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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中国社会变迁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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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1/05 出处： |
杜兆勇
我们曾经富强过，但太多的不平和坎坷，又使我们衰落到谷底。我们能不能走出历史的周期律, 2005年能否给我们答案？
以经济学家的效益导向为指针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接近尾声，因为他们不能解决公平问题，因为他们在金融、保险、铁路、航运、邮政、电信、电力、石油、钢铁、煤炭、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大垄断集团面前无能为力，经济学家的话语霸权无可奈何地衰落了；在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共识下，与经济学家同样显赫一时的法学家，在良法与劣法面前犹豫不觉，体制内法学家拿出的文本往往不如民间文本更为先进（比如新闻法案目前以民间学者昝爱宗先生的“建议案”为佳，超过文宣和研发单位的“试拟稿”与“征求意见稿”），导致不断修订旧法，劳民伤财，而无良法学家从不为自己起草的劣法负责，影响了整个法学家职业群体在公众视野中的形象，使中国法治建设的步伐显明落后于社会发展的节奏，上两类学者在2005年度遭遇的挑战不断，败绩连连，乏善可陈，但其领军人物吴敬琏、江平仍然披坚执锐、砥柱中流。倡导公正、和谐、正义、良知的包括神学家、思想家、记者、律师、牧师、佛教徒、政治学者、文化学者、哲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环保人士等在内的一大批有机知识分子崭露头角，试图扭转良知退化、人性恶化、学者痞化、官吏黑化、团体分化、社会沙化的局面，为开放社会、多元社会、公民社会、人性社会、绿色社会、健康社会注入现代元素。在开放后西学的猛烈刺激下，中国社会的本土意识逐渐觉醒，传统派开始反击，中国社会的主流前沿日益逼近创造期的黎明前夜，这是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无疑将是新的神话。社会分层、地方意识、个人主义开始浮出水面，垂直意识让位于联合意识，改革的攻坚阶段逼近垄断集团和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价值信仰层面，现代化文明冲破物质表象直指观念内核，公共空间越撑越大，第三部门不断冲破阻力，意识形态在悄然转变，共和主义光鲜出镜，暴力遭到谴责，和谐成为主流，保守势力不得不换脑筋，体制内外进步力量合流，共同为改革提供动力，自主创新的中国改革精神将成为中国式的“新边疆”精神，每一个体都可能成为创新之源，边际创新在未来可能是最重要的动力之源。
1、人神和谐，世俗社会向宗教社会演进的曲折：以蔡卓华教案为例
中国的教化社会正在逐渐变迁为西方式的宗教社会，宗教复兴运动是中国改革的一部分。
2005年的北京爆发了蔡卓华教案，为给蔡卓华牧师辩护，遵循法治轨道形成了一个集当代中国最先锋学者之大成的法律团队，成员基本具有基督教知识背景。这是半个世纪以来所仅见的一次宗教和世俗的高端对话，这是一次基督教整体质量的双向展示。她用痛苦告白世人：基督教是全世界最具开放性的宗教，基督教的发展与国家现代化成正相关关系，中国本土基督教的发展主流与中国改革开放大趋势呈良性互动关系。
为什么会爆发这个教案？因为有人担心中国本土基督教不能自主，要防止西方“渗透”、“操控”。的确，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积贫积弱和非宗教特征，使西方差会在中国的传教方式，不仅仅以纯粹宗教形式展开，其活动方式具有多样性，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其正面作用，今天仍然认识不够，使我们在心理上仍然恐惧之拒斥之，不能处理好基督教与中国宗教和世俗社会的竞争合作关系。基督教是西方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神的东西归神，恺撒的东西归恺撒”，政教分离和宗教宽容精神，是基督教文明给人类的巨大遗产。
修道之人跳出三界外，世俗不应该再打扰他们，他们的灵魂见证也不能作为世俗罪名的证据，他们的自我约束来自“绝对命令”，他们有自己的“律法”，他们欢喜无告不愿诉讼，他们承认星室法庭的滥权是宗教史上的黑暗，他们为布鲁诺平了反，他们只救赎灵魂，与物质世界、世俗社会划清界限。
现在，大多数中国本土基督徒要比一般世俗人品质好些。而且他们的教会教育并不和国家教育相矛盾，如果国家善加引导，在他们的草根学校里除了教育学生国家规定的普通文化课外还教授神学知识，完全能够重铸过去教会学校质量普遍高于普通学校质量的辉煌，所以教会教育和国家教育并不冲突，民办教育、教会教育、国家公办教育完全可以自由竟争三足鼎立。宗教可以包容教育科学文艺医学慈善公益，反之也应该成立，这就是宗教和世俗的和谐，本质上是神和人的和谐，这种和谐理当是超越国家的。
中国非宗教社会的“伪神学”特征，由“坏市场经济”引发的“拜物教”崇拜，使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效率导向、利益导向都指向物质世界的肉体享乐主义。世俗社会的征战谱系建立起的反宗教社会，必然要求现实的人把良心抛出来行事，这其实是一种活地狱。当我们不能把地狱建在地下，就一定会把地狱建在人间！在天上有一神，在地上的人都可以直接对应他，这就使个人取得了绝对自由，人与神达成和谐，就必然要打破中国式的人星对应的“居北辰众星拱之”的伪神学结构。神的自然权利不可侵犯，一旦侵犯，就等于取消了宗教社会，世俗社会的灾难随之降临。这就是为什么现代自由制度的肇始者英国的国徽上刻有“天有上帝，我有权利”和现代自由制度的广大者美国的货币上印有“我们信上帝”的原因。
中国的政教分离就是不宜再给国有宗教继续“输血”，不宜再给民办宗教穿小鞋甚至歧视。换句话说，改革国有宗教，给民间宗教以平等法律地位，就是参照以改革国企为主的经济体制改革，举起宗教复兴运动的大旗，解放中国人心灵的伟大行动。古代的毁佛，近代的反洋教，当世的批孔和“造神运动”，使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注意“文艺复兴、宗教复兴、罗马法复兴”的耦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经过更多的曲折。
2、风中亮出共和主义旗帜：以王天成、周叶中“学案”为例
武汉大学教授周叶中和博士生戴激涛合著的《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版）一书，被指引用民间学者王天成有关共和主义的研究成果，却删去了应有的注解，形成一段聚讼纷纭的公案。王是笔者的朋友，周亦是笔者曾晤面共餐的专家，王的研究成果被周引用，这是一件好事，不失共和本意。笔者与法学前辈江平教授意见一致，不主观地认为周叶中会抄袭乃至剽窃王天成云云。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绝无贵族和贱民之分。
主流与非主流观点就共和主义达成高度一致，共和主义也许比民主、自由观念更容易使中国人接受，在古老的中国曾有过“周召共和”的佳话。民主容易导致集权，形成多数人暴政，纯粹人数集中的以公有制为最佳模式的共产主义，并不能使生产方式发生任何良性变化，所实践的财产、权力、权威都归于集体的东欧版共产主义已经走入低潮。中国苏俄版共产主义的实践证明，基层生产关系政社一体化的人民公社体制，上层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军事一体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实践所彻底否定。用不着复杂逻辑判断，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解构所有制崇拜，也就是破除公有制（其实是一种国有垄断），也就是析产，析产之后，一定要分家，分家一定要分到个人，分到个人就必然产生共和主义，这就是个人到国家结构重新安排的逻辑推演。
共和主义的实质是公民精神也就是个人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是超越阶级、超越穷富、超越所有制、超越意识形态、超越不同政治实体等的混合均衡制度，是超越“民有、民治、民享”的“共有、共治、共享”，共和主义概念可能取代“初级共产主义”的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
“安得淳风化淋雨，遍沐人间共和年”，是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孙大午的理想。共和主义与天下大同理念，在中国具有本土资源基础。
共和主义，在小国寡民的西方古典社会贵族与平民之间实行过，在西方现代政体因杰弗逊的智慧在美国农民与中产阶级之间实行过，在广土人众的中国，历经暴力政治、广场政治、街头政治、议会政治等多种制度的博弈后，开始在知识界形成共识，精英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混合均衡的共和主义协商政治，可能较适合中国人讨论公共问题。
经周叶中教授隆重推出的共和主义理论体系，其实践路径究竟是刘军宁的联邦主义共和、还是王怡的地方主义共和？还是孙大午所推崇的君主立宪共和？还是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美国式共和？也许都不是，也许是以上模式的集合。共和主义，是中国继人权、宪政之后又一政治话语，意味着中国逐渐冲出民主与自由、平等观念的包围，选择一条从消极自由走向积极自由的路径。显然，可供选择的智库资源越多样，我们的政治智慧也将越丰富。
3、布什访华与中国国民间外交通路：以布什总统拟接见具有基督教背景的民间学者范亚峰、张星水等5人为例
2005年布什总统访华，拟会见范亚峰、张星水等5位青年学者，这是打开中国民间外交通路的重要事件。
很久以来的每个世纪都有国家逆历史潮流而动，始终阻挡人类前进的步伐，中世纪的蒙元，现代的德国、日本、意大利，当代的伊拉克；另外人们还注意到，近世以来，每一时代都至少有一个国家充当人类文明的先行者，二十世纪的美国，十九世纪的英国，十八世纪的俄国，十七世纪的瑞典，十六世纪的西班牙，十五世纪的意大利、葡萄牙，十四世纪的丹麦。到目前为止，历史还没有打破这个周期律，只是出现了一个特例，那就是美国式融合扩张，成为世界文明轴心，这个轴心在21世纪也难见转移。“西方中心说”虽然认为中国正崛起，但又把中国描画成一个不确定因素，推导出“中国威胁论”。我们不得不再三申明，中国是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以释疑。罗马三次征服世界，每一次使用武力、宗教、法律不同的手段，中国要拥抱世界，变“黄祸”为“黄福”，就要建立起比美国更为先进的立国精神。
中美建交、中日建交都是民间外交充当开路先锋，中国外交政策和实践趋势，必然会从以政府外交为主导，以民间外交为补充的格局，逐渐走向民间外交与政府外交平等相处的大外交局面。在放弃意识形态对峙，增进平等意识，积极合作、形式多样、渠道灵活方面，民间外交更见长处。比较近年中日间中国民间钓鱼岛登岛大行动和这次中美间布什总统访华拟接见民间宗教界代表人士青年学者范亚峰、张星水等5人（他们中大多同时拥有厚实的法律背景，和保钓人士有很大区别），就可以明显看出，后者更为温和、开放、主动，更具有国际视野、大局观与对话能力，他们在美国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都有相当的人脉资源和特别的沟通管道，不同于政府进行的官方外交，是第二外交渠道的先进梯队。逐渐开放民间外交的沟通管道，有时会收到意想不到的奇效，可能避免像中海油(CNOOC)购并美国优尼科 (Unocal)公司因为议员反对而失败的案例，这样做也比较符合国际社会流行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法律地位平等的观念，能充分体现出中国是一个好世界公民，也为我国实践《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积累了经验。
4、热血不能换太平，暴力冲突升级的缓和之道：以“汕尾惨案”为例
安全成本不可控，可能会毁掉一切！
很不幸，2005年“汕尾惨案”的枪声使安全成本突破底线。
政府与民众的不同，主要在于政府具有暴力优势，政府的暴力优势能滥用吗？当然不能！由于世界上大绝多数国家低于美国的自由程度，不能达到公民自由持枪以达到暴力均衡的效果。一般国家政府对持枪实行严格管理，就是使政府的暴力优势与民众的非暴力优势达到均衡，通常总是要减少政府使用暴力的机会，将政府利益法定化，免得政府“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我们看到地方政府在巨大利益面前总是禁不住诱惑变得粗暴起来，无论是去年的“万州事件”、“汉源事件”还是今年的“陕油案”、“定州事件”、“汕尾惨案”，都无一例外，地方政府在使用暴力的法治化方面距离美国一些州政府处理劳资冲突方面有相当的距离。在对外方面，我国能承诺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在对内方面，也不宜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动武。
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应该学会中立，只管公平，不管利益之争。政府通过税收等间接手段获取收益，不直接参与利益的争夺，以免与民众发生激烈对抗。离开公平，政府就是恶魔；卷入利益之争，政府就是老虎。不该管的事，政府千万不能管，也没有权力管。
公共政策的制定，应该尽量吸纳民众的意见，以免只偏信利益集团的一面之词，造成事态的恶化。要创设不同利益集团直接与土著居民对话的平台，给不同利益集团以平等竞争的机会，鼓励他们公平竞争，政府决不能给利益集团当枪使。
站在更广阔的视野，国民应该清楚，政府是最难对付的利益集团，所以实行宪政来限制政府，来管住拿武器的人，实现人和武器的和谐，始终是法治国家的根本诉求。
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搞好了，社会安定问题自然解决了，甚至认为经济上去是社会转型的前提。观察这几年大规模群体事件的爆发规律，并不是在最穷困地区才发生激烈对抗，这应该为我们敲响警钟。哪里的人没有权利，哪里就有不平，哪里就产生弱势，这与穷富没关系。
5、桂冠还是烂污：以社科院士制度为例
2005年社科“院士”制度突然操作，叫好的学者不多。
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可以看作是知识的冲突。发达的国家，必有智性发达的人群，因为那里保护智慧产权，尊重知识，尊重知识活的载体知识分子，知识的独立价值日益彰显，智慧的人们创造了无数的知名品牌、知识产权，占领了人类进步的制高点。
院士制度是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制度设计，相对于这个先进制度，我国是个后来者。为了后来居上，我们不能不严格以求，所以当《社会科学也将设“院士” 今后每两年增选一次》 (《人民日报》 2005年12月23日 第十一版/记者施芳)的消息一经发表，立即引来学者们的酷评。
2005年在科教文卫体领域爆发了许多丑闻，引发的每一次讨论、争鸣，体制内的学者专家基本闭嘴，倒是一些年轻的有公共关怀的意见领袖发表中肯意见，他们的知识体系，大多是在当下世界习得的，这对于科教文卫体各界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反讽。民间的天则所，不劳国家花一分钱，使用自己筹措的相当于中国社科院经济所1%的经费，却取得了令后者望尘莫及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现代NGO公盟研究室（原名“阳光宪政”），团结了一大批公共知识分子，以“公民行动 宪政中国”为旗帜，近年不断在人权、民主、法治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成为中国公益事业天空的南十字星。
全世界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花纳税人的钱来养着中国社科院这样的机构。这次社科院的院士制度创建，有着自己的小算盘，继续沿袭苏俄的院士制度，继续沿袭中国部门改革的老套路，意在国家全面推进科教文卫体改革之前捞一票。目前，我国自然科学院士和工程院士的“准副部级待遇”、“学阀”等弊端已经招惹物议，内部一些先进院士也对此多有批评，也有院士根本否定了这个制度。现在中国社科院又匆匆搞起“院士制度”来为自己扩张权利，实在不合时宜。
在国际上，院士水平一般仅次于诺贝尔奖得主。各国社会和人文科学院士都是该国的理论思维的哲人、精神大师，院士在他们来说，实在是一种荆棘桂冠！
国家利益超越意识形态，国家利益高于意识形态，国家不宜包办意识形态，中国社科院却将党委委员换算成副高职称，给以推选学部委员（“院士”）之大权；正副研究员不能推荐自己当学部委员候选人，但学部委员仍然只出在社科院，肉烂在锅里，排除了社会贤达名流，社科院成为最大利益获得者；这样的做法，有“左”倾关门主义嫌疑。在文革时期，如果某人文、社会学家头衔前不被冠以马克思主义，简直面临灭顶之灾，全社会到处弥漫着“马克思主义”，恰恰是社会科学万马齐喑的时代，这个理应成为社会科学的常识！
中国社科院士制度不能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主来自我设计，因为立法者不得制定使自己获利的法律，行政者不得执行使自己获利的法律，司法者不得裁判使自己获利的法律。
中国院士制度该上升到立法层面来考量了，否则难免是一场烂污。
6、清流民粹与复辟狂潮：以布衣蒋庆僭越国学为例
2005年国学对社会的反应力度，因蒋庆提出儒学“王官学”新说，而达到了最高点。
蒋庆离开法学圈，身着布衣回到故纸堆，他的日子不如几位已经非常杰出的西南政法学院（今西南政法大学）时代的同学夏勇、贺卫方、梁治平那样风光，蒋庆也许并不是一定要与他们争个高下，他的复古冲动的背后，也许是本土意识对150年来西学东渐的一次大反抗。
如果蒋庆代表新儒家，那么旧儒家的衰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失去了政治制度的保护支撑，是废科举、变法维新所导致的中国固有道路的改弦更张！蒋庆无法像夏勇、贺卫方、梁治平一样，调动西方文明大框架下的现在体制内资源，海外新儒家在“生人社会”表现人格力量的空间越来越小，东亚儒家资本主义神话破灭，洋学家和假洋鬼子是一群二道贩子，作为他们上家的西方社会不断为二道贩子们提供各种急功近利的货色，这样的竞争环境对蒋庆非常不利，蒋庆必须打造一个他占优势的局，这就是把国学复兴引向他设计的道路，恢复儒家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
即使最著名的汉学家，也很难具备中国私塾的童子功，也不敢小看满腹诗书的学究。蒋庆的“反动”无疑是有价值的，但他“绑架”儒学，也具有很大的风险。他的行动实际上不外乎上中下三种道路设计，中国要么走美国式道路，要么走韩国式道路，要么走伊朗式道路，最糟糕的可能是演变成伊朗模式，这是上中下三策中的下策，但也有可能是三种模式的混合，或者是东亚模式之大成。但中国一百年的实践表明，大陆之外的几个小地区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蒋庆的试验面临着极大的风险。
不管弃法归儒的蒋庆怎样“独霸”儒家学说，不管狂狷的他怎样“垄断”国学，他所期待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不会中绝于人心。自命清流的蒋庆，将治治的仁学包装为王霸之术，就可能“种下龙种，收获跳蚤”。
7、绸缪币制改革：以挽救金融败局为例
金融体制改革的成败，关系到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后成功与否。1998年以来，为了填补国有银团这个无底洞，国家已经至少花了3、24万亿元，国有银团不良资产已占其总贷款的40%以上。
2005年，着眼于挽救金融的意图仍然被继续贯彻，且又使出了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招数。政府“救国企”的老毛病在对待国有银行改革上又一次大暴露，这是非常失败的设计思路。在传统社会，金融被比喻为链条、血液，它一般居产业链上游，是个最后崩塌的殿堂，也是最先能得到救生圈的落水者。不幸，中国的改革依然实践这个罗斯福“新政”以来的救时逻辑。
本来，国有银行的建立，主要不是采用市场交易方式，而是通过暴力打倒市场交易制度而建成，它不是为市场经济服务而生，它是政府的钱袋子。政府有权有钱有人都会乱办事的，国有制是国有银行大失败的根源。银行作为市场主体，必须回到市场经济中去，但是它已经不能按原路返回。
2005年国有中央汇金公司控股下的建行上市和中行上市准备，美其名曰：引进战略投资者，使银行投资主体多元化，以市场换管理和经验等。可以这样说，即使把中国国有银行的全部家当无偿交给外资银行，绝对、完全、彻底地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也不会改变这些资本的投资失败命运，如果这些资本不流出国境的话。因为外国银行对应的是外国企业，何况这次上市并不能根本触动国有银行弊端，银业内部人士说，现在仍然是对内越投越赔，越赔越投 ；对外投资，是学费看涨，不包毕业；与保险捆绑，失去信用；为基金卖命，又失信用又失效益；最后失去储户、员工，“股改”是个彻底的大败局。
对于国有银行，救不如不救，收不如放。“救不如不救”，是指银行类似国企，是救不活的；“收不如放”，是指不如放手搞活民间资本市场。人们不曾忘记，为了拯救国企，方便大国企圈钱而设计的股市，不知害了多少股民。
资本市场不发达，没有金融自由化，许多高风险项目本应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却通过银行借贷解决资金需求，并且经常通过行政的方式解决，从而使民间资本受到歧视压制，成长艰辛，国有银行储蓄和保险、股市、国企联系密切，牵一发动全身，一旦入世时间表到，将导致大量或全部国有银行储备流入外国银行，会造成中国银业空心化、产业矮化、国民经济的巨大安全风险。
我们寄希望于国内资本市场，希望市场竞争最有力的民间金融机构迅速成长起来。我们也希望金融体制大创新，这就是不妨设计启动币制改革，将风险分散到各个国家，也就是让亚洲各国或世界各国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利益。这样做比较适合亚洲未来发展趋势和国际社会金融占领产业高端的现实，避免东欧式的金融大动荡，也使利率、汇率市场在更大范围更加合理有利。
币制的泛本位说，使并非金融大国的中国可能因为制度设计而领先。货币是一种特殊商品，也是一种识别符号，它的交易流通，就是其信用价值得到交易双方认可。一般一个区域只有一种主流货币，在亚洲处于竞争地位的是人民币和日元，只能有其中一种充当未来“亚盟”的“亚元”。人民币目前在亚洲享有第二美元的美誉，有我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持续增长和政局稳定的保证，币制改革具有率先实践的基础。
新币制对内可以将我国打造成东方金融强国，培植民间资本集团迅速成长，将股票市场、保险市场全部救活，刺激产业升级换代，准确向世界各国宣示我国市场经济完成，为政体完善铺平道路；对外因为创新币制的需要，可以吸引国际资本集团投标竞争制度设计，确立人民币国际货币地位。新币制适合亚洲口味，将遥遥领先于竞争对手日、韩，强化人民币在柬、越、泰、蒙等国的地位，并辐射复制新币制适用的环境，可以加速亚洲经济一体化，为我国及时预警、排除亚洲金融危机隐患和主动掌控币制安全提供竞争优势，还可以在国际资本市场争得势力范围，赢得与欧盟欧元对接的主导权。
8、在他面前我们都将感到羞愧：以夏同人概念股开盘为例
夏同人作为人权专家，被任命为国务院保密局局长，是2005年学者入幕的一个亮点。如果把他和王沪宁相比，表明我国法治社会的大趋势更加向好转变。
知识人在权力格局享有多大的发言空间，可以判断这个社会在多大意义上是现代社会；知识中心与权力中心的互动频度，可以表明权力中心的开放程度；知识人在权力中心能够建立传统，表明权力中心与知识中心的关系向良性健康发展。关于权力中心和知识中心如何对接并产生最佳效益，这在中国还是一个值得继续实践的问题。
王沪宁，文革末期就开始研究美国两党史，这使他赢得了知识界的广泛赞誉，他是国内比较知名的政治学者，以比较政治分析见长，也被认为是美国学专家，原来担任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后在江泽民时代入幕成为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提出了政治文明等有重大影响的理论。
夏同人，名勇，字同人，此君三十出头在北大燕园撰写的法学博士论文就是《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像他这个年龄段的人，除名之外还有字的人很少。从其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显示的立法理念，以及早年的人权理论和近年的新民本说，再参照他游学美国的西学背景，和在社科院法学所担任所长时留下的口碑，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夏勇竟然有些像宪法之父张君劢，做人慎终追远，作为学者是“书生习气不可无”，但他又不是书呆子，甫一入主保密局就将灾难知情权解禁，使中国日益开放昌明，为下一步打造“阳光政府”打开了“透明橱窗”。
夏同人是学贯中西的人物，对于如何解构中国古代社会的信息不对称和暴力魔瓶的残余，变暴力社会为和谐社会，使信息不对称社会回归真实，他是了然于胸的。他的一些提法比如“民惟邦本，权惟民本，德惟权本。”等都是解构和建构同时进行，这应该是最稳妥的办法。
暴力魔瓶和信息不对称社会的克星就是人们要活在真实当中，像巴金一样说真话，用真实的言说就能改变它，夏勇的贡献当不会低于王沪宁。
9、天黑了太阳也不愿歇歇脚：以温家宝温情定律为例
再发达的高质量信息社会，普通公民也不可能靠抽象分析来预测未来，他们习惯于从领导人的言谈举止来感觉国家的阴晴冷暖，汲取信心。
温家宝自担任总理职务以来，总是给人以满面春风的感觉，温暖、朴实、诚恳、谦和，富于同情心。在2005年，各地发生灾难，每一次他都很焦急，希望立即见到民众；他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侃侃而谈政体改革；2005年底“行政强制法草案”对行政行为加以约束，这是国务院以实际行动在推动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
他年轻时没有机会留学，他向社会学习，他经历过许多苦难，他为民工讨工钱，他关心打工子弟学校，希望所有孩子在蓝天下共同成长，他倡言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在他身上最能让人发现，好的人治是如何走向更好的法治的。
和谐可以理解为党内和谐，党、政和谐，党、民和谐，政、民和谐，中国虽然未采用西方大选的表达形式，但温家宝仍然相信公民在用心投票，承认中国政府是改革的最大动力，政府主要任务就是创造一个好环境。
虽然2005年“公务员法”在最后一刻删去了有关公开公务员收入的文字，但君子之过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人皆见之。
权力集中就没有权利，约束权力才有权利。即使没有政府或政府突然更迭也基本不影响社会生活，或者政府更迭后社会更好，将政府的责任变得可控，就说明政治体制改革接近成功。
一个温情总理，用权力救济权利，又不排斥人情，充满平民色彩，“温良恭俭让”，这种“和生万物”的暮春三月，正是孔子歌咏过的“春天的故事”。立“四维”、弘“八德”、张“十二本”，国必复兴。
10、以夷变夏还是以夏变夷：以香港政局为例
香港特区政府于2005年12月21日向立法会提交了关于2007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修改议案，尽管在表决当天组织了80万众签名支持，努力争取两个议案都得到半数以上议员的支持，惜未能获取占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的支持，最后被立法会否决。
虽然表决结果没有达到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的满意，但中央政府对“一国两制”应抱信心，对香港的法治传统和“港人治港”应给以尊重，使香港社会完善高度自治应给时间。
港、澳、台已然不是冷战时代的桥头堡，现在是我们摇给世界橄榄枝和新丝绸之路驼铃的时候了。香港一有波动，台、澳都受影响，把香港这步棋走活，海外三角就都活起来了，我们要学习美国如何以13州折服37州的，就不要用异样眼光看香港，更不要把香港当外人。
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在亚洲居于特殊地位，与欧美联系密切，这里是反映全球情势的温度计。香港主权已经在我，但是政权下面的支撑还带有一个半世纪殖民地的印痕，政治经济文化的重新整合不免发生冲突，香港是个有个人自由，但民主并不十分发达的社会，这也是英美法系范围亚洲国家地区的普遍情况。这次议会精英和民意的冲突，显示代议制在香港政坛的生存基础，短期内不易撼动。
接替董建华的曾荫权，仍然需要和立法会搞好关系，重拾香港人的信心，在立法、行政、司法三个层面整体推进香港政体改革，否则可能事倍功半，步董建华的后尘，因无法折冲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之间的波动，而被提前换马。
夷夏较量一两百年，夷夏互变一两百年，夷夏冲突，我们过去吃了大亏，现在到了我们主动应变的时代。夷夏融合，华洋杂处，于物种来说，有杂交优势，于民族来说，有熔炉精神，就是和谐，推广之即全球化，全球化即天下大同，香港不失为一个活的案例。如今香港市民对《基本法》的认知程度继续增加，香港的价值在于继起夷夏和谐的生命，人类生命的价值在于继起宇宙自然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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