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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跨入第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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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1/14 出处： |
──对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的时代解读与思考
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二日□晨，十六届五中全会刚刚闭幕，神舟六号载人飞船轰然升空，穿越蓝天，剑指苍穹。两名宇航员在太空潇洒遨游五日后安全返回，标志着中国科技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宇航时代．无独有偶，两年前的十月十四日，十六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翌日，杨利伟也曾带着十三亿国人的殷殷期望首航太空。前后两次升空都选择在全会闭幕之后的第二天，绝非巧合，它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描绘着对一个更加美好未来的憧憬，显示着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充分自信：在营造和谐社会的氛围中，中国人的新一轮富民强国梦开始了．
如果我们把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社会发展的路径，依历史变迁的现实轨迹划分，可以清晰地看到三个相互衔接的时代脉络：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领导，开创了一个新的国家政体，为建立和巩固政权，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走过了漫长的立国时代，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时代；此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代领导，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在“文革”百废待兴的基础上，建设起一条快速通向富裕社会的高速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缔造了中国的第二时代即经济开放繁荣时代，用二十五年的时间走过了建国时代；今天，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一代新领导，励精图治，承先启后，立足“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以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为主旋律，正在开启中国走向全面富裕的第三时代．这个迈向新时代的坚实步履，不言而喻，起自新近召开的十六届五中全会．
（一）十六届五中全会的精髓实质
和以往全会一样，十六届五中全会没有安排更多的时间，四天的会议期间，就为审议通过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海外媒体均认为，这次会议应因市场经济的发展，将计划改为规划没有什么重大的突破；是未来经济目标制定的会议，是一个期望全面协调发展的「温和」会议．
不错，五中全会以十一五规划为主要内容，为未来五年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制定总思路，但在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一千美元后，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五中全会所阐述的理论思想，无疑将决定性地影响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走向．今年是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全面接班的第一年，他的治国思想早散见在三年执政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阶段，五中全会第一次全面、系统、完整地总结了这些治国理念，形成了中国发展的新灵魂、新方式及新目标．历史可以见证，五中全会将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五年，已经脱去了贫穷和落后的帽子，成为世界生产和消费大国，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大大超过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虽然中国的逾二万亿美元仅占份额不到百分之七，但在过去五年，全球GDP增长中将近百分之二十来自中国．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五年后要成为头号贸易大国．在这一场世纪争强的博弈中，中国站起来了，但还远远不够．国家主席胡锦涛描绘中国在本世纪头二十年的奋斗目标，总起来说是力争到二零二零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二零零零年翻两番，按照现在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估算，就是要达到四万多亿美元．那时中国的人均GDP虽然相当于三千美元，仍然只有相当于目前中等发达国家水准的下限，但中国已经可以走出发展中国家层次，迈向国家富裕强盛的目标．
五中全会所阐述的发展思路正是围绕着这个强盛的目标，并且形成了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战略思想．概括起来就是突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新观念”；强调发展必须以人为本、自主创新“二个新立足点”；着力实现国际和平、国内和阶、两岸和解“三个新目标”．
中国要走上一条富国强盛之路，再不是盲目单纯讲发展，破坏均衡求增长，扩大规模弃生态的结果．科学的发展将以全面协调、健康持续为主要特徵．中国的发展将以人为出发点，强调经济社会协同进步，发展成果全民共用；自主创新将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主动力，就此突显民族利益的重要考量，形成建设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转换．“三和”目标是中国走向富民强国之路的环境建设，它既是中国得以强盛的基础，更是中国强盛后的目标选择．
（二）新发展思路的历史由来：
二零零三年对中国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这不仅指胡温新政刚刚开启，而且，更指全年先后发生了孙志刚人权案、“非典”病灾、北京信访潮等诸多令人费解的事件．
如此众多的问题与事件集中爆发在十六大刚刚宣布中国实现总体小康社会的目标，人均GDP达到一千美金之时，这多少印证了西方理论界的经验判断，即一个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人均一千美金预示着一个重要发展拐点的出现。“非典”，本是自然和社会中出现的流行病，不足为奇，但在一些中心城市快速传播发展成难以控制的病灾，甚至有蔓延整个中华大地的趋势，则不得不引起人们对社会公共卫生安全防范体系严重缺失的深层思考；“孙志刚案”由一件普通刑事案迅速升温至国内法律界对人权问题的制度性考问，不仅直接导致国务院终止并废除执行了多年的“外来人员收容制度”，而且引发了人们对体制改革依然存在的众多制度性缺失进行着深层的思索；而建国以来最大的信访潮涌现，直接反映出社会改革和利益调整中客观存在的种种“不和谐”因素．
胡温执政刚开始曾经提出回归宪政，外界认为他们会很快进入政治体制改革，或许胡温也是这么考虑的．但二零零三年遇到的问题，胡锦涛发现进入改革实政有个过程，开始他从宪政民主政治的角度去考虑发展的问题，但遭遇非典及孙志刚事件，全国党政信访部门共受理一千二百七十二点三万人(件)次来信来访，比上年上升旦分之四点一，其中，中央和国家机关受理公民信访量上升四成六，国家信访局受理公民信访量上升了百分之十四后．意识到问题没有那么简单，胡锦涛要从老百姓的角度去思考，民间到底关心的是什么问题．
为此，二零零三年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群众利益无小事”，并在重塑群众利益至上的同时，提出了“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从而颠覆了中国历来强调的利益一元化．随后，于二零零三年九月中央召开了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继一九九二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一年后，再次做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决定．针对新的形势和发展要求，会议和盘托出了一个新的发展理念：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落实“五个统筹”．二零零四年初“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又首次将“保护人权和私有财产不得侵犯”写入新宪法，使社会关注的民生、民权、民利等问题在根本制度上得到法律的确认与保障。至此，指导中国未来经济改革社会发展的新的理论形态，在回应二零零三年各种矛盾与难题中初见端倪．科学发展观是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主政一年中取得的最重要理论成果。理论的生命力，首先表现在对现实社会矛盾是否具有强劲的回应能力，这一方面表现在对新环境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和矛盾应具有直接的解析力；另一方面则反映在对未来发展路径和政策选择能提供现实的实践指引力。
可以看出，科学发展观同时具备着逻辑与实践的双重理论品格。它依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和矛盾转换，它敏锐地聚焦中国现实社会急需解决的两大矛盾：人与人及社会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明确阐明对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理性反思与超越，表明单纯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单纯的经济发展不等于社会进步的观点，强调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路径，必须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二零零四年开始了科学发展观由理论走向实践的初次探索．这一年四月中旬，国务院从钢铁、水泥、电解铝三个投资比例过大的行业入手，对过热的经济实施宏观调控。这次宏观调控是中央第一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为贯彻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而开展的。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调控具有自我出击，主动调控的特徵。
经过约半年的宏观调控，过热的经济暂时得到了遏止，宏观调控初见成效。但人均GDP达到一千美金后，面临的问题和矛盾已发生了实质性的转换，私人产品日见丰富的同时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却显得捉襟见肘，尤其是教育、卫生、安全、交通等等社会服务领域的发展与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存在着巨大的反差。由此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不和谐问题与矛盾开始显现。
就此，二零零四年九月份中央召开了十六届四中全会，会议首次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审时度势地从“党的执政能力”这一政治高度提出了要求，以回应社会问题和矛盾的转换。《决定》中着重提出了“五大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无疑是中国建国以来领导思维和发展路径的一次大跳跃，其重点在于形成了“四位一体”的社会建设思路。过去讲文明建设，主要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二者并举，到九十年代加了一个政治文明，一直行走在政治、经济、文化三个领域，这一次经过对二年来复杂局面的分析，胡锦涛首次提出了“社会要和谐、文化要先进、政治要民主、经济要可控”这么一个四位一体的框架．
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以后，党内迅速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统一思想。在此基础上，二零零五年春节刚过，中央党校召开省部级领导干部构建和阶社会高级研讨班，急招各省市党政主要负责干部进京，中央主要领导几乎全部出席。胡锦涛、温家宝分别发表重要讲话。重点研究一个课题：社会主义和阶社会．在会议中，胡锦涛系统推出了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徵，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可以讲，十六大到十六届四中全会，再到中央党校的研讨班，这两年来，胡锦涛一直在探索，面对新的问题，新的矛盾，中国未来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自二零零五年开始，从媒体上也可看出，和谐社会这四个字已成为各大媒体最热点的话题，并被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同。连香港的新特首曾阴权也时常口不离“和谐社会”。而此时此刻，科学发展观从理论探索到建立模式再到干部思想转变，仅仅一年半，但新发展思路却日渐清晰．最终为十六届五中全会“十一五规划”的正式出台，实现科学发展观从理论到实践的转换，以及全面制定以“科学发展”为主旋律的“十一五规划”做了全面铺垫。
从二年多来新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可以看到，十六大“点题”，提出了党的执政环境转变，注重了发展必须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十六届三中全会“立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从理论上对传统发展观进行了突破，要求以新的理论回答和思考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十六届四中全会真正“开题”，提出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明确了“四为一体”的发展构想；“省部级研讨班”正式“破题”，提出了“和谐社会六大特徵”，完成了未来中国社会建设的初步构想。十六届五中全会则可是“做题”了，提出用五年的时间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可见，经过二年多时间的不懈努力和探索，胡锦涛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地位，明确了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发展认识的又一次升华，是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的再一次跨越．面对新的问题，探索新的理论，寻找新的思路，制定新的政策，而接下去则是面对新的实践了。
（三）承上启下的理论思考与转型
中国已经进入了经济体制的后改革时代，今天，邓小平的思想、理论仍然是中国发展的灯塔，是改革开放的指示器．但二十五年后的今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国情、民情都早已被颠覆，改革开放的理论需要与时俱进，注入新内容．胡锦涛从江泽民手中接捧，面对时代的风云变化，审时度势，承上启下，提出了中国的新发展理论，继承、充实、发展了邓小平的理论．这些理论集中体现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中，是胡锦涛深入改革，进一步开放，全面科学发展理论的集中体现，是对二十五年来改革开放实践的总结和扬弃，表达了对未来中国发展路径的指示．
从“稳定压倒一切”到“建立和谐社会”．
一九八九年二月廿六日，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廿四日，他强调：“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
随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提出，稳定不仅是社会发展的条件，还必须是社会发展的结果．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安康、舒畅成为这个时代的新特点．
二零零五年二月十一日在贵州考察工作时，胡锦涛就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以后在多个场合，胡锦涛多次突出强调建立“和谐社会”，成为这个时代的强音．
从本质上来讲，“稳定压倒一切”和“构建和谐社会”都是为了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但仔细想想，前者与后者又有很大的区别：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往往是从上到下，后者更多考虑的是基层百姓的实际利益；前者带有一定的强制性的，后者则强调社会内生的稳定条件，注重自主、自觉性．
“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必须科学”；
一九九二年初，邓小平南巡，鲜明地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在这个硬道理下，邓小平的实践性表现为「摸着石头过河」理论．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中国发展走了二十五年，成绩蜚声国际，代价也是沉重的，改革初时阶段，成本比较低，但改革后期，尤其倡导与国际接轨后，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成本在不断加大．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单位GDP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煤电油运“绷得很紧”。七年来，我国耕地就减少了一亿亩，超过全国耕地总量的百分之五．
发展依然会是中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主旋律，但发展必须科学也是发展中的主轴．虽然我们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但我们决不应该否定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中国改革在实践中也摸索出一些经验，现在到了将经验总结为理论，并对实践作出指导的时刻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硬道理”的改革方针在历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今后或许还继续会在某些领域起一些作用，但绝不能再作为未来改革的主旋律了．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走共同福裕的道路”
一九八五年十月廿三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近二十年来，邓小平的前半句话已经得到落实，但邓小平提出的最终目标是共同富裕，至今尚未着落。
胡锦涛上任不到三年，提出了由中国在发展经济时必须力争在外部与内部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领域与经济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建立平衡关系．胡锦涛是希望在中国人均GDP达到或超过三千美元时，可以落实邓小平提出的中国人民将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解决地区、城乡、贫富之间日益扩大的差别，实际上宣告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阶段性政策完成了历史任务．
“效率优先”到“更加注重公平”
改革开放，走出计划经济体制，二十五年来的中国社会都将效率优先放于首位，将社会公平作为“兼顾”，追逐的是单一的指标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现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不公平造成许多矛盾紧张与社会不和谐现象，潜伏隐患，不时爆发。如继续把社会公平放在“兼顾”的第二位，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将更为突出，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宗旨不符。
五中全会不仅提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仅要关心经济增长的速度，还要关心中国将建立一种社会自然均衡发展的国家．市场经济本质上是需求经济，公平原则有利于培养需求能力，同时能满足人类除物质需求以外的其他需求。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为本”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喊了几十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其根本目的是要满足人的需要，是以人为本的出发点。在人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关系中，经济社会发展是手段，而人的全面发展则是目的。人，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高扬“以人为本”的旗帜，过去偏重于物质财富的增长，将转向更加重视人的发展．以人为出发点，围绕人民群众的需要，解决人民群众的疾苦将是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徵．
从“社会主义本质”到“和谐社会六大特徵”：
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徵进行了原则的概括，即社会主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廿八字“本质论”的提出，准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中国突破传统的社会主义认识窠臼，走出计画体制的羁绊，迅速发展经济，曾起到无可比拟的作用。
二零零五年初，时隔十三年后胡锦涛在《和谐社会高级研讨班》上，对和谐社会基本特徵进行了原则概括，即“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又一个廿八字“特徵论”的提出，现实地回答了社会发展的目的和道路，为中国突破传统发展理念，走科学和谐的发展道路，明确了可选择的路径。
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的转变，尤其是社会基本价值取向的调整，意味着中国社会面临着又一次重大转型，意味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四）中国第三时代面对的十大困挠
中国面临着新的时代转换与社会转型。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和问题的转换，邓小平时代已结束，一个新时代正在的开启，而科学发展观恰是这个时代呼唤的新理论．虽然，理论上说中国已开始走向第三时代，五中全会之后，真正的开局已经启动。但是，能不能做好这个时代的领军人和开拓者，除了形成适合新时代发展需要的基本理念，更重要的是能够解决好时代交替面临的主要问题．
因此，十六届五中全会之后，中国依然面临着众多新的难题和困难，至少有十个方面：
１）理论、观念转换，能否真正超越邓小平时代传统．第三时代的新理论──科学发展观，既要追溯与寻找自身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渊源，又要超越邓小平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解读，并确立时代所需的理性价值与特质，如何实现理论上的继承与扬弃，还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
２）利益矛盾多元化，能否形成新的社会凝聚力．二十多年社会不平衡发展，社会阶层分化，已形成多元利益结构主导下的利益集团对峙格局．社会阶层的刚性化趋势又使各利益集团间的矛盾越来越难以调和，冲突四起，甚至激化．在新的理论指导下能否重新整合社会秩序，凝聚民心，化解利益冲突，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３）中央与地方的博弈，能否从体制上确立新的利益平衡点．改革的初衷及终极目的都是为改变集权时代的弊端．但中国开始进入“地方分权”，强调地方利益而藐视中央，陷入了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只想服务局部及眼前利益的漩涡．地方权力膨胀，地方割据严重，中央政府的总体部署与宏观指导，是否能顺利贯彻？其阻力及难度不能小觑．
４）腐败成为“改革”挥之不去的痛处，能否建立新的制约机制．腐败在全党、全国漫延，已发展为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事．最大的问题是，由于缺少来自社会及其他党派的监督，党内的腐败最终要由党自身来解决，因此，如何形成真正的反腐制约机制，已成为执政党保持执政地位首先要面对的一大挑战．
５）高增长既是现有矛盾产生之源，又是解决未来问题之本，能否有效摆脱经济发展的“两难困境”．追求经济指标的高速增长既是中国诸多矛盾产生的根源，又成为掩饰矛盾与问题的遮羞布．但中国经济现已成为无法停歇的巨轮，一旦减速，隐形的矛盾即会显露，甚至激化，如何摆脱这“两难困境”，是科学发展观真正得以落实的关键．
６）政府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又是公共产品的专权享有者，能否切实落实“新三民主义”的执政要求．中国的改革由政府趋动，改革的成果亦由政府分配。现阶段要解决“社会公共产品及服务”提供不足，严重缺失问题，但政府及特权阶层已成为社会公共产品的优先享有者．如医疗、住房、工资等改革不公平所形成的社会巨大差异，已是缓解社会利益矛盾，建立和谐社会的首要难题．
７）依法治国与民主政治，能否在执政中得到有机和谐的统一．民主和法治是国家政治建设的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现代社会既需要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民主与自由，又要求构建充分民主、自由条件下的法治社会．离开了民主的法治，缺少了百姓的言论自由，利益诉求管道，建立的只能是政府对百姓、领导对群众、上级对下级的单向“法治治理”，所以，和谐社会既需要法治也需要民主，不可偏废。
８）社会公平是时代的强音，能否建立真正有效的公平博弈机制以实现“社会公平”．社会公平，是所有现代社会寻求的基本价值座标，但公平的真正实现，从来不是单靠政府的施舍，而是社会各个利益集团、社会阶层互相博弈、竞争甚至斗争的结果，是多方博弈建立的利益均衡机制的产物。在利益均衡机制，平等博弈基础上建立的公平，才是长效的，有保障的。因此，社会公平首先需要公正的法治（博弈）环境，以维护程式正义，中国不可回避的要面对这一现实问题。
９）经济发展动力，能否从政府之手转向市场之手。中国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依赖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其所占比例连年突破百分之五十，投资拉动型经济的主导者是各级政府，看似热闹，但效率低下，且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生态破坏。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要求转变发展模式，要求政府之手逐步退出市场，由市场之手主导经济发展，即建立市场内生的高效运作机制，但阻力不可低估。
１０）社会运行周而复始，能否建立完善的“自我纠偏机制”保持社会平稳进步发展．中国社会能够步入第三时代，无疑是社会的进步。但这种跨越式发展，既是前期发展提供的基础；又是对前期问题积累的无奈之举。再追溯到廿多年前，中国第二时代的跨越，也同样是面对“文革”后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做出的历史性抉择。社会运行的这种周期性现象，表明中国社会发展缺乏有效的“自我纠偏机制”。建立长效随机纠偏机制，最终能否走出已多次出现的“强力纠偏”跨越式发展的“怪圈”，保持经济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进步，也是对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的又一次新考验！
北京召开了纪念胡耀邦九十周年诞辰的座谈会，虽然规模不大，但极具象徵意义，实际上是为曾经被套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支持者的胡耀邦作了彻底的平反．诡谲的是，当年胡耀邦拨乱反正，就是从平反老干部开始，揭开了一个新时代的序幕．有消息称，北京拨巨资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以新时代的思维重新解读马克思，为五中全会形成的思想体系找寻理论基础．此举令人重拾记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践是捡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大讨论，是拉开邓小平时代序幕的进行曲．虽然，历史不会重演，但谁都不否认，在时代交替之际，历史有很多相似之处．(《广角镜》纪硕鸣 梁灵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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