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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軍在抗戰前的整軍與戰略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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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12/13 出处： |
傅應川將軍
一、國軍於抗戰前的建軍
1. 日本於明治維新之後，即師法西方列強，朝向資本主義發展經濟，國力速迅提升。惟因日本資源貧瘠，旋即思向外擴張，攫取所需資源，步入帝國主義的後塵。而與日本鄰近的中國蘊藏豐富的土地、物產及資源，即成其覬覦的主要對象；日本依其既訂「大陸政策」，積極的進行其侵華行動。「九一八事變」後，日軍侵華野心已逐漸暴露， 國軍對日作戰的準備工作，遂積極進行。當時國軍在德國顧問指導下，推動現代化的國防軍的建設工作。
2. 民國肇造之後，軍閥割據，內戰頻仍，國力積弱不振，亦是日軍侵華的因素之一。迄七七抗戰的前夕，國軍與日軍在兵力與戰力對比如下：
國軍 : 現役總兵力約 170 萬人。陸軍約 191 個師（含有其他獨立旅級單位），戰車、火砲有限，海軍 3 個艦隊，艦艇 74 艘，5 萬 9000 噸。空軍 9 個大隊 , 飛機 314 架。
日軍 : 現役及立即動員兵力共約 199 萬 7,OO0 人，陸軍常備師團 17 個， 擁有眾多之戰車及各式火砲，海軍擁有包括 10 艘航空母艦的各型艦艇 1000 艘 ， 總計 190 萬噸。陸、海軍 飛機約 2700 架。
就以上 中日兵力數量及武器裝備觀之，中、日兵力相差懸殊，其中尤以海、空軍為然，國軍幾近乎絕對劣勢。
3. 北伐完成後，國內武裝部隊，隸屬於國民革命軍旗幟之下者，多達二百二十萬眾，系統分歧，編制複雜，不易成為節制之師，每年所耗軍費約八萬萬元，遠超過全國總稅數五萬萬元，不但國家無力負擔，而且軍隊亦缺乏效率。中樞乃計畫部隊的編遣，汰弱留強，精簡單位，充實戰力。民國十七年底，德國顧問團鮑樺爾等，即針對此情形提出「裁軍及整軍委員會計畫書」，建議保留六十五個師，建立一支完整、戰鬥力強且屬於國家的軍隊，這份計畫書，應為民國十八年元月編遣會議之藍本。十八年元月份的編遣會議，決定全國陸軍步兵不超過六十五個師，騎兵八個旅，砲兵十六個團，工兵八個團，合計兵額約八十萬人，軍費額度縮減至全國稅收百分之四十止，暫定一年經常預備費九千二百萬元。同時劃全國為七個編遣區。第一、二、三、四集團軍各為一區，東北一區，川、黔、滇為一區，及一個中央區，以處理其他各軍。
4. 編遣會議並決定分期實施裁編，在第一、二期的裁編中，將全國軍隊暫時縮減至一百六十萬人，每一編遣區皆編留約二十餘萬人左右。但未達成協議，引發「中原大戰」。民二十二年南昌會議，編遣亦未達成。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第五次圍剿後共流竄到貴州，「安內」工作指日可期，蔣委員長開始手定六十師整軍計畫，為抗日禦侮工作奠定基礎。依當時軍費及造兵能量，先行調整三十個師，整軍三十個師之構想是以日本為假想敵軍作基礎，預想當時日本常備師僅十七個師團，除對於朝鮮偽滿鎮壓及防備蘇俄，其對我國最多使用不過十個師團，我以二師對敵一師團之比例，尚餘十師足為對抗日本續（後）備師之骨幹。
5.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二十六日軍事委員會召開全國軍事整理會議，對六十個師整軍計畫，完成參謀作業。此計畫約分六期至八期實施，每期約編六至十個師。民國二十四年編練六至十師，民國二十五年編練十六至二十師，民國二十六年編練二十至三十師，民國二十七年編練四至十六師。此項整軍六十師計畫，有德國軍事顧問協助，並由德國售予四十師現代化的裝備，且已談妥，後遭日本帝國主義的破壞，執行並不順利。
6. 自民國二十四年下半年，開始第一期整編十個師。但因德國現代化裝備未到，無法照原計畫編制整編，祇從原有編制和武器略作調整，等新武器購入，再事增補。由民國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上半年，計整編三次（每次整編十個師）：己整編完成三十師，二十六年原擬上半年調整（整編）十師，下半年調整十師，但上半年計畫提出後，下半年尚未提出，七七事變即已發生，各整編師編入戰鬥序列從事抗日戰爭，六十師整軍計畫，未完成其半，即告終止。
7. 綜計當時全國已整編與未整編部隊，計步兵一百八十二個師，又四十六個獨立旅﹔騎兵九個師，又六個獨立旅﹔砲兵四個旅，又二十個獨立團。共計一百七十萬人，其他各特種部隊在外。
8. 在部隊訓練方面：民國十六年四月，德籍顧問鮑樺爾於「整理中國陸軍計畫書」中， 建議成立「教導隊」並使之接受德國的戰術觀念，該隊於民國十八年擴充為教導團，民國十九年擴充為教導師，以德式軍事戰術訓練之。當時由中央軍校練習部隊迅速編成教導第二師，亦由德國顧問負責訓練。軍隊教導制度，是德軍訓練精良的重要因素，此制之優點在建立訓練標準，落實部隊訓練， 擴大訓練成效。並由教導師負責訓練其他整訓之部隊，通常不擔任一般之戰備任務。第八十七、八十八師由教導旅與國府警衛旅改編而成，並由兩師編餘部隊成立第三十六師。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十四日佛采爾致蔣中正先生書，指出八十八師在德國訓練下「確已成為一種教導部隊，並建議將其現有德國顧問的部隊，儘快於短期內練成新式勁旅」。而當時的步兵、騎兵、砲兵、工兵、輜重、通信等兵種均有德國顧問負責訓練，鮑氏也協助購買武器裝備，準備用於教導師，此時由德國顧問所訓練的中央軍逐漸增多，戰力也因之日益增強。惟不可否認的是，以中國當時的軍事條件，要如同德國顧問所希冀的標準，確有其困難處，同時因內戰不斷， 八十七、八十八師先後投入中原大戰、閩變、剿共作戰、一二八淞滬之戰，造成戰力損失，訓練成果不易保持。由前述抗戰前期對日戰爭準備與國軍的整軍均相對的不足，艱苦抗戰為必然之理。
二、國軍對日作戰方案之研討
1. 隨著抗日戰爭形勢的發展日益逼近 ，國軍對日作戰之全般作戰方針， 亦次地深入討論。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二十日 , 德國總顧問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對「時局對策」有極為精闢的分析，鑑於日軍侵華野心，他認為必須採取適當的抵抗，若一昧的退讓， 日本外交當局之要求，範圍亦必愈大。但令人憂心的是當時我國陸軍尚不能擔任現代化的戰爭，只能用於持久抵抗，故無力固守沿海。但只採「主抵抗線退至平漢鐵路之線，所有前地直至海岸，衹任局地抵抗」；「此種戰鬥方式，是使沿海諸省迅速陷落，國外向後地之輸入，完成斷絕」； 「處此情況， 必無戰勝希望， 而不啻陷中國於滅亡」。
就軍事戰略而言， 對日作戰法氏亦並無良策， 僅建議我對日應採內線守勢作戰，將主力部隊置於徐州、鄭州、武漢、南昌、南京地區， 以利向北或向東集中。迄二十六年初， 中日戰爭爆發已達臨界點，軍事顧問端納 (Donald) 則建議 , 將來中日戰爭一旦爆發， 我國之作戰計畫，「應限於防守、游擊及夜襲，若能如此將促使日軍疲於奔命， 切忌如阿比西尼亞集結巨量軍隊」，端納並強調「戰事一旦延長 , 日本在經濟方面當亦難維持」。 此項建議， 對國軍持久抗戰的戰略指導甚具意義。
2. 抗日戰爭爆發後 , 軍事委員於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二十日頒佈「大本營訓令第一號」大本營之作戰指導「以達成持久戰為基本之主旨」，第一戰區 ( 冀省及魯北 ) 進迫該當面之敵，實行柔性之攻擊， 以吸引其主力，俾我第二、第三戰區之作戰得從容展佈」；第三戰區「迅將自下侵入淞滬之敵陸海軍及其空軍陸上根據地，掃蕩撲滅」。
3. 依此作戰方針，第一戰區集中第十三、第三十五軍，約7個師的兵力，向察省前進，指向南口威脅日軍側背，先後發動南口、居庸關、張家口等平綏路東段的作戰，迫使日軍沿津浦、平漢鐵路南下之主力，為因應其後防安全而停止南進。並漸由晉北轉趨平行關、雁門關、忻口、太原間地區，澈底破壞了日軍由北向南，企圖捕捉國軍主力於武漢以東，沿海地區擊滅的作戰企圖。第三戰區遂向淞滬地區增兵擴大戰端，但因我海、空軍實力相差懸殊，陸軍機動力、打擊力不足，遭受日海、空火力的無情的摧殘，非但未能殲滅日軍在滬主力， 且本身遭致重大的傷亡。
4. 淞滬會戰一役， 國軍傷亡甚鉅，當時完成整編最精銳的二十五個調整師，投入此役的有十九個， 總傷亡人數高達三十萬人。另據劉安祺將軍的回憶，當時他擔任八十八師二六一旅旅長， 該旅共約五千餘人， 前後補充七梯兵員，大約七千至八千餘人；補充之人數超過原有編制之人數，可見傷亡之慘重。而當時整個師之編制亦不過一萬零九百二十三人。 淞滬戰役之發動，迄南京保衛戰後，國軍於抗戰前，接受德國顧間現代化訓練之國軍部隊幾乎傷亡殆盡 。
5. 國軍於抗戰初期，雖然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但亦達成下列的戰略目標：
（1） 使原本南北向的作戰線，轉為東西向。解除了國軍主力於抗戰初期即被日軍圍殲於沿海地區的危機。
（2） 爭取了三個月的時間，政府能將東南沿海的戰略物質、軍工生產設備，遷移到大後方，為持久抗戰儲備戰爭潛力。
（3） 粉碎日軍三月亡華的迷夢，影響國際視聽，提振軍民士氣，奠定全國軍民一致的抗日決心，抗日作戰勝利之信心。
這三個戰略目標，是持久抗戰的基本條件，達成此戰略目標後，持久抗戰的戰爭形態既已形成，並奠定了抗戰勝利的基礎。
三、結語
國軍持久抗戰的戰略是否具有成效，可由下一史實得已證明，由於戰爭的本質趨向持久消耗戰，遂使日本國力迅速消耗；迄民國二十七年秋，日軍終於攻占漢口、廣州，但中國仍舊未屈服，而日本的黃金庫存，自中日戰爭開始， 已向美國等運出三八八噸餘，而餘額只剩下二十五噸而己，陷入所謂「家無擔石」的經濟狀態，日本國力的窘迫巳呈表面化。
日軍不利的戰略後果，應歸咎於日本時下政客對戰爭的無知，以及民心被政客所操弄，於是日本國內瀰漫了「奪取漢口」、「攻下廣州」之呼聲，擴大戰爭已不可避免，並逐步陷入長期消耗戰的泥沼之中。當時一部份日軍的有識將領對華即主張「不擴大政策」，當時力主戰爭不擴大的石原莞爾少將在昭和十二年九月之評斷如下：
如今，政論家之流，徒然強調積極作戰而對武力之優越寄以過信者，全不知中日戰爭即有持久戰爭的本質。為政者用兵於絕域，以局地捷報取悅國民，無非隱瞞其政治弱點而盪盡國力於無名之師。如斯，不啻誤國家百年大計，並驅使東洋二大民族陷於永久憎恨抗爭之中，和平之日可謂絕望。
石原的判斷，不但說準了抗日戰爭的結果，亦預言了戰後中日兩國戰後的戰略形勢。然而，國內的政客與執政者，以意識形態治國，積極的去中國化，阻礙兩岸交流，鼓吹「不反中、不愛台」，過份相信在兩岸衝突中，美國會出兵保台，全不知戰爭的後果與執政者可能將國家推向戰爭應負的責任。這些作為，與石原莞爾少將批判當時之日本政客何異？歷史殷鑑不遠，還望時下的政客與當今的執政者三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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