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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一达：说说“车船店脚牙”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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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11/25 出处：北京晚报 |
什么叫“牙”
老北京有句顺口溜儿：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我估计50岁往上的北京人不差嘛儿的都知道这句顺口溜儿。车船店脚牙，这5个字，实际上说的是5个行当。不过，“车船店脚”好理解，这个“牙”字，一般人就不知所以然了。什么叫“牙”呀？是的。我头几年，对这个“牙”字也琢磨不透，甚至闹了笑话，把它理解为口中之牙的牙行，也就是给人看牙病的牙医。我曾经看过一篇回忆旧京往事的文章，把车船店脚牙的“牙”，写成了“衙”，大概这位先生把“车船店脚牙”的“牙”，理解为衙门的“衙”了。照这位先生的理解倒也说得过去，因为老北京“车船店脚”，还有衙门口儿的“衙役”，也就是当差的，都属于“宰”人不眨眼，雁过拔毛的行当，自然，在老百姓的眼里，把他们纳入了“无罪也该杀”之列。当然“该杀”，不过是一种带着气儿的说辞。实际上这些行当别说“无罪”，就是有罪，谁也杀不了他们。但是，这位先生说的车船店脚衙的“衙”，实在是理解错了。老北京的那句顺口溜儿说的是车船店脚“牙”。这个“牙”，的确在老北京是一个行当，但它并不是修牙补牙的牙医，跟咱们嘴里的牙一点儿没关系。“牙行”到底是一种什么行当呢？我查过不少资料，没有找到佐证。著名的民俗学者齐如山先生写过一本《北京三百六十行》的书，他把老北京的行当分门别类地归纳了三百六十种，因为过去有句老话：“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是齐先生几乎把旧京的行当搜罗尽了，也没有“牙行”。看来，“牙”如果算一种行当，在三百六十行里，属于漏网之“鱼”。
日前，八十多岁的老北京贾先生约我聊北京旧事，我跟他请教这个“牙”字，想不到他在老北京干的就是“牙”这一行当。我从贾老先生这儿了解到老北京“牙行”的一些内幕。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牙”字如何解释
牙行，究竟是一个什么行当呢？说白了就是为买卖双方撮合交易，然后从中抽头（提取佣金）的中间商。类似现在的中介。过去，人们也叫他“牙子”。根据贾老先生的说法，“牙子”这个词儿，汉朝就有了。不知哪本史书上有此记载。中间商为什么叫“牙子”？目前还难以找到最权威的解释。贾老先生认为之所以把中介称为“牙”，可能是一种形象的比喻，人们吃嚼谷儿离不开牙，就嘴和舌头而言，牙是谁也离不开谁的重要器官，也是中间的一道“门槛”。这种解释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认为从字义上还难以说得通，笔者希望有人能给予更恰当的解释。
老北京的“牙行”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行当。干这行的人得一手托两家。也就是先找“上家”，再找“下家”。“上家”一般是出品人，即生产者，“下家”是出售者或消费者。所以，吃这碗饭的人得路子“野”，门子多。熟悉行情，了解市场，还要揣摸人的心理。比如赶上天津地区发大水了，“牙行”的人便会跑到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方，寻找生产搪瓷、毛巾、肥皂、牙膏的厂子。为什么呢？因为天津离北京近，那儿的地势低，北京的地势高，天津一发水，天津人一般都往北京跑，到北京避难，他们得用脸盆洗脸，用搪瓷缸子刷牙濑口，这类小商品肯定在市场上紧俏，当然小商小贩们不会放弃这种赚钱的机会，上哪儿趸货去？只有找“牙行”的人。“牙行”的人从南方找到货源，再转手给北京的小商小贩。通常他自己不去卖，只去中间说合的。
“私牙”与“官牙”
老北京的“牙商”最初都是“私牙”，也就是所谓的个体户。不过，那会儿的个体“牙商”，没有营业执照，也不用缴税。由于“牙商”在买卖地的作用举足轻重，虽说还达不到有欺行霸市的势力，但是他可以在价位上玩猫儿腻，比如福建产茶，北京的茶商要找货源，得找“牙商”。“牙商”从福建茶农手里要“铁观音”乌龙，十斤是二两银子，经他之手给北京的茶商，也许十斤就变成了五两银子，他身不动膀不摇，十斤茶叶从中干赚三两银子。当然茶商拿到市场上卖，还要加价，十斤茶叶，他也许能卖到六两或七两银子。您看“牙商”的利有多大吧。难怪老百姓对这一行当有“无罪也该杀”的解恨说法。可是恨归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还离不开“牙商”。政府也看到了“牙商”们的暴利。这中间盘剥的利不能全都便宜了“牙商”呀，于是，从明朝开始，北京才有了“官牙”。
所谓“官牙”，就是政府允许其吃这碗饭的“牙商”，换句话说，“官牙”手里有政府部门发的营业执照。当时的营业执照其实就是一种营业凭证，这种凭证叫牙帖。为了避免“牙商”扰乱市场秩序，控制物价，明朝政府对京城的“牙商”实行了相对统一的归口管理，比如限制他们“串行”。您是吃茶叶这碗饭的，只能当“茶叶牙子”，不能再到菜啦、肉啦这些行里刨食开“牙”。对政府来说，分行管理的最大好处是能监督他们纳税。当时“牙行”的税相当高。每一行都有官员负责收税、评价、处理商人之间的磨擦碰撞等事由儿。有了“官牙”以后，政府下令一律取消“私牙”，没有官方发的牙帖，谁也不许私下当“牙商”。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清朝的北京叫“京师”，京师专门有掌管“牙商”事务的官员，官位为正六品，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官称是顺天府通判。通判办公的地方在顺天府衙门，地址在今天的鼓楼东大街路北，通判的权力不小，他不但掌管京师各个行当的“牙商”，还根据行业情况，设置“牙商”的数目，向“牙商”颁发牙帖，不是光发，还要定期审核，类似现在的工商部门对企业的“年审”。此外，还要查禁“私牙”。
“牙商”申报牙帖要缴帖钱和税金。牙帖又叫官帖，老北京人俗称“龙帖”。清代的牙帖上写着名、色、埠等内容。“名”就是持有者的姓名，“色”是经营的种类，“埠”是买卖坐落何处。政府有明令，严禁牙帖“朋充”，即多人合用一帖；也不许“越色”，即超越指定的经营种类；不许“移埠”，即到非指定场所去经营。老北京有牙帖的行当有粮行、菜行、果行、茶行、花行、布行、柴炭行、牧草行、房地、车船、拉脚等行。牙帖有合帖和独帖之分。合帖可以经营某一类商品，如蔬菜、水果，独帖指只能经营某一类中的一种商品，如大白菜、心里美萝卜。以“牙商”从“私牙”到“官牙”的演变来看，到了清代，“牙商”实际已成为类似现在的批发商，最初的那种单靠“牙”（脑子和嘴）来从中牟利的情况已然变了，虽然他也是“中介”，但可以直接参与经营了。
“牙帖”也叫“龙帖”
我曾看过这样的报道，说某老字号经营的某种商品，有当年皇上发的龙帖。拿着龙帖可以直接进宫。意思是这家老字号是如何有名，其经营的商品因有龙帖而身价倍增。其实，所谓的龙帖，就是牙帖。如上所述，龙帖只不过是营业凭证而已，也不是皇上发的。您琢磨呀，发一张营业凭证，还用皇上动手吗？当然，给某一类商品发龙帖是有的，如老北京“天福号”的酱肘子就有龙帖，“桂馨斋”的酱菜也有龙帖，但这龙帖属于顺天府通判署发的“独帖”，即只准“天福号”经营酱肉，不能经营烤鸭。当然并不是因为“天福号”的酱肘子做得好，有名儿，官府才给他发龙帖，龙帖跟字号的有名没名、商品的好坏没有什么关系。不过，给宫里送货，持有龙帖倒是事实，因为皇上吃的东西不能马虎大意，经营者必须有合法的身份。但是每天送货都拿着龙帖又太麻烦，于是才有“腰牌”的说法。
民国时期的北京，顺天府改叫京兆地方，“牙商”由京兆尹负责掌管，直接隶属于当时北洋军阀执政的中央政府。迁都南京以后，“牙商”由北平地方政府管理。随着“牙行”批发商的角色凸显，加之后来有了商会，“牙商”渐渐成了名副其实的批发商。到了北京解放以后，“牙商”已完全消失，人们对他的称谓也变了，因此年轻人说到这个“牙”字，往往不知其所以然了。
“牙”早就没了
“牙商”的出现，是老事年间商品流通和市场经济的产物。不过，明清两代政府对“牙商”的严格管理倒是有可借鉴之处。首先，老百姓虽然恨“牙商”，但生活中又离不开“牙商”，而且“牙商”的牟利手段比较多，下招儿比较狠，获利非常大。如果政府采取“杀”的办法，将其灭掉，肯定会阻碍经济的发展，老百姓不但受不了益，反倒会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当然政府要想灭掉这一行当也很难，因为它是在市场经济的土壤里生长出的“怪胎”，“灭”了它，它还会长。政府采取必要的手段，把它纳入自己的掌握之中，让它合法化，名正言顺地做自己的买卖，该纳税就纳税，该赚钱就让它赚钱。这招儿可谓一举两得。其次，在让“私牙”穿上合法的外衣，成为“官牙”以后，又通过严厉的手段制裁那些不穿合法外衣的“私牙”，这一手扶持、一手出拳打击的做法，让“私牙”没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条件。这招儿又从反面促使想吃这碗饭的“牙商”走正道儿。实际上这种以疏导为主的管理方法，比那种一味地严厉打击“堵”或“灭”的方法要有成效。由此联想到我们现在城市生活中的“怪胎”和“顽症”，比如“号贩子”、“黑车”、贴小广告的、卖假发票的等，这类当今社会“无罪也该杀”的行为，政府部门是否也应该对他们采取以疏导为主的管理方法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世上任何事物，只要存在，就有存在的理由。号贩子也好，黑车也罢，之所以能生存，肯定有需要。只要社会上有需要，他就难以“灭”掉，因此，光出重拳打，还不是除根儿的办法，必须得想疏导的主意。
“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是句老话，老得已经掉了“牙”。现在看它早已成为历史。我们倒腾出这些过了景儿的京城老话，只不过是重温历史，寻找一些可以借鉴的东西而已。您可千万别拿它比照现在的这五种行当。现如今京城的这些行当，已然在现代化的管理模式中非常规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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