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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款办学显美国善意 李敖撒谎忘恩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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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11/14 出处： |
自摸自乐，自淫自泄向来是小愤青的把戏，想不到有着历史学家，作家，著名学者等诸多称号的大师李敖先生也落入了这样的俗套。
文章摘要：本文详细阐述了台湾历史学家李敖先生在清华演讲里有关庚子赔款的一整段话中，几乎没有一句符合历史史实。首先美国庚款浮数并非来源于贪图中国钱财的浮开冒领，而是源于帮助中国人民减少负担的主观愿望和客观实践。退还庚款是美国方面的既定方针，也是中国公使梁诚先生积极推动的结果。庚款浮数是美国国务卿主动当梁诚的面提出的，并非由梁诚细算发现。庚款办学的官方建议由候任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提出，梁诚给外务部的“广设学堂遣派游学”的说词只是策略之举。中国政府的真实用意是迎合美方庚款办学的愿望，尽快拿到退款，用作他处。庚款办学的卓越成就源于美国方面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是中国政府被逼无奈的结果。所以说，庚款办学彰显美国善意，攻击这样为中华民族谋福利的“浮开冒领”，是狼心狗肺式的忘恩负义。
*布什说话得体，李敖当众撒谎
李敖在清华大学面对众多的精英学子宣称：布什总统讲了一句谎话，所以要将布什演讲稿当众撕毁。当时，他李敖的确大大地秀了一把。可是，事实上，恰恰是李敖说了慌。
先来看看，布什当年在清华大学时怎么说的。
布什说：“Tsinghua University was founded, with the support of America, to further the ties between our two nations. ”(清华大学是在美国的支持下建立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
这样一句话，知道点清华历史的人，都会认为布什的说法得体。李敖大师却借此当众撕毁人家的演讲稿，损害的是他自己的脸面。清华学子抱以热烈掌声，显露了清华的堕落。
*李敖当众编造历史
接下来，自称历史学家的大师李敖开始编造历史了。李敖称：美国说它很客气，只要求赔军费就好了。可是，只要是稍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美国政府是一个民选政府，她是为选民服务的。她有贼心，也没贼胆把美国商人和传教士等等平民的利益损失一笔勾销。
事实上是，美国所要求的赔款额中包括了受义和团焚杀和抢掠的所有生命财产损失。美国众议院在第一次退款中就保留了200万美元作为支付尚未得到赔偿的私人损失的备用款额。
李敖的恩师，胡适先生在回忆录里说：“美国政府下令，凡美国教会教士商人等，于庚子拳匪之乱，受有损失者，或死者之家属，皆得于此项赔款内，领取赔偿抚恤之费。令下，计来领偿金者，共得二百三十余人，共发给美金一兆九十九元有奇”。自称历史学家的李敖对他的恩师胡适先生的这段话，不知作何解释。
所以，李敖所称的美国只要求赔偿军费的说法是他所编造出来的谎言，是他自摸自乐而树立的靶子。
李敖在清华大学面对众多的精英学子说：庚款的浮数是一个叫梁成的聪明中国人发现的，并要求美国捐出来的。
事实上，早在“辛丑条约”签字前，当然也在梁诚1903年出任驻美公使之前，美国国务卿约翰-海就表示所得赔款过多，并和当时的总统麦金莱商量决定将在适当时候返还中国。当时浮报损失数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各国都有。早在谈判期间，约翰-海就明确指出各国索赔额过多于损失数并以此要求各国按比例减少，所以根本就不需要梁成这个聪明的中国人去细算发现。
庚款浮数问题，不是聪明的梁成向美国国务卿约翰-海提出来的，而是约翰-海主动当着梁成的面提出来的。当时，梁成面见约翰-海目的是要求美国支持(中华)帝国政府用白银偿付庚款的计划,梁成向美国务卿陈述道：中国财政支绌，一概还金，势须加增租税，民间艰於负荷等等。于是海为动容：“默然良久，乃谓庚子赔款原属过多”。从1905年1月19日驻美公使梁诚致中国外务部函中可以明确看出，是“一概还金，势须加增租税，民间艰於负荷”，而不是美国若不核减赔款或退回浮数“势须加增租税，民间艰於负荷”。
美国国务卿约翰-海在这里所说的“庚子赔款原属过多”指的是各个国家所索的赔款过多，而不单单只认为美国所获赔款过多。于是才有梁诚后来的这段话：“各国若将赔款核减，于我财政殊有补益，贵国如能倡者，义声所播，兴起闻风矣”。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清朝政府对于各国浮报损失数也心知肚明，根本用不着梁成这个聪明的中国人去发现。
梁诚的确查阅了许多资料编档成册，但那是在听闻了约翰-海“赔款原属过多”之后，是在得到了美国国务卿承诺相助之后的事情。约翰-海当时表态说：“所言确有至理，自当极力代谋，惟总统甫得蝉联，举动不宜过骤，易徐图之，必将得当以报。”
梁诚的功劳是，咬住不放，持之以恒，多方奔走游说，终于促成减款进入谈判程序。梁诚在1905年1月19日给清廷外务部的信函中写道：“诚查各国还金既有成议，美国断不肯独自收银而故作矫同。……不如因势利导，趁风收帆，乘其一隙之明，藉收已失之利，约计将来减收之数，较还金亏耗必可相抵有余。”梁诚的确是个聪明的中国人，当得知美方有意愿退还庚款浮数时，向中国外务部建言：及时把握机遇，因势利导，趁风收帆，乘其一隙之明，藉收已失之利。
李敖在清华大学面对众多的精英学子说：“聪明的中国大使梁成说，钱捐出来好不好？办一个大学好不好？后来美国人就同意了，这就是今天的清华大学。”
这更是李敖编造历史不打草稿的结果，抑或是他自淫自泄的遐想。
众所周知，梁成出使美国，所代表的是清朝政府。他前去和约翰-海商谈的动因和目的都是为了减少他所代表的政府的财政支出。争取减额，就是争取清朝政府少付钱，梁成他这个驻外使者断然无权，也无胆量对外国政府提出这笔钱的用途。在1905年春，当即将赴任的美国驻中国公使柔克义劝说梁成公开宣称将退款专用于教育的时候，梁成表态：这是中国的内政，而加以拒绝。
他所能做的就是上书自己的政府提出自己的建议，比如他在1905年5月13日给外务部的信函中说：“赔款减收似可图成，似宜声告美国政府，请将此项赔款归回，以为广设学堂遣派游学之用”。这是梁成给清廷的建议，是在美国公使柔克义劝说后写成的。而在此前，美国朝野早已有“广设学堂遣派游学之用”之说。
也曾留学美国的梁诚对美国政体运作程序有相当的体验。梁诚的确查阅了大量的美方档案文件，但不是去计算发现美国庚款的浮数，而是求得相关资料以便在游说中有说话的依据。这和上面奏请清朝政府“似宜声告美国政府，……以为广设学堂遣派游学之用”一样，是个求得美国各界支持退款的具体策略之举。因为这样，“纵有少数议绅或生异议，而词旨光大，必受(美国)全国欢迎”。这是个“封嘴”措施。从梁城及其继任者伍廷芳的后续活动来看，他们都是反对美国将退款限定于教育的计划的，中央政府的态度也一样。
当时中国政府的真实用意是想以迎合美方庚款办学的愿望为说词，尽快拿到退款，摈除美国方面的“干涉”，自主地将这笔巨款用于他们认为最急需的地方，比如先是想用于“开矿修路”，后是想用于“发展军力”抵抗俄国渗透，再是想用它作抵押借贷外国资本开办“蒙古银行”(也称野猫计划)。为此，美国公使柔克义连下三道“通牒”，才使得中国政府的这些计划破产：想将庚款挪作它用，就更本拿不到笔钱，因为美国舆论通不过，美国国会也通不过。一句话，这不符合美国利益，也不利中国人民利益最大化。
从庚款办学的过程来看，也是美国方面起主导作用。因为庚款办学的制度章程是美国国务卿鲁特起草制定的，办学用的庚款也是先交予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再由美国总领事背书认可后转交给清华庚款基金会使用的。游美肄业馆的办学方针和运作模式完全是美式的，清华校长虽由外务部任命，但也受制于美国驻华使馆。后来成立的清华校懂会及以后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均有美国人的参与，并独立于中国政府之外。这也就是后来美国被扣上妄图“文化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罪名的由来。否则，退款是中国人自己索取的，办学也是中国人自己要求的，这和美国人的“阴谋”何干？
历史的事实是，庚款办教育的首倡者是美国人，推动者是美国人，决定者是美国人，那个聪明的中国人---梁成只是个中方响应者和传话筒。不过，初始，这里的教育指的不是成立清华大学，而是用于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作为配套措施，建立了用于管理和培训预留学生的游美肄业馆，后来才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清华大学。
促使庚款办学，三个关键的美国人起了主要作用。
第一个是美国驻华全权谈判代表和后来的驻华公使柔克义。柔克义是最早向中国方面提出庚款用于教育的美国官方人士，他一方面极力向美国政府主张将退还之款供中国政府派遣学生赴美留学之用，一方面连下三道通牒逼迫中国方面同意庚款专用于办学。他的最后一道“通牒”是：要么专用于教育，要么一分钱也拿不到，这起了一锤定音的作用。
第二人是美国公理会牧师明恩溥。明恩溥游说于政府及政界人士，并于1906年3月6日，晋见美国罗斯福总统，提出以资助中国学生留美来解决庚款浮数问题。
第三人是美国国内教育界名人，伊利诺斯大学校长詹姆斯。他于1906年向罗斯福总统呈交了著名的《关于派遣教育考察团去中国的备忘录》，鼓动政府将庚款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并规划了实施办法。
*庚款办学彰显美国善意
清华大学的官方校史写到：“1908年，中美两国政府协议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游美肄业馆"， 1911年首批校舍建成，4月29日开学，取名清华学堂”，不久，改名清华学校，人称“美国赔款学校”（Indemnity College），19年间派出1279名留美学生。从这里可以看出，清华大学的前身使用的就是美国退给的庚款，而这部分退款，在中美退款协议中明确载明：这是美国人的钱。
到1928年，成立清华大学时，用的更是美国人的钱。因为在1924年，美国参众两院应美国政府要求通过了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的议案，这次退还的不是庚款浮数，而是美国人应得的直接损失数。这一次，美国将自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１日起到１９４０年１月止美国人实应得到的那一部分赔款退回中国。至此，美国将所得的全部庚子赔款的77%返还给中国办教育。相对应的是，美国因庚子之乱所遭受的直接损失没有得到中国人的应有补偿。
第二次退款也和第一次一样，有两个先决条件：这是美国人的钱，是美国退给中国用以发展教育文化事业的。１９２４年９月１３日，由中美双方共同组织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以主管第二次退得的庚款。1928年４月３０日，第一次退款所得的清华庚款基金全部移交给“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统一管理。
从这里看出，于1928年8月17日成立的清华大学，确实如布什所说的那样：是在美国的支持下建立的。因为清华大学从前身到成立，都没有脱离美国的支持和指导，通俗地说，清华就是一所美国学校。布什即使说清华大学是在美国赞助下建立的也毫不过分，因为清华从头到尾(49年前)都在使用美国人的钱。所以说，庚款办学彰显美国善意。
*美国人的钱？中国人的钱？
李敖在清华大学面对众多的精英学子说：“清华大学钱的来源是因为美国人故意冒领钱，被我们逮到被我们追回”。
前面的论述已经证明了，庚款浮数不是因为被中国人逮到追回的，而是美国人主动提出的，退还庚款是美国方面的既定方针。当然无可否认梁成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坚韧不拔的梁成是庚款退还的中方推动者，交涉者，他是将庚款减额问题纳入正式谈判的第一人。
二战以前的游戏规则中，战争赔款从来都不局限於于直接损失，它一般还包括间接损失赔款和惩罚性赔款。庚款就是这样，4亿5千万两银子的天价赔的原本就不是直接损失，再说人命多少价钱一条？当时中国有人口4亿5千万，一人赔一两白银，就表达了惩罚性赔款。
当时的中国是向世界上11个最强大的国家同时宣战，却又战败的国家，被迫赔款本是“应得”的下场，被各个战胜国乘机“敲竹竿”在所难免。所以，当时各国多索取的赔款皆超出各国的直接损失，比如俄国外交大臣曾说：“1900年的对华战争，是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战争’。如果日本从中国得到的战争赔款和日本的直接损失相当的话，那日本的国民就不可能受到那么好的教育。4亿5千万两银子大大超过实际损失的事实，路人皆知，但当时各国的普遍舆论是“那是对中国人作孽的惩罚”。
条约签订了，这个赔款，按照当时的国际法(国际惯例)，赔付出去了就是人家的钱了。不能因为这些银子原来是中国人的，所以到了哪都是中国人的，否则美国人是否可以说：中国国库里的美元都是我们美国人的？比如，中国人已经从伊拉克的石油收入中索得数千万美元的战争赔款，如果这些中国人出手甩出1000万美元捐给贫困山区办教育，山区学校里的1000万还是伊拉克人的钱吗？这显然是说不通的。
海湾战争中，伊拉克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手下的战败国，它被勒令作出525亿美元之巨的各类赔款(截至今年6月)，并已经偿付了其中的194亿美元，赔偿资金均来自伊拉克的石油出口收入，和庚子赔款的关税和盐税相类似。525亿美元，这个巨大数目是由代表战胜方的联合国海湾战争赔偿委员会决定的，没有战败方伊拉克说话的地方。
中国建设工程总公司在海湾战争中的“直接损失”大约为3000万美元(包括撤离和设备被伊政府“强行征用”费用)，但提出了4亿1500万美元的赔款要求，按李敖的说法，不就成了中国人冒领伊拉克人的的钱？一些中国公民才刚刚进入科威特和伊拉克打工不过足月，撤退时带出了几乎所有的个人财产，也就是说直接损失接近零，却也索得2500美元的首期赔款，按李敖的说法，不就成了中国人冒领伊拉克人的的钱？这些中国人子女上学看病所用的都是从伊拉克人那里冒领来的钱？
何为冒领战争赔款？此处我给李敖一个实例。
没费一枪一弹，又不支持联合国打击伊拉克侵略者的中国人，象所有国家的公民一样索得了海湾战争赔款。按照赔偿委员会执委会的标准，中国公民个人可以得到１７００万美元的赔款。首期的平均每人2500美元已经发放。
中国政府授权中国海外工程总公司代理索赔。中国人黄明祥两次委托其弟黄明权赴湖北省工业建筑总承包集团公司，自称法人代表、出具作废印章和银行违规开户证明，在没有得到应得赔款人员吴金全等33人委托的情况下冒领了海湾战争赔款642852.50元人民币。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黄明祥返还冒领款80313.24美元及利息，并赔偿损失12634.82元；33位农民赢得了官司，但因为拿不出申请强制执行需要1万多元的费用，因而时至今日，应得的战争赔款1分钱也没有拿到。黄明祥这样的行为才是冒领战争赔款。
由此可见，李敖在清华演讲中有关庚子赔款的一整段话中，几乎没有一句符合历史史实。
*美国庚款浮数的来历
上面说过，若按照直接损失计算，各国索要的赔款皆有浮数。美国的浮数则是来自于美国人的“利己利人”和“利己尽量不损人”的外交处世哲学。
庚子之乱后，美国的对华总政策是：维护(中华)帝国领土和行政主权完整，尽力降低中国的战争赔款负担，减轻中国人民的痛苦，帮助中国尽早恢复元气，促使中国对外开放。
1900年，美国国务卿约翰-海训令美国谈判代表康格：“要尽力促成一次总的赔偿方式，然后在各国中间安排（赔款）分配”，免得各国在索取赔款时互相攀比，层层加码，使得中国人负担过重。
1901年4月9日，约翰-海又电令美国驻华全权谈判代表柔可义：“命令你再次力陈总款不超过4000万英镑，如不可能，便诉诸海牙仲裁法庭。”随后，约翰-海又多次训令柔克义和康格坚持总额不超过4000万英镑的要求。但是，美国最高限制数额的建议遭到各国的一致反对。法国公使声言中国完全有能力支付更多的赔款。德国公使更认为没有理由在这一问题上对中国人表现出过分的仁慈。这样，在各国的一片反对声中美国的这一“利己利人”(美国和中国)计划失败。
设定最高赔款数额的计划失败后，美国国务卿约翰-海又率先提出愿减少自己的赔款数额来迫使其他战胜国仿效，即建议各国按比例减少索要赔款数额，以达到减轻中国财政负担的目的。但美国又不想因此而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于是，约翰-海就默认了多报的损失额，将“浮数”部分作为未来与各国讨价还价的筹码。这就是美国庚款浮数的初衷和缘由。这本是美国“不损己但利人”的外交理念的体现，不想被一些中国人认为这是美国“伪君子”的证据，为了反美，这些人一屁股便坐到了更多地损害中国人利益的俄法日德一边去了。
美国的按比例减少赔款额的计划遭到各国反对后又失败了，美国又提出将此事交由海牙仲裁法庭，希图海牙法庭能主持正义，减少中国人民的负担。不料，海牙仲裁法庭的仲裁结果还是判令中国人赔偿4亿五千万俩银子。就这样，美国才不得不名正言顺地取走这部分赔款。这是因为少拿按比例摊派给美国的钱不仅不会减轻中国政府的负担，反而会增加其他国家的份额。为此，美国国务卿约翰-海在和当时的总统麦金莱商议后表示这笔款项在将来适当的时候返还给中国。这就是美国庚款浮数的来历，这就是美国退款的直接原因。
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集中火力攻击这样的为中华民族谋福利的“浮开冒领”，不是狼心狗肺式的忘恩负义，又是什么？
*李敖清华胡扯忘恩负义
众所周知，庚款办学硕果累累，奠定了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翻开现代中国的科技，教育，文化的史卷，满眼充盈着庚款余荫。胡适，竺可桢，钱学森、周培源、张光斗、茅以升、马大猷，费孝通，王淦昌等等都是庚款的受惠者。
李敖称胡适先生是他的恩师。他说，胡适在他最贫困潦倒的时候给了他金钱赞助，赏识，帮助和提携。然而，正是美国的庚款办学使原来的胡洪成了名声赫赫的胡适，所以可以说，没有庚款就没有胡适，没有昨天的胡适就没有今天的李敖。一句话，李敖也享受了美国的庚款余荫，他却在大庭广众之下撒谎恶心庚款办学，显露的是李敖先生的忘恩负义。
*战争赔款自古有之
战争赔款就是战败方向战胜方赔偿损失和作战的费用。逼迫战败方缴付战争赔款并非西洋人的专利。这样的行为在中国历史上频频出现过，如公元1044年，西夏党项族首领李元昊与宋政府签订和约，其中规定，宋册封西夏国王，而宋每年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公元1120年宋金“海上之盟”，1141年宋金“绍兴和议”，1164年冬，宋金“隆兴和约”，1208年，宋金“嘉定和议”等等，也都有战争赔款内容。中国历史上对战败方的惩罚不仅仅限于索要赔款，更要求下跪朝拜，俯首称臣，进贡美女特产。
我们中国人并非吃素的羔羊。对于战争赔款能拖就拖，能赖就赖。1917年，在德国和奥匈帝国战败指日可待时，名义参加协约国对德奥宣战，并以战胜国的姿态拒付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庚子赔款，最后迫使它们放弃。甲午战败，赔掉了台湾，二战胜利，收回了台湾，这就是中国人利用的国际战争法则的结果。
*丑化庚款办学，流毒遗害社会
庚款办学起到了开创中国的现代文化教育事业，增进了中美两国关系的作用，并为后来的中美协力打败日本法西斯打下了丰厚的人文基础。可是才将日本人赶出中国不过六年，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吴晗、廖沫沙编写的《美国侵华史料》的“美帝退还庚款的阴谋”一节中就这样写道：“美国这种以文化教育方式侵华的手段之毒辣阴险，远非大炮、军舰所能比拟。‘攻心为上’，美帝就是企图藉此在精神上来支配我们，影响我们，……使中国人民在不知不觉中对它发生好感，心甘情愿的受其统治与奴役。”为后来的教科书定下基调，培养了好几代中国人的仇美情节。八国中，率先用庚款造福中华的美国，却遭到了最猛烈的火力的攻击，一些中国人心目中的受虐狂心态简直匪夷所思。
这种外来苏俄文化影响下的阴谋说和中国传统固有的黑厚学占据了现今不少中国人的心灵。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两极，自己从来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活“雷锋”，别人则是别有用心的贪婪之徒，利己必损人是他们为人处世的哲学。还好，中国人的境界还没有达到能将所获得的几千万美元的战争赔款大部分返还给伊拉克人办教育的程度，否则，那就是远非美国大炮，军舰所能比拟的文化侵略了。
按照这些人的理论，无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以德报怨”，还是毛泽东共产党政府的“放弃赔款”的做法都是攻心为上，企图奴役日本人民；无论是给贫穷非洲修桥补路，还是替印尼海啸捐款都是毒辣阴险的侵略手段。于是，不但国与国之间要勾心斗角，人与人之间更要互相猜忌并其乐无穷地斗个不停，导致中国社会中利人利己的好事无人做，富人不愿回馈社会，除非个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傻瓜蛋。在如此的文化舆论氛围中，怎能建设中国的和谐社会？
李敖的大陆之旅，可谓是一股旋风吹皱一潭臭水，它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正面影响不可忽略，特别是他在未名湖伴的演讲勇气足以载入北大的史册。但李敖治学不严的学风，出尔反尔的逻辑会误导一大批涉世不广的年轻人，有害于大陆社会的“拨乱反正”。基于此，写下此文，以正视听。
文章摘要中所列的观点，将在后续的“再论庚款办学彰显美国善意---答读者书”和“庚款办学的历史事实不容歪曲---与大陆史学界商榷”等两篇文章中得到更详细的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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