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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和韩国很早就看不起汉人了
    时间:2006/02/18 出处:
    作者:钱塘阿彬

    日本、朝鲜和中国,渐渐从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认,象征着“东方”看似同一文明内部的巨大分裂。
      日本的安永九年,中国的乾隆四十四年(1779),四月的最后一天,海上漂来一艘商船,船上是七十八个筋疲力尽的中国人。那个时候,日本正是锁国时期,通常外来的船只能在指定的长崎停泊,可是这一只大船,显然是遇到风浪,无奈之下漂到了这里。从留下来的日本文件中知道,这艘船名为元顺号,船主叫沈敬瞻,是姑苏人,四十二岁,副船主叫方西园,是新安人,四十五岁。很久没有见到外人的日本当地人,对这些落难船员还算宽容,虽然按规定不能让外国人四处乱走,但毕竟还是划出了一片地方,让他们在海边自由行动。不过,日久生厌的水手们在海滩拾虾、吹拉弹唱,到处闲逛,一直到了官厅前面,“横行于厅前而傲然不敬,吏卒呵而不退”,日本役人多少有些不悦,便要求船主沈敬瞻严加管束,一个叫做儿玉的役员甚至斥责“尔等不察,屡犯我禁厉,乱我清规,不独不从我令,又随对悍我吏人,何其无礼也”,口气很严厉。当时日本人,已经有一些歧视中国人了。
      原因很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满清入主中国,让日本人觉得野蛮在中国已经战胜了文明,尤其是满清的中国人,都脱下了原来的汉族衣服,剃掉了受之父母的头发,编上了蛮人的辫子,这一点就让日本人觉得很鄙夷。仿佛老话说的“哪壶不开提哪壶”,他们明明知道中国汉族人对这种服色改易也很在意,他们偏偏就要在衣服上面做文章,挑开已经渐渐平复的旧时伤疤。现在还留下不少当年日本人好奇的绘画,绘画中的清国人都是“辫发胡服”,与史书记载中的华夏衣冠和他们想象中的中华人物,已经有了很大差异,于是,他们特别仔细地询问,并且用画笔把他们的形象画下来,不仅是猎奇,也借了这种外观的描述,表达一种文化上的轻蔑。一个叫做伊东龟年的人,就对清国船员们的髡头辫发和上衣下裳很不以为然,原因很简单,因为日本读书人虽然对历史上的中华文化有钦慕之意,但是对现实清国的存在却相当蔑视。据学者说,清朝的出现,唤起了日本人对当年元寇的回忆,所以打心眼里对满清有一种敌意,因此在记载了服色之后,他不忘记添上一句:“大清太祖皇帝自鞑靼统一华夏,帝中国而制胡服,盖是矣。”他们说,中国已经荣光失尽,因为满族人的入主中原,所以“今也,先王礼文冠裳之风悉就扫荡,辫发腥膻之俗已极沦溺。则彼土之风俗尚实之不可问也”。
      日本人的逻辑很有趣,一方面他们觉得中国衣冠已经成了野蛮胡服,满心地瞧不起,一方面要证明自己衣冠是文明传统,却又还得证明自己穿的是正宗中华汉服。因为只有证明自己古代衣冠源自上古中华正宗,才能证明文明在日本而不在中国。所以,他们不断在漂流人那里寻找自我证明。一个叫做关龄修的日本人,便拿了日本保存的深衣幅巾及东坡巾,告诉中国人说,这是“我邦上古深衣之式,一以礼经为正。近世以来,或从司马温公、朱文公之说,乃是此物”。而且故意问中国人说,你们那里一定也有这样的衣服吧?中国船员仔细看过后,只好尴尬地承认,这是“大明朝秀才之服式。今清朝衣冠俱以改制。前朝服式,既不敢留藏,是以我等见于演戏列朝服饰耳”。
      不仅是服色,在日本人看来,音乐也一样有正、闰之分。他们追问中国船员,你们听过朝廷的乐曲吗?好面子的船员回答说,“细乐即唐时乐曲,但孔子祭即古乐”。但是,日本人根本不相信,他们觉得,既然中国现在被满清统治,而满清就是蛮夷,蛮夷奉行的文化,就一定不再是正宗的汉文化,音乐也一定是胡人乐曲。所以本田四明就追问,清朝的庙堂音乐究竟与古先王之乐有什么差异?尽管汉族船员一直坚持说“此刻祭祀与文王一般”,并引朱熹作证,说朱熹是宋朝大儒,四书的注释都是他写的,清国是尊朱熹的,所以朝廷的乐曲也一定是文王之乐。但是,这个叫本田四明的日本人却反唇相讥地说:“不待足下之教。四书集注,不佞初读之,疑礼学非孔子之意。已而广涉诸家,未尝知有谓古之乐犹存焉者矣。盖贵邦今上,由贲(坟)典以新制清乐邪?”尽管中国船员仍然坚持“今清亦读孔孟之书,达周公之礼,新制未之有也”,但是,本田四明还是直截了当地说:“贵帮之俗,剃头发,衣冠异古,此何得谓周公之礼?而新制未有之。足下之言,似有径庭,如何?”
      在这种“义正辞严”的话面前,中国船员只好以退为进,勉强遮掩应答说:“仆粗以见识,自幼出外为商,其诗书礼乐无识矣,恕罪恕罪。”
      不止是在衣服上,也不止是在音乐上,日本人对清帝国的敌意和鄙夷,在一些看似不经意的传闻和消息中,不断地流露出来。
      就像小孩子以侮辱对方长辈.当作战胜的象征一样,日本人也想象出了一些很伤人的话题刺激漂来的中国人。一个叫野田希一的人,在与得泰船的刘圣孚聊天时,就明知故问:“贵邦太祖出何州?”以为可以蒙混的刘圣孚,便半遮半掩地回答:“出于江南。”但深知内情的野田立即戳穿,说:“吾闻贵邦太祖,起于长白山下,不知此山在江南何州?”这活很厉害,如果皇帝不是出自传统的华夏地区,而是出自关外,那么,怎么可以说清国延续中华文化血脉?刘圣孚—时不知如何回答,所以,在一旁的船主杨启堂便只好给刘圣孚解围,说:“先生博识,于吾邦书无不通。而今刻问及,故圣早言然耳。此故在他人秘之,独与我公说何妨。中夏为外狄驱逐,故去发四边,亦自天运循环之道。”谁知道,“天运循环之道”这种已经退让三舍的话,也招来野田的一通教讥“天运循环,盛则衰,衰则盛,天下盛久矣,焉知无如皇觉寺僧出而长四边之发哉?”
      接下来野田又说出一个更惊人的传闻“我邦越前人,前年漂到**奴儿干地方,观门户神画源判官义经像云云,世或称贵邦太祖为源判官后,不知贵邦有传之者乎?”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德川曾自称“源氏”,是新田义贞的子孙,新田氏是清和源氏的—支,而清和源氏是九世纪中叶清和天皇之子,如果清太租是源氏之后,那么算起来,清代皇帝应当是日本贵族的分支后裔。
      对这种不可证实的传闻,日本人相当得意。因为,在日本人的心门中,汉唐中华已经消失,中国与四夷的位置已经颠倒。他们虽然承认中国是大国,日本是小国,但是当面对汉族中国人的时候,又专门强调“有土之德,不国之大小,众叛则地削,桀纣是也,民和则天下一,汤武是也。敝国...一姓连绵,生民仰之,可不谓至治哉?此聊敝同之荣也”。
      中国船员不断东去,经海路到日本做生意的时候,很多朝鲜文人从陆路来华,他们经沈阳,入山海关,到北京来朝觐。一团团的使者中,不乏观察敏锐的文化人,他们留下的旅行记,记录了当时朝鲜人对中国的观感。尽管明朝覆亡已经百年以上,朝鲜人仍然对明帝国很依恋,在满清巨大压力的无奈之下,他们对朝觐胡人皇帝充满了怨气。私下里,他们把清帝国叫做“夷虏”,把清皇帝叫做“胡皇”。就在乾隆年间,一个叫做金钟厚的人,就给曾经出使清帝国的朋友洪大容写信,说明朝以后已经没有“中华”了。在他们心目中,中华原本是文明的意思,如果中华文明并不在清国,那么,我“宁甘为东夷之贱,而不愿为彼之贵也”。
      这个时候的朝鲜人,根本就不把清帝国当作“中华”了。所以,他们对汉族中国人那么容易就归顺了满清,感到很不理解。乾隆年间,出使北京的一个使者洪大容坦率地告诉两个打听朝鲜历史的中国人严诚和潘庭筠说:“我国于前明实有再造直恩,兄辈曾知之否?”当不明历史的两人再问时,他说:“万历年间,倭贼大入东国,八道糜烂,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费天下之财,七年然后定,到今二百年,生民之乐利皆神皇之赐也。且末年流贼之变,未必不如此,故我国以为由我而亡,没世哀慕,至于今不已。”这种在清帝国治下的人看来是狂悖的话,在朝鲜使者嘴中说出,让两个汉族文人默默无言。
      朝鲜人从心底里觉得,他们到清帝国来,不是来朝觐天子,而只是到燕都来出差罢了。所以,清代使者们的旅行记,名称大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
      那个时候,朝鲜人对于自己仍然坚持书写明朝的年号,穿着明朝衣冠,特别感到自豪,也对清帝国的汉族人改易服色,顺从了蛮夷衣冠相当蔑视。“大抵元氏虽入帝中国,天下犹未剃发,今则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先王法服,今尽为戏子军玩笑之具、随意改易,皇明古制日远而日亡,将不得复见”。
      其实,最初汉族中国人对于这种顺从或者说得彻底一些的“投降”,也一样感到屈辱。顺治十三年(1656),一个朝鲜使团到山海关,路上看到“市肆行人见使行服着,有感于汉朝衣冠,至有垂泪者”,在北京正式朝见后,也发觉“华人见东方衣冠,无不含泪,其情甚戚,相对惨怜”。但是到了清代中叶,时间流逝,这种屈辱感觉已经很淡了,满族的服装穿得也习惯了,辫发也都成了家常便饭,所以乍一看到朝鲜使节穿的明代衣冠,反倒有些好奇。可是,朝鲜人却觉得,他们穿着汉族的明朝衣冠,在心理上对满清帝国的汉族人就有—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好像的确如此,在他们面前,似乎很多汉族士人有一种自惭形秽,这使被迫朝贡的他们,在心理上很得到补偿。乾隆四十二年(1777),一个朝鲜使者就记载说,“每与渠辈(中国人)语,问其衣服之制,则汉人辄赧然有惭色”,为什么?因为“问我人服色,或云此是中华之制”。朝鲜人觉得,清帝国的风俗已经不再是“华夏”,因为本来是儒家发明并很自以为正宗的礼仪,在中国的保存却反不如朝鲜纯粹,而正统儒家礼仪的破坏,让他们有了一种不认同大清的心理。在看透了清帝国的这些风气之后,从一开始就视满清为蛮夷的朝鲜使者,就更存了对汉人的轻蔑之心。
      日本、朝鲜和中国,渐渐从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认”,渐渐的互不相认,象征着“东方”看似同一文明内部的巨大分裂。就在清帝国最兴盛的时代,朝鲜到中国来的使者们却看到了已经不再“中华”了的帝国风景,于是不再认同这个原来仰视的宗主国;而日本人在对中国漂流商贾的观察中.也表现出来一些微妙的、发自民族自尊的轻蔑和警惕。一个曾经到过北京、承德和沈阳的朝鲜使者说,这个帝国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蛮夷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向他们致敬?他不再去想“中华上国”的昔日风华;一个没有到过中国的日本文人也说,感谢台风,让元虏的舰艇和大军沉在海底,也感谢大海,让我们和蛮夷的清国离开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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