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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登奎回忆周恩来恸哭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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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12/29 出处： |
36年前，中共“九大”会议后，他与华国锋被毛主席“钦点”从地方调到中央工作。当时他是河南省委书记，而华国锋则是湖南省委书记。
34年前，林彪9•13出逃事件后，他在人民大会堂曾亲眼目睹了周恩来总理在林彪事件后恸哭一场的情景。
29年前，毛主席病逝前夕，他在中南海怀仁堂代表中央向有关人员传达一项紧急重要任务，起草讣告和悼词文稿，预作丧事准备。
25年前，华国锋下台后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他与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等四人一起提出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从此淡出中国政坛。
他就是文革期间毛泽东为数不多比较信任的“老朋友”、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时期的副总理——纪登奎。
大公报记者日前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里，独家专访了纪登奎之子纪坡民。
纪登奎的政坛往事
——专访纪登奎之子纪坡民
文/本报记者 蒋兆勇 王扉
内务府街甲44号
内务府街位于北京东城区，是繁华的灯市口大街对面的一条小胡同。据纪坡民先生向大公报记者透露，1980年其父亲纪登奎辞职前，他们一家人搬到了内务府街甲44号。在他们之前这个四合院的主人是华国锋。1988年纪老病逝后，纪坡民与家人一直还静静地住在该四合院里。
这种大隐隐于市的宁静，持续到了2005年9月台湾作家李敖 “神州文化之旅” 的消息传出的那一刻。因为李敖在其《李敖回忆录》中写道，“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家就住在北京东城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海内外多家华语媒体闻风而动，络绎不绝地前往内务府街去敲甲44号院的门。纪坡民面对这些不速之客一遍遍地讲述他所知道的这个老宅子的故事。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面前的这个老人是谁。
纪坡民退休前在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我们的一个朋友和他非常熟识。9月的一天，纪先生约我们上他家坐坐，聊聊天，那时李敖还没有“登陆”，四合院还很安静。
其实，包括内务部街在内的三条紧邻的胡同（其余两条是演乐胡同与本司胡同），这个地段在元明两代是文化中心。明代的官妓集中在东城，本司胡同乃是教坊司所在地，演乐胡同是演练妓乐的地方，勾栏胡同（今内务部街）则是官妓聚居和酬客的所在了。纪先生跟我们说，内务部街甲44号在清朝时曾是李莲英的府第，后来成为赛金花及其丈夫清状元鸿钧的住宅。建国后，70年代华国锋从湖南调至北京工作时就住在这里。华国锋与李先念筹划秘密逮捕“四人帮”的碰头会可能就在这个小院。
纪坡民向我们介绍说，这个四合院里共有30多间房，现在不少已是危房，处于闲置中。记者看到院内搭有低低的瓜果架，上面结有桃子、丝瓜、小南瓜等果实。但瓜果架有些地方已经耷拉下来了，一看就知是年久失修、疏于打理的结果。
我们去的那天是下午。一进门，看见午后的阳光透过瓜果架枝枝蔓蔓的缝隙洒落下来，有点慵懒懒。院内的宁静氛围与我们一路驱车而过闹市的喧嚣景象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洞门高阁霭余晖，桃李阴阴柳絮飞”，我的心底不自觉地就涌出了这两句唐诗。而纪先生引领我们穿行其间、登堂入室的情形，则是像极了另外两句唐诗的描述——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毛泽东与纪登奎的第一次谈话
纪坡民说，父亲在位时他还在外地工作，只是过年过节回北京探亲。而父亲下台后，工作不忙，空闲时间很多，时间长了，父亲也不像过去在台上时对其工作上的事那样三缄其口了。这倒使他有机会间间断断地听父亲谈过不少政坛往事。“他原本是个话很多的人，甚至有点太多，这使我觉得，他这样的性格特点也许不太适合搞政治。”
在儿子眼中“不太适合搞政治”的纪登奎在解放初期即获得了毛泽东的青睐。和许多资格很老、功劳很大的开国元勋、功臣战将和大批高级领导干部相比，父亲只是个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三八式”干部。从年龄上父亲比毛主席整整小30岁，地地道道只是个晚辈。纪坡民说，他记得父亲谈及第一次与毛主席的单独谈话，是在50年代初。当时毛主席出巡到河南，想了解基层的情况，于是找许昌地委书记前来汇报工作。这一次两人的谈话，父亲在80年代跟他回忆时说那次谈得是“惊心动魄”。
父亲在毛主席专列上汇报完工作后，主席突然问了父亲一句，“你挨过整没有？” 父亲说，“挨过。”
“挨过几次？”“两次。”
“整你整得对不对？”“不对。”
父亲说，主席这时说了一句话让他回味很深，“没有挨过整的干部不能算数。”
接下来，主席问父亲的话更是一句紧过一句，“你整过人没有？”“整过。”
“你有整错过没有？”“有。”
“你杀过人没有？”“有。”
“你杀错过人没有？”“有杀错过的。”•••••
纪坡民说，当时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建国初期，剿匪、反霸、镇反，哪有没有杀过人的干部，也会有杀错的。也许就是父亲这种老实坦率的答问风格给当时一言九鼎的毛泽东印象深刻。所以后来毛主席几乎每次出巡到河南，都要把父亲找来，要听他的汇报，截止到“文革”前，听父亲说，有13次之多。这就是“文革”时代毛主席称父亲为“我的老朋友”的来历。
纪坡民还听父亲说起过与毛主席的在五十年代初的一次有关农业合作化的谈话。那次大概是父亲与主席的第二、三次谈话。也是主席出巡到河南。他把父亲找来，要听关于一个合作社现状的具体的工作汇报。父亲说，主席的这个要求在一路上已经难倒了一批前来汇到工作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主席那时不听宏观的、大的、面上的情况汇报，就是想听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合作社个案。那时正巧父亲刚下到当地的一个合作社蹲点了半个月回来，于是他与主席在专列上一谈就是5个小时。火车在他与主席的谈话期间继续前行。主席听得很高兴，也听满意了。大手一挥，你可以回去了。父亲这才从专列上下来，发现车已经到了武汉。他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一个人在武汉车站苦想这下怎么回去。最后父亲终于想到武汉市委有个老战友。他打通了老战友的电话，借了车票钱这才回得来许昌。
上台下台任职辞职的心路历程
纪坡民说，父亲是在1969年党的“九大”会议后到中央工作的。按一般人的说法，算是个“文革新贵”。但父亲在“文革”中，并不是所谓“造反起家”，也曾被关押批斗得差点丢了性命。
1969年，父亲作为“九大代表”到北京后，“九大”会议主席团派人和他谈话，要他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作大会发言。父亲说：“我作这个发言不合适。我不是革命干部，只是算是个解放干部。” 来人说：“那你认为谁才是革命干部呢？”父亲说：“我只是毛主席解放出来的干部。革命干部，大概人家刘格平、王效禹他们那些人，才应该算吧。”来人说：“你知道吗？是毛主席让我来找你谈话，是毛主席让你代表革命干部作大会发言的。你应该服从。”可是父亲还是拒绝。来人表示很为难，说：“那我怎么向毛主席汇报呢？”父亲说：“你就把我说的原话，向毛主席汇报。” 来人走后，很快又回来了，说：“我向毛主席汇报过了，主席说，他就是要让你这个‘解放干部’在大会上发言。”
“九大”的大会发言共9人。周恩来、康生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陈永贵代表农民，王洪文代表工人，尉凤英代表妇女，孙玉国代表解放军。我父亲的发言，在报道的时候，还是“革命干部代表”。在“九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的“九届一中全会”，又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坡民曾问父亲，毛主席为什么一定要你发言呢？ 父亲回答说，被关押批斗那一段时间，他曾经“坐飞机”一百多次，这件事毛主席听说了，大概认为他是其希望的那种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干部。那个时候，毛主席很喜欢像他这样能够“和群众在一起厮混”的干部，提拔他，也主要是这个原因。
1969年6月，“九大”之后两个月，毛主席和父亲谈话后，把他从河南调到北京在中央工作。“文革”期间，父亲在中央的党、政、军都担任过重要职务，管过不少事情。这是父亲上台时的故事。
关于下台，纪坡民记得父亲曾说，他正式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是1980年春天，但是下台的事，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基本成为定局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思想和政治路线发生根本改变的转折点，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由此开端。就是在这次“三中全会”上，父亲因为在中央工作期间所犯的错误，受到与会同志的批评，大家对他提了很多意见，有的意见还很尖锐激烈。和父亲一起挨批评的，还有汪东兴、陈锡联、吴德和苏振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三中全会”之前，父亲主要是在国务院工作包括分管农业，三中全会上挨批后，工作安排有了变动。在在工作交接问题上 ，就谁来接任他分管的事，胡耀邦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先推荐赵紫阳，因赵在四川的工作还离不开，父亲又推荐了王任重，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父亲交出主要工作之后，邓小平同志找他谈话，又要他接任别的工作，后来父亲又管了一段时间旅游。
“三中全会”开过不久，父亲就坚决要求辞去在军队的职务，当时他在北京军区还担任的军职。父亲说，邓小平同志其时还表示要挽留他，大概是他与小平在70年代前期搞“整顿”时一直相处得关系不错。但在父亲去意已定的情形下，邓小平也就同意了他的辞职请求。
三中全会以后，父亲一方面接受批评、检讨错误，一方面也还有点工作，不过事情不多了。父亲是个工作狂，他排行老三。纪坡民说，“我们孩子都管他叫‘拼命三郎’。”工作负荷忽然减下来，就那么一点儿事，他有点不适应。到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时，父亲和汪东兴、陈锡联、吴德四人正式提出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中央的五中全会批准了他们的辞职请求。
纪坡民说，在谈到与邓小平在国务院共事的那段岁月，父亲对小平同志的行事风格很有几分激赏。70年代初，小平同志回到中央，就着手忙着搞整顿，先是铁路，再是钢铁，而后军队，接着是文艺、农业等，各条战线全面铺开；父亲回忆说，小平那时还讲，各项整顿，最重要的是党的整顿；他让父亲去搞试点，准备起草整党的文件。到了1975年，小平抓军队整顿，对存在问题，讲了五个字：“肿、散、骄、奢、惰”。解决办法，部队各级军政首长，一个正职，一两个副职，剩下的统统清理，成立顾问组，都塞到那里头。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割疮带肉，快刀斩乱麻的解决问题。直到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被再次打倒。
纪登奎回忆周恩来恸哭林彪
近年来在海内外纪登奎这个名字被人提及，大多与周恩来在70年代初的那次恸哭有关。而资讯主要源自内地出版的周恩来侄女周秉德所著的《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外逃，消息一经证实，有人立即提出用导弹打掉。毛泽东主席摇摇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而伯伯曾拿着话筒向林彪乘坐的三叉戟喊话：“林副主席无论在国内哪个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去机场迎接。”接着，为了处理这一突发事件，伯伯吃住在人民大会堂，几乎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这是许多文都回忆过的。
有一个情节鲜为人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带回的照片，证实了林彪的确折戟沉沙，自取灭亡之后，不断有面色严峻的国家领导人脚步匆匆进出于人民大会堂，弥漫着高度紧张气氛的东大厅里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其他人都已经如释重负地离开了，屋里只剩下周恩来、纪登奎。
突然，一阵嚎啕之声如江水崩堤猛然暴发，这是一种长久的压抑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暴发的哭声，一种痛楚无比撕肝裂肺的痛哭。纪登奎一下呆住了：不是亲眼目睹，他压根儿不会相信，发出这种哭声不是别人，正是面对墙壁双肩颤抖的周恩来！就是刚才还和大家一样露出久违的笑容，举杯庆祝这不幸中的万幸的周恩来！自从调到中央工作，纪登奎看到的周恩来永远是从容、镇定、乐观。••••••像今天这样的失控，纪登奎是第一次看见，真感到太意外了，太震动了，以至于平时反应敏捷极善言辞的他，此刻也乱了方寸，话说得结结巴巴：
“总理，总理，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应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您该高兴，对不？！”讲完他自己才意识到，自己分明在重复着总理刚才讲的话。
周恩来回过身来，双肩依然在颤动，脸上老泪纵横，他摇着头，声音嘶哑地反复说：“你不懂，你不懂！” ••••••
纪登奎之子纪坡民在接受我们的访问时说，父亲没有跟他透露过这一段往事。但他也问过周秉德，周也没有直接从伯父那里听到过这件事。书中所记载的只是她辗转听说来的。纪坡民面对记者也毫不讳言他质疑这一记载的可信度不高。采访过后，记者经多方查证，终于从曾任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先生当年对纪登奎本人的采访笔记中得到比较准确的记述——
（以下是纪登奎的回忆）当时最紧张的情形刚刚过去，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中央政治局成员还留在人民大会堂集体办公。一天，当时协助国务院业务组的先念和我有事需要向总理汇报，见总理独自一人坐在他临时的办公室里发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们两人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事情闷闷不乐，便进去好言劝慰。开始时，总理只是听着，一言不发。后来当听我说到“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这样一席话时，显然是触动了他的心事，总理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哭出声来，接着又嚎啕大哭起来，其间曾几度哽咽失声。我们两人见总理哭得这么地伤心，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站在一边陪着。最后，总理慢慢平静下来，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下面就什么也不肯再说了。
(大公报2005.12.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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