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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伟大先贤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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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12/18 出处： |
墨子，名翟，战国时鲁国人（或说宋国人），墨家学派创始人。
据孙诒让考证，墨子生卒年在公元前468～公元前376年。他出身低微，“上无君子之子，下无耕农之难”，可能是一个接近手工业劳动者的读书人。因而养成了注重节俭、劳身苦志的作风，“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吃的是“藜藿之羹”，穿的是“短褐之衣”，足登“跋跷”。他注重实践，善于制作，相传他的木工技术，与鲁班齐名。在学术上，初受孔子影响，“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逐渐成了孔子和儒家叛逆，创建了与儒家相对立的墨家学派。儒和墨两派互相驳辩，在先秦首先揭开了百家争鸣的序幕。人们常把孔墨、儒墨并提。墨子在战国时代乃是流誉四方、最具影响力的大思想家之一。墨家以“为万民兴利除害”为自己使命，并为之孜孜奋斗，游说诸侯，谋求制止战争，安定社会，安定民生。墨子“平生足迹所及，则尝北之齐，西使卫，又屡游楚，前至郢，后客鲁阳，复欲适越而未果。”（孙诒让《墨子传略》）“席不暖”，“衣不黔”，真有孟子所说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主”的精神。两千多年来一直流传着他止楚攻宋的传说。正因如此，他的智慧、坚定和见义勇为博得了历代人民尊敬。鲁迅根据《公输篇》写成了著名小说《非攻》，再现了墨子的传奇形象。
到了汉代，随着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墨家学派渐趋式微。但体现墨家思想精华的《墨子》一书得以保存下来，并一直流传至今。《墨子》的主要版本有：①汉秘府藏简原本七十一篇（今不存）；②汉魏间改写古卷本（今不存）；③隋唐卷子本（今藏于日本宫内省）；④宋刊本；⑤明正统十年刊道藏本（五十三篇，今藏于北京白云观）；⑥明唐尧臣刊本；⑦清毕沅乾隆四十八年校刊本。《墨子》一书由历代墨者薪尽火传，一再加工整理或集体创作而成，时间跨度从战国初至战国末，即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决不可能成于一人之手，也非成于一时。因而内容比较复杂。据专家考订，其中《尚贤》、《尚同》、《非攻》、《兼爱》等二十四篇是墨家专论城守防御的著述，《耕柱》等篇记录了墨子及其弟子言行，《经上》、《经下》等六篇是墨家后学著作，《亲士》等篇内容混糅，有街于进一步考证。
在墨家整个思想体系中，军事思想占有重要位置。《墨子》军事思想是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卫学说，其主要内容有二：一是非攻，反对攻伐掠夺的不义之战；二是救守，支持防守诛讨的正义之战。
（一）非攻：反对攻伐掠夺的不义之战
墨子认为，当时进行的战争均属掠夺性非正义战争，在《非攻》诸篇中，反复申诉非攻之大义，认为战争是凶事。他说，古者万国，绝大多数在攻战中消亡殆尽，只有极少数国家幸存。这就好比医生医了上万人，仅仅有几人痊愈，这个医生不配称之为良医一亲友，战争同样不是治病良方。历史上好战而亡的统治者不可胜数。这无异于给那些企图通过攻战来开疆拓土吞并天下的人以当头棒喝。所以墨子主张，以德义服天下，以兼爱来消弭祸乱。在墨子眼里，兼爱可以止攻，可以去乱。兼爱是非攻的伦理道德基础，非攻是兼爱的必然结果。
墨子主张非攻，是特指反对当时的“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的掠夺性战争。墨子以是否兼爱为准绳，把战争严格区分为“诛”（诛无道）和“攻”（攻无罪），即正义与非正义两类。“兼爱天下之百姓”的战争，如禹攻三苗、商汤伐桀、武王伐纣，是上中（符合）天之利、中中鬼之利、下中人之利的，因而有天命指示，有鬼神的帮助，是正义战争。反之，大攻下，强凌弱，众暴寡，“兼恶天下之百姓”的战争。是非正义的。
墨子还坚决无情地揭发当时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沉重无尽的灾难。①贻误农时，破坏生产。农业是斩断了老百姓的衣食之源。②抢劫财富，不劳而获。窃入桃李，抢人犬豕鸡豚、牛马，杀人越货者，“谓之不义”，攻小国，“入其沟境，刈其庄稼，斩其树木”，同样是“不与其劳就其实，以非其所有而取”的不义行为。③残害无辜，掠民为奴。墨子指出，大国君主命令军队攻小国，“民之格者，则迳杀之。不格者，则系操而归。丈夫以为仆圉胥靡，妇人以为舂酋。”
（二）救守：支持防守诛讨的正义之战
墨子“惟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从“非攻”出发，《墨子》论述了作为弱小国家如何积极防御的问题。墨子深知，光讲道理，大国君主是不会放弃战争的，因而主张“深谋备御”，以积极防御制止以大攻小的侵略战争。这些研究防御作战的论述，集中在《备城门》以下十一篇，形成了一个以城池防守为核心的防御理论体系，概言之，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倡导积极准备，力争做到有备无患。“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廓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必无备虑，不可以应卒。”只有在战前进行后勤、城防、军备、外交、内政等物质和精神上诸方面的充分准备，才能造成守城防御战斗中的有利条件和主动地位，赢得防御作战胜利。
二是“守城者以亟敌为上”的积极防御指导思想。墨子认为在守城防御中，应守中有攻，积极歼敌。“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是下策。“亟伤敌”的具体措施是：利用地形、依托城池，正确布置兵力；以国都为中心，形成边城、县邑、国都的多层次纵深防御，层层阻击，消耗敌人；顽强坚守与适时出击结合。
三是在防御作战具体战法方面，提出了一整套防御作战战术原则。《备城门》等篇，墨子通过禽滑厘的询问，对十二种攻城方法一一对以有效防御。如高临法、水攻法、穴攻法等，是当时颇为先进的攻城术，墨子对以别具匠心的应对措施，并详细解说守城器械的制作方法、使用技巧等。
墨子防御理论在中国兵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世有关防御原则和战术的记述，多祖述《墨子》，以至于一切牢固的防御也被笼统称为“墨守”。如果说范蠡是从战略高度提出了朴素的积极防御理论，墨子则更多从作战角度探讨防御，形成了较完备的防御作战理论体系，而这一体系恰好与孙子以进攻为主的作战理论形成互补关系，对传统兵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墨子的不幸
读先秦诸子，墨子总是让人产生莫大的同情。
墨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显学”，《墨子》一书是中国思想百花园中的奇葩。可是，在《墨子》中，墨子与其弟子的对话都是极端非人格化的，他没有刻意留下什么个人的身世，甚至其姓氏与国籍都没有明确的交代。关于他的姓氏，最通行的说法是姓墨名翟，亦有史家认为墨子姓翟名乌。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中认为，墨子这类贱者古时根本没有姓氏，所谓“墨”乃古刑之名，墨子盖为刑徒。关于墨子的国别，有的说鲁国，有的说宋国，更有奇者，说“墨”即“黑”，“翟”通“狄”，疑他为印度人。墨子没有留下足够的个人信息供后人寻根与缅怀，应该说是他的不幸。
墨子自称“贱人”，“北方之鄙人”，擅长于器械发明。这说明墨子本是地位低下之人，一个工匠，极可能是木匠出身。墨子早年虽“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但嫌其烦扰害事而弃之不继。他主要靠自学成才，并强调实用知识而非词章文采。所以，《墨子》的文风生硬、呆板、乏味而重复。“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大概是《墨子》失传的一个原因。若果如此，岂不哀哉？
墨家倡导“兼相爱，交相利”，诉求天下之大利，近乎西方功利主义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尽管墨家学说也有守旧和迂腐的内容，但其思想主旨无疑具有人民性。而且，他们“赴火蹈刃”，“摩顶放踵”，“以自苦为极”，有着殉道者般的自我牺牲精神。史载，墨家巨子腹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准备网开一面，送个人情，而腹[黄享]拒绝道：“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于是他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据《墨子·贵义》载，有朋友劝说墨子，如今天下自私自利，你又何苦承担道义呢？墨子用个比喻加以回绝：有子十人，一人耕田而九人好吃懒做，食者众而耕者寡，难道那位耕者不该加倍努力吗？然而，墨者的做法常遭到误解与中伤。如后世有人说墨家的故事多夸饰之辞，有人把腹[黄享]杀子的大义灭亲说成是目无国法。倒是胡适说了句公道话：“试问中国历史上可曾有第二个‘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人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这大概算是墨子不幸中的万幸吧。
“显学”墨家到了汉初突然销声匿迹。追其主因，胡适认为，一是墨家“兼爱”与“非攻”的学说与时代不符，二是战乱不利于科学研究与哲学思考（《先秦名学史》）。郭沫若则认为，一方面后墨大多逃入儒道而失掉墨子精神，另一方面他们过分接近王公大人而失掉人民大众（《青铜时代》）。英国汉学家葛瑞汉的解释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他在《论道者》中指出，墨家的衰落主要与这一事实有关，在先秦以城市为中心的小诸侯国，墨家所依托的下层社会形成了一种政治力量，而由于秦以来大一统帝国的重新确立，使他们的势力丧失殆尽。此外，葛瑞汉还对墨家的理性和科学精神给予了极高赞誉，认为中国的理性论辩始于墨子，而后期墨家则完全分享了使全部知识纳入理性范围的希腊理想。这里，我们不妨斗胆做一历史假设，如果墨家的理性主义与科学精神后来没有断绝而是发扬光大的话，那么中国中世纪的科学史和观念史恐怕早就是另一番景象了。此一假设若能成立，反过来说明墨家的衰歇远不是墨子或墨家一家一姓的大不幸。
而墨子最大的不幸当为他的思想不被同时代人所理解。墨子止楚伐宋的故事见于《墨子·公输》、《尸子》、《战国策》、《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故事梗概大多耳熟能详，无须赘述。令人伤心的是，墨子虽然使楚国终于打消攻宋的念头，但在回归途中，“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内也。”冒生命危险止楚攻宋的墨子，居然不能在宋国里巷的大门内避雨！真正原因，史乘缺如，已难得其详。但无论什么原因，都应该是作为思想家的墨子的大不幸。尽管与先秦诸子中商鞅的车裂、吴起的被射杀、韩非的饮鸩自尽和李斯的腰斩相比，墨子遭点雨淋似乎算不了什么，但他的思想不为时人所接受，实在是莫大的悲哀。
墨子
(约) 公元前468 - 公元前376
〖战国〗
春秋战国时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创始人。名翟。相 传原为宋国人，后长期住在鲁国。曾学习儒术，因不满“礼”之烦琐，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其“天志”、“明鬼”学说，承袭殷周传统思想形式，但增入“非命”与“兼爱”等内容，反对儒家的“天命”和“爱有差等”说，以为“执有命”是“天下之大害”，力主“兼相爱，交相利”，不应有亲疏贵贱之别。处世奉行“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精神。其“非攻”思想，反映当时人民反对战争的意向，其“非乐”、“节用”、“节葬”等主张，为反对贵族“繁饰礼乐”和奢侈享乐生活。又重视生产，强调“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并提出“尚贤”、“尚同”等政治主张，以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则得治”。弟子众多，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尤重艰苦实践，服从纪律。墨学于当时对思想界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现存《墨子》五十三篇，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学说的基本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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