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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在301高干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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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12/17 出处： |
■邓小平挪了挪身子，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尿不出来，憋得慌！”
■为了加强保密，也为了安全，整个5层都作为邓小平同志的病房。
■华国锋、汪东兴批准邓小平做手术。
1.特殊指令：急赴新南楼
1976年末的一个暖冬日子。
那天，我从301病房下班回家较晚。那阵子几乎天天如此。由于粉碎“四人帮”，一场历史的浩劫即将结束，许多人从外地回到北京，不少人恢复了医疗条件，看病的人特别多，处于全军总医院的一名科室领导的工作便可想而知。我几乎都是在白天门诊、查房和手术，到下班时才理一理第二天的工作，看医学资料，天天处于满负荷运转……
记得是刚吃完饭，我就听到3层走道的电话铃声响，接着听到有人接电话的脚步声，很快就听有人叫：“李主任电话！”
“唉！”我应声就往楼上放电话处跑，电话对医生很重要。
那时，301尽管经过动乱的岁月，但医生都保持着我军的良好传统，电话就是命令，命令就是急诊，急诊就是生命！
果然，电话的另一头让我速到南楼！来电话的是一位保健办值班护士，我从声音上就辨别出来了。对方在电话中没问我在干啥，也没说其他事情，就是让快到指定的地点，无疑是有急事。
我按经验判断，肯定是有重要任务。这种经验来自一个军人的敏感，也是来自一位301医院科室领导的习惯判断。因为这个医院是解放军的总医院，南楼是领导同志住的病区，同时还担负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任务。担负着类似任务的在当时不仅是301医院，例如空军在当时也是如此。有一阵，中央和国家领导同志一般不乘民航飞机，多数乘军用飞机。所以，空军专门有一个专机师。这都是那个年代的特殊产物……
对这样的特殊指令，我们习以为常，有事一般也不多问，有急诊赶快行动，我急忙赶往新南楼。
新南楼刚盖好不久，门岗森严，在许多过往人员的眼中有着几分神秘感。
我一跨进大门，就见医院的蒲荣钦副院长。他当时负责南楼保健。还有刘轩亭副院长、白崇友政委，他们3个在那里，见我气喘吁吁走到跟前，就说有重要任务。
我仔细打量他们，看到每个人都很严肃，而且周围已布置了警戒，心中便明白肯定是个特别重要的人物。但有纪律的约束，不该问的不问。
2.“打不倒的小个子”惊现301医院
不知道这个重要人物是谁。我就同几位院领导一起静静地等待着。
很快，一道车灯闪现，“客人”到了，早已待命的护士已经把准备好的轮椅也推上来了。车门一打开，我就见到一个经常在报纸、电视和新闻纪录片中出现，而在最近又了无踪影的熟悉身影。是邓小平。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夫人、女儿，他的保健医生和护士。我当时特别吃惊，因为我做梦都没想到会遇到这样一位我所敬佩的人物。
电梯徐徐上升，我们离邓小平同志站得很近，他不大说话，电梯里很安静，静谧的气氛让我对这个“打不倒的小个子”伟人特别注目……
“文革”中，我对打倒邓小平等老领导很不理解。
我记得1975年夏天毛泽东身边有个护士，她经常来找我看病。因为他们知道我是搞保健的，经常给领导会诊，说话也不避我。她无意中说过这么一句话："主任，主席对邓小平非常信任！可千万别向别人说啊！"
这一句话让我着实高兴了好一阵。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采用极左路线，使党和国家许多好的领导人受迫害，搞群众运动也连累不少人。那一阵，明显感到国家倒退了，好人受罪了，我们为此都很焦急。所以，在林彪倒台后，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我们都拥护和敬仰他……
后来到了1975年11月底，又开始了反邓小平，我问那个护士："你不是说主席对邓小平挺信任吗？怎么现在好像又出问题了？"
"毛主席到底信不信任？！"她说她也纳闷，反正现在她也搞不清楚了。
她搞不清楚，我们更糊涂！我想大多数中国人在当时也糊涂。
我在电视上见邓小平同志最后一次面，是在周总理追悼会上。那天，我正好要到武汉给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同志会诊。同时，还要到广州去给一个外宾会诊。在电视上看到邓小平念完悼词以后，我才上了火车。周恩来去世让人太难过，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追悼会时，我的眼泪哗哗地流，只见到鲜花丛中总理的骨灰盒。
在火车上，我还是止不住眼泪，耳边一直响着邓小平的声音。当时，我心里在想，总理去了，邓小平同志可不能再被打倒啊！
可惜，历史总是捉弄人。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刮起，邓小平同志又遭到"四人帮"的陷害……
多行不义必自毙，乌云过去天自亮。后来幸亏叶剑英、华国锋等，代表中央果断地解决了"四人帮"。当时"四人帮"解决了，可是以后国家怎么办还没解决，那时，"天安门事件"直接跟邓小平挂钩，非得说是邓小平策划的。
可"四人帮"打倒了，邓小平在哪里呢？我们一直盼着邓小平同志早日出来主持全面工作。但有传说他在秦城监狱，有的说下放在外地，谁也说不明白。
真是没想到，一位伟大的人物现在就出现在我眼前。
3."尿不出来，憋得慌！"
他仍然穿着我们后来常见到的中式棉袄，尽管眉间隐含着一丝丝痛楚，但政治家的硬气和傲骨，跃然他的举止之间。同大家见面时很和霭，家属和工作人员也十分和气，我们赶快跟他们一起到病房。
"首长，怎么样？"我问："哪里不舒服？"
邓小平挪了挪身子，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尿不出来，憋得慌！"
首长很沉静，四川口音很浓，尾音有点拖，显得他还轻松。听他一讲，我就知道他并不轻松。排尿困难是很痛苦的，想不到他承受这么大的痛苦还像平常一样沉着。
邓小平同志的话很简单，倒是家属和工作人员很操心，补充了首长何时感到不舒服，怎么不舒服和以往病史。但他们都只说了症状，也没提要求，一切听医生处置。真是一家好人。
听了首长和大家说完，我又问了几个问题，便摸了摸他的腹部，下腹已鼓起，敲了敲，浊音上界已到肚脐下，我感到情况不妙。但根据各种症状分析，我大体上有了个把握，心里有了基本判断。
"可能……"我向院领导汇报了我的感觉。院领导都是内行，也点头赞同。然后，我提出进行初步诊断。
经请示后，马上到值班室打电话，请我的老师许殿乙，他是正主任，我是副主任，他身体不好，当时已近70岁了，而且身患癌症，心脏很不好。所以，一般事情我操心，他一贯支持我的工作，是我的恩师，关键时刻还得请他出场。
同时，也请我的搭档，当时的主治医生周柏铭及内科曾诚富主任一起初诊，通过摸、查、问，也基本上同意我的判断和方案。
"准备导尿！"我们让护士做了准备，我跟首长说："先给你插根导管放尿，有点痛。"
"没事！"他很干脆地说。
在不寻常的岁月，对邓小平同志的治疗就这样开始了……
4."干脆做手术，免得以后再麻烦。"
现在回想起来，从邓小平同志的到来，我有一种莫名的不安和兴奋。
准确地讲，不安的是老人家患病的痛楚。他这么大年龄，受了这么多的折磨，这次患病无疑是雪上加霜。兴奋的是在经历劫难之后，见到他本人，期望能通过我们的治疗使他康复，并能很快返回政坛……
那一夜，我没有回家，一直守侯在病房。给邓小平同志排除积尿后，他安稳休息了。见到他眉间痛楚的消失，我心里也轻松多了。
病房的灯光下，我仔细分析首长的病势，按我的经验判断，可能首长是前列腺肥大引起的尿潴留。说"可能"是当晚考虑到老人家的痛苦，我没有进行指诊。如果进行指诊，我基本上就可以得出较准确的结论。
当天晚上，主要是为了减少首长痛苦，我没有进行详细检查，只是做了应急处理。没有进行过细检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想请在这一方面的权威吴阶平院长和我的老师许殿乙教授一起检查，最后确诊。请吴院长来会诊，也是为了慎重才作出的决定。
第二天很早，吴院长到了，身患重病的许殿乙主任也来了，有关同志都到场了，我们就决定给首长会诊……
我们南楼是新盖的6层大楼，1976年唐山地震以后，先没有开放，后来就开了下面3层，当时据军委和院首长的指示，院里面为了加强保密，也为了安全，所以安排首长住在5层，整个一层都作为邓小平同志的病房。
安排在5层另一个问题，考虑到以后也许要手术的话，出了中间走廊就到了手术室，安全保密工作也好做。
这个南楼有很大的好处，走廊很长很宽敞，空间很大也很方便。安全方面也很有条件。中间这个走廊有一道门，那是工作员、会议室、活动室、会诊医生办公室，到里面病房走廊还有一个门。单元房是高级首长用的，有专门电梯，而电梯也有专门警卫。所以，首长来了以后，就安排在5层病室。
首长进医院的第二天上午，我就开始给首长做检查。
上午，邓小平同志精神好多了。昨天晚上给他导尿时，为了减轻痛苦，我给尿道里面灌了麻药，通过一根细的导尿管顺利排除了尿液。考虑到一次排净容易造成急性负压，导致膀胱出血，甚至损害肾脏功能，中间过了一两个小时再排一次才逐渐放完。在我们昨晚应急处理之后，首长休息不错，脸上已再没有了凝重的神色，气色也很好。
大家进病房后，都向邓小平同志问好，他向大家微笑，卓琳同志热情招呼大家，病房里气氛很轻松。
"干脆做手术，免得以后再麻烦。"还没等我们说什么，首长先发话了。这说明他对自己的病了解，而且态度很明朗。见他有心理准备，吴院长和我们都说：等我们检查了再说。在他默许下，我们就开始了进一步检查的准备工作。
我们和内科做了一个全身的查体。泌尿系统是我和许主任检查，内科由曾诚富主任、赵毅刚医师进行检查。同时做了心电图，心脏非常好；还有抽血化验，情况正常。另外，还化验尿，也没大问题。
经过诊断，更进一步证实了我的判断。最后，吴院长、许主任和我为首长最后检查前列腺。吴院长同首长很熟，检查前，他告诉首长会不太舒服。
"没事！"还是那句浓重的川音。
首长的忍耐性非常好，我们的触摸他肯定不舒服，但他很配合我们接触患部，发现前列腺相当大，看来判断无疑。
经过检查和会诊，加上吴院长、许主任和我都作了经直肠的前列腺指诊检查，大家在一起碰头，都认为是前列腺肥大，造成尿潴留。有一次尿潴留，就会有第二次，都倾向做手术，一次性清除。
正式确诊和确定方案之后，我们先把情况通报给家属，家属很开通：把情况告诉他本人，没问题！
这样我就向首长通报情况。为了减轻首长精神负担，我在汇报时进行了准备，先通报了病情，然后介绍这是一种男性老年的常见病：50岁以上男性中，30%的人患有此病。欧美人比例更高，有的高达90%，多数人作手术治疗……
首长听了点点头，他似乎很了解。
首长说："我早就说要做手术，没问题，做！免得以后麻烦。"
转过头来，我又代表医生询问了首长夫人和她的孩子，大家都同意，我们就确定准备手术。
5.华国锋批准邓小平做手术
手术准备分两方面进行，一是将情况报告上级，请求批准；二是进行手术方案准备。
院里把报告给上级打上去了。同时，麻醉、手术器械和人员进行全面配备。
关于在哪里做手术，我们动了一番脑筋。到外科楼手术室，路途长，也不安全，并不保密。院领导和我们大家都决定在新建的南楼手术室做。因为是新楼手术室从来没用过，需要消毒；灯光、器械需要配齐。什么都准备双份，怕万一有些特殊的可能要用。人员都准备了，麻醉科两个主任都参加；护士准备了双班特护，一共是8 位护士，当中有两位护士替班，还要有护士长。手术室除台上台下有两个护士，还配备了护士长，各项工作都是分工负责。
准备工作非常周密。各种设备都进行了双消毒，力求万无一失。
首长病情对外绝对保密，但报告刚打上去，中央和军委的首长很快就知道了，很快有人来看望，非常关心。
有一次，一位首长跟我说："李炎唐同志，你手术要仔细呀，出了问题9亿人民都饶不了你。"
"一定照您指示办！"我对首长说，"一定仔细，主要是做手术按科学办事，给首长多缝一针，那就要狭窄，少缝一针就要漏尿。"
"对！这就很对。"那位首长听了之后才满意地离去。
手术准备的日子，首长一直在病房休息、看书，进食正常。一层病房只用了5间，首长一间，住6号房；夫人卓琳(当时大家都叫她卓秘书，所以我也叫卓秘书)住一间，我记得好像是8号房；我和保健医生，也是内科的主治医生赵毅刚住5号房，护士们好像住在12号房。
我跟赵毅刚的房间只有一张床，我不习惯睡软床，就睡一张行军床。晚上，我难以入眠，心里想着白天那位军委领导讲的话。
那位首长不光代表个人心愿，实际上是代表全国、全党、所有干部、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期望，我感到责任非常重大。
那几天，我们在等待上级批准给首长手术和进行手术准备的日子里，我对小平同志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
我一直不知道，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刮起之后，小平同志这一段是如何度过的。听他家人讲，这是小平同志自江西下放之后，又一段苦难的岁月。
在那一段日子里，他先是被软禁在家。继而，他同夫人被通知"不带秘书、不带警卫、不带车"，从宽街的住所神秘地被接走。他走之后，孩子们都不知道父母身在何处。后来才知道是汪东兴怕邓家被冲击，才叫警卫局在东交民巷给邓小平夫妇安排了一处秘密住所。
东交民巷17号，邓小平夫妇被带有保护性质地软禁起来。
在这里，他们自己洗衣，做饭，在平静之中承受着由"四人帮"导演的，全国上下轰轰闹闹的"批邓"。
无奈的日子里，邓小平一面靠出门时孩子塞在口袋里的一副扑克度日，一面关注着动乱的时局。其间，卓琳同志因眼疾住院，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全家才得以团聚。
在苦难的岁月里，邓小平住在家中地震棚里得知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打倒的消息。同样，他在地震棚里再一次如同"林彪事件"之后一样，给中央写信展露自己的心迹。在信的最后，他用了一个他从来没有用过的词：
"让我们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历史的离奇让这位伟人发出心底的呐喊，但历史的渐进却让这位老人仍然延长着磨难。
我们按手术要求准备好了。中央的批示也很快下来了。后来才知道，对于邓小平的手术，是当时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和汪东兴批准的，批准时间是1976年12月16日。
随着给邓小平同志手术的正式确定，我们为保证万无一失又进行了再一次的准备。
最后，手术班子确定：因为许老岁数大了，由我主刀，泌尿科周柏铭主治医师担任第一助手，院里面让普通外科陆惟善主任参加，因为他为毛泽东做过保健工作，为陈毅元帅做过手术，他自己要求做第二助手，吴院长和许主任在手术台下做指导，心电监护由曾诚富主任和赵毅刚负责，麻醉由靳冰和宋运琴负责，大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责。
这中间，我们按手术要求像对待一般普通患者一样，履行手续，请家属签字。家属孩子都很理解，痛快地签字。
为了保证这次手术万无一失，我们常规做抗菌素、麻醉药过敏试验，当时氨基类的药物是最好的抗菌素，打了两天……
摘自《中华儿女》李炎唐/口述 赤男/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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