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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仲夷5年执棒广东 政声绵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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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11/16 出处：南方网 |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原第一书记、广东省军区原第一政委任仲夷同志，因病于2005年11月15日13时46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2岁。
1980年初冬，任仲夷和正在担任国家轻工业部部长的梁灵光，受命于党中央，调往广东省工作。5年执棒广东，政声绵远。
受命南下，接棒耕耘“试验田”
1980年，广东改革开放已经开局，当时主政广东的习仲勋、杨尚昆调中央工作，谁来接棒呢？中央经过反复挑选和研究，最后确定由任仲夷、梁灵光去担此重任。
任仲夷自1977年2月受中央委派，从黑龙江省调至辽宁省这个深受林彪、“四人帮”干扰的“重灾区”，主持省委工作以来，大力拨乱反正，政绩斐然，人们有口皆碑。他作为地方领导人，在全国第一个公开发表文章，旗帜鲜明地支持和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带了一个好头。
他冲破重重阻力，把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女英雄张志新这个冤案翻了过来，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他首先提出要给被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捆绑得死死的国营企业“松绑”。他大胆提出农村要敢于“抓富”，并恢复了过去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尾巴”的农贸市场。
在任仲夷和省委一班人的领导下，短短两三年的功夫，辽宁大地显示出一派勃勃生机。任仲夷无论从思想理论上，从胆略气魄上，从领导艺术上，都表现出卓越非凡。让他到广东挑起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重担，可谓理想的人选。
1980年初冬，任仲夷和正在担任国家轻工业部部长的梁灵光，受命于党中央，调往广东省工作。赴任前，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对任仲夷和梁灵光面授机宜。邓小平说：“特区不仅是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对于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
1980年11月，任仲夷和梁灵光，肩负党和国家的重托，面对南粤人民的期望，赴粤上任了。
勇立潮头，坚定敞开“南风窗”
广东杀开一条血路，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当时广东改革开放既要探索，又要面对一些不解甚至指责。以任仲夷为班长的广东省委在中央和小平同志的支持下坚定不移地廓清错误认识，坚持对外开放。
1981年，由于对外开放不久，我省沿海部分地区出现了走私贩私的浪潮。
中央非常重视，并于1982年开展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在这一重要时刻，广东省委提出两个坚定不移：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坚定不移。
1982年，白天鹅宾馆部分试业，霍英东请了任仲夷，但心里没底。结果，任仲夷到场，并应要求题词：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意味深长，表达他对中国和广东坚持改革开放的乐观态度。
特区初创，任务很重，还要面临一些指责。当时有“特区除了国旗是红色的以外，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味道了”的说法。对此，任仲夷和省委一班人利用各种机会和方式，以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为特区正名。1981年5月，任仲夷在省委常委会上指出：“有的同志怀疑办特区会有损主权，会变成殖民地，我们要肯定回答不会。办特区是对主权的运用，是行使主权的表现。”
1983年4月25日，在省委常委会上，任仲夷又说：搞特区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会损害社会主义，而是大大地有利于社会主义。
中央要求广东“对外更加开放”，广东更加跃跃欲试。1982年1月，任仲夷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既要注意吸引港澳资金和技术，也要吸引日本、欧美的资金和技术。对前者，广东是“近水楼台”；对后者，要学会“长袖善舞”。
变通搞活，闯关破垒先一步
广东省委按照中央的要求，主张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搞活经济，为全国先行一步作出探索。任仲夷到广东后，遇到一个难题，就是政策规定个体经济雇工不能超过八个，但广东的个体户相当多，雇工十几个，二十几个，甚至几百个都有。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他也很苦恼，要求社科界研究。
看到一位研究生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论文后，他很感兴趣，亲自约见。他说，现在对个体经济，只能扶持不能压制，但要扶持个体经济，首先就要给个体经济正名。我们要制定一个政策，给它取个私营经济的正式名字，让它发展，让它壮大。
他主政的广东，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堡垒发起了一次次攻关。外贸改革，突破独家经营，打破大锅饭。物价改革，按价值规律办事，放开猪、蛋、鱼、菜的统一购销。工交改革，突出在“包”上做文章，把相当一些经济决定权下放到企业。
任仲夷认识到单靠财政拨款搞建设不可行，必须改革投资体制，用“以电养电”、“以路养路”、“以桥养桥”等办法集资搞建设。1981年，省交通主管部门向外商集资1.5亿港元，并自筹资金8000万元人民币，将广深线的两个渡口和广珠线的四个渡口改渡为桥，通过收取车辆通行费来偿还贷款。
投资体制改革，使基础设施建设一日千里，极大促进了广东经济的迅速发展。
广东省委用足中央政策，搞活经济的思路明确坚定，成效越来越明显。
到1985年底，深圳、珠海、佛山的物资市场调节量已超过5%，企业用人基本放开，各级财政已实行包干，乡镇企业完全由市场调节，一些地区对乡镇企业负责人实行重奖。另外，国有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小国有企业可以承包。
在全国引发了第一次“珠江三角洲热”。
解放思想，立言排污不排外
在特区建设过程中，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有些同志看不惯青年人穿喇叭裤、留长头发，意见挺大。1980年12月18日，任仲夷在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时说，我认为资产阶级的腐蚀，主要不在这里，就像万里同志所讲的，我们要抓大事，不能盯着穿喇叭裤、留长头发这类事，资产阶级的腐蚀主要不在这里，而是少数干部收受贿赂、贪污中饱私囊等歪风。
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求富”心切！有些人开始不顾党纪国法铤而走险，更多人是不了解党的政策，走私贩私。1982年2月，任仲夷在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上提出，应当划清因经验不足而造成工作失误和违法犯罪的界限；划清走私贩私、投机倒把同正确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界限……这期间，任仲夷提出：“要自觉地排污，不要盲目地排外。”
任仲夷说，最初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为了对外开放，要实行改革开放，就必须解决长期以来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封建落后的保守思想。“不要盲目排外”，就是不要把凡是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都看成是有害的。
否则就会使我们和外部世界完全隔绝开来，就不能学人之长、补己之短，永远使自己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如果不从思想上解决这个问题，要想进行真正的改革开放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改革闯将的精彩言论
“浑身是胆”与“无所畏惧”
我1983年11月切除了胆，虽然没有了胆，却有点天不怕地不怕，可以说“浑身是胆”。1993年11月，又把胃切除了五分之四，那时我已年近八旬，觉得动这样的大手术也就“无所谓（胃）”了，也可以说“无所畏惧（胃具）”了。
“近水楼台”与“长袖善舞”
1982年1月19日，任仲夷在广东地市委书记会议上，谈到应积极引进港澳和外国的资金与先进技术时说：“我们既要注意吸引港澳的资金和技术，同时又不要局限于港澳。对日本和欧美等都要加强经济往来和经济合作。引进港澳资金和技术，广东是”近水楼台“，引进日本、欧美的资金和技术，我们要学会”长袖善舞“。
“见怪不怪”与“少见多怪”
任仲夷有一次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过去有人说，广东对外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问题‘见怪不怪’。我认为，不能笼统这样讲，更多的还是有人自己‘少见多怪’，对一些新人新事看不惯，接受不了，横加指责，干预过多。”
允许“变通”，不许“变相”
各级党委、各个部门、所有干部在执行上级政策时，都要起“变压器”的作用，把上面输送来的电流，进行变压，使之成为适合本单位、本部门具体需要的电压，去推动机器的运转。
“变通”，就是要全面理解和掌握中央的政策，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这些政策去解决工作中的矛盾。讲“变通”，不应形成“变相”地违反政策。
在正常工作中，必须严肃认真地执行现行政策的规定，在执行中发挥积极性、创造性。
至少有三种情况允许变通：第一，政策规定有许多条，为了办成于国于民都有利的事情，有时要多方查阅各种规定，这一条不行就用那一条，要积极找根据把好事办成，而不应到处找根据去卡，使好事多磨；第二，政策规定本身有幅度、允许灵活的，则应向有利于生产发展和搞活经济方面去理解，灵活执行，而不是相反；第三，确实利国利民的改革，如果从现有文件中找不到根据，还可以试点，在试点中允许突破现有规定。
“排污不排外”
不可否认，实行改革开放，在长期封闭的墙上打开窗口，随着新鲜空气进来的，也难免有少许污浊的气息和蚊子、苍蝇。但盲目排外是错误的、愚蠢的；自觉排污是必要的、明智的。
排外污，更要排内污，只强调外来的一面还不够，还必须看到我们内部这一面。蚊蝇有从外面飞来的，也有内部孳生的。古语说：“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
少用“否决权”，多投“赞成票”
一次，任仲夷在省委常委会上，不无气愤地说：“当前经济工作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管得死，效率低。办一件简单的事，不知有多少部门管着，不知要经过多少审批手续，不知有多少人在那里行使‘否决权’，而投‘赞成票’的却很少。许多明明合理的事情不能办，许多明明不合理的做法不能改。造成一种体制性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比之纯粹个人作风上的官僚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说，往往危害更大，而且更难克服。”
就上述现象，任仲夷说，各部门都要尽量多‘开绿灯’，不要滥用权力‘亮红灯’。要多让‘车走直路’不要总是‘别马腿’。
1980年—1985年广东骄傲
最早一批“香港游”
1983年11月15日，第一批“香港游”从广州出发到香港，改变了过去长期限制内地居民走出境外、接触外面世界的情况。广东人从过去的冒着生命危险“逃港”到以旅游者身份到香港消费，只有短短几年。今天，广东已全面开办个人赴港澳“自由行”，居民只要凭身份证和户口簿即可申请。
率先物价闯关
1981年上半年，老百姓上街，还用46种票证，香烟也要票，肥皂也要票，甚至火柴也要票，市民很不满意。遵循“放调结合，以放为主，放中有管，分步推进”的方针，按照先农副产品后工业产品，先消费品后生产资料的顺序，在全国率先进行物价闯关。原来空荡荡的商店货架，忽然之间变得琳琅满目，原先轻飘飘的米袋子、菜篮子，一下子都变得沉甸甸了。
最早利用外资建五星级酒店
1983年，引进外商投资的广州白天鹅宾馆全面营业，这是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建造、自行管理的具有现代化水平的大型宾馆。1984年春节后，又一家中外合资的花园酒店竣工开业。在改革前沿建设起来的一座座五星级宾馆，记录了广东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进程。
最早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
1980年，广东省工商局出台了全国第一个鼓励支持个体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1982年5月，佛山市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个体劳动者协会。20多年过去了，广东的个体私营经济异军突起，从“拾遗补缺”、“重要补充”到“三分天下有其一”，在市场经济大舞台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最早“借鸡生蛋”发展基础设施建设
1984年1月1日，广深线东莞中堂大桥建成通车并投入使用，一举成为全国首个路桥收费站，闯出了通过“贷款修路、收费偿还”加快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的新路子，极大地推动了全省公路建设的发展。
“借鸡生蛋”，从以路养路、以电养电、以水养水，发展到以桥养桥，以通讯养通讯。珠江三角洲飞架座座桥梁，广东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日千里。
最早突破传统企业建制模式
1984年1月1日，全国铁路系统第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广深铁路公司成立，从此突破了传统企业建制模式，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改造、自我全面发展的经济承包的管理体制。
时事评论：缅怀这位引领我们的勇者与智者
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上，有一些改革者的勇气至为关键；在改革开放的惊涛骇浪中，有一些改革者的智慧不可或缺。
以思想解放、作风开明的官声，凭纠正“左祸”、落实政策的能力，在中国历史开辟新局的起点上决毅受命，在经济改革的试验田里耕耘播种，任仲夷这个名字，当然要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史书上留下浓墨。这位曾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老人，于昨日阖然长逝，留与我们这些改革事业的受惠者与后来人去缅怀，去承继。这位先锋与长者的身上，有我们不可遗忘的智慧与勇气。
从上个世纪之初，到本世纪之始，他度过了近百年的时光，跨越了世纪的风浪，及身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契合民族国家命运的重大事件与关键转折。
所以，他有资格论断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在取得政权之前，是要带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由奴变主”；在取得政权之后，是要带领广大党员和人民“由穷变富”。
正是如此，所以他才能够情绪共鸣地执行邓小平的“先富”设计，才能够心领神会地“变通”广东的经济棋局，才能够果敢地主持制定中共广东省委“31号文件”，将蛇口“放生”为一个名震海内外的“改革试管”。在今天看来，这一切早已是势之所趋、理所当然，在上世纪的80年代初期，却是在陈规腐制下的艰难掘进，是在犹豫踯躅下敏感挺进，是在众目睽睽下的孤身奋进。
必然的改革开放，未必会有一个必然的开局。商品经济，打开国门，广东试水，示范全国。成则全局盘活，败则时机错落。任仲夷主政广东，不但要思考“变通”的经济布局，还要思考“打通”种种质疑非难的保守思想———广东“放羊”了，广东“精神污染严重”了，“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猖獗进攻”了……一篇《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的文章适时而出，矛头直指广东的经济特区。
批评要挨，检讨要写，但任仲夷坚决不让广东就改革开放的政策搞大辩论———因为那只会导致乱抓辫子、乱扣帽子；对于“加强统管”的要求，则提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活越管，越管越活”的二十四字方针；对于对外开放的利弊取舍，更言简意赅地归纳出“排污不排外”的逻辑与口号。在情势复杂的改革年代，这是一份理论与意志的坚定，更是一份能够成全这份坚定的谋略与智慧。
人生不过百年，情怀弥足留恋。一个名字值得被尊重，被纪念，因为他在一个需要他的时间和岗位上，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使命，成功地拓宽了前路。
但他却并不是停留于此的，年届高寿的任老，不愿听人祝他“身体健康”，而要大家祝他“天天向上”。他对于广东和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思考与祝福，也是不停留于此的，他经常寄语他的同志们要有再继续的努力。
这样的一位改革勇士，这样的一位智慧老人，这样一位披荆斩棘的行动者，这样一位进步无止境的思考者，在离开我们的时候，让我们伤感，让我们惆怅，但不必有遗憾。因为他的勇气没有老去，他的智慧没有老去；因为这是一个不曾结束的时代，这是一场还没完成的变革。正如任老离休之后的广东，一直都在不懈怠地前行，继续充当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让我们再用一句“天天向上”来缅怀任老，来祝福任老投以奋力、深情与热望的这片热土。
（编辑：栾春晖）
任仲夷年表
任仲夷，原名任兰甲，曾用名任夷，汉族，大学文化。当选为中共八大、十大、十一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代表，中共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当选为第一、二、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1914年9月出生河北省威县西小庄人（西小庄在1940年前属山东省）
1935年在北平市中国大学就读期间参加“一二·九”抗日救国学生运动
1936年3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转中国共产党
1936年任北平市中共中国大学党支部书记
1937年任北平市中共西北区委书记。
1937—1938年在济南做平津流亡学生中党的工作，后任山西友军第六十六师政训处组织科科长、政训处中共党总支组委，鲁西北聊城政治干部学校中共党总支委员兼政治教官
1938—1945年任鲁西北抗日游击第三纵队司令部秘书长、泰西八路军六支队军政干校校长、冀南行政公署教育处处长、中共冀南区党委党校总支书记、冀南政治学校校长、中共冀南五地委常委兼冀南五专署专员、中共冀南二地委常委兼冀南二专署专员、中共邢台市委书记兼市长。
1946—1952年任中共辽南三地委常委兼三专署副专员，中共大连市委书记兼副市长，中共旅大行政公署党组副书记、行政公署秘书长，旅大市委常委兼秘书长
1952年任中共松江省委常委兼秘书长
1953年任中共哈尔滨（直属市）市委第二书记
1954—1966年任中共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兼市政协主席、市警备区第一政委，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务书记
1966年秋开始被批斗，后下放农村劳动
1972—1976年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兼省革委会副主任
1977—1980年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
1980—1985年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
1985年后退出领导工作岗位，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005年11月15日在广州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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