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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耀洁：发誓一片布也不会给上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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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12/01 出处：中华网 |
■核心提示
今天是世界艾滋病日。许多人都关心艾滋病重灾区河南上蔡县的救治情况，并向这里捐钱捐物，却不知道，这里的防艾工作存在种种“黑洞”。
记者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在这个被视为艾滋病防治示范基地的地方，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却讲述着另外一种令人震惊的真相——连总理都可能被欺骗了。
随着第十八个世界“艾滋病日”的到来，本报近来陆续接到一些北京市民的来电，询问如何给艾滋病灾区捐些钱物，他们大都提到了河南上蔡县的文楼村——一个被称为“艾滋村”的地方。
华夏时报记者为此专程咨询著名的防艾专家高耀洁老人。令人吃惊的是，这位备受尊敬的河南老人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把钱捐到上蔡！那里只是一个蒙骗上级捞取政治荣誉的形象工程！持有此种说法的还有更多的知情人士。他们认为，上蔡的防艾工程存在严重的“黑洞”。并且，此类“黑洞”在河南还有多处！
那么，上蔡的防艾“黑洞”到底有多大？这样的防艾“黑洞”有多少？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前往上蔡、郑州等地，做了为期一周的实地调查。在与村民及艾滋病患者的零距离接触中，令记者始料未及的是，这里的村民最大的不满，不再是对艾滋病疫情的抱怨和愤怒，而是他们的心情屡遭压制。“比艾滋病更可怕的是当地的某些干部！”“有些官员趁火打劫还不让人揭发！”……类似的说法时时出现在记者随后的采访中。
记者采访的第一站，选择在上蔡县的文楼村。
在第一天的采访中，村民就提醒我们，一定不要让干部们发现，不然采访就得“泡汤”。起初，我们对村民的话不以为然。但是，村民的话第二天就被证实。
11月24日，也就是我们到达文楼村的第二天，村里一个名叫翟兰英的患者刚刚病逝。
我们来到出殡现场，本来只是想了解一下村民的感受。但在采访进行到下午时，两辆警车闪着警灯，从村南边的公路上径直驶入村子。有村民立即问记者：“你们是不是暴露自己了？”
村民说：“来不及了，还是先让记者躲起来！”在一个姓王的村民引导下，记者绕过房子来到村后的菜圃里。这位老乡还嘱咐我们：“暂时不要打手机，否则能被他们的探测器搜索到。”
因为不了解情况，所以，一时的变故还真让记者有点紧张。后来才知道，记者先在诊所逗留时，无意中被一个警察遇到，是这名警察通报我们的情况后，警车才随即赶来的。记者无从知道警车到来的真正目的，但当地居民的反应着实令人吃惊。
■记者采访实录
调查1 治艾药物成为牟利品
在文楼村的采访中，有不少村民告诉记者，当地医院所开的药物价格，比市场上卖的价要高得很多。
对此，记者开始坚决怀疑他们的说法，因为贫困乡村患者的用药都由国家免费提供。因此，看病时不存在花钱买药问题。然而，老百姓却告诉我们，虽然病号不用掏钱。但是，在处方上还是要标上价格。“标的价格越高，他们以此就可以向国家申请的钱越多。”
自称对这个问题“很有关注”的村民王恒祥告诉记者：“有的药报价比实际价格高出好几倍。”
他向记者列举了中草药“柴胡”，市场的价格是每公斤在24元左右。但是，开在药单上的价格有时高达160元/公斤；针剂“齐立青”的市场价格大约是10元/支，而他们开出的价是96元/支；中药“白花蛇”的市场卖价是30元/500克，但到他们手里涨了4倍。“他们这样做，目的是向国家多要钱。”
“除了抬高药价，还有过期药。”患者孔合里告诉记者，有许多都是快到期的药，有的就干脆是过期的药。
他在现场向记者出示一盒“监酸环丙沙星片”，这盒药是他在2003年买回的，上面标明：生产日期是1999年2月6日，保质期为2年。服用过这种药品的孔表示：“医生对我说，这种过期药品对人体的毒副作用非常大。”
记者所接触到的艾滋病患者，都反映了抗病毒药物的副作用问题。后杨村卫生所的医生陈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用了一个统计数字。他说，在后杨村，抗病毒药的适应人群占30%，不适应人群占70%。
记者所了解到的文楼村的情况是，刚开始的时候吃这种药的有300多人，现在只有30多人还在吃。
而抗病毒药物副作用的症状因人而异。记者调查到的几种主要症状是：头疼、发烧、恶心、呕吐、起皮疹、不能进食，有些人还伴随着视力模糊。
有村民对记者说，听说原来的药是进口的，后来发的药是过了期的。但对于村民的说法，记者无法在当地得到求证。
调查2 患者盼望得到定期体检
在一周的调查中，记者通过与几十名患者的接触发现，到目前为止，多数患者已经走出从前的怨恨和恐慌。
但是，他们集中反映的，除了少药的问题，还有一个缺医问题，就是希望对患者的定期体检制度得到落实。
“希望对我们实行真正的定期体检，但是条件所限一直做不到。”患者孔金良说，由于绝大多数的人无法服用价格昂贵的药，而常年只吃上面配给的常规抗病毒药。
时间长了，有的出现严重抗药性、有的出现药物排斥反应。严重的还导致肌体免疫力下降，直至引发药物中毒。
这种情况在文楼村患者程广山那儿得到了印证。由于程的经济条件相对好些，他经常自己花钱去郑州体检。在他向记者展示的病历上显示，他的CD4(免疫细胞)8月份还是196个单位，到9月下降到121个单位，“医生说假如我继续吃一样的药，死之前我的眼睛可能先失明了”。
据程介绍，国家有规定，对病人至少一个季度体检一次。然而，文楼及邻近的几个村，差不多有一年半了，都没人过问此事。“如果国家在这里有专款，那么这笔钱花到哪儿去了呢？”程说，自己每去一趟郑州，连体检带路费大约在350元，如果再想到北京查病毒载量，花费至少在1600元以上。“所以，村里几乎就没有人花得起这个钱。”
“这只是一件事，缺医少药在我们这里太常见了。”群众问记者，县防疫站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巨额的“抗艾”资金究竟流入到谁的腰包？“你们能否请北京的领导来我们这里，治一治‘艾防干部’们的病？”
调查3 医生工资无端被克扣
上蔡县芦岗乡是艾滋病高发区。因此，在乡辖的所有行政村里，设置了将近50个医疗诊所。其中，规模最大、医疗条件最好、接诊人员最多的要数文楼村医疗所。“但是，省卫生厅规定给我们的待遇，县、乡财政一直没有兑现。”
张阁，是文楼村医疗所唯一的主治医师。2001年5月1日，张大夫服从组织安排进入疫区，专门从事艾滋病的救护工作。但是，当初县里给自己的待遇许诺，自己自始至终没有享受到。对此，张大夫拿出河南省卫生厅的有关文件。上面的相关规定是，对被调入疫区的医护人员，在档案工资以外，每月有300元左右的特殊补助。
“按照省厅的规定，我每月应该有1460元的收入，但实际上自己现在只能领到800元。”张大夫说，自己是诊所里唯一的主治医师，仅档案工资就应该有1160元。他现在还不明白，自己工资在哪个环节被截留了。不但如此，当省厅来人检查时，这里的领导不让我们反映情况，而县有关部门竟然将自己800元的工资一分为二，将其中的档案工资列为500元，剩下的300元被当做补助，“这样，他们向上面就有了交代。”
和张大夫在一起工作的还有另外5名医护工作人员，他们中也没有一人拿到300元的岗位补助。相比之下，其他40多个诊所的医护人员，就更不可能拿到这笔钱。“我们在防艾一线工作多年，得不到额外的奖励难道还要扣除应得的补助？”医疗所的一名副所长说，常年工作在这里，工作量大、危险性强，医护人员没有节假日，全天必须24小时在岗，“我们为病人可以做到兢兢业业，但是，工资无端被扣掉，我们思想上难免有情绪”。这位副所长说，他们的工资被拿走，县里的领导不是不知道，而是一直掩盖着。
调查4 统计“失误”，向总理多要8000元
为了获得上级领导的肯定，县乡领导不仅对“乱说乱报”的人采取压制手段，而且必要时还会专门请人“美言”。现在，村里有五六个人几乎成了汇报专业户。
2003年年末，中央领导到疫区看望群众。“结果，被中央领导点名的群众被人群莫名其妙地‘挤掉’，而事先被安排好的人却被推上前跟领导谈话。”住在村西口的王保国回忆当时的情景，领导先说了自己的名字，作完自我介绍后，就说“我看望大家来了，希望大家有什么说什么”。这时候，县乡干部一下子全部站到第一排的位置，他们将早已安排好的人推上去，向领导汇报，自己是如何得到地方政府的妥善照顾，“有的甚至冒充艾滋病患者向领导汇报。”
“比这个更恶劣的是，有的干部竟然在行为上欺骗领导。”7组的村民王恒祥告诉记者，去年春节，温家宝总理来到文楼，和老百姓一起过春节。当时，总理提出给文楼村民每人发10元压岁钱，文楼实际有3217人，而报上去的数字却多出883人，“这件事至今还在向我们捂着。”
要“压岁钱”的事，文楼村支书刘月梅并不否认，但是她向记者解释，“那是各村(指自然村)在上报人数时，出现的统计失误。” 但“失误”得来的钱，至今没有退回。
调查5 将“乱说话的人”堵在家里
文楼村是上蔡县病情相对严重的地区，因此，国家和省有关领导的现场指导或调研工作，也大多选择到这个村。但是，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每次有上级领导来访时，总有一些“乱说话”的人被堵在家里。
“11月21日，国家计生委领导到文楼检查工作，我就被县里派的人堵在家里。”患者程广山说，为了能见上北京来的领导，自己坚持要出去，说是要去诊所看病。但是，“跟班”的人一直跟随着到诊所，为了能拖住自己，负责监控他的人，有意将后来的病人安排在他的前面。这样，他最后还是没有见到北京来的领导。“我不知道他们(指当地领导)为什么不让我们与外来的领导见面，我只想了解一下上级是如何关心我们的。”
35岁的程广山，得病前曾在外打工，有些见识。得病7年来，除了知道自己每个月能领10元的补助(今年上调到12.5元)和日常的一些免费治疗外，其余有关国家对艾滋病的帮扶政策，他一无所知。“包括许多热心人给我们的捐助，只听说过，没有见过。”
像程广山一样持有疑惑的，在文楼大有人在。父母和哥嫂全是患者的5组村民孔万里，2004年4月21日，他因为当着领导的面“乱说话”，后被警察抓住拘留15天。“我现在成了县里重点监控对象。”孔万里说，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领导来，自己就有人“跟班”。最多的时候在2004年11月下旬，当时，是国家卫生部来人检查工作，在卫生部领导还没进村前，他就被6个陌生人堵在家中。
调查6 4麻袋鞭炮庆祝县委书记免职
在河南省确定的38个艾滋病重点灾区中，上蔡县占了28个。与这个县的贫困面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原县委书记杨松泉的尽人皆知的绰号：“杨半亿”。当地干部群众不无讥讽地笑着对记者说：什么“杨半亿”？应该叫“杨全亿”！不少受访者还向记者提到杨松泉的以下绰号：“三贪书记(即：贪权、贪钱、贪色)”、“土皇帝”、“杨色狼”。
包括县人大主任罗凤升在内的许多干部群众向记者证实：今年8月19日，杨松泉被宣布就地免职。当天下午，整个上蔡县城鞭炮声四起。据描述，其情形“比过年还热闹”。尤其是县委、县政府门前，鞭炮碎屑装了几麻袋，有两个捡破烂的为争几麻袋鞭炮碎屑竟当众打了起来。一位干部模样的人一下拉过来四麻袋鞭炮，免费发放给群众燃放！一位老干部在现场肯定地说：“驻马店九县一区，杨松泉是十年来被就地免职的县委书记第一人！”
目前上任的上蔡县委书记、县长，包括县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在内的多位官员向记者承认，上蔡目前确实处于“非常时期”。
至于杨松泉的被免与防艾工作有多少关联，当地有关方面拒绝做任何回答。但有关他“搂钱”的众多故事却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广泛流传。
调查7 地方官员回避艾滋黑洞
没去过疫区的人，总觉得那是个人间地狱。实际上，记者这次去上蔡采访，真切感受到生活在疫区的群众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坚强、善良和质朴。相比之下，当地政府的部分官员却让记者为之心凉。
记者就疫区卖假药问题来到县卫生局，准备向翟留国局长求证。然而，翟局长对于记者的提问，以一种不屑置辩的口气说：“我能坐在(局长)这个位置上，我就知道你们想要什么？”紧接着他告诉记者，“但我不会向你解释，没有必要。”在记者的再三追问下，极不耐烦的翟局长拿出治疗艾滋病的《药品目录表》，但也只是在记者面前一晃而过，“我不会让你看的。”
县委宣传部对记者采取了“三不”(不接受任何采访、不提供任何材料、不让记者接触任何群众)政策，是记者没有想到的，不仅如此，县委宣传部的一位刘姓副部长还“正告”记者：“无论是杨书记的问题，还是艾滋病的问题，我们都不可能提供任何材料。”甚至连记者索要一份政府工作报告都遭到拒绝。刘副部长还一再称“只有你们敢采访如此敏感的问题，简直是幼稚！”他并“真诚地”告诉记者：“要想想你们的安全，我们可以调动警察将你们抓起来！”
■尾声
结局无言
记者离开上蔡到郑州，就有关问题请教有关“民间防艾第一人”之称的高耀洁老人，这位备受尊敬的老人表示：“上蔡我早就不愿去了，我发誓一片布条(指外面托她捐的钱物)也不会给上蔡，因为那里只是一个‘欺骗舆论的形象工程’！”
“不过我告诉你，连上蔡这么有名的地方都这样，其他地方有多少黑洞可想而知了。”老人不无激动地拿起一堆材料说，这些材料来自开封、信阳、安阳、商丘等地，都是政府宣称没有艾滋病病人，实际上是艾滋疫情很严重的地方。这些地方因人们缺乏艾滋病知识，当地政府隐瞒艾滋疫情，没有被社会了解和关注。老人说：“我想把掩藏着的艾滋村打开、曝光，让社会知道这的艾滋病疫情真相，探查那些被艾滋病拖垮的家庭，解决孤老和孤儿的生存问题。”
但是，这位79岁的老人情不自禁地流着泪感慨说：“我老了，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不知道能干多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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