这一民族。宽厚善良的中国人民允许各种不同的游牧民族在那里繁衍生存。先后有高车，鲜卑，柔然，突厥等民族活跃在那里。到了唐代，开始在那里置府设州，实行有效的直接管理。宋代时，作为北方游牧民族一支，发祥于我国东北境内的蒙古族才兴盛起来。清初把蒙古分为三部分，包括漠南，漠北和漠西蒙古，其中漠南蒙古称为内蒙古，漠西和漠北为外蒙古，外蒙有较大的自主权，这就为以后外蒙“独立”留下了隐患。外蒙地大物博，人口稀少，发展潜力巨大。其土地面积为157万平方公里，略小于新疆。由于外蒙的沙漠比新疆少，适合人居住的面积比新疆还大，比国内其它省市自治区更是大得多；而其人口现约250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足2人。蒙古有很多具有原始风貌的森林，草原和戈壁景观，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其中森林面积和草场面积都有10多万平方公里，煤铁和石油资源也很丰富。
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的打击和掠夺之下，中华民族的一统江山开始遭到破坏，祖先留下的神圣领土开始惨遭瓜分和蚕食。一九一一年，武昌首义获得成功，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以摆脱清政府的统治。外蒙同其它各省一样，在上层王公的带领下宣布独立。当武昌起义后宣布独立的各省开始为重新统一，建立中华民国开展各种政治活动之时，外蒙脱离了这一进程，在沙俄的支持和保护下开始独立建国。以后的民国政府，不论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作霖以及后来的蒋介石都为外蒙留在中国的版图之内进行了不懈的抗争和努力，然而由于民国国力的微弱，加之内忧外患，外蒙与祖国几经反复却又愈行愈远。这中间苏俄政府对外蒙的离去起了至关重要之作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英美为了及早结束二战，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不惜出卖中国利益。蒋介石面对英美苏的重压，在万般无奈之中，于1946年1月5日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此条约中正式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以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1949年10月16日，中国大陆政府与蒙古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意味著国共两党都先后承认了外蒙的独立。
外蒙的离去对亿万中国人来说是一场梦魇，是一抹挥之不去的阴影；对国家来说意味着失去国土，资源，人民，战略要地以及无价的国家尊严；还意味着绵延数千年的中华历史和文化的撕裂。在五十年代中苏两国关系的蜜月期，因中蒙苏同属一个阵营，这种痛楚尚不明显；然而自六十年代始，一直至八十年代，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国饱尝外蒙离去的痛苦。当时苏联在外蒙陈兵百万。因为自中蒙边境至北京的直线距离仅一千余里，而且从边境至张家口一带几乎是一马平川，也就是机械化部队一天的路程。北京除了张家口这一天然屏障外，也就只有八达岭关沟一带可以防守了，这给北京的安全带来空前的危机。事实上，抗战后期，苏蒙联军确实打到了张北一带。虽然东北一线，苏军也曾大兵压境，并发生过珍宝岛事件，但对中国真正的威胁却是外蒙一线。为此，中国政府不惜重金在北京以北，特别是燕山山脉修筑了大量人防工事，当时号称地下长城。所以说，外蒙的离去给中国带来的损失是难以计算的。
鉴于外蒙之独立，系我国在特殊情况下被迫接受之事实，加之在国共内战时期苏俄政府曾援助共产党，违背了1946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政府于民国四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由立法院通过废除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因该条约所产生的外蒙独立问题业已不复存在，这就是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版图上还包括外蒙古的法律依据。
斗转星移，日月入梭，60个春秋业已逝去，然而6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仅仅是短短的瞬间。时至今日，外蒙的祖国不论大陆还是港澳台，均是一片繁荣景象，然而外蒙由于单一的经济模式，人才的缺乏，特殊的气候地理条件，特别是前苏联的解体，使得外蒙的经济久久不能起飞。近日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代表国民党56年来首访大陆，为两岸和平统一带来灿烂之前景。然而与台湾相比，外蒙的回归更具复杂性。首先，在法统上，台海双方都认可对方是自己坚称的中国的一部分，台独分子虽然猖狂，但至今仍无胆量修改此法；而外蒙作为“国家”，现在仍被包括大陆在内之100余个国家承认。余以为，要想让外蒙重新回到祖国怀抱，非两岸合作不可。台湾在法律上虽然拥有外蒙，但实际控制区域太小，政经军事实力有限，又不具备地缘优势；大陆政经军事实力突出，又具备地缘优势，但法理不足，毕竟承认过它的独立，还在外蒙建有大使馆。也就是说台湾缺力，大陆缺理。也就是说，要想解决外蒙问题，两岸合作是唯一途径。既然两岸谈判，包括国号在内的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这一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一旦两岸组成了新的统一体，不论叫什么国号，都是对前朝的某种否定，对于前朝所订的条约，可以承认，也可不认;有利就认，不利就不认。
地者，国之本也。那片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是我们先人们的宝贵遗产，它曾是汉代名将霍去病封狼居胥山，禅姑衍山，登临翰海之所在；是汉代名臣苏武北海放羊之牧场；是早已融合进汉族大家庭的古代北方少数民族高车，鲜卑，柔然，契丹，图厥等的繁衍生息之家园；也是抗日名将115师师长林育蓉长眠之地。归来兮，我们的外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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