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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仲夷受命掌粤勇闯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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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11/16 出处：广州日报 |
根据邓小平的思想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我们做得是很不够的，如果我们胆子再大点，今天的形势也可能更好。
我提倡“变通”：电我用中央的，但工厂用110伏，你输220伏，我就变电，变成110伏的。邓小平的“猫论”，我看也是这个意思。
邓小平不说“上面认为好”，而是说“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这是对我们省委最大的信任和支持。———任仲夷
任仲夷简介
任仲夷，男，汉族，1914年9月生，河北威县人，大学文化。
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3月入团，同年6月转党。
先后任中国大学党支部书记，北平西北区区委书记，鲁西北抗日游击第三纵队司令部秘书长，泰西八路军六支队军政干部学校校长，邢台市委书记、市长，大连市委书记兼副市长，旅大市委常委兼秘书长，松江省委常委兼秘书长，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兼市政协主席、军分区第一政委，黑龙江省委常务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下放农村劳动；后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辽宁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1980年10月~1985年9月任广东省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曾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是中国共产党八大、十大、十一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代表和第一、二、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1980年10月，广东改革开放的早期领跑者习仲勋、杨尚昆调回中央工作，中央把主政广东和广州的重担分别交给了任仲夷（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和梁灵光。
小平勉励要“摸出规律”
任仲夷和梁灵光受命之后，邓小平找他俩“面授机宜”。任仲夷回忆，“1980年，我南下广东任省委第一书记之前见了一次邓小平，邓小平告诉我和梁灵光说：“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
任仲夷说，那次见邓小平，印象最深的，是他说特区不光指深圳、珠海、汕头，而是指两个省，广东、福建。邓小平说，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
任仲夷说，邓小平的思想非常解放，胆子很大，决心很大，魄力很大。根据他的思想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我们做得是很不够的。我们胆子还太小了，包括中央各部门也没这么大胆子，把两个省搞特区，邓小平这个精神是很伟大的，如果我们胆子再大点，今天的形势也可能更好。
有些政策执行需“相机行事”
谈话第二个记忆比较深的，是小平同志非常重视政策。他说一个地区工作好不好靠政策，政策对了，工作就好做，政策不对头，工作就做不好，他强调政策。
小平提出，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任仲夷说，自己的理解就是可以“相机行事”，就是允许这两省在改革开放工作中，在执行某些政策规定时，有灵活“变通”的权力。
任仲夷说，“我在辽宁时就提倡‘变通’，在广东更强调‘变通’，凭着中央给的灵活措施，我就更大胆提倡‘变通’。什么叫‘变通’？打个比方，电我用中央发电厂的，但电输到各个县、各个区、各个村、各个工厂，情况就不同了，工厂用110伏，你输220伏，我就变电，变成110伏的，否则机器烧坏了。广东就这样，加个‘变电器’，220伏变110伏。邓小平说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我看也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也防止借‘变通’而变相，做到不违反中央政策。”
火柴提价两分要常委会决定
回忆往事，任仲夷记得每一个小小的细节，尤其记得在改革开放初期自己向中央作的那场检讨。
任仲夷来到广州后，发现物资极为匮乏。计划经济到底管得有多死？任仲夷举了个例子：“我记得当时一盒火柴，要提价两分钱，能否提？得拿到省委常委会上讨论决定。当时的现状是：党管一切，鸡毛蒜皮，什么都管。这当然不可能管好。”
正在任仲夷和省委酝酿着逐步放开物价的时候，1982年邓小平来到广东。
广州人吃鱼最多鱼价最便宜
小平本来说好不听汇报，不谈工作。任仲夷独自看望他时又向他汇报了工作。他只是听任仲夷讲，很少说话，任仲夷记得最清楚的是，小平说了这么一句话：“这说明中央确定的政策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他不说‘上面认为好’，而是说‘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这是对我们省委最大的信任和支持。汇报完后，我们省委同志对搞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更坚定了。”
当任仲夷汇报到想逐步放开物价的时候，邓小平说：“统购统销恐怕还要有一点。”任仲夷从这句话中体会到了很大的余地。1982年春天，广东省决定放开鱼价，敞开供应。时隔一年后，广东的物价几乎全部放开。三年后，广东省调查全国十八个大中城市，广州人吃鱼最多，鱼价最便宜。任仲夷说，“我们的改革是成功的”。
当时全省各地，尤其是深圳特区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求富”心切，有些人就不顾党纪国法铤而走险，走私贩私，更多的人是不了解党的政策。个别沿海地方，甚至出现了渔民不打鱼、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一窝蜂似的在公路沿线、街头巷尾兜售走私货的现象。
1981年底，中央政治局常委看到中纪委一份内参上披露广东一些干部利用开放之机，进行走私贩私和倒买倒卖的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1982年1月，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厉打击走私贩私活动，整顿党风。
1982年2月，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问题，任仲夷参加了会议。会议印发了反走私等好几个文件，有的同志把广东的问题讲得很尖锐，但都是出于好意，都是为了把广东的工作切实做好。但有的同志在表达的言词上，难免有某些不宜对下和对外传达的话，譬如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3个月就得垮台。”
唯一一次向中央作检讨
两省座谈会结束，任仲夷回广州没几天，当时的领导同志亲自给任仲夷打来电话说，中央书记处将两省会议情况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政治局常委以为广东的同志思想还不通，还有些问题没“讲清楚”，很不放心，还是请任仲夷来北京一趟。
第二天，任仲夷和刘田夫（广东省原省长）再度赴京。当晚8时许，领导接见了他们，一直谈话到深夜。
最后，领导同志说：仲夷同志，你给中央政治局写个自我检查好不好？任仲夷说：“当然可以，我到广东工作才一年多，时间虽短，缺点还是有的。”他说，这是他参加革命以来，唯一一次向中央作检讨。
两省会议后，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专门来广东住了半个多月，给中央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过后不久，王震来广东，一下飞机就告诉任仲夷，章蕴的报告，小平同志批给政治局常委的同志传阅了。任仲夷后来回忆说，“我知道章蕴的这个报告对广东和我个人的工作基本是肯定的。”
“广东有今天，多亏了邓小平。”任仲夷回忆往事时由衷地说：“改革开放后，他到过最多的地方就是广东，没有小平的大力支持，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导，没有中央的正确领导，就没有改革开放，广东就没有今天。”（本报综合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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