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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思之律师写给北京律协会长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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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12/02 出处： |
大进：
知您被选为协会会长，立马想到那句凡夫俗语：“您又进步了！”进步，无论大小，总是朝前走的意思，我因此时时都盼闻您行进中的脚步声。踏步虽或有声，但因其未“进”，不可能更上层楼，不该作数。对么？
写信言事，非关友情，另有主旨在。
司法局8日《通告》，以钢遵命转来。结合听证情况研读再三，觉得“局”中官员走了一步“矢棋”。事涉协会工作，作为会员，理当力陈管见，期能获致“悔棋”的效果。
高智晟律师与晟智律师所，是两个不同的主体，各有其不同的“责权利”，在概念上不容相混。下面为行文方便，拟将《通告》指陈的事件略称为“高案”，谅能明察。
高案，实质上不象是法律问题。冰冻三尺，自非一日；或者有“诽”在腹。眼下正值“秋后”，临到该一吐为快的时刻了。于是生出处罚的决策，对象是“所”，而矛头刺“高”，有点乱了章法。
我无意对事涉律师个人的执业活动、执业风格、乃至对于处理本案的方式、方法发表见解。律师实务不易纯熟掌握、自如运作，是艺术；其中能见操持者的素质、品格、态度、风度乃至他的职业观和世界观，加之“人”的状况又不断处于运动之中，不免千变万化，妄作评判，难中肯綮，更何况褒贬之间见仁见智，我浅薄孤陃，岂敢冒失！《通告》屡屡指向个人，我的主旨却不在此。
道路传闻，协会对“高案”不拟表态，一切听由局里处理。这反映出你们的无奈，也合乎官场的行事规则，但细想终非上策。事关一个“所”即一组人的“生命”，而且的的确确涉及罚则的对错，8日《通告》又要求大家“明辨是非”，作为协会，律师的“娘家”，怎么可以连“是非”观念都丢弃了呢？
为了“明辨”，先作案例分析——
据《通告》，高案涉及两个行为，两项问题：第一，住所地址改变，“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变更登记”（此段引文均见《通告》）；第二，“为非本所执业律师出具律师事务所空白介绍信”，为其“违法执业提供便利”。《通告》据此下了断语，上述两个行为，经调查核实，认定为“违法”，且属“情节严重的情形。”
关于第一条，局里的分析判断至少有三点并不到位，因而没有说服力：一、所谓“规定时间内办理”，是多久呢？谁、哪项规章，规定了时限，以及在什么时间内“办理”到哪种程度才算有效？没有具体的时限规定，该以什么标尺衡量其中的对错？二、“办理”与“办妥”有别。前者讲的是过程，后者指的是结果。申请变更受阻未获允准，是“办理”过程中的表现形态，不能因尚无结果（未妥）而否定过程，消掉“办理”。晟智所几度申报变更，其行为、其目的恰恰符合“办理”的要求，可见合乎规定，与“违法”之断决不搭界。三、因有“申请变更”的事实，市、区司法局才明知该“所”已变更地址，这证明当事者决无隐瞒不报的主观恶念，更无“危害结果”可言，从而不涉及“违法”，遑论“情节严重”！怎么连法理都不要了呢？
关于第二条，似乎存在着5个问题——
一、没有证据证明晟智所给非本所律师开了“空白”介绍信。按照听证会上的质证情况，也无非是有人在已经开出的介绍信上，在“本所”律师名字前面添加了一位“非本所律师”，这与“空白”何干？
二、介绍信上添加的广东唐律师，是该案的代理律师之一。合作办案，不属“非法执业”，何须北京信函“提供方便”？
三、介绍信上的唐律师姓名，究竟是谁添加的，说法分歧，涉嫌一方要求“笔迹鉴定”，有什么理由断然否决？
四、即使《通告》中的说法成立，且经“核实”，那也只是办案律师的个人行为，他在会见时为了合乎手续临时添加了一个人名，有什么理由祸延全“所”，让该“所”担责？能这样株连么？
问到这里，意犹未尽，还得补充一句，即——
五、律师制度重建已有四分之一世纪，在长达廿六年的时间里，司法部都没有能力统一全国的“律师会见制度”和相关手续，任由各地自行其“事”，情况严重到甚至一个城市里的不同看守所执行着互不相同的做法（广州恰是适例）。异地办案，不带“空白”介绍信，极可能寸步难行。对于如此不规范的现状，该谁负责？哪位高官能坦然承认这是他们办事不力误我律师？
还有，大进，您办了那么多的“异地”讼案，哪次不带上几张“空白”？为此是整肃您呢，还是“惩罚”您们“所”？
办事欠“公”，区分亲疏，在这方面，协会与市局的不同不知是不是五十步与百步？今夏，一家颇有点名气的事务所，居然容纳没有律师资格的前法院工作人员，用该所的名义接案，在该所办公处所收取报酬，后因“不办事”被当事人投诉，东窗事发，您们（即令是上届，您也是领导成员）也并不视为“情节严重”，仅止于轻柔地“通报”一下了结。而对于“高所”，于捕风捉影之后，竟出重拳，意图一击致命，相比之下，难道不能悟出“案外”别有文章？不然《通告》为何着重提及其他“往事”？
可是，这到底为了什么？粗心度之，当不会是醉翁之意，别寄闲情，而只能是对异已作“釜底抽薪”，请你熄火，安分一年，看看后效再作道理。说不定还能兼收“以儆效尤”之利，又一番“一石二鸟”，不亦快哉！
咦！如此这般地“管理”律师，令人有下一次轮谁的“狐悲”之叹，是非既明，怎能沉默？
以上辨析如果说得过去，算是愚者之一得，聊供参考，是故决不反对您详告司法局。世事复杂，官衙之内又各有一本难念的经。本届局座新任，情况生疏，处理事务，难免偏差，此在情理之中。倘在发现问题之后，立即纠偏，不对就改，何其光明磊落！“悔棋”之说，视之为戏言可也。
案例说完，再讲些与之相关的一些观点与见解，如下——
一、有人对高案作“法律分析”，认为市局是“用一个违法规定，处罚一个违法的行为”。对此我想换个角度思考问题，表达两点想法：
第一，任何行业的规章，其作用和意义无不在于：让成员时有创新，工作得更好；促行业不断发展，使公民受益。即使是罚则的规定，也不宜脱离这个目的。因此决不允许在行业中搞“不教而诛”。反之，坚持利用规章整人，而且硬是往“死”里搞，这不是专制就是极左，或者是二者杂交的低劣产品。它们引来的教训实在不少，没有理由任其绵绵不绝。
第二，任何行业的规章都会有相关制度的规定。史学大师告诉我们：一部人类的历史，一部文明史，就是制度演进史。这说明，任何制度，大者如前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小的如上面所说的“律师会见被告”，在一定条件下都会显出弊端产生毛病，只是性质各异或者程度不同而已。是故需要改革，需要创新。中国律师制度何能例外？请容我也提段往事。当年《律师法》出台，全国律协召集座谈会，一片“万岁”声贯彻始终。我最后被点名发言，曾以此为结：“诸位且慢高兴，咱们掉泪的日子还在后头！”根据在哪里呢？正在它的主要内容不见创新，极少改革！数以百计的同行此后身披囚服蒙冤受辱，证明我的见解不是异端邪说。眼下正在修改《律师法》，协会在这件大事上应该争到更多的发言权、建议权，您理应代表律师大声疾呼，千万不能把它改成捆绑律师手脚的绳索，草绳也不可以！我坚持这个观点：没有站在一线从事实务饱有经验的有识之士的直接加入，《律师法》不大可能满足律师们的合理愿望和正当要求，系统地建立一套合乎时代精神的良好制度。
这点想法出格么？过分么？大进教我！
二、《律师法》颁布以后的这些年，律师执业环境日艰，律师受压换整情况凸显，自我维权意识随之增强势在必然。面对这种情况，协会对于会员在执业中受人恣意欺侮的异常情事，不宜沉默。在这些问题上沉默不是金，是渣。诚然，律师不免有毛病，会有“辫子”，但得分清性质，辩明是非，万不可任人“剥权”犹保持沉默。八年以前，湖南岳阳市律师协会发了个（06）号文件，紧急通知全市律师：该市刘正清律师在担任辩护人的办案过程中，被检方“以所谓妨害证据罪非法拘捕已28天……经多次交涉，要求释放，没有结果。为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律师的人身权利、依法执业权利，保护律师自己免受不法侵害，市律协召开了第五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一致认为：鉴于我市目前不具备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基本条件，律师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会议决定全市律师自即日起停办所有刑事案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共三项，略）以上通知，各律师事务所须认真遵照执行。”今天读来，依旧热血沸腾，激增豪情。这个《通知》1997年12月2日发出，那时我告别北京市律协不久，没敢忘记责问自己：这样的文件我写得出么？那样的“常务理事会”我组织得起来么？我有没有岳阳同道的胆识与气魄？敢不敢高唱一阕我们的《正气歌》？大进，如您所知，没有一条我做得出正面的回答。多年以来，我反复自责，我在北京律协近8年，实实在在没有建树，愧对全市同行。我的教训，可否作为您的前车之鉴？
岳阳《通知》的价值在于突出地体现出律师协会应当的独立精神。这是协会有无公信力的试金石。别以为一讲独立精神就是官场所谓的“闹独立性”。不是。她只是引导我们学会独立思考，会说自己的话而不带“奴”腔，别变成传声的“八哥”。岳阳做法移植北京是否会有恶果？会有！但我们没有其他出路，该下地狱，也只可义无反顾。写下历史名篇《岳阳楼记》的范文正公，还写有一篇小赋——《灵鸟赋》，与《岳阳楼记》不同，其中不见“阴风怒号，浊浪排空”，“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日星隐矅，山岳潜形”，“长烟一空，皓月千里”那般诗意，也没有“宠辱皆忘”、“先忧后乐”这样的哲理，然而他写下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八个大字，这在极权主义横行、专制制度霸道的时代，是足能振聋发聩的！岳阳协会的同道们，是雄踞岳阳楼上“宁鸣而死”的豪杰，他们的自主精神是否应成为您的、我们大家的楷模？
三、随之而来的一个声音必定是：“要顾大局”。市局8日《通告》就贯穿着这个精神。千万不可以一闻大局之“顾”就感到深不可测，吓得缩了回去。我们总该问清楚，在此时、做此事、对此人，“大局”指的是什么？也会以“讲政治”作答。那好！对于律师、法律人来说，对于政治家而言，“依法办事”，不就是最大的政治吗？律师处理事务，“大局”就是依法律，就是凭良知，二者集中到一点上恰恰是最好、最好的政治。难道不对吗？我的朋友！
说不定您会为“组织性”所困扰。客观地说，这是个难题。关键在于如何解析“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这个矛盾以及其中包含的命题是林昭提出来的。大进，您太忙，也许顾不上读林昭。然而一定得读。这是一位伟大的北大才女。她为了坚守自己纯正、超前的信念，甘愿以死抗争，于1968年被她“爱得无以伦比”的党虐杀了，年仅36岁。此前在北大被“恶攻”为“右派”，在狱中尝遍酷刑，饱受折磨。在这种状态下，她却能以血代墨，留下了二十多万字的血书、血诗，坚守自己的理念。她在解决上述“矛盾”的过程中选定了“良心”，给我们留下一笔多么巨大、多么辉煌的精神财富！如果我们在维护法制的行进中只知“唯上”，甘充“组织”的驯顺工具，放弃良知，我们还怎么能树立起中国律师的独立的价格，又何能立于不败之地！败于讼事，尚可挽救；败于失“格”，怕就难救了。所以，让我们下定决心，先按“良心”办事、靠“良知”做个“人”罢。
四、协会当然不能光“护”会员而缺少要求。大家都知道“严要求”的意义重大、作用非凡，但落实又难。此刻有两点想法急着想说——
（一）目前，有些律师，有的律师所，在“定位”上似有不足。近来常见“文化定位”之议，从整体上看，条件似乎尚未成熟。要点是“价值定位”有缺失，而在这方面，协会与市局乃至司法部似乎都没有起到正确的引导作用。长期以来，考察律师工作，会情难自禁地把年收入多少万作为一个惹人心动的指标，有时评“几佳”（此举的弊端人所共知，危害甚大，该休息了！）也难免把“经济效益”立为重要标尺，于是有人跑偏，于是让人生出困惑：中国的律师到底是干什么的？大进，着力引导“挣大钱”，会成为我们整个队伍的悲剧。作为会长，能不三思？
（二）隐约感到，队伍中有“三躁”情绪滋长。浮躁、焦躁或狂躁，都让人耐不住寂寞，忍不了孤独，沉不下心气，大都无助于整体素质的提高。什么知识老化，行为失范，“管它娘！”我没有对此细作剖析的学力和能力，只是要说：或戒或纠，大有用武之地，本届协会何不予以关注使一把力？
五、结尾还得落到8日《通告》中关于媒体一节发出的指令。律师与媒体，这个问题看似单纯，实则颇具复杂性。我个人多年来从实践中形成几个观点：
（一）从监督（公权力）角度出发，律师与“媒体”似宜形成合力，在“大众监督”的汪洋大海里形成一股令人心悸的漩涡，极大地发挥出淹没“邪恶”的力量。配合的形式应因“事”而异，不求一律。但涉及具体讼案，不宜在未判之前，先付媒体炒作。
（二）律师有与“媒体”联系、结合的自由权利，不受限制。
（三）律师对媒体陈述情况、发表见解，应体现“职业”特点，不可出格。
（四）利用“媒体”自我炒作，借以“发展”（不想说得过重）属低级趣味，应加引导。
（五）“洋记”一般不了解我国情，又大都急于抢新闻，并无“战略”考量，于是经常弄巧成拙，帮“我”倒忙。至于有的采访类如“诱供”，非常可恶，只能敬而远之。好记者当然多，我曾与“法广”的古莉通过话，商量联络的方法与时机，给我的印象挺好。我的态度与办法都笨，并不可取。为了解决问题，您看可否在协会内部成立一个机构，以“集体”的名义与境外“媒体”加强联系？独立地！这个环节不可丢弃。这与借助“外力”施压于政府无关。我们的目标是把“事”干好，不关“媚外”，非为“施压”。想说句不中听的话：为官的有几个对外不“媚”？芸芸众生有什么必要对“外”去“媚”他一下呢？
越聊越远，临“表”（权作《陈情表》吧！）依依，有点不知所云了。然而其中决无谎言虚语，谬误难免，愿会长执行“三宽”。近日上下都在纪念耀邦，没有他，“三宽”方针也是出不来的。该戴上“口罩”了。
愿君常“进”。或大或小，善自为之。
张思之
2005.11.24 于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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