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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型期国家安全：谍影憧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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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2/13 出处： |
“为了确定人民大会堂是否举行一场重要会晤，我们就记录停在人民大会堂前面的豪华轿车的数量。为了确定参加会晤的（中国）军方人员的级别，我们就数他们身穿制服的口袋数量……为了评估其它国家与北京相处的关系如何，我们就观察外国客人排队的变化情况。”
这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特工、中央情报局驻北京情报站首任站长李洁明（后任美国驻华大使）对自己在华工作的片断描述。而这套做法，也曾被当年的美国情报机构用来对付前苏联。
在过去一年里，中国“间谍威胁论”在欧洲和北美甚嚣尘上，中国人被指责为从事间谍活动、危害他国国家安全，但一个事实是：境外机关对中国的情报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甚至就在中国人身旁悄无声息地进行着。
记者曾听一些朋友讲述过几件国人亲身经历的可能与间谍相关的真实故事。
一位曾经是日本防卫厅官员的日本人告诉自己的中国朋友，日本原驻中国武官曾经以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而被中国驱逐出境，此人被中方驱逐时喊冤，认为是上了美国人的当。
一次，一名中国记者曾在北京大学采访一个比较大型的国际学术活动。中午就餐席间，这名记者认识了某国专程来华参加此次会议的某国中国问题专家。该记者发现，这位专家手中拿着一份在中国属“秘密”级别的中文复印资料，但资料名称在复印时已被隐去，由于这名记者曾经阅读过这份资料，所以一眼认出这份资料。但这个外国人究竟是如何获得这份资料的？他又是在哪里复印的？记者不得而知。
2000年，朝鲜领导人与韩国总统举行历史性峰会。就在峰会进行的时候，某国外交官一再邀请中国一名资深记者前往晤谈，表示会就朝韩峰会发表意见。但让中国这名记者不可理解的是，整个晤谈中，只有这名外交官在不停地打听，并且提出的问题都是敏感的。后来，中国记者坦率地对这名驻京外交官说：“今天原本是我来采访您的，现在倒成了您采访我了。”
上述案例中，跟中国记者打交道的外国人究竟是不是专门收集中国情报的间谍？资深人士对记者说，除了专门负责监控的中国国家安全人员外，这些一般不会为外人所知，而且多数情况下，即使是从事反间谍工作的专业人员也无法准确判断面对的人是不是间谍。西方有句名言：“最成功的间谍就是永远也不会被发现的间谍”。
针对上述问题，长期观察中国国家安全的资深人士对记者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人员来往急剧增多，使中国国家安全面临诸多新问题。总的来看，目前中国国家安全仍然是“内忧大于外患”。
美国老特工在中国设下的情报交接点30年后仍然有效
不久前，自称1949年以后第一个合法进入中国的美国中情局北京情报站首任站长李洁明，出版了一本长达400页的回忆录《中国通—亚洲历险、谍报、外交90年》（中情局曾接触其父，90年也包括其父的在华活动），侃侃而谈在中国展开的情报活动。
李洁明明确地说，1973年他到北京后设立的情报交接点，有的很不错，而且直到他1989年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时，这些交接点仍然有效。
李洁明透露，美国情报机构曾在中国西藏地区策划暴动，打劫中国军车，抢走绝密资料，而这些资料都是只有中国军级高官才有权力阅读的；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情报机构还曾向中国空降间谍，有的杳无音信，有的被抓获。冷战期间，美国情报机构在中国边境或周边地区长期进行情报活动。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成为美国情报机构获取中国情报的天堂，在港中资机构成为重要渗透对象，用高科技手段在中国周边截取信号情报更不在话下。
华盛顿对中国谍报活动是 “广泛、深入而有效的”，是美国政府内外情报界专家的普遍看法。事实上，自1952年美国国家安全局成立起，对华谍报就一直是该局的重点。对美国的窃听工作著述颇丰的情报历史学家杰弗瑞·里切尔森说：“美国可用于窃听中国通讯的手段很多，范围包括从潜艇之类的海底平台到地面上的各种天线系统，直到运行于太空中2.4万英里（3.86万公里）高的卫星。大体上说，这是个耗资数以十亿计的大项目，而中国就是其主要目标。”被它们用来截取中国通讯的窃听器中，简单的只是一枝玻璃纤维制的假树—一种被称为“棍子”的麦克风。
几年前，澳大利亚一家报纸捅出一条新闻：堪培拉的中国驻澳新使馆在施工期间就被安装了窃听装置，整座使馆建筑本身就是一台大型而有效的窃听器。美国驻外使馆，包括驻华使馆在内大多是小型间谍站，装有可以在别国首都监听短程通讯的天线系统。位于华盛顿州东部的雅基马，是最有可能截收中国外交部与中国驻美使馆间通讯信号的地点。情报史学者里切尔森说：“只要把信号发到空中，总有办法能弄到它。即使信号不在空中，我们也能接到它上面。美国也许无法做到什么都搞得到，但我们确实可以弄到很多东西。”
作为极端反共进而反华的美国著名老中国通，李洁明于1928年在青岛出生，在外国人社区里度过童年，他自己承认，尽管在中国生活很多年，但是跟中国人的接触非常有限。1940 年李洁明离开中国。1940年到1972年的30多年里，李洁明没有回过中国，但他的一个耶鲁大学同学杰克·唐尼则一直在中国。朝鲜战争期间，唐尼在对华情报活动中被抓获，直到尼克松和基辛格承认他是中央情报局派出的间谍之后，中国才释放他。这时，他在中国的刑期已快满了。
差不多就在杰克·唐尼获释回家的时候，李洁明坐着火车来到中国，担任美国中情局驻北京情报站的站长。基辛格安插他在此，作为中美两国最高层直接联系的幕后沟通管道。据李洁明说，他负责接收和发送的绝密情报，他自己都不能看，只有大使才有资格看。
李洁明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开始转向研究中国问题的，后来曾到香港、万象、马尼拉、汉城、台北、东京、北京等地任外交官，真实身份则是中情局中国问题专家。其实，早在耶鲁上大学时李就决定加入中央情报局，而耶鲁向来与美国情报界有很密切的往来。
有意思的是，李洁明的秘密情报特工身份是他在中国工作时就被曝光的。中国最高层本来只有极少几个人知道他的秘密身份，但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华盛顿邮报》曾经发过一篇报道，披露了中情局在世界各地的特工的身份，其中包括李洁明。从那以后，李洁明不再做秘密情报工作，而是在中情局做公开的情报分析。
李洁明在北京做情报工作时，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曾是他的顶头上司。布什当时是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后来，布什回国出任中情局局长，再次成为李洁明的上司，他们有了深厚渊源。此后，李洁明的几份工作，如美国驻台北代表、负责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驻汉城大使、驻北京大使、国防部副部长等职，都跟布什有密切关系。当然，布什大选中，李洁明也出了力。
从整本书来看，李洁明的几个得意之作包括：在冷战时代开辟美国与中国的情报合作，联合获得前苏联的情报；组建中情局驻北京情报站，他在书中透露，30年前他在北京设计的情报接头地点30年后仍然有效；拜见韩国全斗焕总统，当面要求“独裁总统”放弃武力镇压学生运动，韩国拉开民主化进程；在台湾海峡两岸之间搞平衡，全力维护台湾的利益，并借重台湾制衡中国。他获得过中央情报局的嘉奖。
大陆人和台湾人对他的评价几乎是完全对立的。李洁明在台湾非常受欢迎，是座上宾；大陆则因为他强烈的反共立场和言行，对他不感兴趣。
记者易成为替境外工作的间谍
除了美国特工以外，中国人替境外效力的故事也是屡见不鲜的。去年曝光的中央某大报记者董维间谍案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人士说，记者最后演变成境外间谍几乎拥有先天条件，比如交际广泛、行动自由等等，但会不会成为间谍，关键在于记者本身具有的素质以及国家安全意识。据历史记载，著名的苏联间谍大师佐尔格，可以说是以记者为掩护身份的典型范例。在前往东京之前，他利用自己的声誉和过去的关系，成功地与当时德国最有名望的报纸《法兰克福报》编辑部签订了协议，以这家报社记者的身份前往日本工作，同时还和德国另几家报刊编辑部达成口头协议，答应作为他们的通讯员或撰稿人，定期从日本给他们寄回稿件。到东京之后不久，佐尔格就把自己要从事记者活动的事项以及有关介绍信向日本最高当局作了报告，并拜访了日本外交部负责新闻事务的官员，正式以记者身份开始谍报活动。当然，这样的故事不排除在今天的中国发生的可能性。
据知情人士对记者透露，1952 年5月生于重庆的董维，其妻曾是四川某电台记者，父亲是位老红军，后来担任过民航局副局长，并在1980年代任四川锦江饭店总经理，美国总领事馆一度就设在锦江饭店。董维兄妹很早获得赴美签证。1986年7月，董维自费赴美留学，次年即获得绿卡，1995年加入美国国籍。据有关媒体报道，董维1986年赴美留学后，利用自己在国内的记者身份，很快建立了庞大的人际关系网。他经常出席一些剪彩活动，大出风头，引起台湾情报机关的极大兴趣。1989年，在纽约华人春节晚会上，董维结识一个叫赖胜权的台湾人。赖胜权做过台湾中央社驻日本和美国记者，实际上从事间谍活动。在赖介绍下，董维在1990年前往日本横滨见到了台湾“军情局”驻日本的老情报人员李海天。
据报道，董维陆续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并于1990年正式加入台湾间谍组织，月薪 3000美元，化名“关宇”。董维被捕后供述，他的关系人共98人，其中台湾“军情局”和“国安局”编制内的人员11个，董维发展的间谍人员5个，向台湾情报机关介绍的人员28个，其他关系人54个。
报道称，从董维的供述中可以发现，大陆赴美人员是台湾间谍机关的重要发展对象。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些人从大陆到国外后，有时会为了几百美元不惜出卖国家机密。进入90年代后，人们有了更多机会走出国门，物质的吸引力也比过去小了很多。这时，台湾情报人员采取新手法，在渴望赴美留学的大陆学生中有目的地寻找一部分人，资助他们出国学习。
国一年里就发生好几起间谍案，如为《纽约时报》工作的赵岩间谍案、中国社科院知名学者陆建华间谍案、程翔间谍案等等。一些案件至今还未了结，在境内外引起广泛传播和讨论。
有观察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反间谍工作方面曾经取得非常大的成就，能够调动全民意识。可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的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很多老方法已经不能解决问题。
此外，国内的国家安全教育已经远远落后于实际需要。一些相关工作部门的人士表示，如何应对敌对力量的渗透，完全靠自己在工作中的积累与琢磨。据悉，中国社会科学院曾举办过一次国家安全形势教育的讲座，而这个讲座是发生在陆建华间谍案之后的事情了。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中很少见到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的宣传和教育。在书店里，除了《国家安全法》之外，很少见到类似辅助读物。有人说，以前中国人出国时，都还有所谓的“出国前教育”，主要是针对出国的礼仪和安全方面的教育，现在已经越来越少见了……
长此以往，国人普遍缺乏安全意识，在跟外国人接触时根本不设防，甚至最后自己有意或无意地成为间谍。其实，无论是从事敏感职业还是一般职业者，只要涉及领域是对方的兴趣所在，你就可能成为对方征召的对象，最终成为对方的“资产”。据记者所知，在北京某中央级报社的历史上，就先后出现过两名记者因为从事间谍活动而被判刑。
国际问题专家表示，总体国家安全形势乐观
不过，谈及中国总体的国家安全形势时，中国的国际问题专家表示乐观，认为：一方面，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在增强，即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第二，国家内部免疫系统增强。
2005年7月29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法制办主任郭文、北京国安局法学会会长王建和中国法学会会员、研究员周文等人破例第一次在互联网上与网友交流，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等问题做出解释。
据郭文介绍，北京市国安局的工作十分艰巨，从成立以来破获了一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重大案件，不仅是间谍案件，还有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泄露国家秘密的案件，有些案件在新闻媒体上进行了报道，但“多数案件涉及国家秘密，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该进行不公开的审理，社会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
周文说，中国习惯上把外国间谍和情报组织的成员或者接受它任务的人员称为“间谍”，把台湾间谍情报组织的成员或者接受它任务的人员称为“特务”，实际上，间谍和特务没有本质区别。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都做出相应规范，在法律上都用“间谍”一词，基本上弃用了“特务”。
这次交流从具体内容来看，并没有论及太多实质性内容。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先例，有助于中国民众提高国家安全防范意识。此外，从这次互联网的交流中，人们也能间接揣摩出中国应对国家安全时面临的挑战和紧迫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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