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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根”掀动“红学革命”
    时间:2005/12/13 出处:
    近大半年来,当新锐平面媒体(如《新京报》)和各大门户网站(如新浪、搜狐等)轰轰烈烈地报道“《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之父”这一惊世骇俗的研究结论时,公然宣布主流红学研究已全面破产的我,往往被媒体和读者划归“草根红学”或“民间红学”;而我挂名忝列版主的新浪“红楼一梦”论坛更是打出“草根红学大家集散地”这样的旗号,看来“民间”强加在我头上的这顶“草”帽是甩不掉的了。


    (小标题)学术不以身份地位划分

    即便如此,我还是要执着地申辩:学术专题的研究者可能会有“草根”、“民间”、“贵族”和“官方”等地位身份之别,可是学术本身却不以这些标签归类。评判学术的唯一标准、估量专题研究价值的底线,就是“是否遵守学术规范”、“是否实事求是”。如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王夫之,一生流离困顿,备尝艰辛,曾到处拾些破纸或烂帐簿之类当作稿纸,身前声影不出林莽,死后被埋没二百多年,然著述极多,对后世影响极大,岂可以“草根学术”视之?爱因斯坦于1905年提出“狭义相对论”时,不过是瑞士联邦专利局的小职员,然而没有谁说他是“民间物理学家”。

    “草根红学”的始作俑者邓遂夫先生“树一面旗帜”,为的是反击“门派倾轧”、“排斥异己”、“固步自封、惟我独尊”、自命“正统”的“主流红学”(见邓著《草根红学杂俎•自序》)。近来势头如“烈火烹油、鲜花著锦”的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特别标举“民间红学”,意在“打破机构和‘权威’”对红学研究的“垄断”,“为平民红学研究群体出了口闷气”。

    红学这趟水是否真有邓、刘两位先生说的这么深那么浑,初来乍道的后辈不得而知,可是我觉得平民研究者大可不必为这种“怨妇思春”似的受虐情结所困,而更应该关注自己的研究是否能真正进入“学术”的层面,广大读者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明辨是非的标准。


    (小标题)红学“权威”有违“学术规范”

    “正规军”不一定实事求是,“草头王”未必不遵守学术规范。2005年5月8日,著名红学家冯其庸老先生在《解放日报》刊发的访谈报道《伤心最此断肠辞》中,旧话重提,“坚信不疑”丑陋怪诞的假文物“曹雪芹墓石(墓碑)”不是造假;6月29日,著名红学家周思源教授在《新京报》上捏造“敦诚、敦敏说过”好友曹雪芹写了《红楼梦》;12月5日,著名红学家蔡义江先生在《南方都市报》上大话“脂砚斋就明确地说:‘曹雪芹撰《红楼梦》’”,还称“曹頫从经历和才华能力上来说,不可能写出《红楼梦》”;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著名红学家张庆善先生在《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六辑上强调“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是(‘学术规范’的)根本”,并以梁启超先生的话“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作为补充说明。可是,当我们细究上述“权威”的红学论断,就会发现:他们并不真正懂得什么叫“证据”,什么叫“实事求是”,更谈不上遵守“学术规范”。

    对于“权威”的谬见,《新京报》近一个多月来已集中刊发了我的系列反驳文章,各大网站亦有转载,故在此不赘。两大门户网站新浪和搜狐全文刊发了我的一篇研究综述《论主流红学研究的全面破产》,其中不但对红学研究必须遵循的“学术规范”作了深入阐述,而且详细列举并逐一批驳了两大主流红学论断及其所谓的“证据”,这两大论断是:“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和“现存后40回是续作”。搜狐读书频道全文刊载了我的红学论文《破译红楼时间密码》,广大读者可自行严格检验拙文的论证和结论。


    (小标题)重整河山待后生

    与红学界对刘心武先生“秦学”大打出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拙文遭遇的反击是零星的、无力的和不着边际的。作为一介平民或草根研究者,我不劳刘心武先生替我出一口闷气,相反,我倒是衷心希望老前辈们面对拙文不要在家生闷气拍桌子摔论文。承认错误,接受异见,并不是学者的耻辱,而是学者的光荣。获得尊敬的惟一途径就是实事求是。

    拙文解决的问题不仅是“曹頫是《红楼梦》的作者”和“现存120回是一个整体,绝大部分出自曹頫之手”,而且论证了曹頫的生卒时间,论证了曹頫之子曹雪芹的生年死月及其对《红楼梦》的巨大贡献,论证了曹寅“皆为王妃”的两个女儿的生日,揭示了几个重要的小说人物如贾宝玉、元春、探春和北静王水溶等的文学原型,揭穿了“畸笏叟”和所谓“靖藏本批语”造假欺世的骗局。拙文论证的关键,在于以实证揭示了隐藏在120回小说情节之中,并被作者用种种手法充分暗示出来的一条从1706年到1724年的真实年代序列。

    海外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曾倡言“红学革命”,即“把红学研究的重心放在《红楼梦》这部小说的创作意图和内在结构的有机关系上”。拙文的论证恰恰为余先生的“红学革命”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文本基础和史料基础。贯穿拙文论证的“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的“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法和实证考据的方法,也许能以红学研究为契机,为更广泛的文学专题研究注入新的活力,甚至为学术风气的改善尽一些绵薄之力,亦未可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谨以此与同时代及后来诸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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