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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传珩：后对抗时代中国十大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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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11/29 出处： |
后对抗时代的变革浪潮，随着人类全球化过程，正撞击着中华社会的古老大门。人们的思想、道德、行为准则、社会规范，乃至生活方式的各领域，都在发生深刻的、潜移默化的变化。人类“类化”观念正在从分裂文化中觉醒过来；个性自由也开始在烟囱工业熏染着的黑色文明中解脱出来。当今社会高效率的发展节奏，已改变了人类的传统时空观和社会心理。后对抗时代的中国意识形态、社会结构、群际关系、价值取向等方方面面的变化，正呈现出以下十大变势：
（一）非意识形态化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依赖强化意识形态维护社会秩序的社会。中国在历史上“独尊儒术”，“德主刑辅”，多借助“三纲五常”，等级有别，长幼有序的传统意识形态来维护皇权统治，儒教思想成为中华传统社会的强大精神支柱和价值依据。延至近、现代，梁启超、胡适引进西方自由思想，又经过“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理念，才首次对中华传统意识形态构成冲击，这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儒教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力。“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那个徘徊在欧洲的“幽灵”，途径苏俄，传入中国，变为中华民族的暴力运动，阶级斗争一度曾成为中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自从中共建制后，这种意识形态——更加全面、深入、无所不在地控制了中国大陆的社会精神，“共产主义价值观”成为全民族的行为准则、社会规范畴和国家原则。自此以后，饮黄河水长大的中国人，从小最先学写的是“中国共产党万岁！”读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课本，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最终狂热地走向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不断革命”的深渊——人斗人的“十年浩劫”。
当中华民族为之痛苦、迷惘而开始厌恶政阶级斗争时，世界共产主义阵营瓦解了。冷战结束了。后对抗时代全球性意识形态淡化的浪潮也袭击了中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长城内外，人民喝“人头马”，跳“迪斯科”，穿“牛仔裤”，吃“麦当劳”，毛泽东头像已经成为文化商品在古旧商店中卖买，社会再也不可能在意识形态控制下集合起全民的热情与能量了。今日中国大陆，算命、练功、三倍小姐，似乎比空洞的政治说教更具吸引力——中国大陆正以一种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走势，回应人类向对抗时代告别的全球化浪潮。
（二）非群体化
今日中国，伴随着非意识形态化时代的到来，传统价值准据已经崩溃，大工业生产所建立起的统一模式、标准化、集中化的管理方式，也正被后工业时代的生产多样化、分散化、家庭化和特性化的管理方式所取代。
人们在生活方式上也不在追求一致性和相互模仿的大众化消费，而更重视标新立异，表现自我，张扬特性。如今大街小巷的服装穿戴都是千奇百怪，艳丽多彩的。甚至连头发都是黑、黄、白、红多色式的。在文化上，艺术创作更加追求个性化，电视频道是几十个、上百个，按不同的层次和特性提供节目，满足需要。当今社会的教育也正在向个体化发展，要求教育改变以往按同一工艺加工零件式的教学方法，而要因人而异地“炒小灶”，避免给所有的学生吃同样味道的“大锅饭”。在政治方面，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政治理想已很难集合其多数人的共同向望，因而便需要社会尊重每个人的个性与自由。
非群体化的社会趋势，就是每个具体、自由的人，都拒绝把他们作为可以互相替代的产品来看待。因而也就不可能有任何个人或集团能够代表所有人的多元化意愿和利益。后对抗时代的中国，再也不能像对抗时代那样凝聚起大多数人的意志和愿望。由此可见，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利益需求愈是趋向多元化和多样化，群体化也就愈是趋向淡化和分散化。
（三）人权意识平民化
由圆动工具革命所导致的经济全球化和政治世界化的纵深发展，人权观念正成为国际法律体系的核心，尊重和保障人权，已不再是少数发达国家和富有阶层享受的专利品，而是作为人类“类化意识”产生的标识，为平民社会所普遍接受。
在中国大陆，近半个世纪来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导下，一直把人权视为资产阶级的权利，拱手捧给了西方。人民只能作“驯服工具”和“锣丝钉”，广大人民群众不仅没有人权保护意识，且不懂人权的含义和内容。偶有个别人提出人权要求，便不是被投进监狱，就是成为大批判对象。自从大陆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思想文化界有少数知识分子开始大胆谈及人权，甚至官方也不再否定人权，但多以“文化特殊论”为据，只强调生存权与发展权，而回避公民权和政治权。前些年，中国大陆多数百姓仍然不能客观、全面、深刻地理解人权的本质含义。只有当冷战结束，全球化浪潮不仅把世界，也把中国推进了非意识形态化的后对抗时代，中国平民社会的人权意识才伴随着人类整体性“类化”意识的觉醒，而从现实生活的深层上感悟和理解了人权的真正含义，人权观念才在后对抗时代呈现出平民化的趋势。
今日中国大陆，不仅官方已初步接受了人权普遍价值观，并已签署了两个重要的人权保障国际公约，而且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已有了相当的人权保护意识和形成了习惯性人权话语环境。时下，平民百姓、妇弱老幼都已把人权挂在嘴边，甚至中小学生都在向父母、老师要求尊重他们的人权，以侵犯人权为内容的“民告官”案例层出不穷，公民要求生活自由、监督政府、开放党禁、言禁和当家作主的呼声也愈来愈高。教育界也开始呼吁为适应人权平民化趋势的发展，在学校开设公民课，让孩子们从小树立公民意识，理解宪法，懂得人权（但也不可否认，中国广大农民的人权意识还普遍较低）。相信今后随着政治世界化过程的发展，中国大陆的平民人权意识将会不断提高，进而导致公民社会的全面成熟。
（四）社会关系合作化
中华传统社会关系，受儒教文化酿制，以忠孝仁义为重，往往偏面强调道德奉献、单方牺牲和个体服从，以体现对国家、对集体、对组织、对领导、对他人的愚忠或“仗义”，因而社会关系常常依赖命令和义气维系。这种社会关系所隐含的内在结构就是不讲平等的“支配——服从”，或不讲条件的“要求——奉献”。
中共建制后实施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社会关系又更多地受制于长官意志，行政安排，社会方方面面都是上下级关系，老同事、老朋友关系，乃至裙带关系。社会秩序是在各种半封建性的关系网中，以忠不忠、义不义的传统道德评价体系来维系的。
然而，后对抗时代资本的世界性扩张加速，以等价有偿，平等互利为原则的市场经济已经全球化。中国走过了20年的改革历程，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今日时代，社会分工愈来愈细，形势发展变化莫测，风险责任也愈来愈大。一般来说，单方或个体难以承担全面的责任和风险，社会关系已经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合作高于忠义”，和互惠互利、共担风险的深刻变革。
后对抗时代中国的社会关系结构，正在向“合作——协商”和“对等——互利”方向转变。社会一切关系领域，都在有效地使用谈判法则，讨价还价，“风险分担”，“利益均沾”，而拒绝意气用事，单方付出。并由此将走向社会权利与义务总体平衡基础上的社会公正。今后，随着人类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华社会关系合作化的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五）成熟感多元化
后对抗时代社会分工愈来愈细，思想观念更新愈来愈快，人们的价值取向也愈来愈多元化。中华传统社会的“学而优则仕”和旧文明中国共产文化培育的“入党做官”价值取向，已经不再是多数人的一世向往和终生追逐的目标了。那种“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价值观已相对萎缩。今日社会的“官”，正趋向职业化而不是身份化，因而也就更多地受到公民社会的制约。人们的成就感并不仅仅在于求官谋政；追求实现个体价值和发挥创造性才能已经成为新时尚；而专事理论务虚、社会批判者也大有人在；演艺大腕、歌坛明星极富有吸引力；律师服务、医务专业正成为社会热门；更有层出不穷的弃政从商、教授下海等成就要求上的明显转移；甚至有人淡溥名利，追求自由，也不失为一种人生成就的实现。由此可见，中华社会已经充分呈现出成就感多元化的新趋势。
今日中国大陆，人们对人生价值实现的感悟与知识，也正体现着非群体化时代的特征。成就感因人而异，各自有志，正在从“官”本位的一元化观念中解放出来。
六）变革愿望日常化
后对抗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知识爆炸，观念更新，社会激变，时代演进。人们的意识已经开始从墨守陈规的旧文明社会秩序中摆脱出来，向一切陈腐观念进行挑战。后对抗时代的中国，人们对所有现存事物的合理性都表示怀疑，对各种传统原则不由自主的产生厌恶情绪。特别是青年一代，正在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父辈的全部生活方式和道德态度，对一切教条主义的东西都怀]有逆反心理。向“墨守陈规挑战”已成为今日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后对抗时代的中华社会，伴随经济变革的深化，政治变革正成为社会生活的众望所系。中共执政党已开始由革命党向权能党转化，社会管理精英们要求党政分家，军内将士希望军队国家化呼声高涨，舆论媒体冲击新闻禁锢，知识分子寻求独立人格，大批工人正在转岗从商，不少农民离开土地拥向城市，甚至连学龄儿童都在拒绝填鸭式的传统教育。今日中华社会各个层面都不甘循规蹈矩，因袭守旧。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都在衣食住行各个领域拒绝传统，要求创新，甚至厕所都在按人们的审美要求，由传统的“臭味”，变革成现代化的“香味”了。“稳定压倒一切”这个政治口号，伴随着旧文明时代的结束，而失去了它的意义。后对抗时代正在世界范畴内开辟着一种崭新的文明，世界意义中的中国，正伴随着全球化过程，本能地要求“变革压倒稳定”，人们变革愿望日常化，正是后对抗时代中国社会一种富有典型意义的时代特征。
（七）消费心理超前化
传统中华社会，一直以勤俭节约着称。千百年来，中国人崇尚俭朴、惯于清贫。中共建制后，更是要求人们节衣缩食，支援革命，把提倡消费当作“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批判，以至于酿成“共同贫穷”的共产风，导致整个国家陷入“一穷二白”的贫困境地。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随着引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财富，国民生活大有改进，人们的消费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某些转化；加之后对抗时代以“消费需要”为特征的新消费主义在世界流行，超前性消费、享乐性消费成为今日世界财富创造和服务业发展的新动力。中国大众以改善生活条件，提高生命质量为需要的花钱比例大大增加。特别是住宅装修、美容健身，旅游消遣等新消费领域的崛起，带动了整个民族的新消费观。特别是年轻人一代超前消费观念形成，贷款消费、预支消费开始流行，把握今天，提高档次的新消费观已为相当多的人所接受。而国家为“拉动内需”，也正在采取措施提倡大众超前消费，刺激人民多花钱，而不是多储蓄。
今后，随着消费性资本主义全球化历史阶段的到来，中国大陆的传统消费意识将会进一步解放，用未来的钱先消费，以鞭策自己多挣钱、多发财来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正是后对抗时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又一客观趋势。
（八）血缘亲情意识淡化
中华传统社会是以血缘亲情为纽带得以维系的宗法社会，社会关系方方面面都有血缘亲情的影响，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可能远离“群带”关系。在中华社会生活中，一向有“娘亲舅大”之说，可谓一种重视家庭、家族血缘亲情的现实注解。中共建制后，长期以来推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人们的迁居自由受到极大的限制，生活地点相对稳定，在各个地域中都不可避免地受血缘亲情影响。特别是广大农村更加严重。
自从中国大陆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打开国门与世界交往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员的自由流动和人际关系不断变化，致使人们的地域观念相对模糊，生活方式向开放化、个体化和分散化方向转变。加之长期以来推动“计划生育”国策，家庭成员愈来愈少，大家庭不断分散，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的家庭结构已不是主流。今日时代离婚率不断增长，单亲家庭、离婚家庭和离婚后的合伙家庭增多，以及拒绝生育和独身主义群体都有发展。如此以来，必然导致后对抗时代中华社会血缘亲情意识将不断淡化。
未来的家庭结构是多元的；婚姻关系将成为契约关系；家庭的结合与解体完全是自由的；子女的教育与抚养将逐步社会化。加之遗传工程的发展，体外受孕、试管婴儿等等，将导致人们血缘亲情意识进一步淡化。传统社会那种在亲情基础上建立起的服从、专一、信守不渝，将成为过时了的观念。人们之间完全可以在理性基础上，实现包容、合作与自由的相互关系。
（九）文化商品化
当今中国伴随着麦当娜的歌声传遍大陆，文化商品化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资本扩张的全球化时代，已经把文化馆变成了歌舞厅、酒吧和练歌房。许多艺术家的头脑都开始受到金元的劫持，艺术创造活动的动力由严肃的价值思考转向满足大众化的娱乐需要，由此便崛起了一个新的行业——文化经纪人。他们正把一切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经过商业创意与包装，转化为可供人们娱乐的产品和花钱享受的消遣节目。从民族音乐，到时装表演，以及艺术大师们的创造素材，都可以转化为时尚消费品，甚至政府都在把辖区内的所有文化资源转变为商业机会，于是博物馆里出现了租赁柜台，“孔子纪念馆”变成经销紫砂壶的商店，文化古籍、人文景点都开始收高额门票，甚至天然海滩，野外山景都被围堵起来的生财资源。后对抗时代的中国，文化产业公司正在各地把他们认为可以转化为满足社会需要的文化进行知识创意，重新设计炒作，使之成为最大值交换货币的商品。甚至民族风俗、地方假日都被发展、演绎成商业机会；而举办名目繁多，花样翻新的各种文化节、艺术节的动机，无一不与商品交易密切相关。
在一个“阶级斗争”走进历史陈列馆的时代，中国大陆富有商业头脑的企业家们，无不动文化心思，用文化挣钱，一块来自山东临渠凡凡一般的五彩石，被人稍动心机，标点上香港九龙图案，竟能在京城一锤之下，拍卖了40万元，并成为新闻报道热点。由此可见，今后中国大陆文化商品化的趋势还将进一步发展。
（十）冒险精神与不安全感同时增长
后对抗时代，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新旧文明转换、社会形态变革的大调整、大震荡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风云变幻莫测，风险与机遇同在，客观地刺激了人们的创业意识和冒险精神。那些不惜倾家荡产，成为了股票市场上的弄潮儿，和在生活各个领域敢于直面失败，最终获得成功的人们，已成为新时代社会崇尚的英雄。今日中国，人们不安于现状，渴望冒险，谋求发展的社会潜流，正在孕育民族的激情。
与此同时，从计划经济中挣脱出的中国大陆人，靠政府保障的心理倾向并未完全改观，因而面对后对抗社会秩序动荡，矛盾四伏，社会保障体系不建全，治安形势日趋恶化的现实，对政府信任产生危机，不安全感与日俱增。与那些充满冒险的创业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人面对一个充满竞争与风险的时代，生活信心脆弱，处世行事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这种不安全感的最生动的生活写照，就是城市所有居住楼房，无不加设窗前安全网和门上保险锁的。
此外，目前中国大陆社会精神病人增多，心理珍所热门，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由社会竞争与风险所导致的社会矛盾给人们心理上带来的阴影与压力。加之今日社会分配不公加剧，两极分化严重，犯罪率居高不下，社会失业、家庭离异成倍增长，这些也都是导致人们不安全感加重的社会因素。
总之，后对抗时代的中国，社会竞争将不断加据，各种风险也会继续增大，人们渴望变革，热衷冒险，但社会又充满不安全感的矛盾将会进一步加深。
牟传珩：后对抗社会的现实
在20世纪向21过渡的历史时刻，我们看到地平线上升起一个由和平、自由、民主、合作、繁荣汇成的五彩光环，似乎伸手可得，但又相距遥远。人类社会已进入后对抗时代，但是我们的社会大机体内部还陈病在身，时代的创伤也并未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得以愈合。
在旧文明社会走向死亡，新文明社会姗姗来迟的后对抗时代，社会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冲突时期，动荡与混乱是这个时期无法摆脱的阴影。在局部意义上，冲突较之对抗时代还激烈，欧洲巴尔干地区和以巴民族纷争以及恐怖主义盛行就是例证。这种由新旧交替所导致的失序与动荡，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时旧的事物尚未死亡，新的事物便霍然而至；有时新的势态刚刚萌发，旧的势力又反扑重来，正可谓瞬息万变，反复莫测。
后对抗时代的基本特征就是：精神支柱瘫塌（信仰危机）；制度规则痉挛（社会不公）；道德伦理冲突（善恶颠倒）；话语环境混乱（语意歧义）。由此而导致人们的意识秩序、行为秩序和语言秩序三位一体的整个现实秩序的混乱。后对抗的世界，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对抗缓解，政治敌对趋和，武器消减、国防裁军；另一方面又使民族矛盾加深，地区冲突加重，恐怖主义兴盛。在已经过去的10几年中，无论德国以“优等民族”自榜，暴力袭击外国人的新纳粹主义抬头，还是奥地利极右势力进入政府激起舆论反弹，或是俄罗斯妄自称大，扬言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日里诺夫斯基曾赢得选票，乃至中国民间重提大民族主义，无忌“要准备打仗”，轻狂《说不》的劣俚言论行销市场，及其印度“RSS”原教主义声称“印度教第一”，不断发动针对基督教徒的暴力活动，以及日本“青年社”登上钓鱼岛进行民族主义挑衅和恐怖主义全球范围突起，无不体现了旧文明死亡时， 世界性的信仰崩溃、精神迷惘所酿制的思想错乱、认识颠倒和行为疯狂。
无论东西方的物质基础、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如何差异，但在与宇宙合力演进过程中，总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脆弱的星球上，我们处处可以看到旧文明步入绝路上的挣扎和新文明到来的阵痛，以及圆动工具和生产方式上的迅猛发展与人们传统思想、守旧意识严重滞后所导致的矛盾，乃至不同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与文化未能圆和而导致冲突的现实。
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深藏于人们大脑中那些对抗性的死结完全破解。君不见操控“核公文包”的不是我们的双手，而是我们的大脑。真正威胁我们安全的并不是核武库里核弹头的积累和更新，而是植埋于人类大脑储之太久的对抗意识的繁殖和裂变。
在欧洲，“柏林墙”虽然倒塌了，但仍有“北约东扩”；而在亚洲，则有半岛“三八线”，有台海分裂，有南沙之争，有印巴新一伦军备竞赛 。如果说西方世界的政治家们至今还保留着冷战意识的残余；那么东方世界的政治领精英们，至今还在对抗文明的死胡同里彷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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