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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奠李慎之:革命压倒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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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11/15 出处：凤凰网 |
——《历史的先声》（港版）序
看完这本书就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样。说它是梦，是因为梦到了过去；但它又不太像梦，虽然长长的五六十年给它蒙上了一层惝恍迷离的薄雾轻纱，它毕竟还是太真实了。收在书中的上百篇文章和几十幅图片几乎都是我自己曾一字一句看过读过并且宣传过的。这些文章、讲话、文件都发表在1941年到1946年，正好是我上大学到参加工作的时代。我领导当时的抗日民主学生运动时，这些文章就是我们的口号和纲领。抗战胜利后我到了《新华日报》，由于是新手，那时还轮不上我写这书里所收的文章。我现在已无法辨认这书里的哪篇文章是谁写的了，但我还能记忆起这些文章的作者们的音容笑貌来，他们大多已经过世：范剑涯、钟颖、陈驰、邹适今......；且不说名气要大得多的领导人潘梓年、章汉夫、张友渔、夏衍......；当然还有至今还活在中国人民记忆中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我自己当时是个左派青年，而且是其中的积极分子，是学生运动活跃的组织者。我完全信奉毛泽东、...提出的一切口号、一切理论，虽然我在国民党统治下并没有经历过什么大的危险，然而主观上确也是舍生忘死地愿意为其实现而奋斗的。现在重读这本书的时候，简直不知道心头是什么滋味。是我骗了人吗?从这本书上所写的一切和我当时的言行来看，对比后来的历史事实，我无法逃避骗人的责任。但又是谁骗了我呢?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这难道也是我干过的事吗?不错，我是向我的同龄人或者行辈稍晚于我的人宣传过“黄金世界的预约券”的，但是微末如我，难道敢说自己曾作了庄严的承诺吗?这样说不是自我膨胀得没了边了吗?我倒是想忏悔，但是我配吗?
有一个老朋友，是六十年前的留美学生、..党员，1957年在驻外使馆工作。使馆本来是不划右派的，不知怎么他忽然在夏天回国一行，结果当上了右派，受的罪比我大得多了。七十年代末与我重逢，我问他是不是感到委屈。他说：“我在美国把那么多留学生都动员回国了，他们纷纷被划为右派，我自己要是逃脱了，怎么对得起别人呢?”我只能说，我的心情也同他差不多。我也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而且是极右分子。
八十年代有人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抗战压倒启蒙。这是得到许多人赞同的，我也曾以为此说近乎情理。战争总是要限制一点人民的自由，民主如英美，凡事关军事机密的新闻，也要送审，何况民主意识十分薄弱、自由权利十分脆弱、而专制主义又根深柢固的中国。但是读完这本书后却发现事情未必如此简单。收在本书中的文章，从毛泽东的正式讲话起，几乎都强调：“只有民主，抗战才能有力量”；“中国缺乏民主，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1]；“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2]。类似的言论充塞在这本书中。其实，就整个抗战时期而言，毛泽东和...主张民主的言论，本书失收的还有很多。最重要的如毛泽东1937年5月在中国...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的：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没有国内民主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的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的条件。”[3]照此观点，怎能得出结论说抗战和民主是不相容的呢?
当然，这是...方面的要求，如果执掌全国政权的国民党不理，也还是没有办法。但是，国民党好歹接受了...的意见而决定对日抗战了。抗战开始前夕，武装对抗国民党十年之久且自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即已取得合法地位，从“匪党”变成“友党”了。八年抗战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类似于两党并立的局面，人民言论自由的空间有了相当的扩大(主要是在国民党统治区)。这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开头所说的：“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4]不过这个比喻实在不大恰当，因为国共两党历来都是拥兵自雄、裂土而治，共同抗日其实是很表面的，内里都是极力想扩大自己的势力、甚至吃掉对方，双方的合作因此几度濒于破裂，总算勉强拖到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举行了中国历史上代表性最广泛也最民主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如何实现中国人民的百年大愿──民主宪政，连《和平建国纲领》都协议通过了，但就因为国共双方在军队国家化和各自实际控制区的划分上相持不下，而使会议的结果归于流产。双方都是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于是中国的命运还是要靠武力来决定。
事实上，整个二十世纪里中国曾有过六次民主启蒙运动。第一次是十九世纪末(1898年)的戊戌维新。第二次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它推翻了清朝，使传承了两千多年的皇帝从此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但却不能阻止更精密严酷的专制主义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第三次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树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给中国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第四次在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打倒了军阀，重新统一了中国，把“五四”精神最粗浅的观念推广到了全国各地。第五次始于1937年抗战开始之时，后来因为军事上失利，抗战越来越艰难，国共两党的矛盾也越来越大，终使民主运动趋于消沉。直到1944年末日本失败的征象已露，才又出现了第六次民主运动的高潮。抗战胜利后，百年国耻已洗尽，租界收回了，不平等条约被废除，领事裁判权撤销，中国以世界五强之一的身份，不但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而且成为握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那时人们多认为，1840年以来中国最大的民族愿望──实行宪政民主──已经伸手可及了，因而热烈参与讨论起“民主建国纲领”来。这场运动一直到1949年中国...领导的解放军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二十年的统治、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共同纲领才算结束。人们完全没有料到，这次抗日战争胜利带来的民主启蒙运动的结束，也是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民主启蒙运动的终结。1957年还有一次为响应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号召而进行的一个多月的“大鸣大放”，然而那不过是以前历次民主启蒙运动哀痛而凄厉的回声而已，凡是鸣放了“一声、两声”的右派分子的悲惨下场已是尽人皆知的了。
整个二十世纪一百多年中国民主运动几起几落而迄无成就，不但说明在这个有两千多年专制传统的东方大国里民主力量之微弱，而且说明树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的“五四运动”其实并未使二者在中国扎下根来。中国人从根本上说不懂得什么叫民主，特别是作为制度的民主；谁都不明白民主的前提是什么，必要条件是什么？上面所说的历次民主运动过后，根本就没有人进行认真的启蒙教育。八十多年来民主之说充盈中国，其实不过是一句时髦的邀买人心的口号而已。
首先证明这一点的就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第一个把“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请进中国来的陈独秀，就根本没有搞懂什么是民主。虽然他的先驱之功永不可没，但就在“五四运动”次年、也就是他发起成立中国...之前，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反对资产阶级民主而鼓吹起无产阶级民主来了。他说：“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家阶级在人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从前政治革命时代，他打倒封建主义底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在封建主义未倒底国里，就是现在我们也不绝对的反对他。但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资本和劳动阶级未消灭以前他两阶级底感情、利害全然不同，从那里去找全民意?除非把全国民都化为资本家或都化为劳动者，才真有全民意这件东西存在，不然无论在任何国家里，都只有阶级意、党派意，绝对没有全民意。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阶级底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劳动阶级底意，他们往往拿全民意来反对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是非民主的，这都是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5]
由陈独秀这样的雄杰之士来提倡无产阶级民主，其价值与影响当然是非同小可。他是中国左派的开山祖师，此后中国所有左派的民主观都受他的影响，直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他本人倒是经过二十年的磨炼阅历而重新觉悟回归到一般民主的道路上来了。但他当年反对一般民主而产生的影响已非后来的他所能挽回的了。他在1940年11月的《我的根本意见》中说：民主主义是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于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辞，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和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在同年9月“给西流的信”中，陈独秀还列举了他认为的民主政治的几个必要条件：“(一)议会由选举产生；(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三)政府的反对党派公开存在；(四)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他还说，“无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只能是领袖独裁”。陈独秀的二次觉悟是有深度的，但是他二十年代的思想已经过扩大宣传而在“广大进步知识分子”的心中牢牢扎下根了。晚年觉悟了的陈独秀以其“刑余之身”僻处江津小城内，贫病衰老，他的话已不可能被人知道；即使为人所知，以他当时的“托派”身份，也只会被认为是“叛徒的呓语”，只有当年与他并肩战斗过的老朋友胡适才加以重视，加以露布，然而连死水微澜也已引不起来了。
若仔细地研究《历史的先声》的内容就会发现，当年中国的左派其实并不真懂民主，甚至连民主的常识都没有。当时有一位名望很高的著名民主人士张申府先生，这位清华大学的哲学教授是..最早的党员、罗素的朋友，在他写的《民主原则》中对民主原则的解释实在是混乱一团[6]，然而他却据此算定，“在客观上，中国的民主前途已绝对可以断言而完全无可怀疑了”。可笑的是，当时我们这些左派学生的水平更低，但信心却反而更足；尤其是当苏联于1936年搞出了一个“斯大林宪法”，在1941年因为纳粹的进攻而以民主国家的一员被吸收入反法西斯同盟之后。那时许多...和左派人士的模模糊糊地鼓吹民主的文章中经常提到苏联的民主，把它看成是更新式的、更理想的民主。例如，何思敬在其“出版法应是民间出版事业的自由保障书”一文中称“苏联──真正人民的国家──尤其是人民出版自由的最高典型......”。[7]苏联最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与封锁竟使这位可敬的长者根本看不见苏联已从肉体上消灭了一切被认为是不顺从的人、除党的报刊外根本没有任何独立的出版物的事实，反而主动地为它作义务宣传。尤其突出的是，当时被认为进步的立法院院长孙科1944年5月14日在军政座谈会上说：一个民主国家要有三种自由，民族自由、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德日法西斯国家只讲民族自由，英美加了一个政治自由，只有苏联还有经济自由。这话在今天看来真是浅薄之至，但当时的我们却把它奉为至理名言，把他的这篇发言抄成大字报广为宣传，《新华日报》社论还专门引用了这段话。[8]
俄国在十月革命后即发展出一套被称为“民主集中制”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规定工人阶级每5万人选一名苏维埃代表，非无产阶级则25万人选一名代表。我年青时曾将这套制度研究学习过一番，很觉得它法理严密、秩序井然。“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多么辩证!好像比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更加“合理”，也比孙中山主张的“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更为“简洁”。可怜从来没有过民主经验的中国人，只要在文字上掉一个枪花，就连专制与民主都分不出来了。只有后来尝够了几十年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才悟到，它实际上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民主可言，于是才认识到康生所说的“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要的，民主不过是一个形容词而已”，乃是大实话。
民主的价值归根到底是个人的价值，所以民主主义者必须要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出发点。但是毛泽东却在1937年归纳了十一种不怎么合乎“党性”的行为，称之为“自由主义”的表现，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反对自由主义”的文章，可以说是败坏了自由主义的声誉；同时他更是不断地批评个人主义，直到称之为“万恶之源”，从而切断了对民主的正解。
还有一点可以证明中国人不懂民主的，就是民主这个词在中国用得泛化已极。就我个人经验所及，没有哪一个国家如此滥用这个词儿的。“某某人很民主，某某人不民主。这种做法不民主，那种做法真民主。......”这样的话几乎随时随处都可以听到，也不知该怎么翻译才能使外国人听懂。中国古来没有的“科学”这个词儿也用得一样泛滥。引用一句毛泽东爱讲的辩证法：“什么都是它，就什么都不是它了。”“民主”和“科学”在中国真的是够得上这个格儿。另外，也许还可以加上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没有的“真理”这个词儿，在“五四”以后也流行得离谱，我们都是随时准备为“真理”而牺牲的。
当然也不能说，二十世纪的中国连一个懂得民主的人都没有。“五四”以前，至少严复是懂得的；“五四”以后，胡适和由他带出来的一批留洋学生，如萧公权、钱瑞升、张奚若、罗隆基、储安平......，应该是懂得的。但是，首先从数量上说，他们在当时号称四万万五千万的人口中不过是零头的零头，不但不足万分之一，也许不足百万分之一。这批人在一个基本上实现了民主的国家里也许都足以有为，但是在一个专制主义已成国民思维定势的国家里，实在是一点施展的余地都没有。严复晚年归于保守、拥戴袁皇帝，或许也是认为中国只有实行君主立宪制才有出路。至于胡适等人则一辈子只能痴心于改良而又始终等不到改良的机会。国共谈判的时候，胡适曾致电毛泽东，建议..转变为一个不凭借武力的议会政党，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党，然而这话也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
现在有人惋惜，胡适的建议没被采纳，中国失去了一个最好的走向民主的机会。这实在是不了解中国“国情”的话。在当时我们这些左派眼里，他是“拉偏架”，是替国民党“为虎作伥”，根本不该理睬的。然而偏偏是左派，势力迅速扩张，决定了中国的前途。最近，我曾问一个我同时代的同学和战友，“什么是民主?”；他的回答是，“民主就是反独裁”。这也许可以代表我们当时大部份人的认识。甚至学识大大超过我们的师长一辈的民主人士，如马寅初、闻一多等人，很可能也是根据这样的认识而被卷入毛泽东所说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屡遭败北，却又不思改进，贪腐日甚，导致群情愤慨；然而蒋介石仍然坚持“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希特勒式的主张，独裁与腐败的程度有增无已，这恐怕是促使大批知识分子要求民主、甚至走向革命的主要原因。在整个四十年代，许多知识分子甚至民族资产阶级都是因为反蒋反国民党而被吸引到...这边来的。[9]
根据马列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因此把土地分给农民就算是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这种对民主或民主革命的定义，可以说与陈独秀晚年悟到的民主的定义、即现代世界主流思潮所认识的民主，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当时的左派青年，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接受这样的定义，它当然严重地阻碍了我们得到对民主的最初步、最基本的认识。
由于中国人对民主完全没有经验，民主的政治觉悟极低，他们反独裁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老的独裁者打倒了以后极可能会有新的独裁者取而代之，正如中国传统的王朝轮回一样。像英国人那样在对德战争刚取得胜利而对日战争尚未结束时就把自己的战时领袖、民族英雄邱吉尔选下台去、以防他集中大权而成为独裁者这样的政治智慧，是中国人根本不可能有的。
除了中国人不懂民主而外，民主在中国人中只能留在口头上的又一个原因是，在中国的左派知识分子心目中还有一个比民主更高的价值，那就是革命，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几年才发现了胡适的价值的我，六十年前与大批进步青年一样，是不大看得起胡适的，认为他战斗性太差。那时我们景仰的是战斗性最强的鲁迅，在我们看来，鲁迅的洞察力、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与奴隶主义、阿Q性的揭露与鞭挞力度都是无可比拟的。毛泽东称鲁迅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这话也许不够确切，然而以鲁迅晚年思想发展的倾向来看，此评语并非没有根据。我们都曾是跟鲁迅走的，走向共产主义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光荣、我们心甘情愿的归宿和目的。这里谈的不只是“我”，还包括“我们”，因为我可以不嫌狂妄地说，我的思想历程大体上代表了与我同时代的左派青年“进步”的历程。我今年年近八十，还敢不嫌狂妄地说，由此上推十年、下延十年，亦即今年七十岁到九十岁这个年龄段的知识分子(当时都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员大体上都经历过相似的历程，而这一批人实际上是中国...最主要的骨干。中国...之所以能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赢得相当民心、取得若干成就，这一个年龄段的人之功劳是主要的。
继鲁迅带领我们进入马列主义理论之门的是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后改名为《大众哲学》，成为畅销书)。米丁的《新哲学大纲》比起《大众哲学》来，称得上权威巨著。此外还有包括社会科学全部领域的三本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讲的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亦即社会发展史。这些书，我大体上都读过。对我们那一代或几代知识分子来说，大概都由这些书启蒙而走上革命道路的。记得我在上海的旧书摊上买过一本河上肇着、陈豹隐译的《经济学入门》[10]，这是1938年王亚南、郭大力的《资本论》全译本出版以前中国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深的著作，大概是比我大十岁以至二十岁那一代人的启蒙读物甚或是高级读物了。当然其他各色各样的启蒙读物还有很多很多，但以上所举已足以代表。至于奉斯大林的旨意编写、被毛泽东称为“共产主义的百科全书”的《联共党史》，当时国内极难见到[11]，其普遍流传而成为“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圣经”是更后的事了。此外，无论如何不能忘掉的还有斯诺的《西行漫记》，此书1938年出版后立刻风行全国。一个美国人以客观的立场赞扬...，使我们那一代的青年无不为之倾倒。我曾把此书介绍给一位比我大四十岁而对...素无认识的老先生看过。他的评语是：“照这书里写的看，...人不但个个是天兵天将，而且个个是大圣大贤”。这本书的作用抵得过许多一般性的启蒙读物与理论著作。比《西行漫记》早两年出版的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也是一个启蒙读物的范例，虽然份量与影响要小得多。
我以为自己当时的思想是纯洁的，这不是指自己为人处世一点私念都没有，而是指自己对理想的态度。记得1946年11月上旬国民党军攻下张家口后，蒋介石决心召开国民大会，国共谈判破裂，《新华日报》在上海出版的可能已最后消失，报馆负责人、总编辑章汉夫给我一张火车票，对我说：“你明天就去南京，等待美军送代表团的飞机去延安。以后如果干得好，十年八年再相见；干得不好，那就永别了。”我虽然心里也有些酸楚，可是并无什么震动，只觉得义之所在，理所当然，并没有想到我参加的竟是在三年后大胜国民党、统治全中国的一支力量，我自己也居然成为一个胜利者、解放者，直到1957年被划为右派。
当时的左派所追求的实际上是两重价值。第一重价值当然是民族主义，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第二重、也是更高的价值就是，经由社会主义革命而达到共产主义。照我们相信的毛泽东的理论，这两者不但毫无矛盾，而且是完全一致的。那时我们的头脑里有没有民主这个价值?当然有，但是它已经完全被包括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里了，因此也可以说，实际上我们的认识里并无独立的民主价值观。那时我们叫抗日、民主叫得那么起劲，实际上不仅为着抗日，也为着革命。
有人发现，《先声》一书的九十多篇文章中绝大部份是在重庆发表的，而在延安发表的不过十来篇而已。在当时看这是不足怪的，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延安实行的已是新民主主义了，那里已属于要把民主推向全中国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了，还有什么理由要求民主呢?所以，民主的要求主要是对尚未解放的中国其他地方的，也就是蒋管区和日占区的。现在，人们终于渐渐了解到，1942年在延安开始的整风运动是如何发展到荒谬绝伦的地步的，那完全罔顾人权、违反民主的“审干与抢救”运动是如何制造出成千上万的“特务”惨剧的。老实说，当年我在成都也看过一些透露真相的材料，但那时的我一概不信，认为这是国民党特务造谣；后来到了延安，知道这是真的了，但向我讲自己被迫承认是特务的故事的老同志，也只是发发牢骚、当笑话讲讲而已，最严重的评语不过是“延安也有很黑暗的一面”，绝对没有一个人把这种做法提升到违反民主人权的原则上来。韦君宜的《思痛录》现在读起来当然伤心酸鼻，但是她当时也还没有从原则高度来认识。这正好证明了中国的左派们对现代民主毫无认识，也正好证明了他们除了抗日之外还有一个更高的价值──革命。于是，毛主席说，为了革命必须把屁股转过来，也就是转变立场，他们跟着做了，直到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毛主席又说，把他们打成特务是搞错了，他们也跟着改口，并不觉得有什么可耻。“识大体、顾大局”是中国传统中极高的道德标准，用现在还流行的话说，是“被爹娘打了一顿，你还能怎么样?”为了革命的利益，个人受一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正是因为有着比抗战的价值更高的价值，下面的事情才能理解，才能解释。1941年4月，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艰苦时期，“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苏联居然与日本签订了一个《苏日中立条约》，包含这样的内容：“苏联誓当尊重满州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此约对中国的伤害正如同1939年8月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对波兰和整个欧洲造成的伤害一样，它理所当然要激起zgzf和中国人民的抗议，连...的老朋友沈钧儒、黄炎培、王造时等都向苏联发出了抗议。但奇怪的是，这样一件大事在重庆不过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水面泛起几个涟漪而已，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我不知道当时的《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是如何低调反应的，只知道周恩来在重庆找那些有意见的民主人士谈了话，大概总是说苏联在帝国主义包围下要保护自己，社会主义苏联决不会损害中国的利益，而且苏联的行动最后会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利益，不要“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之下一时冲动”。[12]为何这么一件大事能轻易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呢?原因就在于，..已经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掌握住了知识分子、尤其是“进步学生”，只要学生不闹事，就不会有大的风波。我当时还不是...员，虽然看不到党的文件，但对党的决定我是一定拥护的。道理很简单：苏联还能有错，党中央还能有错，毛主席还能有错?
与此构成明显对比的是，1946年底...发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五十多万学生抗议美军强暴一位中国女学生的示威游行，其势头又是何等之猛烈。而面对当时占领东北的苏军犯下的抢掠奸淫的恶行，很多中国人都知道这些，但仅仅因为大学生在左派的掌握下奉...的令按兵不动，也就未出现多大的抗议风波。只是1946年初在国民党统治区，因苏军在东北拆迁机器运回国时杀害了中国工程师张莘夫，国民党发动过学生抗议游行。我当时正由成都到重庆，一路上看到乡下的田间小道上都有中小学生排着队、摇着旗子喊口号。然而，一到重庆就读到了《新华日报》的社论“爱国不等于排外”，同样是外国士兵犯罪，对苏联士兵和对美国士兵的态度就截然不同。
革命的价值压倒了民族主义的价值，当然也就压倒了民主的价值。这两重价值说并非我的一己之私见。我们的领袖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义义论》里就公开声明：谁人不知，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份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份，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13]那时我们这些“进步青年”其实也分不清什么最高最低，反正最高的就是最好的。所以党在政治协商会议上为争取实现民主宪政、组织联合政府而努力时，我们拥护；当谈判破裂、政协失败，中央一再传达说“国民党不肯跟我们搞联合政府，我们就单独打天下，省得拖泥带水”，我们也拥护。经过二十多年的“新启蒙”，整个中国的左翼已经完全宾服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了”。可能是中国百年来陷于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的处境，而人民又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缘故，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特别迅速有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中国...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14]当时我们都认为这话是合乎事实的。
我谈不上有多少学问，然而幼承庭训，也读过一些古书，从小学到大学受的是完整的正规教育，中学毕业前也看过《资治通鉴》这样的大部头书。然而，只要一接触到马列主义的通俗读物，就立刻为之吸引而折服。一是觉得它的道理新；二是觉得它的体系广大而完备；三是觉得它的论证严密。真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九帝到于今，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学问，它把什么问题都回答了，都解释清楚了，中国的古书压根儿就没有能与之相比的。虽然现在再看这些书的时候，能看得出其中漏洞百出，但是我年青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这个能力的，只有钦佩赞叹，以至顶礼膜拜。于是，由这种对主义的崇拜一直发展到党的崇拜、对马恩列斯毛的个人崇拜(或译个人迷信，即personal cult，这个名词与中国今日之所谓邪教是一个词儿)。我到延安后听到过一种说法，称某某人竟狂妄自大得自以为“老子天下第六”，那时连最狂妄的人也不敢与马恩列斯毛相比，只能自居第六。这句流行的话反过来证明了延安对领袖崇拜的程度。
我自以为在同时代的左派学生中对“资产阶级民主”的知识和理解恐怕还算是比较多的。我不但在大学里修过六个学分的政治学，而且还自学过王世杰、钱瑞升的《比较政府》和戴雪的《英宪精义》，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部头不小的“大学丛书”，还有一本被国民党秘密逮捕的费巩教授写的论英国政治的书，也看得津津有味。但是，所有这些都敌不过上面所说的《新哲学大纲》之类。为什么会这样?根本原因就是文化太低、知识不足，不能把学得的新知识放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背景中来认识。我领导过成都的学生运动，对昆明的学生运动也有些了解，知道那时西南联大有一个名叫殷福生的学生，年龄略大于我。此人后来改名殷海光，在台湾成为中国民主运动史上著名的战士，也因其对中国文化与民主政治的研究而成为一代宗师，是一位非常值得钦佩的人物。然而，在我们当时的眼里，他无非是个“反动学生”而已。
八十年代国门打开后，我在国外结识了几个与我同时代的左派学生。他们出国三十多年了，都是学有专长、在各自的领域内颇有成就的人。他们仍然拥护...领导下的中国发生的一切，包括文化大革命，原因是他们自以为当时为了个人目的出国，不能与祖国人民同甘共苦，是有违良知、永远负疚的事。这从另一面说明了信仰的力量、革命的价值是何等强大。
也许，这一切都可以归因于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一个世界性大思潮。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都是从俄国引进的。“五四”运动也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两年后发生的。当时俄国曾宣布废除过去与中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虽然那时中国的北洋政府始终未曾收到这个声明，而且后来也未见苏维埃政府有进一步的行动，但俄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以平等待我的民族”的形像已牢牢植入中国爱国者的心中而不可更改。[15]毛泽东、周恩来那一代人比我大了二三十岁，我不敢说了解他们的思想发展过程，只能从史书记载中猜想他们大概也是由救亡与革命的双重价值驱动而走上建立中国...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道路的。
据说，十月革命之初，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还不算太大，俄国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战乱贫弱的国家；但是，1929年被认为“黄金遍地”的美国发生了经济大危机，危机蔓延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长期没有起色后，似乎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果真应验如神。与之成为对比的是，1928年开始的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在四年内完成了。这不但使马克思主义的声威远播，更大大提高了把它化为实践的列宁和斯大林的英名，使后者成为全世界左派无可置疑的领袖。
对信仰这个思潮的左翼来说，这个世界性的大思潮本身就是最高的价值。因此不但消息不够灵通的鲁迅会相信苏联没有大饥荒(其原因与中国农民消极抵抗“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发生粮食短缺因而造成饥荒一样)的谎言，还要为之辩护；甚至亲自到苏联去过且看到一些苏联统治集团迫害异己的暴行的罗曼·罗兰，也是为了革命的利益而不愿透露真相，把当时的日记保密到五十年后(实际上已到苏联瓦解改制后)才发表。此外，许多著名的世界级的知识分子，如科学家约里奥─居里、艺术家巴勃罗·毕加索都成了...员。我是晚辈，无缘得识这些大人物，不过到了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有可能访问美国了，也有机会与那里的学者长谈了。奇怪的是，他们对我这个人的“...员”身份颇有“同情的理解”。像年龄比我略长的丹尼尔·贝尔和丹尼尔·布尔斯廷这样的大名家都说，二战前后自己曾是左派，都相信马克思主义。当然，他们在美国那样的环境下，都未“为自己青年时代的信仰而斗争到底”，反而陆续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理论，成为民主价值的捍卫者。这些，在他们大概都谈不上有什么转变，而我们在中国的进步青年却都走上了充满大折腾的道路。六十年后回头看，我们这些进步青年其实什么都不懂，既不懂什么叫民主，也不懂什么叫共产主义。大概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在一个场合当着..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面说：“我二十岁的时候，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计划经济，不但自己心里一清二楚，而且还能说服别人，让他跟我一起干革命。现在我六十多了，才发现自己其实什么都不懂。”当时正是全国热烈讨论公有化与计划经济到底怎么搞的时候，我说的是大实话。
我们那一代人花了一生时间呼喊“民主与革命”，革命倒是席卷中国大地，而何谓“民主”，我们这代人终其一生也未弄清其内涵。几十年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提醒我，不论毛泽东如何赞扬民主、要求民主，他没有一次不是同时强调...的领导，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无产阶级专政的，原来中国人在过去半个世纪的狂飚中像枯枝败叶似的翻滚飞扬，其原因也不妨以对“民主”和“革命”的价值理解不同来解释。
以民主为最高价值，当然要问为什么言论、出版、迁徙、居住、结社(包括组党)等自由没有兑现?为什么没有代议制，没有反对党?为什么没有人身保护状，没有无罪推定论？......更重要的，要把政府看成是“必要的恶”，要设立一种机制，一方面能使政府有效地行使治权，一方面又要防止它滥用权力为害国民。
以革命为最高价值，当然要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以求在中国实现纯而又纯的“共产主义”；不但要“解放”中国人民，而且要力争为天下先，做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榜样”。为达到目的，当然也不妨讲究一下策略，照顾一下觉悟不高的人们，把各种自由权利当做最低纲领招徕一下。如果革命进行得顺利，胜利得快，那就应该向更高的目标前进，根本没有什么诺言兑现不总现的问题。
你追求的要是民主，你就只能拥护、只能效忠于允许人民批评、反对以至弹劾、罢免的政府。
你追求的要是革命，你就得把一切交付给领导你冲锋陷阵的组织及其领袖，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一切服从命令听指挥。对革命党来说，其所作所为都是一个目的：Ends justify means(只要目的高尚，不论采取什么手段都是可以的)足以解释一切。然而，目的本来是没有的，因为乌托邦反正是不能实现的。结果运动就是一切!
后人读这本书时可能觉得最费解的是，其中居然有许多赞扬美国民主的文章。尤其是毛泽东公开对谢伟思说，美国应当出面干涉中国内战。毛泽东说：“假如美国坚持把那些武器给予包括...在内的所有抗日军队，那就不是干涉。......美国人只能在蒋介石顺从美国要求的条件下赞扬他。......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美国的活广告”。[16]这些，以及许多同样的话，也许人们在今天听起来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其实是很好理解的，还是Ends justify means嘛!不过，我们这些“进步青年”糊涂的地方就在于，居然认为美式的民主与苏式的革命是可以互相包容而平行不悖的。现在，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可以与自由主义互动互补，其糊涂实在不亚于当年的我们。只有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才能与自由主义互动互补，今天西欧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这样。建立在专政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亦即共产主义是没有可能与自由主义互动的。
我是一个自己对革命作出了承诺的人，又是对民主略知皮毛的人，因此在这翻滚飞扬之中，特别晕头转向，而且痛苦疑惑也特别强烈。现在垂垂老矣，我自以为总算找到了答案。中国还是要以民主为最高价值。中国人民只要确实得到了民主，自会找到合意的道路；即使走错了，碰了钉子，也只有通过民主重新找该走的道路。这就是现在世界上所有先进的国家(可惜还不是大多数国家)所选择的模式。我相信这是世界各国人民迟早都要走的必由之路。
我年青时候信仰的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最活跃的因素是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最笼统的说法就是“经济决定政治”。现在，在阅尽沧桑而后，我看到：一个真正实现了民主的社会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经济形态(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而仍然能稳定地进步；专制则不但可以压杀民主，不让它发展，也可以压杀生产力，不让它发展。用事实证明这一点，可能是二十世纪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尽管付出的血和泪实在太多了
不能忘记的新启蒙----《革命压倒民主》的补充
李 慎 之
一年多以前，我以《革命压倒民主》为题给《历史的先声》写序的时候，自以为已经想清楚了许多问题，但是反复再思考的结果，觉得至少还有一个关键的概念，或者历史事实，没有交代清楚，这就是在那篇一万多字的文章中只提到一次的“新启蒙”。
现在，翻检中央党史部门一级出版的党史中，根本没有提到新启蒙这回事的。理由可能是因为新启蒙不是党中央，不是毛泽东发动的一场运动，也从来没有成为什么“路线斗争”的议题。然而它实实在在是起源于中国...生死存亡之际，而一直影响到它以后发展壮大终成大业的一件头等大事。
现在我能找到的提到新启蒙运动的书只有一本，就是《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吴雁南、冯祖贻、苏中立、郭汉民主编)。在该书的第十一编《文化领域中的思潮与斗争》中有一章(第七章《新启蒙思潮的兴起》)专门谈这个问题，然而谈得也很简单，一共不过一万多字。不过总算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可贵的资料。再就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由左玉河主编的第四章《新启蒙思潮的涌现》，给我们提供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几位新启蒙运动发起者倡导这一运动的八篇文献。其他的史料，我宥于见闻，实在所知不多了。
据《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说法，“新启蒙思想的倡导者是时任..北方局宣传部长的陈伯达”。他首先在一九三六年九月的《读书生活》第四卷第九期上发表了《哲学的国防动员》，副题为《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开了头一炮。接着起来响应的是《读书生活》杂志的主编艾思奇，自称受了陈伯达的启发而在十月份的《生活》周刊上发表《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一文，认为“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没有完成它自己的任务，因此在“九一八”以后民族敌人的政治、军事、文化的猛烈进攻下，必须开展“以爱国主义为直接的主要内容”的文化运动，“这个运动完全是民主主义的性质”。
进入一九三七年，在五四运动十八周年之际，北平一些文化团体和救亡团体提出了一个鲜明的口号：“纪念五四，要展开新启蒙运动。”五月十九日，张友渔(...员)、张申府(其时已脱离...)与吴承仕(其时尚未加入...)等九名教授在北平正式发起成立了“启蒙学会”，发表了《启蒙学会宣言》，引起了文化界、思想界的热烈响应(其中也包括当时在上海的艾思奇、何干之等人)。
各种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拥护的文章。新启蒙运动就此轰轰烈烈地开场了。
为什么这次的启蒙运动要冠以一个“新”字?其实从上面的引文中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陈伯达说自己是“新哲学者”，意思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这还应该算是一种新的思潮(请注意：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历来都是把马克思和列宁联称的。)艾思奇明确指出“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没有完成任务，实际上是说“五四”的所谓启蒙是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启”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所加于人民之“蒙”，而新启蒙则是以无产阶级的新哲学、新思想不但“启”传统文化之“蒙”而且“启”五四时代资产阶级旧民主思想所加于人民之“蒙”。这个定义愈后而愈显。
总而言之，新启蒙是由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北以后国难深重的局面所刺激出来的。用陈伯达的话说，“这是目前救亡运动的一部分”；用张申府的话说，“这种新启蒙运动，对于五四的启蒙运动，应该不仅仅是一种继承，更应该是一种扬弃”。所有新启蒙运动的发起者都强调新启蒙是爱国主义的运动，是民主主义的运动，是理性的运动，是建立现代新文化的运动。而陈伯达则明确指出：“新哲学者(按：即马列主义思想家)乃是目前新启蒙运动的主力”。
一九八六年，李泽厚同志发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提出了“救亡压到启蒙”的著名论点。这话好像也颇能耸动一世之听闻。但是，仔细推敲起来，也许还不够确切。且不提汉代的太学生运动与明代的东林、复社等运动，近代的启蒙运动从戊戌算起就无不都是民族危机刺激起来的。李泽厚的文章一上来就说，世人往往笼统地看待而不区分“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其实，两者本来就难分难解，可以说是火借风力，风助火势，才能形成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运动。新启蒙运动照其发起人的说法，早在三十年代初就有人提起了，但是如果不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军侵占东北，也许发展不了这么快，这么大，最后甚至极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在全国的胜利。因此，比较准确的说法毋宁是：
还是救亡推动启蒙
只是启蒙本身转向
为什么说转向?因为七八十年前的中国学术界和今天的中国学术界总是把启蒙认为是与西方的启蒙大同小异的提倡人权、自由、平等、法治、理性的启蒙运动，而新启蒙运动都偏偏以马列主义作为真理来宣传，这就是新启蒙之“新”，而且决定了中国今后几十年的命运。它与一八四年以来中国实际上的民族要求不一样，而且也与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要求的重新启蒙不一样。学者在中国的政治大环境中稍有疏忽，就很容易看不到概念的不同。事实上，今天要求的启蒙是直接上承“五四”的旧启蒙，而与新启蒙没有多少共同之处的。
我自以为是新启蒙典型的受众之一。“九一八”的时候，我叫名九岁(虚岁)，正在上小学三年级。老师在课堂上谴责日本侵略者的时候都是捶胸顿足，义愤填膺。还有一名老师居然留书告别学校，投笔从戎去了，第二天大家奔走相告，这对我们幼小的心灵的震撼是很强烈的。我家的报纸订得比较多，不但看无锡本地的两张大报，还有上海的“老申报”，我虽然还不大看得懂，但是从“九一八”以后就每天都要仔细阅读。因此“九一八”可以说是第一次唤醒了我的政治意识。不料不过几个月，一九三二年的一月二十八日，日军又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战，我们小学生也都上街游行示威，宣传抗日，抵制并查抄日货。十九路军的宣传队还沿京沪线西上，而且就住在我们学校里；市民拥护抗战，奋起慰劳，十分热烈，有些场景到今日还记忆犹新。这样，我们的心田已准备好迎接新启蒙的种子了。
到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做我们的级任老师并且教我们国文的是一个地下...员陈迅易先生(原名陈凤威，是无锡有名的烈士)，我大概是他看得上的一个学生。那年暑假开始，本来已经准备要离校回家了。他忽然把我叫到他的屋里，从抽屉里拿出两本书来，还有点神秘地把其中一本的封面撕掉了，又仔细地包好，叮嘱我暑假里好好读。又在我们那个时候流行的赠言纪念簿上写下了一页：“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这是伟大的导师列宁昭示我们的。”我回家一看，原来一本是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几年后改名《大众哲学》)，另外被撕掉封面的一本是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我没有花多长的时间就看完了。虽然也不能说看懂了多少，但是至少打破了我对哲学的神秘感，也启发了我对哲学的好奇心，随即把我父亲藏书中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看了一遍，虽然也是似懂非懂，但是倒也兼收并蓄，奠定了我以后对“理论”的兴趣。至于《八月的乡村》则打开了我生活中从来没有过的眼界，知道在沦陷的东北还有一支游击队在对日本鬼子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大大激发了我对革命的向往。
大概这段历史就可以算是我接受“新启蒙”的开始了。
我是一个秉性腼腆而不善交游的人。从此以后，我多年没有碰到过真正的...员，但是我始终在心里怀着结交有“正义感”的“进步青年”的愿望。如果说实现这个愿望比较困难，读“进步书刊”就容易得多了。三十年代的书店里的左派书籍越来越多。我记得给我特别深刻印象的是一个叫佐野袈裟美的日本人写的一本书，叫做《中国历史教程》，虽然也只是薄薄一本不到二十万字的小册子，但是题目就教人觉着新鲜，内容更使我惊讶。我本来以为自己上到中学，多少读过一些古文，对中国历史的知识也大概有一些了，不料这本书一上来根本不谈三皇五帝，就讨论中国原始公社是什么时候转变到奴隶社会的，又讨论中国的青铜器是什么时候被铁器取代的……这些问题都是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甚至想像所不能到的。书中还常引用一些《诗经》、《尚书》、《左传》里的文字，如“雨我公田，乃及我私”，说明当时的中国实行的是井田制，是奴隶制等等。这些话，我原来也读过或者见过，却从来没有料到背后还有这么大的学问，觉得马列主义真的是“人类智慧的最高结晶”。总而言之，从那时起，也不知道读了多少进步小册子。钱亦石、潘梓年、沈志远、邓初民、李平心、华岗、曹伯韩、张仲实……都是我心目中崇拜的青年导师，名字少说也有好几十个。
新启蒙的中坚力量当然是理论家，但是就我所知，当时的“进步青年”大抵都在二十岁前后做过一段“文学青年”的梦，像我这样没有多少才情的人也做了有两三年这样的梦，因此文学界也是新启蒙的一大力量。其无与伦比的大宗师当然是鲁迅，而鲁迅则刚好在二十年代末迁居上海以后，政治思想急剧向左转，成为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名震一时的“左联”的旗手。他所器重的萧军、胡风，我们当时不但不知道他们并不是...员，而且以为他们特别左，这当然是我们的幼稚与误解，但是我可以说它确实是存在于一般进步青年心目中的“事实”。
附带还可以说一句，当时上海福州路上书店林立，但是也许除商务、中华、世界，这几家大书店外，都大量出版“进步书籍”，现在组成三联书店的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就是其中的最著名者。还有如南强书局、神州国光社等，都出版这类书。甚至如水沫书店、辛垦书店，我们后来才知道是...的叛徒叶青办的，也因为它们出的书总是谈卡尔和伊里奇，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也被我们这些无知的进步青年认为是左翼的。连属于基督教会的广学会也出版了许多宣扬苏联社会主义的书。
除开以上两界，新闻界也对新启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一九三八年出版的斯诺的《西行漫记》(原名《中国上空的红星》)，虽然斯诺在几十年后还被毛泽东定性为资产阶级，但是他的书的影响力对于推动中国人民对中国...“四海归心”的作用，可能超过许许多多的理论著作。另外，上海租界上英文的《密勒氏评论报》，中文的《大美晚报》都起了不小的为...宣传的作用。一直到抗战时期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美国记者如福尔曼，中国记者如赵超构都对延安备致赞美，也都是我们这样的左派学生向其他同学进行启蒙的材料。
随着读的书越来越多，马列主义在我思想里的地位也越来越崇高。例如有的书一上来就宣布“哲学是有党性的，新哲学耻于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们的哲学就是与剥削阶级的哲学对立的”，这种直率的气魄一下就把我镇住了。再读下去，我知道了人类的历史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又决定生产关系。自从脱离原始共产主义以来，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人类社会发展要经过五个阶段，而我们今天斗争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剥削阶级，建立没有战争、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们的斗争一定会胜利，因为这是规律，是科学，是对任何社会都适用的，是必然的，是不可抗拒的，这是最后的斗争。至于说“无产者在这场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而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更是使我热血沸腾。
这些在解放后已经尽人皆知的道理，在当时却如同惊雷迅电一样打开了我的脑筋。当然，我也还读别的书，但是越读越觉得它们无法与马列主义的真理相比。
不过几年，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可以说醉心于马列主义了。考虑上大学选什么系的时候，很快就决定了经济系，不过动机与今天的青年大有不同，我是过于简单地相信了马列主义的所谓“经济决定论”，觉得自己在知识方面最大的缺憾就是完全不懂经济学，因此一定要补这个缺门。不料一进大学的门，老师首先讲的竟是供给与需求的曲线，边际效用递减率，使我大失所望，只好硬着头皮学到毕业。提这件事，只是为了说明我痴迷的程度。
总而言之，新启蒙运动造成了马列主义在中国强有力的传播。照《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说法：“新启蒙思潮以唯物一元论、辩证唯物论为其哲学底蕴就决定了在终极目标上，它要求达到社会运动的根本解决。正如何干之指出的，‘从救亡这一点说来，我们不只是要举起我们的铁锤，粉碎了敌骑，使他们绝迹于太平洋沿岸，解放了一切束缚着我们的不合理压力，并且要在这一伟大的运动中解决社会问题，使中国不再走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也就是说，要在这一历史行程中完成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双重任务。”按中国...人的既定目标而言，这个任务已在一九四九年人民大革命胜利之日完成了。
但是，奇怪的是，照《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说法，新启蒙运动到抗日战争开始就结束了。而且，“由于新启蒙思潮存在的时间短暂，影响的社会层面也极为有限，所以在中国新文化史上的地位根本无法与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潮相比”。不，不是这样的。我可以以过来人的身份证明，事实恰恰相反：在抗战开始以后，新启蒙运动是大大扩大了而且加深了。由于言论自由空间的扩展，无数...员和左翼文化人参加到启蒙的行列中来，千千万万青年知识分子(照当时延安的标准，从正式的大学毕业生到好歹念过几年书的小青年统统叫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自愿地接受这样的新启蒙，跨度大到现在七十岁以上到九十岁以下长达二十岁的这个年龄段。其中许多人最后参加了中国...，大大壮大了中国...，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新启蒙的成就表现为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以至被毛主席称为是“第二条战线”。
新启蒙运动的最后完成应当是中国...领导的革命在一九四九年的胜利，在那以后，新启蒙终于彻底否定了“五四”的“旧启蒙”。
我自己虽然自以为启蒙较早，但是在抗战开始以后还是更加积极地接受启蒙，纵然许多问题始终弄不清楚(比如说形式逻辑是低级的、甚至反动的，辩证逻辑才是高级的、革命的。在中国，民主革命就是农民革命……等等)，还是本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精神，先后也启蒙了几十个年龄小于我的有“正义感”的青年。这段时期，“新启蒙”这个概念是一直存在的，不过一般只说“启蒙”而已。两个进步青年熟识了以后，很可能会相互问起“你是什么时候启蒙的?”至于参加了...的人倒因为要严守党的纪律和秘密的缘故，很少有这样相互询问的。
事例多到不胜枚举，随手抓一个来说罢，今年八月九日的《光明日报》上就刊载有当代中国著名的马列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的文章《启蒙助我成为学者》，他就是抗战开始以后启蒙的，还以抗战胜利以后抵制过反苏大游行而自豪。他的启蒙当然是完全不同于旧启蒙的新启蒙，他自己说读的也都是左翼作家和苏联人的著作。
所以说新启蒙结束于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是因为在那以后，马列主义成了官学，政治学习成为政府要求。愿意学得学，不愿意学也得学，形势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点大体上相似于在此以前解放区与国统区的差别。因此可以说新启蒙运动实际上是在国统区的一种运动。事实上，全国解放以前，左翼文化人与左翼出版物也大体上集中于国统区。
应该说，毛泽东也是新启蒙运动的受益者。在一九三六年以前，他戎马倥偬，难得有静下心来好好读马列的机会，据他同斯诺讲他建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主要是读了马恩的《...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三本书(见斯诺：《西行漫记》)。红军到了延安，建立了陕甘宁边区以后，他可以有时间认真学习，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了。根据现在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他不但读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这些新启蒙运动的发起人的书，还常写信向他们“请教”，当然，毛泽东是聪明绝顶的人，常常能从对方的论点中发现问题，然后别立新义，毛泽东之所以为毛泽东真是良有以也。
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写成并出版《新民主主义论》，这应该被认为是新启蒙运动的高潮。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的毛泽东已经完成了马列主义的中国化，不但在以农民为主力军，依托农村包围城市逐步取得胜利的军事战略上，而且在建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上都有了(在我们看来是)完整的、成熟的一整套主义与方略。从此以后，新启蒙就有了标准的、权威的教科书。不但是见识幼稚而感情易于冲动的青年学生愈来愈大规模地左倾而且连许多过去一贯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也由于日寇侵略的深入，对蒋介石政权腐败与无能的失望与反感，自身生活的贫困化与对下层人民生活的苦难的认识加深，越来越感到是毛泽东给他们指出了一条解放的道路而越来越“进步”起来。...的统一战线不但扩大到了闻一多、马寅初……这样的知识分子身上，而且扩大到了黄炎培、张澜……这样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代表人物身上，甚至扩大到龙云、刘文辉这样的地方实力派军阀身上。
在因毛泽东逝世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经常可以听到一种议论，就是有不少的老同志慨叹：“毛主席要是在革命胜利以后认真地实行新民主主义就好了。”但是我们如果打开这篇文章再看，不用细读就可以发现毛主席的理论正是在说明，在苏联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不再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范畴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由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就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政体就是民主集中制。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亦即...领导的……。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做的就是他在那以前所说的，并无二致。
把“救亡与启蒙”的命题扩大来看，也可以说是外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化，这是二十世纪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作简单的回答是不可能的，用新启蒙提供的理论尤其无法解释。它牵涉到中国两千多年“百代皆行秦政制”的大传统，也牵涉到时伏时起的农民造反的小传统。它也牵涉到整个世界形势的发展。在“五四”以前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人看来，好像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几百年来都是世界的主流思潮。其实在我们青年时期看，马列主义大概确实是当时最强劲的单个世界性大思潮，尤其在二三十年代之交美国发生经济危机而苏联的五年计划又提前完成以后，好像实践已经检验证明了马列主义的真理性。中国要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非要依靠它指明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不可。虽然全球化是二十世纪末叶才出现的概念，实际上国际间相互影响早就开始了。新启蒙不但不能忘记而且不能低估，因为它不但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章，也是二十世纪一段重要的历史在中国的反映。对比起五四的启蒙来，新启蒙可以说是胜利了，因为他不但依靠了强大的世界性思潮，而且植根于中国自己的传统中。它的胜利是各种合力的结果。而五四运动的反传统的启蒙虽然现在看确实应该进行到底。但是当时实际上只是触及了传统的一层表皮。中国要赶上和融入世界发展的主流，任务还是同五四时期一样的艰巨。
2002年9月于北京，2003年1月订正。
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李慎之启示”
《历史的先声》一书面世，是近些年中国出版界的一件大事。李慎之先生为此书所作的序言《革命压倒民主》，更是揭破了现实世界中人们不得不蒙上的那层玻璃纸，直面了历史和现实。
李慎之先生周年忌将至，重读斯文，感慨系之。作为六、七十年前那段风雨如磐岁月的见证人，如何清涟女士所言，李先生此文的反思最具理性和深度。余生也晚，对半个多世纪前的那段史实，一直深抱困惑与怀疑。读李先生此文，使我们恍如置身当时的历史洪流中。有人说，活着的人才是真正的史书，才能帮助人们走出文字的迷宫，信然。
但是，我们今天已处在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大多数人的思想同样被“某种理论体系”所支配。由于人们普遍只问其然不问其所以然的思维习性，虽然李先生言者谆谆，将那段史实以及他们一代人的思想历程不加掩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但真正能够读懂这段历史的，可能为数不多。即如李先生本人，可能也不免所知成障，为经历、经验所累，不能超脱看待历史和现实。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要读懂历史其实也容易，你只需要把它们拉近到自己身边。但同时，这又并不容易。首先，你必须破解几个谜语，涮新几个标签。
以史为鉴，不是刻舟求剑。舟行不止，不懂得变化找不回剑。读史也这样，你必须懂得什么是已经变化的，什么是可以通感的。历史中变化的总是各种主义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标签，不变的是事物背后的逻辑。
人生如梦。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再对马列痴迷，对苏联顶礼膜拜了。但是，只要我们将李先生文中的“马列主义”置换成“自由主义”，“苏联”置换成“美国”，我们就会发现，历史仍然惊人相似，一切仿佛又回到从前，回到了李先生为我们娓娓道来的1940年代。
李先生说：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泛滥，源起于“一个世界性的大思潮”：“1９２９年被认为[黄金遍地]的美国发生经济大危机，危机蔓延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长期没有起色后，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果真应验如神。与之成为对比的是１９２８年开始的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到四年完成。这不但使马克思主义声威远播，更大大提高了把它化为实践的列宁和斯大林的英名，使后者成为全世界左派无可置疑的领袖。 ”
无疑，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占据思想界主流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其超然于一切之上的显赫威势同样来源于1990年代初的苏东解体和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压倒性胜利。历史似乎证明了自由主义的“普世”和“至上”，美国也因此成为全世界的楷模，中国的自由主义正是在这一时期才真正站稳脚跟，并逐渐成为主流--但是谁又知道，这一次历史会不会又和我们开同样的玩笑？
李先生说：“当时俄国曾宣布废除过去与中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虽然那时中国的北洋政府始终未曾收到这个声明，而且后来也未见苏维埃政府有进一步的行动，但俄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以平等待我的民族]的形象已牢牢植入中国爱国者的心中而不可更改”，从而赢得了当时两代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尊敬与好感，影响了其中许多人（例如毛泽东周恩来）的“思想发展过程”和人生道路抉择。
无独有偶，美国在1970年代开始和中国结盟建交，在中国内忧外患最严重的时刻使中国免于大规模战争威胁，帮助中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革开放。虽然美国这一行为的出发点只是自利、只是阶段性的策略行动，但由此而来，美国的善意“形象已牢牢植入中国人的心中而不可更改”，从而赢得了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笔者）的尊敬与好感，构成今日民间和知识界亲美情结的经验支柱。
李先生在文中回忆了自己第一次接触马列主义的心情，这种回忆清晰生动，堪称历史珍品。他说：“只要一接触到马列主义的通俗读物，就立刻为之吸引而折服。一是觉得它的道理新；二是觉得它的体系广大而完备；三是觉得它的论证严密。真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九帝到于今，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学问，它把什么问题都回答了，都解释清楚了，中国的古书压根儿就没有能与之相比的。虽然现在再看这些书的时候，能看得出其中漏洞百出，但是我年青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这个能力的，只有钦佩赞叹，以至顶礼膜拜。于是，由这种对主义的崇拜一直发展到党的崇拜、对马恩列斯毛的个人崇拜”。
这种心理历程我们并不陌生，这可能正是大多数1950-198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第一次接触自由主义理论时所感受到的心理震撼。李先生说，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后来“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骨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赢得相当民心、取得若干成就，这一个年龄段的人之功劳是主要的”，同样，1950-1980年代出生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构成当今中国自由主义思想阵营的骨干，成为当前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主力先锋。
李先生文中所说的“Ends justify means(只要目的高尚，不论采取什么手段都是可以的)”，我们近年来也从某些“自由主义者”和亲美派身上得到充分感受。尤其是在去年的伊拉克战争中，这一点更表现得登峰造极。李先生文中有一个史例：“1946年底共产党发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五十多万学生抗议美军强暴一位中国女学生的示威游行，其势头是何等之猛烈。而面对当时占领东北的苏军犯下的抢掠奸淫的恶行，很多中国人都知道这些，但仅仅因为大学生在左派的掌握下奉共产党的令按兵不动，也就未出现多大的抗议风波。只是1946年初在国民党统治区，因苏军在东北拆迁机器运回国时杀害了中国工程师张莘夫，国民党发动过学生抗议游行。我当时正由成都到重庆，一路上看到乡下的田间小道上都有中小学生排着队、摇着旗子喊口号。然而，一到重庆就读到了《新华日报》的社论[爱国不等于排外]，同样是外国士兵犯罪，对苏联士兵和对美国士兵的态度就截然不同。”
不巧的是，笔者刚好也读到胡平先生的大作《反战观点探讨》。文中说什么：“我们不应该笼统地反对强权。我们当然需要对强权的运用保持警惕，我这里只说的是我们不应该笼统地反对强权”--其绕口令的功夫，与六十年前的《新华日报》社论功力悉敌，简直使人怀疑，是不是文字也能穿越时空、自我克隆？
不但文字功夫上一脉相承，某些人实际上奉行的“反霸权，但不笼统反霸权，尤其是不反美国霸权”的逻辑，也与六十年前的“反独裁，但不笼统反独裁，尤其是不反共产党独裁”如出一辙--是的，我们对美国霸权不能反，只能“警惕”；一直“保持警惕”到美国霸权羽翼丰满，想反也反不了的时候再说。
李先生文中还谈到：“1941年4月，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艰苦时期，[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苏联居然与日本签订了一个《苏日中立条约》，包含这样的内容：[苏联誓当尊重满州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此约对中国的伤害正如同1939年8月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对波兰和整个欧洲造成的伤害一样，它理所当然要激起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抗议”，“但奇怪的是，这样一件大事在重庆不过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水面泛起几个涟漪而已，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我不知道当时的《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是如何低调反应的，只知道周恩来在重庆找那些有意见的民主人士谈了话，大概总是说苏联在帝国主义包围下要保护自己，社会主义苏联决不会损害中国的利益，而且苏联的行动最后会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利益，不要[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之下一时冲动]”，“现在可以看到1941年4月16日《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了，其中说[苏日条约使苏联的国际地位极大地提高了。苏日声明互不侵犯满州和外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外蒙是与苏联订了互助条约的。现在苏日声明却保证了外蒙不受侵犯，这不但对外蒙有利，即对于全中国争取解放也是有利的。说到东四省的收复，原是我们自己的事，绝不能像有些投机家，总是希望苏联同日本打起来，以便坐收渔人之利，及见苏联声明不打满洲，他就认为苏联不对，这种人至少也是毫无志气的家伙。我们必须收复全国一切失地，必须打到鸭绿江边，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是中国全民族的神圣事业，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必是赞助我们这种事业的。]我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我没有看到过这个文件，但是不用看到，我也一定会拥护的。苏联还能有错？中央还能有错？毛主席还能有错？”--这种不顾事实、不循常理为某个外国辩护的急切心理和混乱逻辑，这种对“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专横指责，我们在美国战略遏制或经济制裁中国、在中国加入WTO、在1999年中国大使馆被炸、在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尤其是在近期的伊拉克战争中，屡见不鲜。是的，美国还能有错？民主国家还能有错？自由主义还能有错？
李先生告诉我们，共产党之所以最终能够战胜国民党，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已经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掌握住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进步学生]。只要学生不闹事，就不会有大的风波”。通过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事件，我们不但可以看到“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已经使许多中国人“宾服”到了何种程度，我们还可依稀看到许多自发言论后面似乎隐藏着的那根无形指挥棒。
李先生说：“可能是中国百年来陷于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的处境，而人民又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缘故，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特别迅速有效”。同理，近年来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迅猛传播，也有赖于半个多世纪以来发生在中国社会的种种苦难。
李先生还说，抗战时之所以那么多民主人士和青年学生倾向共产党，与国民党独裁腐败的反面教材有关。其实，李先生说漏了一点，它也与当时共产党一直是造反党、并未真正执掌政权、因而对一切社会弊端都不负有直接责任有关。显然，当今许多人对自由主义异乎寻常的好感热情也与某个反面教材有关；更与自由主义从未在中国认真进行过社会试验、从而无所谓“失灵”有关。因此，参照李先生那辈人的经验，今天的人们大可问上一句：一旦我们千辛万苦迎来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它会不会“做”得象它“说”的那么好？
读李先生此文，如果只看到实践层面的“反专制、反独裁”，那只是读到了文章表面。李先生的主旨是以一代人的思想历程来阐释整个时代进程。从这种角度来领悟那段历史，我们的启示应该是:由于对绝对真理和绝对权威的盲目崇拜，无数有志之士迷失了自我，大好热血空抛，终于酿成个人、国家和时代的悲剧。
毫无疑问，今天的许多自由主义者，对“主义”的狂热执着，与当年的共产主义者并无二致。酿成上个世纪悲剧的，并非是哪种主义、哪种理论，而是这种对于“主义”的狂热和偏执，理想遮蔽了现实。尤为可虑的是，从今天某些“自由民主人士”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人们不难看出，某些人口口声声所要的“民主”，其实只是他们自己的“专制”。
专制者的专制，并非出于个人爱好，而是出于现实需要：当“不同意见”“碍事”，又不易说服时，最“方便有效”的处理方式，就是“压服”。于是，才会发生《历史的先声》所叙述的故事：开出了民主的期票，到时候却不愿兑现。
因此，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迷信绝对真理、绝对权威，永远不能离弃常识理性，不能让信念遮蔽了现实。正象世界上没有绝对谬误一样，同样也不会有绝对真理和绝对权威，理论的区别只在于适应对象的差异和适用范围大小的不同。不错，自由主义理论可说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得到最多经验证据支持、相对来说适应性最为广泛的社会学说。但今天许多人对自由主义的绝对化和教条化，甚至将其崇尚为“普世至上”的真理，确实令人担忧：在这种绝对化和教条化中，不可能孕育出对待“不同意见”的宽容，不可能导向真正的民主。参照李先生为我们讲述的这段历史，我们更有理由表达出自己的疑虑：历史会不会又在此处重蹈覆辙？
正象人类在七十多年前的实践并不能证明社会主义和苏联的永远正确一样，人类至今的实践也不能证明自由主义理论和美国模式的绝对性。经验主义的证明永远不可能推导出任何关于“超验、普世、至上”的结论。历史上所有类似结论，事后都被证明只不过是当时人们的一厢情感。可以说，自由主义相对于迄今为止的任何一种社会理论，可能都具有较强的适应性；美国相对于其它国家的制度形式，可能也确有其优越性。但是，一旦我们通过抽象演绎将这种适应性和优越性加以夸张、扩大，“正确”也就变成了“错误”。这种“自由越界”的错误，在下列四种情况下将演变成谬误：
1，将自由主义原则视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成立的“普世真理”；
2，任何情况下都将自由主义价值视为最高价值，置于其它人类价值之上；
3，把自由主义价值当作“唯一标准”，排斥其它价值尺度；
4，将自由主义理想等同于美国实践，忽略美国世俗利益目标与自由主义原则的矛盾性。
谬误就是谬误，纵然它在具体形态上已与六、七十年前有所不同，人们依然要为此付出代价，这就是李先生笔下的这段历史留给后人的清澈启示。
我知道，李先生曾说过：“自由主义可以是一种政治学说，可以是一种经济思想，也可以是一种社会哲学。它可以是一种社会制度，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只有社会多数人基本上都具备了这样的生活态度，也就是正确的公民意识，这个社会才可以算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国家才可以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序》）。但是，近些年来，自由主义在中国实际上已成为思想界主流，已经在相当程度和范围内“掌握住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进步学生]”，其普及不可谓不广。法治和现代化的社会，在中国却远未成为现实。可见，要成功地实现社会转型，仅有思想方面的准备还远远不够；就思想而言，仅有自由主义也不足够。中国不是十八世纪从头开始的美国，中国有那么多的历史和现实包袱，其社会转型比之当年的美国建国，更复杂，也更艰巨。
大家知道，李先生平生最推崇顾准。所谓顾准精神，其精髓绝非固守或固持某一主义（如果是那样，顾准和那些民国初年死活不肯剪辫子的遗老遗少们又有何分别？），而是敢于在无可怀疑处作出怀疑，在世人皆醉时独持一份清醒--这是所有思想者追求的最高境界。
笔者上述论述，自知与李先生原意颇有不合，但可能最合乎李先生的生平逻辑。惜乎天不假年，哲人早逝！否则，或许要不了多久，李先生也将作如是观。
谨以此文，祭李慎之先生在天之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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