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在颓废中撒娇的中国富人
|
| 时间：2006/01/04 出处： |
吴小彬
2002 年，宋城集团董事长黄巧灵在杭州建起了他的杰作：一座价值一千万美元的白宫复制品。墙上挂着美国历届总统的肖像，每一个细节都仿制的惟妙惟肖，从 6 万美元一套的巴洛克沙发到地毯上的印章。当然，这座宫殿的中心是一间椭圆形的房子——总统办公室。
2004 年初春， 38 位中国顶级富豪聚会上海金茂大厦，他们身着特制的晚礼服， 在烛影摇曳、美女簇拥中，其 谈吐、礼仪、行为举止 刻意模仿着西方贵族和上流人士。宴会主办者还特地请来一位法国专家，对富豪们“品头论足”，悉心指点。
2005 年 1 月，在搜狐公司年会上，公司董事长张朝阳慷慨陈词：“我们这一代正在全面传承欧美几百年来积累的风格和品位，先富起来的人们当仁不让承担起品位生活探索者的责任。我们的口号是，我们就要附庸世界风雅并将世俗生活进行到底”。
2005 年 5 月，《中国企业家》杂志发表文章，预测张朝阳们“终将成为社会潮流的引领者”，该文的题目是〈中国商人 20 年：一个阶层的明星化〉。文章说，商人和企业家们“除了奋斗，也到了该讲究的时候了”，“他们从富到贵到雅的历程才刚刚开始”。
在这块被硬性平等压抑了几十年的大陆上，在这个“小农平均主义”一度盛行的国度里， 20 年间，产生了这样一个富有的阶层，仿佛平地冒出这样一些阔佬大款。各种各样的目光都在打量着他们，他们的言行受到众多媒体的关注。的确，正像《中国企业家》写到的，你不能够要求资本积累时期的企业家们有多么高的品位。而且，这些富人和企业家中，确有一些人在致富的过程中，是靠着自己顽强和勤奋的努力“掘到了第一桶金”。像杰克缝纫机公司老板阮积祥，当年只身一人从浙江跑到东北大兴安岭补鞋，每天挑着担子奔波于各大林场，冒着掉进沼泽和落入虎口的危险；像现在“小肥羊帝国”的缔造者张钢， 1985 年扔掉钢铁公司的铁饭碗，站到自由市场上天天吆喝卖衣服。在他们积攒下的每一个铜板中，也都渗透着自己的血汗。所以，当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为富人和企业家声辩：“现在的电视剧描写的企业家，不但跟‘贪'联在一起，而且和‘黑'联在一起，有的后面还有自己的打手，这种形象不能代表企业家群体”——应该说，他讲的在理。
然而，为什么在网络上充斥着对富人的声讨呢？为什么当富人开着豪华轿车从大街上驶过，许多市民要投以白眼呢？为什么去年春天上海的那场盛装晚会被人讥为“无聊的作秀”？为什么连美国的《时代周刊》在介绍了黄巧灵的“白宫复制品”后，也在说“财富给中国富豪带来的，是盲从和眩晕，他们所做的不仅仅是无度的挥霍，更是愚蠢的攀比”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近发布的《 2005 年社会蓝皮书》中显示，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正在扩大，最富有的 10% 的家庭与最贫穷的 10% 的家庭相比，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超过 8 倍，有六成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不到平均水平。收入最高的 10% 的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 50% ，而收入最低的 10% 的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仅维持在 1% 上下。
不久前，上海《东方早报》联合上海新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对网民进行了一次调查。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4034 名网民参与，其中男性网民占 68.7% ，女性网民占 31.3% ，受访者年龄主要集中在 26-35 岁和 18-25 岁，各占比例 48.3% 、 36.5% 。有 37.1% 的受访者月收入在 1001-2000 元之间， 1000 元以下的占 27.5% ，平均月收入为 2074.42 元。此外，本科和大专学历的受访网民分别占 42.4% 和 34.4% 。在本次调查中， 86.6%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中等或低收入人群。依据各自所在地的情况，有 75.9% 的受访者认为现在收入差距偏大，并有 68.2% 的受访者预计这一差距还将拉大。现实使得近七成人产生不安感，一半人认为目前社会存在“仇富”心理。调查报告还指出，此前，教育被认为是缩短收入差距的唯一办法，但由于目前教育成本越来越高，且许多大学生毕业以后就业困难，教育的这一作用正在减弱。
有了这样一份权威文件和这样一组调查数据，我们上面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获得了答案。不过，我们的富人是不管这些的，依眼下盛行的经济哲学，即使他们知道有这样的文件和调查报告，也多半会说 “那些人受穷，是因为他们智商低，竞争力太差，或者运气不好”。他们可不想让这些事扰乱了好心情，他们仍然会呼朋引类，来到北京长城饭店，一边品尝林茨牛油蛋糕一边说：“在这里，只有窗外的尘土是中国货”。
马克思似乎说过这样的话，一个社会占据优势地位的意识形态，往往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显然，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富人对现今中国的影响力。从北京长城饭店到上海金茂大厦，再到石家庄的国宾大酒店，每一座大中城市的高档宾馆，可以说都是为富人修建的。不错，当富人驾车从市中心驶过的时候，是有不少人投轻蔑的一瞥，可还有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女人）在用羡慕的目光远送。在商场里，富人一掷千金，专挑最昂贵的名牌商品购买，让许多囊中羞涩的市民嗟叹连连。所以，像张朝阳“我们就要附庸世界风雅并将世俗生活进行到底”的豪言，对于我们这个社会的冲击，是不应该被低估的。由于中国文化骨子里的嫌贫爱富，由于人的天性倾向“笑贫不笑娼”，几乎可以断言，一般市民对于权贵与阔佬以及由他们操纵的媒体有意制造的“消费文化”、“品牌策略”和“明星效应”，是没有多少免疫和抵抗能力的。这一点，从去年上海 F1 大奖赛的万众争瞩，乃至交通为之堵塞一事上即可看到。
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该考虑我们这样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在各种资源人均占有率不高的情形下，到底能允许多少人附庸张朝阳们倡导的“风雅”了。比如说，在 3 年之后，有 4 亿人被富人的榜样和教导吊起了胃口，认同了他们的生活观念，也要开宝马，也要打高尔夫，也要到天安门广场玩滑板，也要住到上海金贸大厦体验贵族品位，那时我们的城市设施是否能够满足？我们的各种资源是否足以支撑？如果支撑不起满足不了，那未能附庸了“风雅”的人怎么办？谁来兑现对他们的承诺？我想，张朝阳先生还是不会管这些的；与他一样，积极倡导西方生活方式的其余“海归”们，也是不会管的；此外，那些靠着向政府官员“租赁权力”暴富起来因而其乐陶陶的 “土鳖”们，恐怕也不会为此劳心费神。
由于眼下资本的寄生性、依附性，由于资本构成要素的知识资本的外来属性，加之许多人财产来源合法性的缺乏，作为中国有产者或曰企业家的富人们，以及靠为他们打工而跻身中产阶层的白领人士，在人格乃至道德上都是无根者，虚无主义是他们共有的思想背景。中国文化在此暴露出没有宗教向度的致命缺陷，它在根基处就缺少一种超越性，缺少自省和反思。它使这些先于大众富裕起来的人匮乏原罪意识，缺乏马克斯 ﹒韦伯所说的“清教徒精神”。他们中间很少有人能对财富的来源作批判性的思考，更遑论对财富的本质有深刻的认知了。可以想见，他们中的多数人在点数自己的利润后，只是在庆幸自己的“幸运”与偶然成功而已。由于再向上发展的空间非常狭窄，需要投入太多的成本，有更深的政治背景作为资源支撑，并且要冒更大的风险，所以他们大都自觉地停止了步伐。在向内开掘没有文化资源，向外发展已无可能的情形下，他们便在“炫耀性消费”中纸醉金迷起来，比着购豪宅、开高档车和包养情人，相较之下，黄巧灵修建“白宫”，张朝阳、潘石屹、刘晓光们穿起燕尾服模仿英国贵族，应该还算是层次颇高。人们可以像《中国企业家》那样，把这些豪华的铺张看作是“一个阶层的明星化”，理解富人们这样做是在用一种“特殊消费”来标识自己，借以博得社会地位、名望和荣誉，加大和培植自己的影响，同时在群体内部寻求共识和相互支持。而在“仇富”者看来，这无非是在“自恋”，在“作秀”，是“精神撒娇”，或者干脆就是“撒欢”。当然，无论是“明星化”的自我炒作，还是作秀抑或“撒娇”，其意义都要再过些时日方能看出。总而言之，富人们这样做，肯定是在“挥霍”，却并非十足的“愚蠢”。美国《时代周刊》对黄巧灵的指责，多少有些偏颇了，显然是不了解我国国情和我国富人的真实处境所致。
哪怕只是浮光掠影地看一下，也能看到，富人对眼下中国文化的影响已是不容小觑了。在各大城市，有专门办给他们看的豪华杂志，像《品位》、《 mangazine. 名牌》、《优雅》等，其中《品位》的高昂定价完全是在排斥一般市民，该杂志对此并不隐晦，它声称自己是“直投富人群体”的。操办这些出版物的文化人，与被服务的富人一样，身上充溢着投机者的精明，匮乏的却是知识创新精神、思想深度，和对新生事物的命名能力。作为证明，我们可以举出《经济观察报》为例，这家办给老板们和“精英人士”看的报纸，连纸张的颜色都在模仿英国《金融时报》的桔黄。当然，将文艺与资本结合的最好的，是已被称为“大师级”人物的张艺谋了。张从《红高粱》、《有话好好说》、《一个也不能少》、《英雄》、《十面埋伏》一路走来，其在各个年代示好与邀宠各种权势及资本的能力，令人叹为观止。特别是《英雄》，在一系列由资本提供最终支持的操作下，一方面向国际最强劲的政治势力献媚，一方面又为国内权贵精心瓦解侠义传统并表白忠诚。然而，富豪权贵的认可、欣赏和捧场，不等于普通观众的首肯；浓艳的色调、花哨的动作、大投入的制作以及轰动效应，也不等于艺术的真实成就。在张身上，我们目睹的只是国内外资本希望借其影响在中国市场的谋利企图。
这是一个由富人来定义一切的时代，我们活在一个资本说了算的时候。没有办法。虽然，资本和富人本无定义和命名这个时代的能力及思想深度。看来，我们只有等待了。或许，随着时间的流失，有些事情会发生变化。这同样是一个需要耐心甚至必须忍受屈辱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坚韧不拔的时代。当然，思想和艺术的创造也期待着敏感和机遇，愿那些有心人和有志者能够挺住，不要被粗砺的人世磨平了自己的机敏。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