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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关系退后一步海阔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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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12/08 出处： |
“中日关系目前面临困境。现在应该是一劳永逸地解决历史问题的时候了，双方应该坐下来谈，向对方交底，明白告诉对方到底要作些什么，才能走出历史阴影。”华盛顿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米德伟（Derek Mitchell）告诉《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2005年10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一如既往地参拜了靖国神社；结果使中日领导人在多次国际会议中形同陌路。就如何解读、解决中日关系的困境，《华盛顿观察》周刊采访了数位专家，让他们给中日关系“会诊”和“开方”。
“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被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胁持了。中国反日游行在日本人心中留下了很深的疤痕。中日双方的猜疑有可能让局势恶化、失控。我有些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担心。”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中山俊宏 （Toshihiro Nakayama），在接受《华盛顿观察》时忧虑地说。中山俊宏是日本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研究员。
“靖国神社问题不是中日矛盾的本源，而是表象；但是，它已经被标志化了，变成了（两国）国家意志的较量，变成了小泉内阁向亚洲邻国挑战的一种象征。在这种情况下，它尽管不是本源，但对整体关系的影响巨大。”中国日本问题专家杨伯江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时指出。杨伯江是中国现代国关系研究院日本问题研究所所长，目前在布鲁金斯学会作访问学者。
为什么日本坚持参拜靖国神社？
“对于‘历史认识’问题，日本与中国之间有着很大的认识差距。从‘知己知彼’的原则来看，中日双方都应多了解一些对方的立场和观点。”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王伟彬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日本民族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它认识到自己落后时，它能非常谦虚地吸收比自己先进的东西而不在乎自己民族传统的丢失。但另一方面，当他们不认为某些东西是落后或不好的东西时，他们却不会轻易丢掉，如从古代流传至今的茶道、花道、相扑及和服等。尽管在外国人看来光屁股的相扑运动并不高雅，和服穿戴起来十分麻烦，但日本人却把它们看成是民族传统的骄傲。这种骄傲不在日本长期居住是难以领略的。”王伟彬说道。
王伟彬曾经旅居日本15年，期间担任日本修道大学的国际政治学教授。他认为在历史问题上也是如此。日本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历史遗产”。二战后，日本一方面在美国的主导下颁布了新宪法，在国内也开展了比较深入的“和平主义”民主教育；另一方面，日本在政治上并没有割断与战前的关系，除了保留了天皇制等政治体制以外，有许多意识形态的东西也基本上保留了下来。
以二战时的战争为例，与中国人关于远东战场主要是侵略与反侵略战争的看法相比，日本人对于这场战争的看法相对更复杂。例如很多日本人认为远东战争的性质有两部分，日本与亚洲国家间的战争是侵略战争，与美国间的战争是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对于战争责任问题，中国认为被作为甲级战犯处死的东条英机等人应主要负责。但有些日本人认为作为战争主要负责人的天皇没有受到任何制裁而只判东条英机等人是不公平的，东条英机等人只不过是替罪羊，因此东京审判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
“日本《读卖新闻》最近的民意调查表明，三分之二的日本人认同二战时对中国的战争是侵略战争，但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对美国战争是侵略战争，”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裔教授杨大庆告诉《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另外，中国认为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是军国主义，日本人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但有些日本人认为军国主义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国民受到了法西斯主义的影响而将其捧上去的，因而日本国民也有责任。由于当时日本是军国主义体制，日本是全民族投入了那场战争。与日本相比，中国也有全民狂热的年代，那就是文化大革命。但中国全盘否定了文革，日本却没有全盘否定那场战争。”王伟彬补充道。
王伟彬指出，正当日本准备以“一亿玉碎”与美国决一死战时，日本天皇迫于败局已定发布了投降召书。在军国主义的欺骗宣传下，当时日本国民并不知道战争的实情，有很多日本人还没转过神来，还没有认清这场战争的性质，就成了战败国。有近300万日本人死于这场战争，有很多家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丈夫或父亲。有很多阵亡将士尸骨未还，他们的家属不知道，也许不想知道他们的亲人在前方战场做了什么事，他们把对他们亲人的哀思寄托在一块牌位上，有很多人在家里供奉着这种牌位，而作为日本国家神道象征的东京靖国神社能祭祀他们死去的亲人，他们也感到一些安慰。
“这些战争死亡者的家属战后组成了‘遗族会’，成员约有六、七百万人。如果加上他们的亲戚、朋友，‘遗族会’的同情者范围应有几千万人。尽管‘遗族会’在日本并不怎么张扬，但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们的欢迎。而小泉纯一郎十分清楚这对一名政治家来说有多么的重要。”王伟彬说道。
对于人死后的态度中日间也有很大不同，王伟彬解释道。在中国一般认为坏人死后仍然是坏人，如同宋朝的秦桧一样死后也要被人唾骂。但日本却认为人死后就不应再去追究死前的问题。这也是日本支持政府首脑参拜靖国神社和对中国反对参拜靖神社不理解的理由之一。换言之，很多日本人在很大程度上不认为参拜靖国神社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当然，小泉首相坚持每年参拜还另有原因，那就是在“新民族主义”势力日益强大的背景下，日本要对中国说“不”，在中国的批判下小泉不敢参拜靖国神社了，那他会感到很没脸面的。但实际上他已经违背了他竞选时说的一定要在每年的8月15日（战败日）去参拜的诺言，可以理解这主要是为了减轻对中国的刺激。
“小泉敢说敢做，在日本选民中的反应好，得到选民支持。‘小泉剧场’成了2005年的日本流行语。中国的反对，反而刺激了日本公众，让小泉在国内得分。在小泉参拜前，超过二分之一的日本人反对小泉参拜；小泉参拜后，面对国际反对，超过二分之一的日本人赞成小泉参拜。”杨大庆博士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王伟彬警告说，像参拜靖国神社这样的问题不解决，中日两方的观点将永远处在平行线上，但是这需要两国领导人及两国人民拿出勇气和智慧来解决这个具有现实性的历史问题。
日裔华裔专家争议“日本新身份”
“我认为现在中日关系之所以有今天的种种困难，一个原因是中国人因为新闻报道的不全面或误导，不够了解事情真相，因而对日本表示愤怒。”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学院的日裔教授迈克·望月（Mike Mochizuki）告诉《华盛顿观察》周刊。
虽然这让中国人听来极为逆耳，但是在华盛顿素有温和派之称的望月教授的看法代表了日本众多温和派以及华府主流日本问题专家的思想。望月在最近的一次研讨会中再次强调东京建立“世俗的神社”来取代靖国神社，让日本领导人既能纪念先人，而又减少中韩等国的反感。
“修改教科书和参拜靖国神社不是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体现日本人仇视中国人，而是和日本国民身份（Identity）更有关。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回避‘日本国民身分’这个问题，拒绝问我们是什么人，从何处来这些问题。我们刻意不提作为日本人的自豪感（pride）。”中山说道，“确立日本国民身分过程的第一步是追悼在战争中阵亡（War dead）的人，这不是为了美化过去，而是反思1945年开始的新日本。很多人去参拜，并不是美化战争，而只是悼念父辈。不可否认，在靖国神社中有些让人不安的陈列品，但并不表明人们认同那样的历史观。毕竟，靖国神社不再是国家的机构。”
中山也承认参拜靖国神社确实成了误解的根源，并强调日本应该采取措施，排除这种误解，但是并不附和望月关于神社的看法。中山说：“有人认为要建立一个新的替代性的纪念设施比较让人难以接受。因为悼念阵亡者的习惯在日本文化和传统中根深蒂固。”
华盛顿的史汀生中心研究员辰己由纪(Yuki Tatsumi)强调，中日两国间稳定、建设性的关系同东亚的政治稳定紧密相关。她认为日中文化非常相似，但又明显不同。两国必须学会共存。
“日本要接受中国的崛起，中国也要接受一个表现出刚毅自信（assertive）但不一定有军事挑衅性的日本（militaristic）。”辰己由纪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很多日本人患了‘道歉疲劳症’，厌倦总是对中国道歉。尤其（日本）年轻的一代，觉得中国老提历史问题，想压制日本，不让日本出头；而中国政府自己对自己的历史问题，如文革，并不是那么坦荡荡。”
在华府的日裔专家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中日应该看清让两国关系回到正轨对各自的利益多么重要, 双方各退一步，反而海阔天空。
“中日各级领导，而不仅是政治领导，要坐下来谈，引导双方公众达成共识。我们应当将退后一步当成向前的一步，毕竟，外交就是妥协。”中山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他也承认双方领导人也存在自己的难题: 他们都不愿给自己的公众留下自己在向对方让步的印象。
华裔专家则经常从更批评性而非妥协性地角度看待中日关系出路问题。
杨伯江说：“小泉内阁对待亚洲邻国所显示的不是自信(assertiveness)，而是执拗、短见、缺乏战略性或者说战略观念过于陈旧——还停留在地缘争夺、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阶段。”
王伟彬则指出，“中国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除了出自于受害者心理外，还有为了防止日本进一步右倾、最终防止军国主义再起的含义。”
“反华”不同于“嫌中”
旅居日本多年的王伟彬指出要慎用日本“反华”力量 一词。日本虽有反华分子，但那是极少数，不能代表日本国民的大部分。日本人经常用的是“嫌中”，即讨厌中国的意思。
日本多年以来每年都要进行包括对各主要国家的“喜欢”与“讨厌”的民意调查，喜欢中国的比例从80年代最高的70-80%下降到现在的30-40%，而讨厌中国的比例则从过去不满50%上升为70%左右。
王伟彬解释说日本人“讨厌中国”的主要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不喜欢中国的政治体制，二是讨厌中国老在历史问题上批评日本，三是讨厌在日本的不法犯罪的中国人。在日本的犯罪率中外国人的犯罪比率为70%左右，而外国人的犯罪率中，中国人的犯罪率为70%左右。
今年三月的中国反日游行发生后，日本国内的“嫌中”浪潮空前高涨。不少日本人一改平时彬彬有礼有理的风度，在电视、报纸等宣传工具上大肆批评中国。这种“嫌中”浪潮在中国又引起了新的对日反感情绪。
“其实，中日交恶，影响最深重的恰恰是在无法量化、无形而看不见（invisible）的方面，这就是对各自国际环境包括软环境的制约、对各自软实力的相对弱化。”杨伯江指出。
杨大庆指出中国在对自己国民教育方面的一个误区导致了中国反日情结的集结，那就是中国对自己的年轻一代在日本战后历史介绍得很少，导致中国人对日本没有全面认识。
任职于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史文（Michael Swaine）则建议，中日韩三方在政府主导下成立一个关于历史教科书的委员会，对如何处理那些最有争议的问题制定一些标准。
“日本应该不再允许文部省修改教科书。中国也应该减少描述日本侵略中国等各种体裁的宣传品。这些东西煽动反日情绪，只是向后看，没有必要。”史文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2005年4月中国发生反日游行之后，去中国旅行的日本人减少了约50%，另外，个别企业停止或考虑停止到华投资的案例也有发生。然而，这次游行只不过是被推迟了若干年后的一次民间反日情绪的大爆发，它揭开了多年来被捂着的一个盖子。尽管它引起了日本反华情绪的进一步高涨，但从历史来看，很多国际关系的稳定也是经历了若干动荡后才实现的。如同欧洲没有近代以来几百年间的频繁战争就不会有今天的稳定一样。”王伟彬指出。
中日间的“政冷”目前没有影响双方的经济关系。因为中日两国间的经济关系已经趋于成熟和稳定。与经济关系相比，双方的政治关系还远远没有成熟，还处在容易情绪化的“青少年期”。“目前中日领导人停止了对话，但这只是暂时的。”王伟彬指出。
除了“政冷经热”以外，还有一个词可以用来描写双方关系的现状，那就是“政经分离”。与北京复交前，日本政府人为地对中国搞“政经分离”，即不与中国建立政治关系而只保持经贸关系。当前的“政经分离”亦是双方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日近些年双方摩擦增多的原因之一是两国接触更多了。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并尊重彼此的区别。”中山说。 (粟德金，《华盛顿观察》周刊第4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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