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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落后于日本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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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2/18 出处： |
千年来以中国为师并向中国上贡的日本，一百年前一跃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并公然在老师家庭院里惹事生非、杀人放火、胡作非为，个中原因耐人寻味，成为许多人不断探索研究的主题，一些人津津乐道于大和民族的精诚团结、勇于进取、善于学习和摹仿的民族性格，并认为这是日本国成功的主要原因，大家知道学习吸引摹仿外国是世界各民族共同的特点，中国近代一百多年来，从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开始，到社会、制度、文化的变革，无不是在不断吸收摹仿西方的方方面面，但依然还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所以用民族性格来进行解释未免显得苍白无力，至于那种族优越论更是不堪一击。千年前成为世界中心的唐朝，政治经济文化商业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首都（西安）和陪都（落阳）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波斯人、阿拉伯人、安南人、朝鲜人、日本人等纷至沓来，在这里学习、经商、甚至做官。相对于几百万年人类的进化史，曾经创造辉煌的中华民族在短短的千年间人种不会变异，曾经远远落后中国的大和民族也不可能在短短的千年间基因发生质的改变。所以朴老师不再从生理特长、民族性格上找原因，而从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和制度上究其根源，试论一二。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岛国、由四大岛（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组成，四面环海，多良港，所以航海自古以来就很发达。在西方海洋文明降临远东并主牢世界时，日本国的地理环境无疑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无疑于海洋文明相吻相合。在通信交通运输并不发达的十八世纪，从海洋上输入的新观念新思想新产品新技术在狭长的岛国就会很快传遍全国，形成全国性的反应，而幅员广阔的中国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在时间上就会出现较长的延迟，受到地理和运输条件的限制。
我们再打开地图，看看日本和英国所处的位置，就会发现日本跟英国一样，同样都是岛国，即与大陆分离，又不是太遥远，这样处于中华文化秩序圈边缘的日本在受到中华文明影响的同时，又有独立运作的空间。许多人认为日本学习唐代，经过大化改新，上至典章制度、下至风俗服饰，和中国唐代毫无二致，是一个缩小的古中国，事实上并不然。古代日本跟中国的制度截然相反，却跟英国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分封分权的封建社会，中国则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由天皇、将军、大名、武士构成的日本统治阶级，也就是天皇、幕府、藩之间相互妥协、协商、制衡、斗争成为日本历史的主旋律，
现代社会是资本主义运行的结果，封建社会离现代社会近，而中央集权制离现代社会远，只有在封建社会的土壤中才会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形成资本主义组织和运动。秦以后二千多年中央集权制的古中国已经无缘与资本主义相衔相接，更不可能自生出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运动与组织能够形成，都是基于一切由商业原则来主导国家和社会。日本国在明治维新前的几百年资本主义的主要因素已经具备，诸如货币的大量流通，信用制度的展开，特别是私人资本浸入到政治和公共事务中，并占有很大的比例，这是资本主义的鲜明特征，比如以酿酒起家的日本三井财系在中国的明朝末年就已开始，甚至早于英伦银行成立的日本“吴服店”于1680年展开银行业务，后来在明治维新时参加倒幕运动，放贷于帝国的新政府，与三菱、住友、安田同为“财阀”中的台柱。（商业意识最强，最会玩商业的山西人于1800年建立的票号钱庄在1800年才开始在中国各大城市建立分号，但对政治和公共事务的影响微乎其微），所以，明治维新是日本经济自身发展的要求，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而明治维新的本身仅仅是把一种政治体系按经济发展的要求套在了日本国土上。不言而喻，不同体制下的、几乎同时期的大清王朝的戊戌变法以失败而告终，是一种必然而非偶然的结局。
日本自1636年施行“锁国政策”，这个规定要求日本人不许航海外渡，在海外的日本人不许回国，违者判死刑，历经二百余年的日本锁国比清政府要严厉得多，长时期并没有与西方文明接触，却自生出资本主义诸多要素的日本，无疑应归功于封建和分权的制度，天皇、幕府和藩相互妥协协商让步和斗争，才使资本主义得已在古代日本生根发芽，最后以明治维新为催化剂开花结果。
日本古代制度与中国的不同还表现在：中国是文官制度，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进入政界，而日本是武官制度，不需要科举考试，将军大名武士一般是世袭。与中国的文官制度迥异的日本武士制度，当他们的老师（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利时，表现出的是极度震惊；当攘夷（驱除西方人）运动归于失败，当美国大炮轰开日本锁国的大门时； 这对被侵略反应敏锐激烈的、具有强烈自尊心的日本武士是难以忍受的，怀着对西方极度的仇恨，于是飞快地改变政策，迅速地学习西方。而中国的文官制度对外来侵略的反应就差强人意，表现出更多的是无动于衷，再加上中国多次遭受到游牧民族的侵略和统治，已经习以为常，所以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对日本人的反应更为强烈，而中国人却相对冷谈。在这种清朝文官制度下，中国人难以产生强烈仇恨西方的心理，也就无法产生强烈的学习并超越西方的动力。
这样，制度的不同导致了学习西方的努力程度和结果的不同，而非民族性格使然。
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实行全民抽税、地方政府作用甚微，商鞅变法其中之一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流动，这种变法一直影响了中国二千年多年，在这种情况下，大庄园地主难以形成，拥有几亩地、最多二十几亩地的星罗棋布、零零散散的小自耕农组成了中国古代低层阶构就难以形成一种势力与上层组织抗衡。除非在大面积的饥荒、统治阶级暴政情况下，导致农民生命权被剥夺，形成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无法产生制度上的变更，依然是旧制度的更替轮回。无论是英国奠定世界宪政的《大宪章》运动、产生君主立宪制的光荣革命，还是导致日本凭空一跃前进几百年的“大化改新”以及让日本走入世界强国的“明治维新”都是统治阶级内部谈判协商妥协斗争的结果，而非被统治阶级推翻统治阶级以暴易暴的结局。
中国五千历史进程中，唯一成功的变法是商鞅变法，这也是在秦国国王的支持下进行的，商鞅变法使本来不上台面，远离强国林立的中原的秦国走到了历史的前列，变得无比富强和强大，吞并六国，一统天下，改变了周王室的封建体制，废封建、设郡县，实行中央集权制。这里不去分析秦王朝的中央集权是否合理，也不管秦始皇把中国历史钟表的时针往前拔还是还后拔，只是想说明变法（现在用词是改革）的作用，也就是变法（改革）是推动历史、导致制度变更的动力，而非农民起义。日本不论明治维新前还是明治维新其间，都曾产生了数不胜数的农民起义，但像中国一样都没有影响体制的变更。现在又回过头来，看看王安石的变法，在大一统、以官僚为特征的中央集权制的宋代，王安石试图以资本管理社会的想法，无疑离现代社会近而离古代社会远，王安石完全可以坐在沙发上与美国经济学家、金融家聊天畅谈而没有任何思维上的障碍。这种脱离当时中国经济动行环境（私人货币和资本大面积地流通并参与政治公共事务的管理，支持企业发展的诸如银行保险等服务业全盘起活并不具备）必将和戊戌变法的结果一样是大败亏输。
综上所述，日本之所以在近代走到世界的前列，一是与地理环境相关，二是其古代与英国近似的体制，这些历史背景和地理因素使明治维新成为经济发展的需要，明治维新的成功成为必然，从此继大化改新后，日本国又在量变的基础上跳跃式地升空几百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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