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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说过“逃港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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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1/23 出处： |
近来一些话题开禁，有些忌讳的陈年往事也登上报端。例如“逃港”问题，本埠报纸披露了60年代人潮南涌的情况，这在早些年是不可想象的事。社会主义国家的幸福人民，竟像“天下苦秦久矣”的先民那样，如潮水般争相涌入“资本主义世界”的香港。当时对这种事是讳莫如深的，若公开这种事，不是拆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的台吗？（先赞一下社会的进步！）
其实，这种事对于我们南方人来说，都是身边事，要我说，可以说上三天三夜。
60年代，笔者在广州念中学，那时节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每学期必有一周“农忙劳动”，1964年我校两次组织学生去了东莞，分别是到茶山和常平公社。
今天的东莞，是何等繁华兴盛的一个所在。据说连不出名的“东莞理工学院”也报名者众，为的是毕业后能在此落脚。我们去的那个时节所见啊！可以说是“枯藤绕老树，白发唱黄鸡，青壮逃港去，禾稻无人收。”真个是十室九空。我们几百学生住到二、三个村里，竟不用睡祠堂学校，就入住空置的民房，够用有余。一问主人哪去了，回答“到香港搵食”去了。
那些民房，可不是草寮茅屋，统统是砖瓦房，是几十年以上的青砖屋。
更奇的是，据“社员”（这个词将要失传）告诉我们，凡是家中有人逃港，“公社”都要对其征收“逃港费”，理由是：你家有人逃港，弄到田地无人耕种，故此要征收费用。
呵呵！谁说中国人创意不足，这就是创造性呀。
有人问，既然弄到要逃亡，家中还有能力交钱吗？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逃到香港后，各人际遇不同，虽然不一定都“发”，但多少对家里是有所周济的。
连这点钱都不放过？唉!为了“世界革命”，这点义务还是应该尽的嘛。
更令人称奇的是，“社员”经常晚上要参加“社员大会”，批判“资本主义的香风臭气”，我们曾经敬陪末座。东莞口音“资本主义”的“资”不念“ZI”而念“ZEI”，我们听了都忍俊不禁。
那一年，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上演，全场辟头第一句朗诵词就是“在某某某时代，祖国的江山多么壮丽！祖国的人民多么幸福！”
整个60、70年代，我身边逃港的人多了。广州人把逃港称作“督卒”，借用下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颇为传神。市郊的“大金钟水库”成了练游泳的一个去处，人们谈论的话题也多与偷渡有关。
1968年年底，M主席把青年学生利用过之后，把他们统统撵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通常是由“军训团”大笔一挥，某班的人去哪个地区，命运就此定。“投亲靠友”的要经批准，到“边防地区”的，更是严格把关，可禁不住有人千方百计往那些地区钻。接后几年，掀起一波又一波“知青”逃港潮。我的同班同学就有好几位这样去了香港。偷渡方式，水路陆路都有，可怜水路的有不少命丧海底，我认识的就有。捉回来的，先前有一定惩罚措施，如关起来等等，后来就关不胜关，宽松多了。
说起偷渡者被抓回来的，我倒接触过几个。那时我在一个机械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机械厂最重的工种要算锻造车间了，我是锻工；锻工最辛苦的要算烧“反射炉”（把钢胚烧红的炉子）了，我是烧炉的。那时车工、钳工偷渡被抓回来，一般送到锻造车间“改造”。这时我们都把烧反射炉的工作“礼让”给了他们，他们哪敢说不？可不久因为生产原因，他们都恢复原职，烧炉子的差使还得由我来干。某日，我幡然醒悟：老子没有偷渡，却天天享受“改造”！他NN的！
我的一位好友，那时正“向组织靠拢”，却不料某日一个晴天霹雳：得知他在宝安当知青务农的姐姐和姐夫一起偷渡去了香港。吓得他赶紧和我商量：要不要告诉“组织”？现在的人很难想象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了，那时亲属之间的政治关系是互相关联的呢。几年后，所谓“开放”了，他家率先使用的电饭锅、电视机等，就是他姐姐从香港送回来的。他姐姐是这样教育这位老弟的：我在这里是挨（熬日子），到了香港一样是挨，可有一样不同，在这里挨就像一条狗一样，在香港挨我起码还有个人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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