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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杰：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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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11/18 出处：三联书店 |
据说，经济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赫的学问，经济学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风光的学者。但是，老百姓们好像并不怎么相信那些在电视和报刊上侃侃而谈的经济学家们。是不是老百姓们太愚昧，理解不了这些经济学家们高深莫测的经济学理论呢？
日前，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北京市政协委员刘伟教授在政协会议上语出惊人——“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刘伟教授用了一大堆数据和理论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北京是世界上河流最少的大城市，但却是桥梁最多的城市。北京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可从道路的变化上看出一二。我们出国的人羡慕人家国外的井然有序，可是人家也羡慕我们的盎然生机。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也是发展最快的国家。刘伟认为，北京提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目标是基于已有成就、现有条件和可能。北京去年的人均GDP已突破三千美元，意味着已达到中上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面对口吐莲花的刘伟教授，见少识浅的我只有叹服的份儿。可是，我也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在北京申奥成功之前，国际奥委会的官员们多次来北京检查工作。每次视察，北京总是采取严格的交通管制措施，在特定时间内所有车辆都不准在特定的街道上通行，这样就能让奥委会官员的座车风驰电掣在繁华的三环、四环路上。可是，正因为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才使得这些尊贵的外国朋友没有遭遇过一次堵车，也就无法深入体验刘大教授所说的北京的“城市繁荣”。这不是把北京最美妙的一面给遮掩起来了吗？如此看来，那些出了交通管制的馊点子、不让奥委会官员体验在北京堵车的幸福的人，一定是些企图破坏申奥工作的坏人，一定要对他们严惩不贷！
想来刘伟教授也是有车一族，不必像数百万普通的北京市民一样，每天都得挤在闷罐车似的公交车里上班，往返花费三四个小时而精疲力竭。所以，刘大教授能够出乎庐山之外看庐山，给北京的“马路停车场”投去充满诗情画意的一瞥。我不懂多少深奥的经济学理论，但我想，如果按照刘伟教授的这种理论去思考，既然堵车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那么犯罪也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钱多的地方小偷盗贼才多；色情业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饱暖才能够思淫欲嘛；瘟疫也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瘟疫总能促进制药和医疗行业的发展吧？这大概也算是一种“逆向思维”、“语不惊人死不休”吧？
像刘伟教授这样绝顶聪明、思想超前，让普通老百姓再过一百年也赶不上的大经济学家还有很多，林毅夫、张维迎、胡*、杨帆、樊纲……个个才华横溢、智力超群。他们的老师辈们也毫不示弱，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教授就宣称，北京早就实现了现代化，其标志是大部分北京人都已经在郊外拥有了“第二居所”。我不知道厉大教授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是他亲自调查出来的统计数据吗？还是援引权威部门的资料？反正，我只知道自己身边诸多收入还算不错的“白领”朋友，都还在为偿还“第一居所”的银行按揭而苦不堪言，何来“第二居所”呢？“白领”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国企普通职工乃至下岗工人了。大概在厉大教授的研究中，下岗工人根本就可以“忽略不计”吧。另一位经济学权威萧灼基教授则更有一番妙论：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而今，确实有不少北大教授拥有了轿车和别墅，那么中国难道还不是一个现代化国家吗？
以上这些言论无不“掷地有声”，但大概没有几个老百姓会“拍手称快”。在我看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经济学在老百姓心目中声名狼藉，并非有人故意“妖魔化”经济学，而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将经济学变成了一门最不讲道德的学问。同时，他们自己也成为最不讲道德的学者。在这些经济家眼中，谁有钱、谁有权，谁就代表人类进步的方向，谁就是他们应当为之服务的主人。至于那些穷人、民工、弱势群体、底层民众，根本就是些经济学范畴内毫无价值的“草芥”。联系起经济学家张五常在美国被控告逃税和卖假古董的新闻来，我更是别有一番感慨。张五常据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呼声最高的候选人，也是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却涉嫌在美国少报七百一十万美元的巨额税收。这样的“大师”，你能够相信他具备了基本的学术良心吗？张大师也曾经持“腐败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妙论，如今他自己却因为坑蒙拐骗和偷税漏税而即将被送上法庭，这简直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在许多经济学家的口头和笔下，中国的经济状况在全球的不景气中一支独秀，即将与美国并肩而立。他们喜欢谈论别墅、汽车、股票、美元乃至私人飞机、私人游艇之类无比美好的话题，这些话题也最容易引起大惊小怪的媒体们的注意。然而，这些经济学家们故意忽视的“另一个中国”，却每天都在发生着更加惊心动魄的故事。最近，我读到了《南风窗》记者张立勤撰写的《武汉：贫困与沉默中的陷落》一文，其中有这样的几段非常值得推荐给诸位大经济学家们：
陈玉萍的家在福建村南区的楼房深处。
屋里很安静。一个小男孩在地板上爬来爬去。这是陈玉萍最近找到的一份活儿，帮人照看孩子，每月两百元。客厅的墙上，一个面目清秀的青年男子在相框里微笑。七个月前，这个男人用绳索在卧室的门上结束了自己。当时他刚满四十五岁。他结绳的方式很特别，女儿从另一间房里冲出去的时候，他的身子已经冰凉。前后不到十分钟。当时，陈玉萍正在里屋织毛衣。他以前做过水手。那种毁灭性的结绳方式据说是长期的水手生涯磨练出来的。这个细节在他死后被福建村人提起时，总免不了一番唏嘘。那种对生活纯净、彻底的绝望象迷雾一样笼罩着福建村好一阵子。类似的非常事件在城市的一些角落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人们在不安之后又继续着他们寻常的苦难日子。
还有一年，他们的女儿倩倩——一个聪明、漂亮的女孩即将高考，照老师的预言上大学应该极有希望。这个在晦暗中苦撑的家即将露出熹微的曙光。然而，他就这样放弃了。说到此，陈玉萍放声大哭。他们婚后十九年的日子也还算幸福。那时，她在武汉港务局做装卸工，拿四百元工资；他在船上做水手，每月有五百元的稳定收入。三口之家清贫却和乐。这一切都是怎样发生的？
先是她下岗，办了内退后工资降到了两百二十元，她到处打零工，到饭店给人洗菜、送盒饭，什么都干；九九年他下岗，单位一次性买断工龄付给他三万元，从此一切脱钩。原本开朗的他一下子情绪低落起来。
单位房改，买公房花去了一万七千元。他和妻子约定，余下的钱再也不能动了，留给女儿上大学。为此，他们夫妇俩不吃早点，省下来给女儿；他常常饿着肚子喝空酒，患上了严重的胃病，越来越瘦。
不久他花了两千元买了“麻木”，没办上执照，只能偷偷开。警察搜得紧时，他只好窝在家里不出车。上次不小心被摩托车撞了，他在家躺了半年，动弹不得，不敢去医院。这样陆陆续续地开了两年“麻木”，一个月下来能挣个三、四百块。那段时间，陈玉萍又没了工作，连打零工人家都嫌年纪大了。找不到事做，他和她都心烦，口角由此而起。苦闷中她出去打小牌，丈夫越发不满。家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出事的那天傍晚，她和丈夫商量出去摆地摊的事儿。他很烦躁地否决了，这个生性胆小、守规矩的男人不愿看到妻子过那种随时被驱逐的担惊受怕的日子。然而，不摆地摊又能做什么？面对妻子的诘问，他不再言语。默然喝下了一瓶酒，他就撒手走了。
这种不祥的预感，陈玉萍不是没有体察到。很多次，她听见丈夫沉重的脚步在屋里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活着真累！“他的叹息里充满了惶恐和无助。她现在肯定，自杀的幽灵一直在他脑际顽强地萦回，挥之不去。
也许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当生存成为人的全部世界时，赤贫、尤其是精神的赤贫必将逼近疲于应付种种沉重压力的人们。而在一个平等、公正原则并非主导财富分配的社会里，人们在备受物质贫困折磨之时，面临的将是令人更为忧虑的精神蛮荒化和道德底线的崩溃。
而陈玉萍们依然得守着残缺的家，背负起女儿每年六千元的大学费用和拮据的贫民生活。将来怎么办？她茫然的发问在屋子里发出空洞的回响。
这样的家庭在武汉有很多很多，在中国有很多很多。他们的声音没有多少人倾听，因为在主流媒体上每天都是经济学家们的高谈阔论。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年度经济风云人物”的颁奖典礼。典礼竭尽奢华亮丽之能事，获奖者大多是能够指挥数十万工人、能够调度数十亿资本的大企业家，也就是这个时代最崇尚的“资本英雄”。当然，其间还会点缀两三名著作等身乃至能够影响决策层的著名经济学家。金杯、美酒与鲜花同时堆到他们的面前。可是，在我看来，这些西装革履、意气风发的“风云人物”，大都仅仅是为自己而“风云”，他们的“风云”与黎民百姓毫无关系。因此，民众不接受他们的“风云”是理所当然的。
在世界银行编写的《谁倾听我们的声音》一书中，汇集了来自五十个国家的四万多名穷人的心声。这是世界银行主导的一项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报告，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指出：“穷人们给我们的启示是发人深省的。他们中的大多数认为和过去相比他们的境况有所恶化并且更加没有保障了。穷人们和我们关注同样的东西：幸福，家庭，孩子，生计，和平，保障，安全和尊严。穷人们对他们所面对的一系列制度的描述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政策。从穷人的视角来看，腐败、漠不关心和滥用职权经常会损害国家正式机构的形象。”这篇报告也涉及了不少中国的案例。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是中国的“大经济学家”们不屑于从事的。因为这既无助于他们问鼎辉煌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至少在他们看来是这样的），也无法让他们成为一代地位显赫的“帝王之师”。然而，在我看来，一个不敢面对中国的“真问题”的经济学家，一个不倾听穷人的声音的经济学家，一个不讲道德不要脸皮的经济学家，肯定是一个不被民众所信赖、不被历史所记忆的经济学家。他们所谓的“学问”都是昙花一现的学问，建筑得再高大、再辉煌，也只能是一座纸糊的房子，一戳就破了。
我并不是对经济学这门学问有偏见，也并不是不相信所有的经济学家。我相信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这样的经济学家。这位印度学者一直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他把经济的发展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把发展的目标看作是等同于判定社会上所有人的福利状态的价值标准。在他看来，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固然可以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它们最终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森认为，以人为中心，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的自由。”经济学固然不应当仅仅是所谓“穷人的经济学”——那种完全否认富人的成就和贡献的经济学是危险的；同时，经济学也不应当仅仅是所谓“富人的经济学”——那种完全蔑视穷人的自由和权利的经济学则更加危险。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不应当是某一社会阶层、尤其是强势阶层的“御用工具”，而应当致力于用自己的学术研究推动整个社会全面的、和谐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他也应当对社会的不公正、不平等、贪污腐败和政府决策失误等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学术要接近真理，其前提条件之一就是不能违背良心。因此，没有良心的学术如同市场上的白菜萝卜，没有良心的学者就成了权力秩序中的“游刃有余者”。相反，只有那些坚守文化良知、张扬道德勇气的学者才可能创造出第一流的学问来。我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是这样评价阿马蒂亚·森的：“全世界贫穷的、被剥夺的人们在经济学家中找不到任何人比阿马蒂亚·森更加言理明晰地、富有远见地捍卫他们的利益。通过阐明我们的生活质量不是根据我们的财富而是根据我们的自由来衡量，他的著作已经对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阿马蒂亚·森当之无愧。显然，这样的经济学就是我所信靠的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家就是我所尊崇的经济学家。
2003年2月4日
（本文首发于《议报》，收入余杰新作《铁磨铁》，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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