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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任老 一个永远的倾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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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11/22 出处: |
最后一次见到任老是在今年7月初。任老通过广东人文学会秘书长高伟梧给袁伟时老师代话,请袁老师到从化温泉住几天,大家一起聚一聚,聊一聊。袁老师转而邀请我跟他同行。便多了这么一次跟任老面对面的机会。
总共在一起呆了三天,头一天主要是聚谈。主题是任老定的,叫做“革命与改良”。任老的意思很清楚,他认为中国再也经不起折腾,中国不能乱;但怎样才能不再折腾,怎样才能不乱呢?他认为除了进一步深化改革,把改革进行到底,没有别的法子可想。假如不这么办,改革最终没有跑过腐败,结局将不堪设想。所以他想跟袁伟时老师直接交流,因为袁伟时老师对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颇有研究,任老希望通过对清末宪政改革得失的总结,得到些许启示。
头天的聚会,由袁伟时老师主讲,然后大家提一些问题出来讨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清末宪政改革是一次决心很大、力度很大的改革。但可惜已经太晚,这时激进的革命话语已经开始上升为社会的主流话语,预备立宪已经跟不上人心的变化了,清廷已经丧失改革和社会发展的主动权了。更何况预备立宪过程中的诸多迟疑反复。清廷的颓势因此是注定的。一个政权应该在它还能基本控制局面的时候,在软力量和硬力量都相对强大的时候,果敢地及时地向社会让步,这样才能掌握改革和社会发展的主导权。而清末预备立宪实际上已经错过了这样的时机。到预备立宪好不容易启动时,清廷虽然硬力量仍比较强大,但软力量已丧失殆尽。而软力量一旦丧失,硬力量的强大也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一个政权的长久维持不可能单单凭借硬力量。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清廷的硬力量几乎全盘崩解,根本起不了任何拱卫作用。一个传统政权能否顺利转型,根本上取决于能否留住人心。而能否留住人心,又取决于能否准确把握时机。在历史转折关头,人心往往稍纵即逝。抓住那个关键的瞬间,及时地回应人心,就等于找到了撬动地球的支点,就等于打开了通向新时代的大门。而这等非凡的事业,是需要大智慧、大勇气的,是需要大政治家的,是需要历史巨人的。显然,清末几年中,庙堂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大政治家、这样的历史巨人,当道诸公几乎无一人不是庸人;仅袁世凯稍识大局,在清廷眼里却不过家奴而已,稍秀于林即遭风摧,只好回乡悠游林泉;清廷再无人能因应时势,以致一步错便步步错,后来任它如何对时代潮流紧追慢赶,历史也不再给它机会了。
讨论气氛从容而平和,因为与会诸君大多同调,分歧甚少。任老则主要是听,神情专注,偶尔插几句话。他一方面很自信,认为中国不能乱是社会共识,这个共识本身就是一个制约力量,只要这个制约力量在,中国社会就很难真的乱起来。而且执政党还有力量,既不乏硬力量,也不乏软力量,能够掌握全局。这种时候,正是改革攻坚最好的时候。否则,就会面临很大压力。谈到这里时,人文学会某领导谈了他的一段亲身经历:有次在乡下搭乘摩托。摩托手是失地农民出身,只能靠跑摩托养家糊口。路上问他:“你们城里人怕不怕乱?”他说:“当然怕。宁做太平狗,不为乱世人嘛。”摩托手回答说:“我们不这么想,我们不怕乱,反正我们什么都没有,乱起来我们才有机会呢。”听到这里,任老双眉紧蹙,目光中显然充满了忧虑。
第二天任老提出来,要到乡下看看,了解底层生活状况到底是什么样子。一行人就到了离从化温泉大概三十公里地的一个村庄,正逢下雨,无法户外活动,只好挤到村主任家里。任老关切地询问农民生活情况,就业情况,提了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你们村干部工作中最难的是什么?村主任回答说:最难的是如何转移剩余劳动力。大批青壮年窝在家里出不去,没事做。就连村子里已经毕业的几个大学生,也因为找不到工作回了乡。这对农民刺激很大,农民供一个大学生不容易,那么高的成本供出来,结果只能回乡,经济上几乎毫无回报,所以读书无用论在乡下又开始流行起来。
回宾馆之后,大家议论纷纷。大学生失业,不能不回到社会底层,这种现象如果成为普遍现象,就很危险,就可能威胁到社会稳定尤其是政治稳定。这是许多人的看法。任老没有就此发表什么意见,但看得出来,他在想这个问题,想得很认真。
这次最后的聚谈,印象最深的是任老对国家前途的那份关切、那份焦虑。他的秘书告诉我们,任老最痛苦的是信息太少,尤其是获取信息的渠道太少。他的两只眼睛差不多不起作用了,读书看报都做不到了;想主要听电视,但电视的内容又有限,根本不解渴。因此任老就主要靠听收音机来获取信息,听收音机成了他的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为了保证一次不拉地听到时效最强、信息量最大的那几个电台的时政节目,他坚持每天晚上十二点之后才睡觉,早上五点就起床。因为那几个电台的主打节目主要都在晚上十一点和早上五点到六点这两个区间播出。一个九十高龄的元老,还要靠这样原始的方式来获取信息,而且付出那么多辛劳,感动的同时,也觉得遗憾和无奈。
现在,九泉之下的任老或许仍在侧耳倾听,倾听来自大地的声音、来自我们的声音?望着套了黑框的任老的遗像,我不由得这么幻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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