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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八”惨案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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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12/12 出处： |
墨写的谎话，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李世军
一九二六年，北洋军阀段祺瑞制造"三一八"掺案，杀害无辜青年学生。我当时曾参与学生示威游行的组织工作;惨案发生时，我也身在现场。这个惨案是段祺瑞及其帮凶蓄意策划的一场血腥大屠杀，绝不是如《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上楚溪春先生所写的那样，是什么偶然发生的"意外不幸事件"。下面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作一个证明。
"三一八"惨案的直接导火线是三月十二日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事件。但是，在大沽口事件发生以前，段祺瑞早就杀气腾腾地决心要向爱国青年学生开刀了。当一九二五年段政府教育部因禁止纪念"五四"遭到学生反对之后，段棋瑞在下令"整顿学风，严肃纪纲"的同时，曾在《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十八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二感篇》的文章，其中有下面一段话，
"最奇特者，人之所无，而我更有澎湃之学潮，可谓新之又新。·…¨倘不加制裁，胡可以安良善?郑子产曰：水懦民玩多死焉。故唐尧四凶之殛，孔子少正卯之诛……不得已而出此，是必有故。"
这篇充满杀机的文章发表之后，接着公布了“决不姑贷”的整顿学风令：
"倘有故酿风潮，蔑视政令，则火烈水懦之喻，孰杀谁嗣之谣，前例具存，所宜取则。本执政敢先父兄之教，不博宽大之名，依法从事，决不姑贷。"
与此同时，段政府的国务总理贾德耀也致电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此时冯玉祥已下野)，要他对“受赤化之毒“的北京爱国青年学生"严加管束"，实行镇压。三月六日，张之江致电段祺瑞，诬蔑学生爱国运动说:"学风日下，士习日偷。··…¨请执政设法抑制。"三月九日段政府复电"嘉许"，电文中有"维持秩序，转移风化，亦为地方军警之责"等语。
从三月初起，北京空气顿形紧张。公共娱乐场所及各大学所在地区，翠花胡同、南花园、东交民巷苏联公使馆前后，布满了头戴黑呢礼帽、身穿灰布大褂、鼻梁上架着墨镜的密探。马路上，不时有陌生的人在后面叫你的姓名。但是，爱国青年学生不但没有被段祺瑞的白色恐怖所吓倒，斗争情绪反而更为激昂。三月十二日，学生、工人及广大市民群众在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大会上，高呼"中山先生革命精神不死"，"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誓不买卖日货"，"打倒卖国军阀"等口号。段祺瑞的绳骑四出，如临大敌，当时虽末动手，但杀机毕露，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三月十二日，日舰炮击大沽口消息传出的当天，北京学生联合会已决定在三月十六日示威游行。迨十五日八国联合武装干涉中国内政的通谍提出后，更加激起京津及全国人民的愤怒。十六日请愿游行的主要目的，是要求政府严厉拒绝"八国联军"式的最后通牒。
十六日凌晨，马神庙、沙滩、厂甸、石附马大街、清华园、南沟沿、顺城街、府右街、二龙坑、朝阳门大街一带大专学校所在地区，被大批荷枪实弹。手持铁包木棒的步骑警察包围。上午九时，各校学生按预定计划，手持"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支援大沽守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废除辛丑条约"等标语的小纸旗，列队向天安门出发。游行队伍在各校门前即遭到武装警察疯狂截击，师范大学、女师大、清华等校的同学，受重伤者四十余人，仅师范大学受重伤的就有黄道等十余人。相持到黄昏。警察撤走后，才将受伤同学送医院救治。
当晚，学生联合会在翠花胡同八号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北京执行部、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及各校代表基层组织负责人共三十余人。会议决定三月十八日上午九时仍继续举行第二次请愿示威游行。
十七日，段祺瑞为了进一步制造杀人的借口，曾在《顺天时报》等报纸上大肆诬蔑昨天学生的请愿游行是"赤化分子的暴民行为"，诬蔑赤手空拳的学生 "手持铁皮包的木棒等武器打伤警察"，等等。学生联合会为了预防敌人破坏游行，事先曾作了一些组织工作：接地区分别组织宣传小组;参加游行的人预先编定小组，在游行时手挽手地前进。
十七日这一天，空气异常紧张，段祺瑞的狗腿子四出散布恐怖气氛，恫吓学生，说如果再游行，政府一定用武力制止。记得当天中午，我突然接到父亲的朋友打来电话，要我马上到他家有要事面谈。他见到我，带着惊慌的口气对我说:"刚才有个常到我家揩油抽大烟的侦缉队上的人，是外右二区的侦探长，对我露了几句话，我很替你着急。他说这几天很麻烦，上面有密令，要他们好好盯梢。明天如果学生游行时，要干掉一些捣乱分子，给那些整天胡闹的学生看看颜色。"他还特别提醒我说:"这话不假啊！昨天老段方面有个朋友也对我说，段老总这儿天火气很大，表示决心要杀一些'赤化捣乱分子'。你可千万要小心啊!"
我马上到翠花胡同八号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部里的人，大家决定仍按既定计划进行。
十八日上午，我们在天安门前举行群众大会，记得到有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医科大学、交通大学、工业大学、清华学校、农业大学、法政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燕京大学、中法大学、美术专门学校、通才商业学校、志成申学、师大附中等校的学生，此外还有京绥铁路及财政部印刷局的一部分工人，共约二千余人。大会结束后，随即出发游行，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然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东口，在"执政府"门前广场列队请愿。
游行队伍在行进中;刘清扬带头高呼口号，群众情绪异常激昂。沿途马路两旁，人山人海，纷纷脱帽鼓掌表示支持。十二时许，队伍到达"执政府"门前。这时，北新桥以南，交道口以东，铁狮子胡同东西两口，"执政府"东西辕门及大门口，早已密集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军队。游行队伍在"执政府"门前排列站定之后，派代表向带岗守卫的军官说明要求会见段祺瑞。等了半小时，一个军官出来凶狠狠地说，"执政有病休息，不在这里。"接着又用威胁的口吻说:"你们赶快走开吧。"代表们仍然心平气和，一再说明请愿只是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内政。这个军官拒不答复。从他那副冷酷阴森的神情看来，好象他在等待着什么举动似的。
当代表们继续要求会见贾德耀时，我跑到军队后边的石狮子上去拍照，发现军队所持的步枪里已经装上了子弹。我意识到情况很严重，要同学告诉代表们注意。
当我刚刚拍了一张游行队伍的照片后，突然听到 "执政府"门楼的窗户里向外叭、叭、叭地放了三枪(手枪声)，大屠杀的信号响了。大门口的军队立即行动，东西两辕门的卫兵也同时开枪，对准群众平射，枪声密如连珠。不到两百平方米的空场，刹那间变成了尸山血海。
我和邓飞黄先冲向东辕门，可是辕门口的军队正在密集开枪，死伤的人堆起很高，冲不出去，只得转到广场南面的影壁背后躲避。这时影壁背后的马厩里，已经堆满了倒下去的人，有的还在挣扎，其中有我认识的几个北大、女师大同学倒在马槽下，只见一个军官还用驳壳枪继续对准他们射击。持长枪的士兵继续开枪，有的士兵大概因为人太挤了，回不过手来开枪，便用木棒对着受伤倒在地上的人狠狠地打。我看冲不出去了，只好伏倒在影壁下和一堆死伤者趴在一起。过了一会儿，不知是谁把我拖了一把，说，"赶快从西辕门跑啊！"我被提醒了，便跟着向西挤去。子弹呼呼地从头顶乱飞。挤到西辕门□，看见死伤的人比东辕门口更多。正在犹豫间，看见离我大约五十米的海军部门前的士兵忽然卧倒了，准备继续射击。我连忙跳出西辕门，沿铁狮子胡同向西跑，子弹仍然不断掠空而过。
我在路北一家大门口躲了片刻，只见人们象潮水般向西跑。不久，枪声渐渐稀了，跑的人也少了，只有一些受了份的人，鲜血直流，一拐一拐地向前挣扎。我看见师大的一个同学足部受伤，便扶他出了街口，找到一辆洋车让他乘上。他说:"我的伤不要紧，还有爬不动的，你进去看看。"我又折回向东走，在海军部门前被挡住了，只得绕道返回翠花胡同。那时已有许多同志到了，一个个愤慨万分。看看表，已经四点钟了，大家商量如何抢救受伤同学，我们拉下一块白布窗帘，用红墨水画了个大十字，挑在竹竿上，十几个人直奔铁狮子胡同。跑到东辕门口，仍被持枪的军队拦阻不许入内。此时，来抢救的人聚集很多，有人愤慨地喊道，"人打死了，还不准我们抬走啊！"于是接着就有人喊"冲进去啊！"军队立刻拉开枪栓，对着我们。
正在相持不下时，有人提议找红十字会，我们便跑到北京红十字总会，请他们出面交涉。我们这才随着他们进去，救出奄奄待毙的七个人，分别送协和医院、同仁医院抢救。其余的死者堆在东墙根下，军队禁止我们去看。
已经八点多钟了，我们决定先分头回到各校，清查死伤人数和姓名。我回到师范大学时，黄道、邵式平等，正在学生会办公室商量对策。当时，只有范士荣还没有消息。范士荣是和我同住一寝室的同学，等到深夜十二时仍不见回来。我约同杨春洲冒着风雪到宣武门外云南会馆及他平日可能去的地方去找，结果都没有找到。
第二天(三月十九日)，学校停课了。清晨，我和杨春洲杯着沉痛的心情去到铁狮子胡同。一进辕门，触目惊心的是一排一排的薄皮棺材摆在东墙根下，棺盖上覆着一层薄薄的雪。地面上的雪消了，一滩一滩的血迹，显得格外刺目痛心;影壁上的弹痕，密如蜂窝。
有的棺材上标着姓名，有的没标。我们先查看标着姓名的棺材，都没有范士荣的名字。回头再把未标姓名的棺材，一个个揭开来看，仍然没有发现范士荣的尸体。最后发现一个标着姓张(名字记不得了)的棺材，有一角衣服露在棺盖外面，我们认出这是范士荣的衣服。打开一看，果然是他!
当时被打死的共有四十七人，除范士荣外，其他四十六人的姓名，我所认识和记得的只有刘和珍(江西)、李兆珍 (湖南)、李敏学(甘肃)、杨德群(湖南)，其余的现在记不清楚了。我还记得，有广东国民外交团的两个白发苍苍的团员，也死于非命。受重伤的一百五十七人，轻伤的一百余人。
惨案发生后，刽子手段祺瑞为了开脱责任，掩饰其血腥罪行，竟然在大屠杀的当天发表了一遍颠倒黑白的公告，说这次惨案是"李大钊等率领暴徒数百人，手持枪棍，闯袭国务院，泼火油，抛炸弹，手枪木棍冲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御，致互有死伤"。
但是，谁能相信段棋瑞这种骗人的鬼话呢！这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墨写的谎话，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
记念刘和珍君 鲁迅
一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棗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二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三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实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赁屋授课之后，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后似乎就不相见。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五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六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七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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