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李政道：《束星北档案》序言
|
| 时间：2005/12/11 出处： |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七日，是我一九四六年去美国后第一次回国，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我。周恩来总理希望我能为解决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做些工作，如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等等。我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
那时我不知道束星北老师在哪里，在做什么，我很想能见他一面，可是最终未能如愿。
一个人的成功有着各种各样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又彼此关联。对于我一生的物理学研究来说，束先生对我最初的帮助和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一九四三年的暑假，我在贵阳参加了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考上了浙江大学的电机系。在浙大开学前一个月左右，我从贵阳到湄潭，由友人束慰曾介绍，拜访了他的叔父，浙大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先生。很快，我也认识了另一位浙大物理系的教授王淦昌先生。在抗战时期，浙大物理系的实验室，有好几位教授的办公室和期刊书籍阅览室等都设在湄潭的双修寺。那年八月大部分时间，我常在双修寺。束老师和王老师都很平易近人，他们谈话时，我也常在旁边听。当时我仅十六岁，对工科和理科的认识很不清楚，慢慢地和束星北、王淦昌二位物理教授接触多了，使我逐渐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对我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
我浙江大学的一年级是在贵州永兴上的，离湄潭约三十里。一九四三年当我去永兴上学的时候就决定由电机系转为物理系。因为物理系的学生很少，那一年物理系的课程就并在化工系上。所以事实上，我在浙大一年级上的是化工系的课，唯一的不同，是每一或两星期束星北教授就会从湄潭专程到永兴来一天，和物理系的同学讨论。因为这讨论是自由的，不在日常的课程中。每次束老师来永兴，我都是唯一的学生，而我们讨论的问题也是没有规定的。在这样一对一的师生密切教学的关系下，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我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
一九四四年暑期，因为我母亲从上海移居重庆。我去看她，在回贵州的山路上，我搭的卡车失事，我和车一起翻入山沟。卡车全部翻身，而又压在我身上。我背部受伤，好几个月不能行动。这年秋，束老师被聘去了重庆。
一九四四年底，日军经两广侵入贵州，人心惶惶，浙大无形停顿。恰好束老师有专车来湄潭接家属，我亦随了束老师一起去了重庆。很快地，我就准备转学。一九四五年去昆明，转入西南联大。
在重庆和束老师告别时，他送了我一本Jeans写的《电磁学》名著。是他当年在英国苏格兰Eddingburgh大学，随Darwin教授做研究时用的（束老师的导师Darwin是进化论创立者的孙子）。Jeans的书中有很多剑桥大学会考的考题，不很简单。我在重庆养病等待转昆明的时间，就以束老师送我的书为伴，还手写了一册《Jeans电磁学习题全解》。到联大后，托陆祖荫同学送给物理系同仁们。
一九四四年，和束老师分手后，很遗憾就再没有机会和他相见。一九四六年我到美国后，又完全和束老师失去了联系。过了几十年后，才陆续知道些他的情况。束老师后半生的遭遇，让我心里很难过。科学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追求的目标是真理和真理的普遍性。束老师为了追求真理，争取科学研究和教育年轻人的机会，竟会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回忆起当年在湄潭和永兴与束老师相处的日子，想起他非凡的科学气质和为人品格，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感觉。
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三位重要的老师，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练都直接地影响和造成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我的一生和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
谨以此文向束老师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
《束星北档案》相关文字如下：
http://131812073.bokee.com/3242585.html
.束星北
束星北（1907—1983），江都县人。1926年留学于美国拜克大学，1927年到德国，被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聘为研究助手。1928年转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和剑桥大学深造，1930年受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助教。1931年辞聘归国，历任浙江大学教授、上海暨南大学、交通大学教授、系主任等职，在相对论、量子力学、无线电和电磁学等方面多有建树，对相对论和无线电学造诣尤深，1945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部雷达。新中国成立后，转入气象学研究，先后在浙江大学、山东大学、青岛医学院任教。1978年在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从事海洋动力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83年10月30日病逝于青岛。
束星北传奇中国航天悲歌
于八三年默默去世的束星北最近被发掘，原来他是世界级航天物理学家李政道、吴健雄的恩师，也是中国雷达最早的设计者。文革年代，束星北是水库工地的劳动工、实验室与厕所的清洁工，但他仍在雪地上演算数学公式。
如果不是这本书，中国读者群中绝大部分人不会知道束星北这个名字。二十多年前，中国开始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但束星北没有被人们关注。直到今年，身在青岛的刘海军写的《束星北档案》出版，人们才走近他。
传记所揭示的，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那个已经过去的时代的悲剧、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但传记作者刘海军说：束星北身上最饱满的地方，恰恰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身上最贫瘠的地方。
束星北，被业内人士称为「中国的爱因斯坦」的国际级科学大师、「天下第一才子」，是上世纪与王淦昌齐名的世界级物理学家，中国最早的雷达就是他设计制造的。他与爱因斯坦有直接交往，并深得英国物理学家玻尔、着名学者李约瑟等人的赞誉。束星北仅花了一年多时间，就分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硕士学位。束星北回中国后，在浙江大学和山东大学执教，他是一位曾经培养启蒙过像李政道、吴健雄、程开甲等着名科学家的天才物理学家。描写人文知识分子的书总是比自然科学家的多，在「往事并不如烟」的潮流中，人们才发现对真实的过去知道太少太少，对自然科学家知道得更是少之又少。
抗战时期，束星北放下手头正在研究的世界前沿学术课题，到**军令部技术室研制雷达、小型收发报机等军工武器。他曾挺身而出，支援浙江大学反对**的学生运动，甚至当面责问蒋介石为什么不积极抗日？中共执政后，他先被污蔑为历史反革命，反右运动中，又被打成极右。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山东大学校长华岗提出：马列主义哲学第一，自然科学第二。束星北却针尖对麦芒，直接冲撞校长的理念。当时知识分子对过热的政治运动大都有看法，不过经思想改造后皆三缄其口，以求自保。不久，山东大学对束星北展开批判，罪名是「公开反对辨证唯物论」。随后，束星北被迫离开物理系，放弃了涉及国防和科技机密的高精尖的物理学，改行研究气象学。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束星北抗战时在**军令部研制军工武器的历史被视作历史反革命的证据，并顺藤摸瓜，在山东大学「挖」出了以束星北为首的「反革命集团」。高压下，束星北以理相争，决不屈服，甚至做出全家集体自杀也不屈服的决定。
在后来的多次政治运动中，他忍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六十年代初，智慧、理性的束星北开始往自己身上泼污水，不断地写「认罪书」。束星北由一个极有天赋和激情的知识分子，变成了水库工地上抬土的劳动力，但仍抱着扫帚在雪地上演算数学公式。他被安排到青岛医学院打扫厕所、清洗实验室。他主动包下打扫全校所有厕所，竟然还研究如何找出更好的去垢方法。打扫完，他就躲在一边统计用厕人数，寻找清洗厕所的规律。
一九七二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回中国，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总理提出希望李政道能为解决中国教育人才「断层」做些工作，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讲学。李政道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那时，李政道不知道束星北在哪里。
一九七九年，航天部实验的一枚洲际导弹，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的接收和打捞最佳时期，钱学森将这一任务交给束星北，由国家拨款一百万元人民币，请他准确计算出洲际导弹的运行轨迹，束星北分文未要，仅凭着实验室的一台计算机、一摞纸就准确无误地完成了任务。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因长期远离科学活动，已无法在前沿领域做出重大成就了，八三年因病去世。
人们都以沉重的心情读着这部书。时下，关于束星北的两个话题正展开讨论：束星北是不是中国罕见的物理学奇才？正直的束星北，又过分迂腐端方、恃才傲物，这种处世风格是否应该提倡？是否也应考虑人情之常？束星北传记作者刘海军对亚洲周刊说：「在他的血管里流淌着与他人不同的英雄豪侠的血液，这注定了他明知前面是个巨石，也要用血肉之躯撞出一个血窟窿。他的『反抗意识』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与传统的知识分子不同，束星北棱角分明，锋芒毕露，在学术上，他实事求是，锱铢必较。只要他认为与科学不符，就会争论不休，无论对方是谁。他还把学术标准带到了生活中，容不得半点错误，不懂得收敛，遇事非问个究竟。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就束星北个人来讲，他那种特立独行的个性，也是给他不断带来噩运的原因。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