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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最大冤案--清查“五一六运动”
    时间:2005/11/22 出处:
    无中生有的清查“五·一六”运动    

       在进行”斗、批、改“的同时,还开展了大规模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
       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原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人数很少的极左小组织。他们利用1967年
    5月“五·一六通知”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机会,打着贯彻这一通知的旗号,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散发题为“揪出二月黑风的
    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等反动传单和标语,并将这些传
    单和标语张巾在北京一些繁华市区。 
      北京广大群众对这些人攻击周恩来的丑恶行径表示极大愤慨,纷纷自发进行反击,要求严惩这批“歹徒”。毛泽东在1967年9月8日在
    “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作者,是一个“用貌似极左实质
    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没用多长时间,这个反
    动组织就被清查出来,为首的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问题基本上解决。
       可是林彪、江青一伙接过清查“五·一六”的口号,极力夸大这个反动小组织的力量和活动,任意扩大范围,千方百计地混淆和转移
    清查目标,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时,陈伯达毛遂自荐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他们一方面大肆
    鼓吹查组织、追表格,强迫“坦白交待”,以制造扩大化;另一方面,又借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
    众打成“五·一六”分子。由于所谓“五·一六”的标准,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两条:“一是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
    中央的领导;一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这两条从原则上讲并不错,因为“破坏和分裂”党中央和人
    民解放军还不反动、还不要打侄倒吗?但是,第一,什么是“破坏和分裂”并没有准确的界定;第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包括哪些
    人,反对某些元帅和将军是否算“分裂”解放军?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因为这两条有很大的随意性,可以予完全不同的解释。因此,有些
    地方或单位的两派组织乘机互相攻击、互指对方为“五·一六分子”;也有恢复工作的领导干部或军队支左人员,把他们认为是攻击周
    恩来,反对党中央,反对解放军的狂热极左派,当作“五·一六分子”加以打击,情况颇为复杂。在所谓“红色恐怖”下,有的单位三
    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甚至负责清查工作的专案人员也被咬成“五·一六分子”。大批干部和群众在身体和精神
    上遭到严重摧残。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纠正扩大化倾向,制止搞逼供信
    和采取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手段,并提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但是,通知又提出:“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
    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实际上是促使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秘密组织”。这个通知还错误地把遭到诬
    陷打击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等,同原中央文革成员,帮助林彪、江青一伙干了很多坏事、当时已被隔
    离审查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混在一起,都说成是“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作者。 
       后来的发展更具有讽刺性,九届二中全会后,身为专案组长的陈伯达,竟被列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操作者。“9.13”
    事件后,林彪被名列操作者的首位。中央“五·一六”专案组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长李震也在公安部地下室)自杀身亡。如此混乱不
    堪的“清查”,自然难以进行下去,只好不了了之。这种随意制造出来的“阶级斗争”,使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群众,经受了一场莫名
    其妙的痛苦和灾难。
         -------------席宣 金春明著 《文化大革命简史》 第222页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年版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背景资料

       1967年六月十八日,北京钢铁学院张建琪、北京外语学院刘令凯等人组织此红卫兵组织,组建时不超过100人。炮打周恩来,攻击周为
    “二月逆流”的黑后台。该组织的活动立即受到毛泽东和中央的关注,予以取缔,并逮捕张建琪、刘令凯等人,押送至天津宁河县茶淀
    清河劳改农场改造。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张建琪在劳改农场高喊反毛口号,张被再次逮捕,加判15年徒刑。
       从1970年初至1974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全国约有300万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外交部3000名职工,竟有1500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毛泽东的女婿孔令华、聂荣臻女婿丁衡高等也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许世友在南京抓了20万名“五·一六分子”。在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中,手段之残酷,时间之漫长,涉及面之广,逼死逼疯逼残的人之多,为文革
    其他运动所未有。毛泽东在运动中不断发指示:罪行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革命的学生要联合,打倒反革命516;林彪则发指示:抓516一个都不能放过;在这“一个都不能放过”的指令下,宁可错抓百万,不可放走一人。许多完全无辜的人、
    对周总理甚是敬仰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搞得他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所以这是文革中最大的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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