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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震与《自由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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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12/05 出处：老照片 |
范泓
雷震这个人，实在是一位值得追念的历史人物。
在大陆，知道他的人不多。但在上世纪60年代的台湾，雷震这个名字却家喻户晓。雷震原本国民党高层核心人士，蒋介石的政治幕僚，1949年又随蒋去了台湾，他与蒋之间的个人关系，在其漫长的政治交往中，无论于公或于私，都非同一般。上世纪50年代，雷震主持《自由中国》半月刊杂志，前后整整10年，因其理念上与国民党权威政治南辕北辙、迥不相侔，不断发生言论冲突，进而成为统治当局在政治上最强大的敌手。雷震本人也因此遭到政治构陷，成了蒋介石的“阶下囚”。“雷案” 在当时震惊了整个台湾岛，被舆情认为是国民党自1949年退守台湾岛以来最大的一件政治冤案。2002年9月4日，“雷案”终获平反，雷震再次成为台湾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尽管这时距先生去世已有23年了。
《自由中国》的创办与1949年前后的时局有关。以胡适的回忆，当年他与雷震、王世杰、杭立武等人最初是想在上海创办这份杂志，但1949年下半年，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军队在大陆节节败退，8月开始溃逃，最后撤至台湾，胡适、雷震等人欲在上海办刊的愿望遂成泡影。雷震是在1949年10月到达台湾的，这时胡适已去了美国。面对国民党的溃败，雷震心情十分低落。他与时任教育部长的杭立武会面时，再次谈及创办《自由中国》，杭慨然允诺给予支持。至今健在的《自由中国》半月刊经理马之骕先生写过一篇回忆文章，披露杭立武在办刊这件事情上，不仅言辞上对雷有所鼓励，而且“教育部按每月补助三百美金的经费”予以支持，“其不足者由雷震另行筹措。”（《忆雷震当年在〈自由中国〉扮演的角色》）《自由中国》前后出刊260期，总共存活了10年9个月又10天，正好横跨上世纪整整一个五十年代，这也是国民党自退守台湾岛后，在政治上风声鹤唳、危机四伏的最初10年。虽然当时面临台湾本土政治精英在“二二八”事件后噤若寒蝉的不幸局面，但《自由中国》半月刊在台湾战后思想史的脉络中，“于无声处听惊雷”——不期然地扮演了一个传播民主思想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从时空上来说，或许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自由中国》众多办刊人的民主思想理念却前后一贯，最远可追溯到1922年5月,胡适在北京创办《努力》周报，这是胡适归国后“大谈政治”的起端；1928年3月，胡适、梁实秋、闻一多等人在上海创办《新月》杂志，其《人权论集》直指国民党的“训政”和“党化教育”；1932年的《独立评论》，更是有着独立思想的社会精英发表独特见解的场所，胡适为这份刊物呕心沥血，先后写了1309篇文章；而《自由中国》半月刊，则是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再次完成了他们对自由民主理念所追求的一种交待。后人在评价《自由中国》半月刊时说：“这是五四时代培育出来的自由主义者，流散到台湾的最后一个据点。”（《〈自由中国〉半月刊内容演变及其政治主张》一文，魏诚）
《自由中国》是一本半月刊杂志，逢每月的一号、十五号出刊。16开本，大部分时间只有32页。《自由中国》办刊宗旨系胡适先生所写，有四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各级的政府），切实改革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从创刊号那天起，这四条宗旨每期都刊登在杂志上。195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创刊10周年，杂志社举办过一次纪念会，有百余人到场，胡适先生在会上作了题为《容忍与自由》的40多分钟的长篇发言。讲话由杨欣泉记录，后来全文刊登在《自由中国》第20卷第10期上。胡适在讲话中透露，1949年4月6日，他离开上海，搭乘“威尔逊总统号”前往美国，在赴檀香山途中，凭着自己当时所想到的，写下四条办刊宗旨，“……雷先生他们都很客气，就用我当初在船上所拟的稿子，没有修改一字”。（《胡适日记全编·第8册》600页）《自由中国》创刊初期，胡适任名义上的“发行人”，雷震任社长，毛子水任编辑部总编辑。编委包括毛子水、王聿修、申思聪、李中直、杭立武、金承艺、胡适、夏道平、殷海光、许冠三、崔书琴、张佛泉、黄中、雷震、戴杜衡、瞿荆洲和罗鸿诏等人。在这些人中，毛子水、张佛泉、崔书琴都是原北大教授，与胡适私交颇深；王聿修是华北大学教授；殷海光自认是“五四后期人物”；杭立武则时任教育部长。创刊前几天，雷震邀请毛子水、崔书琴、张佛泉、王聿修、夏道平等人开过一个座谈会，就创刊具体事宜进行商讨。但在谁做“发行人”这件事上发生了争执。据马之骕先生回忆：“‘北大’一些人，包括王聿修教授等，当时他们认为，雷震是国民党的核心人物，也是国民党里的强人，所以对他存有戒心，惟恐受政治人物的利用。于是私下计议，确定一原则，就是《自由中国》杂志如能办成功，一定请胡适先生做发行人。”对雷震来说，实际上也正是他本人的意思。因为在这之前，雷震曾去奉化找过当时“下野”的蒋介石，说好就是“请胡适先生出面领导”的。不过，胡适这时仍滞留美国，短期内不能归。雷震在向台湾省政府新闻处申请登记注册《自由中国》时，特意注明“发行人胡适出国期间，由社长雷震负一切法律责任”等字样。194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正式在台北出刊。1953年12月7日，由台湾内政部审核的杂志登记证，即“内警台志字第381号”的批件中，《自由中国》发行人改为雷震，胡适这时才算真正卸下了“发行人”的名义。
《自由中国》创刊初期，编委会共有17人，也是人数最多的时期。尽管在其大的理念上基本趋同一致，但还是呈现出了多元的态势。编委许冠三先生曾说：“……不管大家如何争辩，若干批评政府的文稿，不是给改成温吞水，就是整篇见不了天。当争到无词以对时，他（指雷震）总是与毛子水劝我们年轻人莫动火气，须以大局为重。他从不大声说话，只是慢慢地跟大家磨，更不发脾气，几个月下来，我们终于明白，他那‘各党各派之友’的绰号得来绝非偶然。”（《儆寰先生辞世十一年祭》一文，许冠三）而以马之骕先生观察的结果，当时编委们大致可分成三种思想路线，“第一是由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的思路；第二是以雷震为首的‘三民主义’的思路；第三是所谓少壮派的‘唯我主义’的思路。”其中，以“少壮派”最为壮怀激烈，他们认定国民党之所以沦落到今天这个样子，完全是由于贪污、腐化、独裁的结果……编委之间确实存在一些矛盾，加上雷震对编辑的职权和制度等考虑不周，也引起过一些不快。杂志社在借用雷震私宅的“外客厅”作为编务场所时，有读者投稿，雷震见着顺手就拿到自己的书房里拆开看了。副总编王聿修教授不以为然，当面提出过异议。王聿修是最先提出辞职的人。他在向雷震和编委会请辞时，再三说明是受香港方面朋友之邀前去主编《前途》杂志，实属盛情难却。马之骕先生则以为“这看起来是因缘巧合，其实并非完全如此，也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不过，在《自由中国》半月刊10年中，编委们的进出离合，并没有影响刊物的正常出版。编委张佛泉先生说：“在筹备期间，我们对雷先生都有戒心，现在证明他是一心一意地要把《自由中国》办好……”这是《自由中国》创刊一年后，张先生受台中东海大学之聘出任文学院院长，就任前请马之骕先生在他的泰顺街寓所便餐时所说的一番话。四十多年后，马先生依然记忆犹新。1949年11月至1951年6月间，《自由中国》与当局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当时杂志“内容着重批评苏俄共产世界政治，没有直接检讨当局的政治。所以，当时的部队都有订阅……”（李筱峰语）。到了1951年，国际形势发生诸多变化，尤其是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蒋介石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时攻台的可能性不大，便着手对国民党进行内部改造。《自由中国》也将视野由外向内转，开始检讨起台湾的内政，触犯了当时的一些政治禁忌，与当局的关系也开始出现了逆转。1951年6月第4卷第11期，由夏道平执笔的一篇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针对政府金融管制引起情治人员（情报和治安）贪污案件提出了严厉批评，这是《自由中国》创刊以来首次触怒当局，直接导致了军方停止订阅杂志。这篇社论给雷震带来极大压力，出刊第三天，情治人员就闯入杂志社，逮捕一编辑，并留下三名特务予以监视。雷震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遂与多位党政要员商讨，他们认为社论所说均为事实，但没有必要发生正面冲突。王世杰建议再发一篇社论加以平衡，当时主管国民党宣传工作的陶希圣也是这个意思。《自由中国》第4卷第12期，便以《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为题又发了一篇社论，其观点基本回到了与政府金融管制的统一口径上。这时远在美国的胡适见到这两期刊物后，大为不满。1951年8月11日，他致函雷震：“……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我看了此文，十分佩服，十分高兴。这篇文字有事实，有胆气，态度很严肃负责，用证据的方法也很细密，可以说是〈自由中国〉出版以来数一数二的好文字，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忽然来了‘四卷十二期’的‘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这必是你们受了外力压迫之后被逼写出的赔罪道歉的文字……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胡适书信集》第三册，1208页）胡适是明白人，他了解蒋介石，更了解那个体制。雷震本来在这件事上就有所抵触，他索性将胡适信的全文刊发在《自由中国》第5卷第5期上，再度引起了情治单位的不满。台湾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及陶希圣召集党、军、特要员共9人，对雷震进行当面围剿。彭孟缉甚至诬指雷震有套汇之嫌疑，由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发出传票，雷震拒绝出庭。此事前后整整闹了三个月，最后还是副总统陈诚出言奉劝彭等人要“适可而止”，才算告一段落，但《自由中国》从此受到情治单位的长期监视。夏道平先生后来回忆道：“如果没有胡适的信和雷震断然公开那封信的举动，《自由中国》可能在不满两岁的时候，就因《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而被捉人停刊。”（《台北拜访夏道平先生所谈所思》一文，齐墨）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在台湾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当局不仅在校园内散发反共宣传读物，还要求每个学生背诵“三民主义读本”、“总理遗训”、“总统训词”，其强制做法激起反弹，学生、家长无不怨声载道。实际上，这是继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党化教育”在台湾的一种延续。1954年5月底，余燕人、黄厂风、广长白3位家长投书《自由中国》半月刊，对“党化教育”严重干扰学校的正常教育，提出言辞激烈的批评：“……规定学生来念的课外东西太多了……眼看着我们的子女‘戴月披星’、‘三更眠、五更起’的愁眉苦脸的抱着这些书来啃，真正的课业，反而丢在一旁……我们的教育应该是自由的教育，而不是任何一党包办的党化教育……全省的公立学校，都是用纳税人的钱来办的。教育当局和救国团不可借教育之名而行党化之实……”（《自由中国》半月刊，1954年第11卷第12期）是否刊发这封读者来信，在《自由中国》内部曾引起过争论。鉴于当时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已经恶化，有不少人不同意刊发此信。雷震、殷海光、夏道平等人则认为：这封来信不仅反映了台湾教育界的真实现状，还指出了诸如“救国团”这样的组织是非法的事实，进而可进一步检讨国民党的党纪问题。《自由中国》最后就是从这个高度上来刊发此信的。果然，当局大为恼怒，1954年12月，蒋介石以“不守党纪，影响国民党名誉”为由，下令开除雷震的党籍。没有通知雷震本人，而是在《中央日报》上发了一则消息。殷海光从报上得知后，即在1955年1月4日给雷震写了一封很短的信：
儆公先生：欣闻老前辈断尾（指被开除党籍），诚新春之一喜讯也，可祝可贺。从此先生更可本平民立场，为民主事业奋进不休也。 （《雷震秘藏书信选》，第281页）
殷海光的轻松、调侃、幽默，可见此事并没有影响和改变雷震的办刊理念。相反，《自由中国》愈加朝着与蒋介石彻底决裂的方向前行。1956年的“祝寿专号”（《自由中国》第15卷第9期）更是集中火力抨击国民党“一党独大”。这一年10月31日，蒋介石70大寿。蒋故作姿态，婉谢祝寿，要“以六事咨询于国人，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察真情，集纳众议，虑心研讨，分别缓急，采择实施……”。胡适、徐复观、毛子水、夏道平、陈启天、陶百川、王世杰、雷震等纷纷撰文，借祝寿而“进言”。雷震的社论题为《寿总统蒋公》，其要点是：建议选拔继任人才；确立内阁制；实施军队国家化。胡适写了一篇题为《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的短文。文章以故事而时论，曲径通幽，巧发奇中，取艾氏比蒋公，劝后者要做到“三无”，即“无智、无能、无为”。也就是说，希望蒋介石能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胡适语）。徐复观的文章《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以心理学的观点入木三分地剖析了蒋介石的性格……如此祝寿，搅动人心，酣畅淋离，连销十一版，一时洛阳纸贵。不过，这也引起了国民党党、团、军刊物的多方围剿，雷震随即发表《我们的态度》一文，强调《自由中国》“对人无成见，对事有是非”。从1957年7月开始，《自由中国》连续8个月“今日的问题”大讨论和15篇系列社论，全面检讨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从政治到经济的各方面问题：一，殷海光执笔的《是什么，说什么》，表示今日大多数人都在说假话，尤其是当局，以“反攻大陆、国家利益、非常时期……”为政治之口实，掩盖专制的实质；二，《反攻大问题》，必须从公算和透过现实来加以考虑，不能借此来推延台湾政治和经济的改革；三，反思军队国家化、军队中的党务等问题；四，财政问题；五，经济问题；六，美国经济援助的运用和浪费问题；七，小地盘大机构，呼吁压缩并裁剪政府机构；八，建立中央政治制度，发挥政治责任；九，地方政制问题，主张实行地方自治；十，立法问题；十一，要求废除出版法，保障新闻自由；十二，青年反共救国团系非法体制，破坏教育正常运作；十三，党化教育应立即停止；十四，《近年的政治心理与作风》，对台湾岛的政风败坏提出了严肃批评；十五，《反对党问题》，以此制衡国民党在台湾的一党统治……这些极其敏感的话题，惟《自由中国》半月刊直面现实，在荒芜一片的噤声岁月中，言他人之未敢言，显现出《自由中国》及其同仁的胆识和强烈责任心。尽管某些之处与雷震所提倡的“渐进改革”思路有一点落差，但《自由中国》半月刊从一开始就是“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李敖语），这些肝胆文章全力得到雷震和编委会的支持。1959年至1960年，《自由中国》公开挑战蒋介石“三连任”，与当局的对抗进入“白热化”，其命运岌岌可危。紧接着，雷震因组党而被捕，《自由中国》半月刊终于在万人痛惜之中与自己的历史使命戛然永诀，成为“台湾民主运动史中的一座灯塔”（柏杨语）。殷海光的那篇著名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也成为《自由中国》半月刊10年来最后一次理性的呐喊，其文字之犀利，反响之大，让当局惊恐不安：……近十几年来，国民党权势核心人物，使出浑身的力量，实行“加紧控制”，他们是否收到什么效果呢？从一方面看，他们的确收到了一时的效果。在这个小岛上，他们确曾收买了一些无思想、无原则、唯利是图之徒。他们正同在大陆掌握政权时代一样，在台湾把有人格、有节气、有抱负的人很有效的消灭殆尽了。他们控制了一群以说谎造谣为专业者。他们控制着一群藉着帮同作恶以自肥的人。他们控制着藉唱万岁而飞黄腾达的“聪明人”。他们制造了成千成万当面喊拥护叫口号的政治演员。他们控制着台湾一千万人的身体。然而，除此而外，他们还控制着什么呢？
这篇社论刊登在《自由中国》1960年9月第23卷第5期上，也是《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最后一期。而10个月前，就在《自由中国》创刊10周年纪念大会上，台湾《民主潮》杂志发行人夏涛声一进门就对胡适说：恭喜恭喜，这个年头能活到10年，是不容易的……胡适听了大发感慨，“觉得夏先生这话，很值得作为《自由中国》半月刊创刊10周年的颂词”。若干年后，聂华苓女士回忆起《自由中国》半月刊及其同仁时说：“包括雷先生在内的一些人，都是大陆以外最好的中国头脑，他们那种不畏强权敢作敢为的风骨，对我的影响很大。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或者说，作为一个人都应当是这样的……”聂女士时任《自由中国》半月刊文艺编辑，因此有必要交待一句：《自由中国》并非一本纯粹的政论性刊物，只是在当时，由于《自由中国》发表了大量极具分量的针砭时局、坐而论道的檄文，人们的视线很容易集中在它的政治和经济内容上，包括后来的史家也是这样。但若忽略了《自由中国》半月刊“润物细无声”的文学部分，仍不能窥得它的全貌。《自由中国》半月刊“征稿简则”第六条，乃“其它反极权的论文、谈话、小说、木刻、照片等”之稿约。在《自由中国》出刊10年的260期中，有关文学方面的内容，约占总量的百分之三十 ，共刊出“三百篇文学作品，包括八部长篇小说，三部剧本，及其它新诗、短篇小说、抒情散文、文学理论、书评等不同文学类别的文本，隐然呈现出五十年代台湾一个文化层次的风貌、文学历史的缩影。”（《作家群与五十年代台湾文学史》一文，应凤凰）其重要作者有：陈纪滢、金溟若、朱西宁、司马桑敦、林海音、聂华苓、吴鲁芹、陈之藩、余光中、於梨华、周策纵等人；其重要作品有：《城南旧事》（林海音）、《获村传》（陈纪滢）、《落月》（彭歌）、《歧路》（金溟若）、《火炬的爱》（朱西宁）、《我的父亲》（段永兰）等篇什。这些作者和作品大部分于我们很陌生，也很遥远，非一二句话就可说尽的。但作为《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另一部分”，似乎又不能不提。
说起来，胡适先生虽是《自由中国》揭橥自由民主理念的一面大旗，但在《自由中国》整整10年社务中，扮演其重要角色的却是雷震先生，他被同仁称之为“《自由中国》的火车头”（夏道平语）。雷震被捕后，《自由中国》失去了经济来源，“且因内部与国民党的纠葛而意见不一，如出钱者台湾银行总经理瞿荆洲不再支持，毛子水亦主张不办，且帮当局作说客，说服胡适不介入《自由中国》和雷案……”（《宋文明先生访问记录》，简明海）1960年10月22日,胡适对记者表示：外传《自由中国》的编委们有意请他担任发行人主持复刊，他从未接过相关信函，也无人和他谈过此事（胡颂平编《胡适先生年谱初稿长编》，3343页）。不过，胡适先生又说:“一种杂志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而停刊，也不失为光荣的下场……”1961年阴历5月26日雷震65岁生日，胡适想念狱中的雷震，手书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桂源铺）以相赠：“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第二年胡适就去世了。1970年9月4日雷震出狱前，曾自写春联贴在牢门前：“十年岁月等闲度，一生事业尽销磨”，横联是“所幸健存”。1979年3月7日雷震病逝，终年83岁。然而，对台湾民主宪政发展来说，《自由中国》所传播的自由民主理念“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雷震成了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直至上世纪80年代，台湾所有重要的政治议题都是根据《自由中国》的言论来阐述或界定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对台湾政治体制和社会关系所引起的问题，在出刊10年期间几乎都曾论及……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台湾新一代不见得都读过《自由中国》这份刊物，但所使用的语文、基本概念和陈述方式，都是从这份刊物出来的”。（2002年9月4日台湾《联合报》，钱永祥语）而这一切，雷震功不可没，尽管他为之付出了一生中最昂贵的代价。有一天，雷震的小儿子雷天洪问自己的父亲：“10年牢狱可觉得委屈不平？”雷震沉默良久，说：“总有一天，历史会证明我的清白……”雷天洪听了慨然系之。1988年，聂华苓与安格尔再次从美国回到台湾，与朋友们浩浩荡荡地带着鲜花去看望已安息在南港自由墓园的雷震先生。聂华苓在向先生行礼时，热泪涔涔，她感到“雷先生并没有死”，而是高高站在那山岭上，一只手向岛上一挥，笑着对他们说：“你看！我当年拼命鼓吹的意见是对的吧！台湾不是正往那个方向走吗？我冤枉坐了十年牢……”
(原载《老照片》第二十七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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