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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耀邦:一个实事求是的共产主义者
    时间:2005/11/21 出处:经济观察报
      本报评论员 孟雷

      转眼间,耀邦逝世已16年,11月20日是他的九十冥诞,中央在组织纪念他。
        纪念耀邦是令人振奋的。这不仅因为他曾经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更因为他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耀邦有着革命和光荣的一生,更因为,通过纪念他、学习他、继承他,在使我们对历史有更充分和清醒认识的同时,也能在推进中国的经济政治改革大局、完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等方面,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大勇耀邦
       耀邦有着非凡的政治勇气。
       这勇气体现在他对陈旧政治思想和历史错误的决然打破,不掩饰不回护。
        1976年之后的一段时间,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文革也仅仅是形式上的结束,当时两个“凡是”(笔者注:“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思想控制着一切。陈云说,从粉碎“四人帮”到第二年3月,仍然“大有杀气”。仍被闷在家里“以观后效”的邓小平更直截了当地对人说,“两个凡是”不科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耀邦则说,这哪是人心为上,还是乱箭穿心嘛!
        不打破这种局面,平反重大的冤假错案根本无望;要打破这种局面,非有大勇气者不可。
       这时,是耀邦顶住巨大的压力,在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代政治家支持下,组织了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亲自组织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历史性雄文,这篇文章历时7个多月,先后修改10次,最后由胡耀邦审阅定稿。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有力地促进了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也为平反冤假错案扫清了道路。
        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在沉闷的中国思想理论界引爆的第一颗原子弹,那么,引爆者就是胡耀邦。而“凡是”派认为这是“反对毛主席”,是“砍旗”,用围攻来压制这场民主讨论。耀邦毫不妥协,又组织发表了《历史潮流滚滚向前》等重要文章,把讨论引向深入。这次“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此成为中国人民彻底抛弃政治迷信、彻底打破教条框框、彻底解放民主思想、从此走向改革之路的号角、先声。
    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有如下记载:文化大革命中,“仅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就占当时国家干部人数的17.5%。特别是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约占75%。有一些干部虽未立案审查,但受到了错误的批判斗争”。从“胡风反革命集团”算起,至“文革”十年,不知制造了多少冤案。以反“右派”为例,被定为“右派分子”的全国达60多万人,株连家属、亲戚、朋友,至少在200万人以上。“引蛇出洞”,“阳谋”阴谋;捕风捉影,罗织罪名;任意拘捕,残酷迫害。仅一个子虚乌有的“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案件,就使得87000多人遭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16000 多人含冤而死,总计近35万人遭殃。
        针对这些冤假错案的根源,耀邦一针见血地指出:关键是我们还缺乏民主,搞家长式统治。也就是一个人说了算,没有法治,所以许多冤假错案得不到纠正和昭雪。积重难返,终于酿成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深重的民族灾难。
        耀邦曾掰着指头给人们算过账:“反右派”和“反右倾”反掉过多少万人;大跃进中的“拔白旗”和“七千人大会”之后的“四清”运动又伤害了多少万人;举国上下大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冤案迭起,哀怨声遍野。每一次运动都说:“坏人只占百分之五左右”,但不断地整来整去,多少个百分之五加在一起,天下还剩下多少好人?对平反冤假错案,耀邦无私无畏地提出:“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中特别强调:“1977年12月,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中组部和各级党组织,发动和依靠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在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改正过来。这就在实际工作中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破除了以前的左倾办案思想和办案方法,使这项工作取得很大的进展。”
        有资料显示,到1982年底,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30余件,全国共平反纠正约300余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余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全国经法律手续错判误判的“反革命”案件共17.5万件、18.4万人全部得到平反或纠正,给200多万个“走资派”平反,给55万多个右派分子摘了帽子,给440万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摘了帽,给70多万工商业者恢复了劳动者身份,数以千万计的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解脱。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桎梏的一次重大实践,是在事关人民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一次实事求是的示范;为三中全会破除了路障,为三中全会后的历史新时期开了先河。
        耀邦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政治家支持下,平反多年大量冤假错案的壮举,无疑重新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已经“运动”怕了的人民的拥护和信任。
    大智耀邦
        耀邦有着绝大的政治智慧。
        这智慧体现在他对中国政治未来的廓清和开拓。在不少人认为他政治上太“天真”甚或不懂政治的同时,他勾画着与世界合流,中国所需的政治图景,那就是不遗余力地推行民主精神和民主实践。
        耀邦有一句名言:“如果人民不欢迎我们,就该我们下台了。” 这句话是胡耀邦民主思想的最根本体现。在“拨乱反正”后还没有3年,左的气氛还很浓厚的时候,在1979年6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第二次会议的小组会上,耀邦曾经很激动地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在此之前,在他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时,1977年12月17日,耀邦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说:“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专政与民主是对立的统一,人民民主是基础,只有充分民主才能有专政,离开了民主就是法西斯专政。”
        1980年代初,在中国的第一个开放试点——蛇口,它的负责人袁庚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政治体制相配套,决定在蛇口搞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1983年2月9日,耀邦来蛇口视察。袁庚对耀邦说,群众监督干部,群众有权选举和罢免干部,至关重要。我们准备在领导班子组成问题上,搞一个较大的改革——采取直接、公开的投票选举。管委会由群众选举产生,每年投一次信任票,如果不信任票超过半数,管委会就得改选;个别委员的不信任票超过半数就得下台。这种方式选举出来的领导班子,就会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就会真正去为群众做点好事。耀邦说:好!很好!耀邦在谈到现在的改革同历史上的改革根本不同时说,过去的改革是下层少数人去改,领导者、统治者是压制的。现在不同,我们领导者带头号召和督促下面去改。这样的直接选举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耀邦的这个表态,使这次破天荒的民主实验得以进行下去。从1983年4月开始,蛇口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民主实践。
        在耀邦主持下,1980年代的一些中共中央文件中都写进了民主化的目标。
        1986年9月28日,由耀邦主持,中共中央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次决议的内容,又一次破了“天荒”。决议指出,“我们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中央着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提出“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等,并且规定要“在全体人民中普及法律常识、增强公民意识”,“要遵守宪法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自由”,“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政治体制改革”、“ 公民意识”、“宪法原则”、“ 学术自由”,多么闪亮的一些字眼,而把“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视为全人类的精神遗产,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并将其写入执政党的正式文件,这更是耀邦对于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一大贡献。
        时光流转,从耀邦辞世算起,匆匆已近20年。这期间发生了很多大事,有悲有喜、有乐有忧,但在经济领域、思想领域、政治领域,改革开放的大势没有变,小平南巡、股份制改造、三个代表、“两为”方针、先进性教育、逐步建立法治政府、逐步开展政治体制改革、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等,都昭示着中国将在民主、科学、法治、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坚定。改革没有回头路、开放不能杀“回马枪”,在改革逐渐深入故而所触及的深层次矛盾越发尖锐和突出的时候,我们纪念耀邦,纪念他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无疑对我们看清时代大势、保持清醒头脑、坚定改革方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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