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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门峡：五十年后 或许炸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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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12/04 出处：南方周末 |
万里黄河第一坝、新中国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或许，炸坝是免除黄河上游水患的惟一选择？ 王景春
“那些表面看上去雄伟壮丽的物事，引起成千上万人迷狂欢呼的物事，它的内里所承载的，不过是一种壮丽的贪婪。”
杀敌一万、自损八千
一项如此之大的工程项目，从酝酿到实施，决策者与科学工作者之间应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9月16日上午，坐了十几个小时硬座进入三门峡市，脚有些肿胀。找了一个小馆子，吃了碗臊子面，然后搭车去三门峡大坝———新中国第一个富于象征意义的大手笔水利工程。
市区距大坝十余公里，汽车进入坝区时，在一个拐弯处，一块大宣传牌映入眼底：万里黄河第一坝，新中国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人类治黄史上的奇迹，国家AAA级旅游区。这些噱头，在牌子上醒目地写着。牌子后面，是数幢二层楼建筑的一个小区，破旧的红砖楼人去楼空，楼前数十棵高大的杨树已被伐倒，横七竖八的枝杈与杂草将地面搅得一片荒芜。
汽车从这片废墟旁驶过，下了一个坡，拐了两个弯，停在三门峡大坝西南侧黄河岸边。路边是坝区一些挂满尘土的建筑，山坡上的树木也被这尘埃弄得灰头土脸的，坝区很安静，天半阴不晴地弥漫着尘埃，空气中仿佛弥散着些衰败的气息。我向着东方200米开外的大坝望去，因为空气混浊，大坝看上去缺少分量感，灰灰地伏在黄河之上，河水平缓地向下流淌。资料上介绍的全长700余米的大坝，有较长一截在南岸的坡地上延伸得很远，横亘黄河之上的大坝看上去有400米左右的长短。我沿着南岸向西走了100余米，一座丈许阔的桥横在黄河之上，在南岸一侧，用铁筋焊了矮门拦车障，我钻进去，走到桥中央，看着尘埃中的大坝，想着它身后的诸多往事。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领导层意气风发，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圣人出，黄河清”，就是那时要干的一件大事儿。这件事，在日本占领时期，日本人曾经想干，但没有干；国民党执政时期，请来美国专家考察，最终也没有干。不敢建坝的原因很简单：无法解决泥沙淤积问题。到了1950年代，那是一个自信心大得没边儿、征服自然的信心无限膨胀的年代，再加上苏联老大哥派来的专家包打保票的诺言，高坝大库的方略，已经确定下来，组织国内专家论证，看上去更像是一出决定之后的过场戏。在这个过场戏中，只有一人反对建坝，他就是水利专家黄万里教授，其余的专家无一例外地同意建坝，只有两位专家叶永毅、温善章提出在坝底预留排沙洞。
所有的建议，在彼时，都成了装点门面的玩笑，苏联专家那种杀敌一万、自损八千式的设计方案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获得全体通过，并顺利开工。在1960年大坝建成蓄水后，黄万里教授的预言开始应验，蓄水几年后，“水库淤积严重，渭河河口淤积4米高，灾害不断，40余年过去至今，水土保持继续恶化，下游河水所剩无几。从1972年黄河开始断流，20世纪90年代已每年断流平均100多天，1997年高达222天”。
引起我兴趣的，并不是这些已经被时间所证明了的一切，而是在一项大的工程项目从酝酿到实施的过程中，决策者与科学工作者之间应该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合作关系，科学工作者不能总是处在被利用的位置上，只能在决策者设定的框框之内翻跟头打把式，一个科学工作者的理论与思考走在时代的前列，代表了先进的科技生产力，那他所得到的，应是由衷的赞叹和接纳，而不是冷落与漠视。比如黄万里先生，他对黄河治理“从一开始就对环境问题进行考虑，认为国家在一条河流上从事一项重大的工程，不仅要顾及到下游的防洪、顾及到发电，而且还要顾及到上游的淤积，上游的人民生活以及移民带来的诸多问题，……但1950年代我们还没有环境保护的概念，那时对自然的口号是征服、治理、改造。现在大家开始认识到了，我们对自然不能采取这种态度———可见黄先生当年的认识和主张是很先进的。”对于黄河的认识，黄万里先生是远远走在前面的，比如泥沙，“人们普遍认为黄河泥沙有害，但他认为错了，泥沙很有用，可以造陆。中国陆地少，黄河可以把西北的泥沙搬到下游去，多淤点地。下游沿海是发达地区，缺的就是地。”
“平生积学曾何用，愧对苍生老益悲。”黄万里这句诗，不幸成为他悲剧一生的写照。为何如此？早年留学美国、见过许多水利工程大世面的黄万里，恰恰不是一个贪大求洋的人，他的治水思路，是尊重自然、因势利导，用最简洁、质朴、节约的方法，获得最好的效果，将一条河作为一个整体来治理。这样的水利工程，表面上不壮观、不唬人，但却珍惜人民的每一分血汗钱，力求把每一分钱用好。
我站在桥上寂寂地想着。黄河南岸有人吼叫起来，原来是黄河北岸有几个小伙子试图从离大坝很近的一个水泥坝上翻越过去，河南的人高呼危险，河北的人仍自顾自地攀越而过。
我绕过南岸的坝区，来到大坝东侧，一个老农民在坡岸上放养两只黄牛，再向东望，黄河呈大弧线状一曲一弯地向大坝流淌而来。
一户黄河移民
移民宁夏的陕西库区人，因为忍受不了移民地的生活，决计抛弃在当地的家产，跑回了家乡。
离开河南三门峡市，取道西安，来到陕西华阴县这天，正好是中秋节，路过西安的时候，大大小小的点心铺子都在大卖月饼，市面上洋溢着过节的气氛。像这种中国传统节日，地处黄河流域的移民们是怎样过的呢？
从华阴搭一辆三轮“蹦蹦车”，载着我奔向北十里外的黄河移民村———北社村，距离三门峡大坝200余公里的北社乡北社村一带，属于三门峡水库区，一条乡间公路在北社村东穿村而过，路旁大片棉田熟了。我在村东边找到一家黄河移民。这家的男主人叫许京浩，67岁，上过小学二年级，他的老伴叫张淑侠。这一带的黄河移民建造的房屋都挺特别，主体都是一个大约10×10米的正方体，按坐北朝南分割成左中右三间长条状房间，中间的一间是个前后开门的大通道，平时一家人的起居吃饭、招待来人都在这个通道内，进左右两边房的门，安在通道中部。门道中放一张70厘米见方的矮方桌，那就是待客、吃饭、喝茶多种功能的家具。我下午3点多钟来到许京浩家时，许京浩正坐在桌旁喝茶，老伴在旁边择棉桃中的棉花，一个儿媳在洗衣服，孙子和村中的孩子坐在一边儿看电视，摆放18英寸电视机的是一个未开箱的全自动洗衣机（后来我了解到，这台洗衣机是四儿子娶媳妇时女方的陪嫁）。
许京浩一家是1956年移民宁夏的，他们家是哥儿仨姐俩五个孩子加上父母还有爷爷。在宁夏生活了五年，他们忍受不了那里的生活，1962年，移民们都抛弃了在当地的家产，跑回陕西。1963年，许京浩一家到临潼落了户，每人分了三亩地，后来因为人口增多，每人只分一亩半地。1986年，许京浩又回到了故乡华阴。结婚后的许京浩，生了五个儿子，4个儿子已经结婚，未婚的老五，已经30岁了，还未娶上老婆。我到的这天，老五骑着摩托车上华阴县城玩儿去了。
老两口加上老五三口人，每人有一亩七分地，今年他们种了三亩麦子，二亩多棉花，麦子收获了2700余斤，收麦后种上了苞谷，收获了1000多斤，棉花收获了籽棉400多斤，今年一斤棉花能卖2.8元。
这样计算下来，许家三口，一年农业收入在2000元左右，这样的收入，在北社村400户移民中，属于中等水平。我与许京浩正说着话，一个青年进来，许京浩说这是四儿子，叫许永顺，他学了电焊工，出外打工能挣些钱，家里这个房子，就是他打工挣钱盖的，不过四儿子的婚事，成了他们全家当下最堵心的一件事。许永顺去年经人介绍认识了五里外一个移民村的姑娘，小他两岁，看上去个子高挑，细眉大眼，颇有几分姿色，当下就定了下来。不算盖房子，许永顺结婚花了2.7万元，其中给了女方家彩礼1.2万元，女方送了陪嫁4000元的东西。办喜事许家摆了30余桌，请了亲戚邻里300人坐席，还请了县里婚庆公司给录了像，从一个多小时的录像上看，新娘看人的眼神有些恍惚不定，除了偶尔露出点儿笑容，多数时间都是面无表情的神态。许京浩告诉我，喜事办完之后，问题就出来了。新婚之夜，27岁的新娘不与新郎同房，以后的两天也不和新郎同房。三天后，新娘闹着去广东打工，新郎许永顺只好跟着她一起上路，到了广东，夫妻就发生了争吵，女方提出离婚，为人忠厚的许永顺摆布不了女方，一个人回来了。
这时他们觉得女方性格不似常人，回来一打听，这姑娘经历复杂，她18岁上新疆投亲、打工十年，回来后又去河南干传销失败，回到家里，她在外面与人交往的情况无人知晓，从言谈举止看，受过男人的伤害，精神上已有些异常。这些情况，女家都瞒过了许家，许永顺觉得自己受了欺骗，打工几年挣的2万多块钱，打了水漂儿。
张淑侠说，为了这事儿，他们到女家吵闹过，想让她家赔偿，没有结果；想上法院起诉，可是离婚起诉费法院收630元，律师费800元起步，还要负担律师办案开支，执行费500元，算下来，一年庄稼的收入不够打个官司的。
说话的时候，已经到了5点多钟了，该吃晚饭了，我跟许老汉说，我跟你们一起吃一顿你们的饭，你们原来吃什么还吃什么，不要因为我来单做。
我让一个孩子带我去村中商店买了两瓶酒一斤糖八块月饼送给许老汉，回来的路上，那孩子问我：“我能不能跟着一起吃？”我说行，可回到许老汉家，老汉把月饼收了，那孩子目光殷殷地看着我，我只好把糖让许老汉拿出来，给他们分一些。
老汉的儿子又出去了，只有老汉两口、儿媳、一个孙子、一个亲戚在一起吃这顿中秋团圆饭。菜是两个六寸的小盘子，一个盘子里是酱油拌黄瓜条，一个盘子里是清炒小辣椒末，主食是馒头和包子，包子馅是粉条头儿做的，没有多少油，咬上去一股粉条味儿。菜在他们那儿不过起着咸菜的作用，能够下饭就可以了。家里也没有什么中秋节气氛，和平常没有什么区别。那样的经济收入，不允许他们像城里人那样，借着各种节的名目大吃大喝一顿。
天黑了，来了两个人，坐下聊了会儿，才知道40多岁的是村里书记，叫杨移召，60岁上下的叫杨高良，前生产队长。杨移召介绍了他们村土地的情况，除了分给村民的，村里留了600亩，承包创收，用于村干部的开支，由于三门峡大坝的修建，他们这一带每年的防汛开支巨大，但是治理的结果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地方政府却企盼着防汛，因为除了办公开支，防汛费是他们可以自行处理的一笔巨款。去年，有关部门曾来库区调研，探讨黄河炸坝的可能性。炸坝是免除上游水患的惟一选择。
这天晚上，我在许家住下了，许老汉安排我住在许永顺的新房里，我睡在他们结婚的大床上，头顶上还悬挂着彩带，但他们在这张床上没有过一次夫妻生活。
渭河口
2003年的渭河水灾，只不过是三五年一遇的小小水情。
第二天上午，许老汉让夜里回来的许老五用摩托车带我去30里外的渭河入黄河口。自从三门峡大坝建好后，几年的时间过去，渭河便淤积了两米多高，数十年间，水灾不断，最近的一次发生在两年前，只不过遇上了三五年一遇的小小水情，便酿成了影响数县的水灾。许老汉他们这一带45000移民受灾全部转移至华阴县城附近，每人每天发三个馒头一包方便面。在前往渭河口的路上，一片龟裂的土地呈现在眼前，那是两年前洪水退去留下的遗迹，两队打着红旗的军人沿着堤坝走过来，已经有一些军人在龟裂的土地上挖一些工事进行训练了。
从堤坝南拐，穿过一个村子，看到了两河交汇的界碑，我们向渭河入黄河口驶去。河岸滩地上种了大片棉花，我们停在距岸四五十米的高塬上，从这里望去，可见渭河灰亮的河水汇入黄河土黄的河水中，两河交汇的地方颜色区分很清楚，如果再提高50米视点，两河交汇的情景会更加清晰。渭河的水，就是在这里，由于三门峡大坝的作用，水流减缓，黄河渭河的泥沙成亿吨地沉积下来，年复一年地酝酿着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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