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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父亲胡耀邦》选载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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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12/09 出处：北京晚报 |
沉默的父亲（1989年3月24日在家中）
永远的沉默
作者：胡耀邦同志之女满妹
父亲在沉默了两年之后，永远地沉默了。
他在人生的最后一刻，也像平时那样的快捷和出人意料，以至于在他生病期间，我没有机会为他做上一件事，没有来得及和他说上一句话，甚至没能最后见上他一面……
无可挽回的终生遗憾，不断地啮噬着我的心；情不自禁的思绪，像不能平静的海浪不断涌起；无奈的内疚一遍又一遍地责问着自己：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
父亲远行后，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即使作为血脉相承的女儿，我对他的了解也实在是太少，太少。回过头去细细翻检父亲的一生，希望能够搜集到与他有关的一切，哪怕是报章文件中的只言片语。许久许久，他的真正完整的形象，才渐渐在我脑海里清晰地勾画出来。
我想，应该把对父亲的了解和深深印刻在自己心底的往事，和着泪水写成文字，为父亲诞辰90周年献上一份女儿的祭奠和思念。
记得早在1982年，父亲在党的十一届七中全会上就说过：“我们在这段时间的功过是非，已经载入了党和国家的历史记录，印在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的心坎之中。公道自在人心。我们坚信历史是客观的、公正的……”
历历往事，皆成史话：一生功过，任人评说。
父亲的沉默是从辞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时开始的。1987年1月16日，当人们从父亲突然辞职引起的震惊中反应过来后，许多老朋友、老同事、老部下纷纷打电话、捎口信，想到家里来看望他。可他让家人一一婉言谢绝了，十几个月里，他足不出户，终日不语，默默翻阅了自己从1977年再度复出以来的全部讲话、文章和批示，反思自己十几年间在领导岗位上的功过是非，然后开始再次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那些日子，父亲除了读书思考，总是长久地沉默着，独对晨曦和落日。有时我们怂恿孩子们去找他玩一种叫做“宾构（Bingo)”的扑克牌游戏，可是玩着玩着，他又会走神儿，或者突然把牌一推，说：“没意思！”然后转身走开。父亲原本是个思维敏捷活跃、生性热情开朗的人，沉默不是他的性格。然而，此时沉默却成了一种无奈的必需，一种对个性的顽强抵抗，一种无可选择的存在方式。我知道，作为辞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沉默就是他对党的忠诚，对大局的顾全，对安定团结的贡献。
通过父亲坚定的沉默，我才深深地体会到，政治家常常是孤独的，有时甚至是很痛苦的。他必须用纪律和意志关闭自己的心扉，有时甚至不得不把自己整个封闭起来。
有一天，我和父亲闲聊时说：你几年前建议离退休干部休息后，写写回忆录、练练书法或绘画，还可以学点儿养生之道。我看报纸上也讲了四点：发泄；倾诉；换环境；或学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像什么写诗啦，绘画啦。
不知道父亲是否听进了我的意见，不久后他写了一首词《戏赠（于）光远同志调寄渔家傲》，幽默诙谐地调侃了教条主义：
科学真理真难求，你添醋来我加油，论战也带核弹头。核弹头，你算学术第几流？
是非面前争自由，你骑马来我骑牛，酸甜苦涩任去留。任去留，浊酒一杯信天游。
而最让我难忘的，是父亲写给研究《离骚》的文怀沙先生的那首古风格调的诗，既显示出正在学习作诗的父亲的才情，又可能是他当时心境的写照：
……
明知楚水阔，苦寻屈子魂。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闭户惊叶落，心悲秋早零……（1）
最后一个生日
父亲就像一匹圈在会计司胡同里的伏枥老马，静默到1988年秋天，心里忽然漫涌起对故乡的深深思念，几次说起特别想回湖南老家看看。这对父亲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
期待已久的故乡之行，终于在这年11月成行。
11日，火车到达长沙站，湖南省委的领导们热情地欢迎他“到湖南检查指导工作”。父亲摆摆手，明确地说：“我这次来湖南只是休息。”
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父亲外出散步回来，被正在这里开森林工作会议的人们发现，大家聚到宾馆的庭院里，热烈地鼓掌，还有人兴奋地喊道：“请耀邦同志和我们合个影！”
第二天沿金鞭溪游览时，他又被人认了出来，数千游人挤在路边鼓掌欢迎，他走不了几步就有人围上来，一路走一路照相，数公里山道上，他与游人合影就有三四十次。
这种场面使得警卫人员有些紧张，父亲却说：“别担心，在人民群众中间是最安全的。”
回到长沙以后，父亲就很少露面了，他担心这种热烈的场面一再出现。
11月20日晚，父亲独自坐在餐桌前，有滋有味儿地吃着一碗自己用小勺加了些辣椒油的清淡面条。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父亲吃得那样津津有味，露出了由衷的笑容。
后来他们才知道，那天是父亲73岁生日。
可是我们谁也没有料到，那竟是他过的最后一个生日，而且是又一次单独度过的……
直到12月7日，父亲才去了趟岳阳，登临岳阳楼，参观麻纺厂。
游君山的那天是9号，天色阴沉，冬意肃杀，八百里洞庭风急浪紧。父亲披着一身寒气上了君山，仍是游人争相与他握手合影的热烈情景。
这时，有一对夫妇从游客中走出来，提出要单独和父亲谈几句话。
父亲说：“你就当着大家的面讲吧。”
那位女同志说：“现在党风很不好，群众还提不得意见，不知道您了解不了解，我可是看着是您才说这个话的。我是党员，但是共产党腐败了，没希望了，我要退党。”
父亲正视着这对夫妇，停顿了一下，严肃地说：“党章规定，个人有退党的自由。但我们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有希望的。”
与他们分手后，父亲的心情很不好，当天就赶回了长沙。旅途劳累，加上受了风寒，第二天父亲便觉得头晕不适，可他不愿惊动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医生。直到第三天晚饭后他感到有些支撑不住了，才对秘书说：“我有点不舒服，还有点头痛和咳嗽。”
随行医生立即为父亲查体，当时的体温是38℃，咽部轻度充血，两肺有少量哮鸣音，肺底有少许湿 音，血压和心音都正常。这些症状和体征虽然都不很严重，但可证明有明显的肺部感染。医生给他服了一片复方阿司匹林和两片螺旋霉素。
两个多小时后，父亲的病情急转直下，体温高达40℃；血压从120/70毫米汞柱直降到80/50毫米汞柱；心跳快，心律不齐，并出现了频繁的期前收缩。从湖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赶来的专家们初步诊断：感染性休克、心房纤颤，建议住院治疗。
这个诊断对于老年人来说是很重的，处理不好，可以致命。
然而，父亲坚持说：“不要紧，我的病不重，过两天就会好，不要麻烦太多的人。”
大伙儿拗不过他，一直守候在现场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熊清泉和省委秘书长沈瑞庭商量了一下，决定组织医疗小组，就地治疗。
这一晚，负责医疗的医护人员通宵未眠，整夜看护在父亲身边。凌晨过后，父亲的心房纤颤渐渐消失，血压开始回升。12日下午，体温降至正常。
此前，父亲每年偶染感冒一两次，都是因为烟吸得太凶、工作太累造成的。除两肺以外，他全身器官从来没有出现过严重病变，所以母亲听说他病了，开始并不以为然。我了解到真实病情，却不敢对母亲直说，心里很着急，又不便因私事放下手上的工作，只好一再催促母亲赶快去看看。
等到母亲从北京买了飞机票赶到湖南时，已是父亲生病的第五天了。
这时父亲的身体已在恢复，并不断有人来看望他。有些老同志因身体原因行动不便，也都托人捎信来，说大家都很想念耀邦同志。
父亲感叹道，“我这辈子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上；一个是没有想到在我退下来以后，还有这么个好名声。”
身体康复后，父亲专门把医护人员请来合影留念，感谢大家说：“我每年都要感冒一两次，每次发烧都要一两天。这次发烧一天就退了，是你们精心治疗和护理的结果。”
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此番心律失常，竟铸成了他生命中最危险的隐患。（2）
不祥的预感
当时我在中华医学会工作，接受了组织派我赴美进修的安排，正在北京忙着交接工作。刚过完1989年元旦没几天，父亲的警卫秘书就打电话给我，谈到父亲多次问起满妹现在忙些什么，是不是很快就要出国了。
我知道父亲一定是想我了，便撂下手头已经办得差不多的工作，向单位请了几天年假赶往长沙，想在临行前再陪父亲聊聊天，散散步。
跟父母一起住了三天，我对父亲说：“爸爸，我得回北京了。出国前医学会要召开全国第二十次会员代表大会，我负责大会文件和会务组织；另外，也还有些工作要交代。”没想到父亲居然一反常态，执意不让我走，竟说：“开会的人多得很，不缺你一个嘛!”转而问我，“你去过广西没有？”我怔怔地回答：“80年代初去过一次。”父亲笑了：“噢，那还是好几年前的事了，现在广西变化大得很，一起去看看嘛!”
其实，我又何尝不想多陪陪他呢！于是我和父亲商量，到南宁的当天下午我就走。父亲一愣，诧异地问：“这么急？”他停了一下，又说，“好嘛，好嘛，要走就走吧!”在火车上幸福地和父母晃荡了一天，到南宁已经是次日中午。看着大家安顿好都住下后，就到了我向他们告别的时间。
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那天父亲穿着深驼色的中山装，外面披了一件藏青色的呢子夹大衣。他和母亲一起出来送我，走在母亲和一群工作人员的前面。
我和父亲并排走着，他右手指间夹着香烟，无语地一直把我送到宾馆外院的汽车旁。一路上他都在微笑着，可眼神儿里却漾出我从未见过的伤感。就在这一刹那，我似乎感应到了某种无法诠释的人体信息，体内随之旋起一股黑色的悸动。在这股无形的力量推动下，我不由自主地转过身搂住了父亲的脖子，当着那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工作人员的面就哭了起来，泪水像溪水般不停地流出。
父亲静静地搂着我，一只手轻轻地拍着我的背，任时间分分秒秒地流逝，一句话也没说。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克制住自己，哽咽着，不知为什么突然冒出了一句话：“爸爸……你，你可一定……一定要等着我回来啊!……”父亲慈爱地说：“当然嘛，当然嘛!”他看着我泪流满面地上了车，直到汽车开出很远，还在向我挥动着手臂。
在我去长沙之前的一个月，伯伯拎着一个装满父亲爱吃的红南瓜和干茄子皮、干苦瓜条、干刀豆条的尿素袋，从浏阳赶到长沙看望父亲。他怕给接待部门添麻烦，在九所住了五天就走了。
临别时，我那浑身泥土般朴实的伯伯肯定也是感应到了某种信息，像怕失去什么似的突然拽住父亲的胳膊，一任老泪纵横。他们兄弟俩这辈子多次聚合离散，从来没有这样动过感情。父亲一时也很难过，声音有些哽咽地劝道：“哥哥，不要这样，有什么话慢慢说。”
伯伯眼泪汪汪地望着父亲，难过地说：“我们都是七十好几的人喽，老啦，恐怕难得再见面了哇！”
父亲握着他的手，一再地说：“再见不难嘛。你想见我，随时可以去北京！”
伯伯却伤心地说不出话，只是摇头，一路抹着眼泪走出父亲的视野，如同我黯然神伤地飞向了大洋彼岸，却把一颗心沉甸甸地坠在了中国。（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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